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

三、专题研究

（一）陶瓷器

北朝城址的建筑遗迹中，陶制砖瓦占遗物的绝对数量，对砖瓦的专题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分支。朱岩石通过对北朝时期出土陶瓦的观察，重点分析了这一时期陶瓦制作技术的发展演变过程（朱岩石《北朝陶瓦制作技术考古学研究》，载本书编委会编《庆祝徐光冀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邯郸市临水镇发掘一批瓷窑遗址，时代从北朝一直到元代。北朝时期窑址遗存有原料池1座，出土了具有明显北朝晚期特征的青瓷，通过与北齐高润墓比较，发掘者认为该遗迹时代上限可以早至北朝晚期、下限不晚于隋代（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等《河北邯郸临水北朝至元代瓷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8期）。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对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的调查发掘，为探明南方地区早期越窑的时代序列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发现三国西晋时期窑址60余处，揭露了3条半地穴式长条形斜坡状龙窑，由火膛、窑室、排烟道组成。从结构、装烧技艺和出土产品观察，这3座龙窑代表了东汉、三国、西晋时期较完整的发展序列（郑建明《浙江上虞禁山早期越窑遗址的调查与发掘》，《中国文物报》2月27日）。

耿朔初步探索了北方地区出土西晋瓷器的主要特征，几乎均系日常实用器，而几乎不见随葬明器。通过与南方地区西晋瓷器的比较，认为绝大部分北方瓷器来自长江中下游的窑厂，沿水路上溯，南瓷北运的主要市场是首都洛阳以及水路沿线城邑。考虑到西晋瓷器在北方墓葬中并不是主要的明器，推测在北方地区可能是社会生活中的奢侈品（耿朔《北方地区出土西晋瓷器初探》，《故宫博物院院刊》3期）。

近年来，一系列考古新发现引发北方早期瓷器的讨论方兴未艾，其中有一些重要研究，诸如白瓷起源问题在学界争议颇多。刘未利用北朝纪年墓出土的瓷器建立了北朝瓷器序列，并将窑址、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型瓷器移入序列。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将大量北朝瓷器的来源指向南方地区尤其是长江中游的洪州窑、岳州窑产地。刘未在文中还对目前学界在北朝瓷器的生产时间上推断过早等问题表达了见解（刘未《北朝墓葬出土瓷器的编年》，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二）丝织品

丝织品自先秦时期出现，成为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化的象征。对于古代丝织品的制作技术等方面的研究，有赖于考古发现中丝织品的种类。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是古高昌时期的墓地，从1959年第一次发掘至今共发掘墓葬473座，墓地延续时间从三国时期一直到唐代中期，出土的大量精美丝织品为学界广泛关注。达瓦加甫·乌吉玛对墓地出土丝织品的纹样特征进行了归纳研究，总结了出土丝织品的种类有锦、绮、绢、缣、纱、刺绣、夹缬、绞缬、缂丝、绨、缯、绫、罗等，并对各个时期的种类进行分期。墓地第一期即从西晋到高昌国时期，丝织品纹样较少，主要为中国传统纹样：回纹、菱形纹、禽兽纹；同时开始吸收西域中亚的纹饰图案，从墓地丝织品纹样分析中发现数量最多的是联珠纹、植物纹和动物纹。这些有着异域风情图案的丝织品出现在汉文化为主体的高昌地区，体现的是这一时期该地区中西交流的繁盛。此外，还讨论了纹样中反映的宗教因素（达瓦加甫·乌吉玛《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出土丝织品纹样特征探讨》，《北方民族考古》2辑）。

（三）铜镜

2014年，洛阳地区出土了一面三角缘神兽镜，这是继2006年、2007年以来洛阳地区出土的第三面同类型铜镜。虽然出土地点不明确，但是文章甫一公开，在日本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张懋镕先生在之前研究基础之上，认为该铜镜是典型的三国时期魏式镜，铜镜上的直柄单层笠松纹、直柄双重叠笠松纹，从未在中国境内出土，而洛阳地区接连出土此类型铜镜，昭示着其有可能成为日本出土三角缘神兽镜的源头（张懋镕《也谈新发现的洛阳三角缘笠松形神兽镜》，《中国文物报》4月24日）。

（四）金器

魏晋十六国时期，活跃在东北亚地区的多个族群在文化面貌上高度发达，创造出璀璨的三燕文化。田立坤以三燕文化的金器为中心，对东北亚地区3~6世纪黄金制品的共性进行分析。其分别对三燕文化金器，还有新罗、百济、伽耶金器，包括倭国金器，各自分类。认为从早到晚的年代序列是：三燕—高句丽—新罗、百济、伽耶、倭国，由此确定了东北亚地区3~6世纪黄金制品经历了从辽西到辽东、朝鲜半岛、日本依次传播的过程。同时，高句丽金器的来源或来自扶余，三燕文化的金器可能对其工艺制法产生过影响（田立坤《东北亚三至六世纪的黄金制品》，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四、墓志、简牍、铭文等出土文献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石刻墓志、刻铭砖以及其他一些材质的文字资料。这些文字材料的研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研究的最大特色，其作为地下出土文献不仅能够指明墓葬的时代、性质，还可以获得一些依靠考古手段无法获知的其他信息，同时对于既有传承文献也具有补充及研究的作用。

（一）墓志

墓志的研究功能并不仅仅是比勘史料，有学者认为墓志更是一种既能独立但并非孤立的史学考察对象。将墓志作为独立的考古学材料来研究，客观地建立起独立于史料之外的时空关系。研究途径的另辟蹊径，使得墓志的研究不至于沦为史料文献的附庸。

