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社会情况非常复杂，一前一后各有一个强大的统一王朝时期，前者秦汉王朝时期，奠定了以汉文化为主体的王朝格局；后者隋唐帝国时期，铸就了以中国为核心、华夏文明为传统的东亚秩序文明圈。三国魏晋南北朝夹在两个大统一帝国时期之间，处在一个相当漫长的战争与分裂时期。这一时期中原扰攘、神州芜秽，历史事件千头万绪，文化面貌多元杂糅，各方面的文化因素在东亚大陆的核心地带相互融合、碰撞、裂变。战乱造成人口大面积、大范围地移动，晋室衣冠南渡、胡族逐鹿中原、西域宗教信仰纷至沓来，直接导致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呈现出万千星斗竞相辉映的局面。

2015年，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显著。中原地区的大型遗址，作为都城的不同时间段的帝国核心，有着学术价值可观的重要发现；一般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大面积开花，成果卓然；在边陲地区，跨文化地域的考古发掘，为研究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互动提供了珍贵的研究素材。

研究方面的收获，主要体现在对以往构建理论的不断探索和深化，使之进一步丰富或改进。第一，在都城考古方面，都城制度的研究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进展，逐步对以往的认识有所调整、纠正或者重新定义。第二，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与其社会一样正处在一个变革时期，自俞伟超先生提出“晋制”说以来，学界多承其衣钵，在材料逐步丰富的基础上踵事增华；尤其近年来学者们开始重新思考“晋制”理论的内涵，以齐东方先生为代表，对其理论在更深层次进行阐发。第三，社会在动荡、文化在碰撞、思想在激荡，多元文化的融合交汇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的重要特色，以丝绸之路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成果显著增加，研究视野扩展到整个东亚大陆，乃至与中亚、欧洲腹心地带的比较。第四，有别于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考古有一个重要的学科分支——墓志研究，作为一大亮点其研究逐步深入，从原有的经史互补的研究习惯中逐步突破出来，谱牒世系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墓志研究不再满足于两重证据法的研究现状，开始向史学史方面挺进。第五，与其他领域一致，这一时期的考古学研究方法也大量引进了各种科技手段，技术考古在其中多有贡献，诞生了一大批喜人的成果。

一、都城和其他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一）都城遗址

从年代上讲，三国魏晋南北朝自曹丕禅汉代魏开始，至北周覆亡隋朝建立，凡361年。其间累计建立政权29个，不同等级的都城遗址分布在不同区域。北方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后，不约而同地彰显其国统正朔之诉求，这个时期进入一个蔚为壮观的造城运动时期。都城制度在这场运动中不断地被探索、被定型，成为研究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讲，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城考古将是中国古代都城考古的一个重要节点。

2015年度出版的徐苹芳《中国城市考古学论集》中，徐苹芳先生强调了古代城市考古学与古代史之间密切的关系。而城市考古中最重要的环节，则是都城遗址的考古。

1.汉魏洛阳城

在河南洛阳汉魏故城太极殿遗址发掘的基础上，北魏宫城太极东堂遗址又有新的发现，明确了东堂殿基的规模范围、形制布局、建筑时代以及其与主殿太极殿的关系。此次发现与之前发掘的太极殿主殿台基，共同构成了魏晋至北魏宫城中最核心的宫室建筑群，确定了太极殿主殿与太极东、西堂东西并列三殿的总体格局，完善了对该建筑群建造与沿用时代的整体认识。太极殿主殿与东堂台基的时代序列大致相当，其始建年代均可上溯至三国曹魏时期；迨至北魏沿用其主体格局，并有所改建；北魏分裂之后，洛阳城顿成废墟，到北周宣帝时期，对该建筑群又进行了大规模改建，但据发掘情况结合文献记载，此次改建并没有完成。综合分析，太极殿及太极东堂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汉魏洛阳城的宫城形制演变和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提供了重要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城队《河南洛阳市汉魏故城发现北魏宫城太极东堂遗址》，《考古》10期）。

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座“建中立极”的太极殿，其主殿与东西堂东西并列的形制布局，以及太极殿为大朝、太极东堂为常朝的宫室制度，均创始于曹魏时期，影响了后世诸朝的宫殿样式和形制；从太极殿的发掘收获，再回溯到此前十余年该城宫城南区的考古工作，基本上确定了曹魏至北魏以宫城南门阊阖门为起点、经由二号和三号宫门至太极殿的宫城轴线，为进一步探索中国古代都城的单一宫城形制和“五门三朝”制度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基础资料。

