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

五、佛教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李崇峰从天竺寺塔出发，从佛教考古的角度，对西域洞窟、入华佛教寺院遗址的诸多方面发隐钩沉，勾勒了佛教从印度到中土的历史进程（李崇峰《佛教考古：从印度到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

李裕群对山西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考证研究，认为大佛山摩崖造像是建州境内开凿年代最早的佛教造像，是“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李裕群、LiduYi《山西高平大佛山摩崖造像考——“云冈模式”南传的重要例证》，《文物》3期）。

2012年，邺城北吴庄佛教造像资料公布以后，邺城地区佛教遗存的研究成为邺城考古的一大重要领域。何利群总结概括了邺城周边地区佛教石窟和造像出土的研究情况，重新强调了北吴庄造像埋藏坑发现的意义；结合区域调查和矿物学分析，认为邺城地区出土的青石和白石造像可能来自邺城南部山区（何利群《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的探索》，《华夏考古》3期）。

中日学者合作重新整理了包头博物馆北魏怀朔镇佛寺遗址的出土遗物，并与思远佛寺遗址、思燕佛图遗址进行比较研究。从瓦当样式看，怀朔镇出土的双瓣莲花纹瓦当有两种样式，Ⅰ式瓦当大致时代相当于平城建造明堂的太和十五年（491）；Ⅱ式瓦当为新样式，形制接近于洛阳永宁寺瓦当，应是迁洛以后制作。出土泥塑像的样式，以通肩大衣的如来像、菩萨像居多，其样式与云冈石窟二期接近。结合瓦当样式，怀朔镇佛寺遗址的年代当为洛阳之前较为妥当。关于怀朔镇佛寺遗址的性质，考虑到其塑像接近于方山思远佛寺、朝阳思燕佛图，其建设可能与皇权的介入相关（谭士俊、姜涛、杨君、冈村秀典、向井佑介《北魏怀朔镇佛寺遗址研究》，载内蒙古博物院等编《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

佛教的东渐与北传需要一个过程，根据文献记载公元345年前燕慕容皝于朝阳龙城立龙翔佛寺，学界大致认可此为佛教进入辽西及东北地域的触点。宋玉彬从考古学角度出发，利用新考古材料，对佛教进入图们江流域的时间进行了论证。首先，确定了图们江地域发现早期高句丽佛教遗存的可能性，并对该流域内出土瓦作产品的遗址进行筛选和对比研究，区分出三燕和高句丽时期的瓦作产品；进而以河南屯寺庙址为切入点，认为该遗址为一处渤海早期的寺庙遗址，而杨木林子庙址的始建年代则或可追溯到高句丽时期，古城村1号庙址则有可能在国内城为都时兴建。由此，作者基本厘清了图们江流域佛教铺陈的态势，在考古类型学的具体运用上有借鉴意义（宋玉彬《试论佛教传入图们江流域的初始时间》，《文物》11期）。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高句丽，学界历来观点不一致。王飞峰通过对中国与朝鲜半岛文献的系统梳理，结合目前高句丽佛像的发现情况，认为佛教在东晋太元末期（390~396）传入高句丽地区，冬寿墓出现的莲花纹是对辽西地区壁画素材的重新整合，与佛教传入高句丽并无关系（王飞峰《佛教传入高句丽时间考》，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对吉林省珲春市古城村1号寺庙址出土遗物进行了整理，有大量的石质佛教造像，以及不同类型的建筑板瓦、筒瓦等。宋玉彬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遗物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整理，结合周边其他遗址相关遗物，剖析了1号寺庙址出土遗物中间存在时代和风格上的矛盾之处，初步给出了这些问题形成的背景原因。其依据出土佛教造像的性质特点，推断寺庙址的年代至迟不晚于渤海国建国初期，而其一侧的温特赫部城址始建年代可以早到高句丽时期。1号寺庙址的断代确定的意义，在于该寺庙成为图们江流域现已确认年代最早的佛教寺院（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等《吉林珲春古城村1号寺庙址遗物整理简报》，《文物》11期）。

六、边疆民族与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的发现与研究

（一）边疆地区

自20世纪90年代田立坤提出“三燕文化”的概念以来，三燕文化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吴珍锡将早期鲜卑和三燕文化的陶器对比分析，论证了以“鲜卑慕容部”为主体的东部鲜卑从游牧模式向定居农业转变的过程（吴珍锡《三燕墓葬随葬陶器组合的演变及其反映的社会形态转变》，《北方文物》3期）。

高句丽政权地处东北边陲，存续时间超过七百年，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就开始了高句丽的考古学研究。因而，对高句丽多年来的考古学研究有必要进行系统的回顾，吉林省在这一方面凭借地缘优势取得了显著进展。