以往对北魏洛阳外郭城里坊曾有过较多复原研究，郑君雷通过考古与文献资料再次进行了探讨，主要从坊里、道里、营建里几个概念的尺度出发，对目前郭城东西墙复原中的问题进行了辨析，由此进一步厘定了东郭城以及建春门诸石桥的位置关系，同时认为南郭城过洛河存在有规划的里坊，记载的320坊当为规划数，而220里则是实有里坊数（郑君雷《北魏洛阳外郭城复原研究的初步检讨》，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2.六朝建康城

王志高将其多年来江苏南京六朝建康城考古研究的论文结集成册，总结和回顾了六朝建康城考古发掘的心路历程，许多论文对六朝建康城的建制、布局、城市建设等有较深入的研究，基本复原了六朝都城——南京的风貌（王志高《六朝建康城的发掘与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

江苏六朝史研究会组织的“六朝建康城东方大都会”国际高层论坛，是研究六朝建康城的学术盛会，张学锋对会议发言进行了总结（张学锋《“六朝建康城东方大都会”国际高层论坛会议总结》，《南京晓庄学院学报》7期）。

楼劲认为经过历史、考古学者的不懈努力，六朝建康城的研究已经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他对建康城的四至提出了自己的研究角度，认为从建康城礼制建筑遗址的文献记载出发，进一步细化建康宫、城方位的参照系；同时还对建康城的朝向问题提出了个人见解（楼劲《六朝建康城研究的新阶段》，《南京晓庄学院学报》7期）。

日本学者佐川英治基于近年建康城的考古工作，首次对建康城和日本藤原京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提出了六朝江南文化的新论点（[日]佐川英治《六朝建康城与日本藤原京》，《南京晓庄学院学报》7期）。

张学锋在对六朝建康城研究基础上，以建康城为中心，旁及曹魏邺北城、北魏洛阳城、东魏北齐邺南城、隋唐长安城，指出这一时期出现的“中世纪都城”的形制特点。都城经过严格规划，坐北朝南；宫城位于中轴线北端，衙署位于宫城之南，里坊构成的外郭城三面包围宫城；宫城以北设立禁苑。认为中世纪都城是中国传统都城制度与草原文化结合的产物（张学锋《所谓“中世纪都城”——以东晋南朝建康城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8期）。

3.邺城

牛润珍《古都邺城研究——中世纪东亚都城制度探源》（中华书局），系统讲述了邺城的历史变迁和都城制度对东亚都城的影响。

4.统万城

在陕西靖边县统万城的一南一北，分别发现一组大型夯土基址，均在距离城址2千米~3千米以外。统万城以南的夯土基址由3个方形夯土台基组成，边长36米~37米；夯土台基有着巨大的地下夯土基础；夯土台基外有一周围墙。城北的夯土基址也由3个夯土台基构成，2个圆形台基、1个方形台基。发掘者认为上述夯土基址的性质可能与赫连大夏国的祭祀习俗相关（《榆林考古接连有重大新发现》，《榆林日报》10月30日）。

5.国内城

吉林集安市国内城遗址是高句丽时期的第二座王都，也是高句丽都城史上历时最久的平原城址。赵少军分析国内城城垣北墙遗迹东北墙角的剖面，认为国内城的北墙及东墙局部，在高句丽时期存在一次大规模的补修，其最大特征是在城垣内侧完成（赵少军《国内城城墙修筑问题探讨》，《东北史地》2期）。

6.其他皇家遗址

在都城遗址之外，研究者将视野拓展到都城以外与皇家功能息息相关的建筑遗址。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武川县榆树店古城的考古调查结果认为，该古城应该是北魏阴山行宫广德殿遗址（张文平、袁永春《考古调查确认北魏阴山行宫广德殿旧址》，《草原文物》1期）。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坝顶圜丘遗址的考古调查显示，遗址底层为长方形夯土台基，其上有三层圆形台基，认为该遗址是附属于北魏行宫阿计头殿的祭坛遗址［袁永春、张文平《呼和浩特市大青山坝顶圜丘遗址性质初探》，《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36卷5期］。

（二）城镇及其他遗址

城市考古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的重要内容，除洛阳、建康等都城遗址外，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及研究视角的拓宽，地区性城镇邑聚遗存也成为研究的重要方面，尤其区域考古调查方法的使用，使得一些重要遗址重见天日。

严辉通过文献和考古调查结合的方法，对河南伊洛河流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城、古聚落进行了全面梳理，析出《水经注》古城邑聚记载凡83处、《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凡84处，勘核后确定约122处。认为该区域内都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清楚，但是郡县、乡亭、聚邑、坞垒、关津等资料尚不明晰。对比考古调查与发掘的29座古城邑资料，认为考古工作还有深入的空间，建议设立课题解决（严辉《伊洛河流域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古城、古聚落汇考》，载本书编委会编《庆贺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作为地方性城址的代表，江苏扬州市蜀岗上古代城址资料的公布，确证了六朝时期广陵城的存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广陵城经历数次兴废，而考古资料却一直暂付阙如，2015年度扬州城的考古工作是一大突破。其北城墙东段夯土墙体的发掘解剖，发现的六朝时期夯土最高残存1.2米，是在汉代夯土城墙内侧加宽1.7米形成；而唐代夯土则又是在六朝及以前墙体之上两侧增筑加宽而成。六朝广陵城城垣地望的确定，为下一步全面考察六朝广陵城提供了重要线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京博物院、扬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扬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1999~2013年）》，科学出版社）。

汉唐蓟城是今天北京城市的源头，近年不断有新的发现。胡传耸对近年来北京地区汉唐蓟城考古工作进行了回顾，考古发现的蓟城城垣之下叠压着东汉时期的墓葬，可以确定蓟城的年代不早于东汉，很有可能是魏晋至隋唐时期的蓟城遗存。随着西晋华芳墓志和其他唐代墓志的出现，魏晋至隋唐时期蓟城的位置、规模也基本已经确定下来（胡传耸《北京汉唐考古回顾与展望》，《北京文博文丛》2辑）。

在辽宁沈阳市老城区地下，埋藏着一座古城——宫后里古城，以往学者一致认为其与《汉书·地理志》中辽东郡的侯城县相关。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不断考古发现有关古城的详细信息。考古工作者基本上确定了这座古城的四至范围，结合勘探发掘资料，认为宫后里城址始建于战国中晚期，东汉中晚期至魏晋时期兴盛，魏晋之后基本废弃（赵晓刚、姜万里《沈阳宫后里城址刍议》，《东北史地》2期）。

四川芦山县姜城遗址是一座汉魏时期的古城遗址，近年来陆续出土一些经过改用的残碑，分别是《杨君之名残碑》《赵仪碑》《“十四年”残碑》。郭凤武等对新近出土的《故府张君之碑》考释研究，认为碑主人应该是东汉晚期到三国蜀汉时期，曾官至蜀汉云南太守的汉嘉人张休；结合其他残碑的情况，研究者认为这些残碑是延熙十一年（248）被重复利用于筑城（郭凤武、吴伟《四川芦山县姜城遗址新出土〈故府张君之碑〉初探》，《四川文物》6期）。

唐际根等对江西萍乡县芦溪古城考古勘察，古城平面呈不规则近圆形，总面积约15万平方米。墙垣宽度为18米~20米，系红色土堆筑于地面之上，内夹大量砂石。调查者认为古城的年代很可能早至三国时期，并将该古城与孙吴时期修建的萍乡县城联系起来（唐际根、邹松林、常淑敏《江西省萍乡芦溪古城勘察简报》，《南方文物》4期）。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策勒县斯皮尔古城的考古工作又有新的发现，古城平面呈矩形，年代约为魏晋时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新疆策勒县斯皮尔古城的考古调查与清理》，《考古》8期）。

日本学者关尾史郎综合甘肃高台县境内的古墓群、画像砖、出土简帛以及分布的古城址等考古资料，提出了发展“高台学”的学术呼吁。认为高台地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对于了解河西地区的历史文化构成有重要意义。同时指出，魏晋时期在此建立的建康郡居住着粟特人，这里成为他们前往内地的中转站，这对从城址考古研究角度探索东西方文化交流有着重要的意义（［日］关尾史郎著，王蕾译《高台研究的成果和意义——推进“高台学”》，《河西学院学报》31卷1期）。

魏坚《牛川古城与北魏六镇》的报告，介绍了近年在内蒙古考古调查发现的一些古城，有四子王旗库伦图城卜子古城、察右中旗土城子乡元山子古城、达茂旗希日穆仁城圐圙古城和察右后旗克里孟古城，而克里孟古城应该就是牛川古城。同时还结合文献以及周围军镇的设置，认为克里孟古城在北魏帝国的军事防御以及皇帝北巡中扮演重要角色。韦正介绍了河北尚义土城子古城的调查收获，认为该城址是北魏北部边疆东部地区最大的城镇遗址，推测为六镇中的柔玄镇（包桂红、程鹏飞《“草原游牧民族与丝绸之路暨中蒙联合考古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草原文物》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