华阳梳理了近年来吉林省内学者在高句丽方面的研究成果，指出高句丽的研究呈现出逐步细化、深入的趋势，同时也分析了学者们目前在此方面研究的问题所在，并提出了解决的相应措施（华阳《吉林省高句丽研究综述》，《东北史地》3期）。

高句丽的墓葬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积石墓和封土墓。多年的研究基本确立了积石墓向封土墓转变的时代趋势，而这一趋势的节点何在？学术界众说纷纭。赵俊杰以集安地区两座积石壁画墓（山城下1405、1408）的时代为中心，探索了高句丽晚期积石墓向封土墓转变的考古学图景。文章拟定了一条高句丽新旧墓制过渡时期的发展脉络，基本廓清了其演变特征（赵俊杰《集安地区高句丽晚期积石墓的探索——以两座积石壁画墓的时代为中心》，《考古与文物》2期）。

东北地区高句丽王陵的确认一直是学术热点，近年来高句丽王陵调查报告出版，一批考古新资料得以公布，尤以出土的“辛卯年好太王崚造铃九十六”铭文的铜铃引人注目。赵俊杰、马健从铜铃研究出发，否定了关于太王陵墓主为“广开土王说”，指出该铜铃是广开土王在位之时制作用以祭祀其父故国壤王的；由此，太王陵应为故国壤王的陵墓，而将军坟则应是广开土王的陵寝（赵俊杰、马健《高句丽太王陵墓主“广开土王说”的反思——出土铭文铜铃再研究》，《考古与文物》3期）。

好太王碑面世以来，相关研究成果众多。赵俊杰从碑文中关于“十四年甲辰”的纪事中发微钩沉，首先确定该年纪事中“和通残兵”，是记载了广开土王十四年（404）倭人联合百济入侵带方郡故地之事。从史料价值方面，该记载为考证汉人前往日本的经过提供了线索和证据。通过考古材料与文献的互证，赵俊杰认为公元4世纪末叶，百济势力一度到达当时的带方郡，甚至向北到达乐浪郡。在考古学材料上，汉人砖室墓数量急剧下降，说明这一地区汉人社会发生了巨变。而好太王碑记载的倭人入侵时间极有可能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战争的结果开启了大量汉人“渡来人”到日本地区繁衍生息的序幕（赵俊杰《四、五世纪之交带方故地汉人集团的动向新证》，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二）中外文化交流

入华粟特人的墓葬是中西交流的研究热点之一。马晓玲总结了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入华粟特人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状况，梳理了2000年以来此项专题研究的总体发展态势和研究脉络，同时指出了研究过程中出现的学术偏差（马晓玲《中古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3期）。

贾发义分别从交通、商业、政治、民族特点等方面探讨了中古时期粟特人移入河东的原因，近年来山西地区大量出土的粟特人墓葬为研究粟特人分布区域提供了重要考古依据（贾发义《中古时期粟特人移入河东的原因及分布初探》，《中华文史论丛》1期）。

李瑞哲对北朝至隋唐时期入华粟特人墓葬石质葬具图像的分析认为，粟特人墓葬图像内容应该是粟特人起居生活的真实写照，考虑到图像内容的高度相似性，当年应该存在共同的图像范本（李瑞哲《对“图像程序”的重新认识——入华粟特人石质葬具图像所表现的共同主题》，《敦煌学辑刊》1期）。

交叉步葬式是北魏时期一种特色的葬式，马燕经过归纳总结交叉步葬式的时代主要为4世纪后半至5世纪前半期。作者还将内陆欧亚西部斯基泰—萨马尔特时期的交叉步葬式、欧亚草原中世纪早期的交叉步葬式资料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早期的交叉步葬式可能与咸海、新疆及里海北岸活动的塞人相关，而北魏时期交叉步葬式可能与北高加索早期阿兰遗存、南哈萨克斯坦阿雷西流域的文化遗存有直接关联（马艳《北魏与内陆欧亚西部交叉步葬式》，载内蒙古博物院等编《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

2015年10月，“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暨中蒙联合考古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召开。会议主要围绕“中蒙联合考古最新成果”“草原游牧民族文化与艺术”“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古代游牧民族丧葬习俗、祭祀仪式及都城研究”4个主题展开。忍冬纹的纹样起源于地中海地区，后在西亚、中亚地区开始流行。中国与会学者程鹏飞对北魏中后期的忍冬纹进行了综合研究，从宁夏固原北魏漆棺墓、司马金龙墓、伊和淖尔M3中的忍冬纹来看，体现了当时儒释道等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同时明显感受到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并而未合、汇而未融的文化气息（包桂红、程鹏飞《“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暨中蒙联合考古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草原文物》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