陈爽通过文本分析和图版对照，判定大量魏晋南北朝墓志直接抄录了墓主家族谱牒，并对谱牒残章做了辑录和格式复原。这一研究，可以视为魏晋南北朝历史考古的一次重新发现（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学林出版社）。

骆鹏考释了南京出土的南齐王珪之的墓志，王珪之属六朝琅琊王氏家族，在礼学方面有较高的造诣。王珪之墓志的出土，对南朝墓葬的断代分期和六朝士族家族墓地的分布都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骆鹏《南京出土南齐王珪之墓志考释》，《东南文化》3期）。

西魏时期的纪年墓葬十分罕见，其价值不言而喻。赵强就西安地区出土的2座西魏纪年墓深入研究，2座墓葬分别是大统五年的姬买勖墓和大统十二年的邓子询墓。作者参考以往发现的侯义墓、谢婆仁墓、舒洛平墓，分别就西魏时期的职官制度、乡里制度进行了详细分析（赵强《西魏两座纪年墓葬及相关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4期）。

徐冲从洛阳地区新出土北魏广阳王元渊墓志出发，探讨了元渊之死和北魏末年的政局（徐冲《元渊之死与北魏末年政局——以新出元渊墓志为线索》，《历史研究》1期）。

幽州刺史墓是1976年朝鲜考古工作者在朝鲜半岛发掘的墓葬，对于该墓墓主的身份，朝鲜、韩国、日本、中国的学者研究分歧较大。孙泓通过对墓志的考释，认为该墓墓主幽州刺史镇不应是南燕桂林王慕容镇，而应该是前燕慕容暐时期某任名字为“镇”的幽州刺史；同时还推定了高句丽灭辽东的时间（孙泓《幽州刺史墓墓主身份再考证》，《社会科学战线》1期）。

北周武德皇后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突厥族皇后，朱振宏在前人考释基础上，对武德皇后墓志重新研究，分析了武德皇后阿史那氏进入中原以后的荣衰情形（朱振宏《北周武德皇后墓志考释研究》，《唐史论丛》20辑）。

（二）简牍

20世纪以来，新疆地区出土了大量佉卢文简牍，杨福学通过这些简牍研究了魏晋时期鄯善国的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等诸多方面，为重新构建鄯善国经济史奠定了坚实基础［杨福学《佉卢文简牍与鄯善国经济史的构建》，《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期］。

出自尼雅遗址编号为Kh��677的佉卢文木牍文书最早由英国学者发表，文俊红、杨福学通过研究，对鄯善国妇女拥有土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文俊红、杨福学《佉卢文书所见鄯善国妇女土地问题辨析》，《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期］。

自1996年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出土以来，相关资料陆续得以刊布。徐畅就此进行了简单总结和回顾，其将吴简的整理工作视为新世纪汉晋简牍最伟大的功绩之一。与竹简的整理研究同步，竹、木牍的整理有着可观的进步，即将出版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木牍》单行卷收录吴简木牍凡376枚。作者稽核了近年来已经刊布的吴简中的木牍资料，从木牍分类、功能差别、书写材质的变化等方面，认真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木牍研究的现状（徐畅《走马楼吴简竹木牍的刊布及相关研究述评》，《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31辑）。

戴卫红分别就长沙走马楼出土的三国吴“贷食”竹简和韩国扶余地区出土的7世纪百济时期“佐官贷食记”木简进行研究，从形制、内容、字形方面分析，二者之间既有不同，又有联系，这应该是与百济和东晋南朝各代政权的友好交流密切相关的（戴卫红《中、韩出土“贷食”简研究》，《中华文史论丛》1期）。

凌文超注重从考古发掘的现状出发，综合利用走马楼吴简在考古发掘整理过程中的各类客观信息，对走马楼吴简中有关孙吴临湘县库钱账簿体系进行复原和整理研究，他的方法不啻为对考古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凌文超《走马楼吴简库钱财簿体系的整理复原与研究》，《考古学报》2期）。

张传官、杨金东对浙江萧山老虎洞南朝墓出土的墓砖铭文进行了分类研究，一类是“宋景平元年太岁癸亥七月许作”；另一类是“会稽永兴西乡相藏里许督自书之”。作者认为砖铭内容为墓主自定，应是墓主生前就已经制作好的，而其同姓亲友负责其墓砖的制作过程。砖铭中出现具体的乡里名称，为研究南朝时期萧山地区乡里制度有着重要价值（张传官、杨金东《谈杭州萧山区南朝墓M1新出墓砖铭文》，《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9期）。

刘卫鹏对甘肃骆驼城遗址出土的前秦“建元廿年”棺板题记进行订正和考辨，校正后的题记是：“建元廿岁，太岁在申，十二月廿三日壬申，（直）危，葬时天地鼎峙，陇道断绝二年”。作者从题记内容出发，发现了前秦建元二十一年“陇道断绝二年”的记载（刘卫鹏《甘肃高台前秦“建元廿年”棺板题记辨正》，《敦煌研究》1期）。

（三）其他铭文

吴浩军收集了河西走廊地区出土的镇墓文60余则，并逐一进行考释和文字校勘，为研究河西地区魏晋十六国时期丧葬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吴浩军《河西镇墓文丛考（三）》，《敦煌学辑刊》1期）。

贾小军对敦煌地区出土的10份有关“薄命早终”的镇墓文进行研究。认为其书写的基本意图在于隔绝生死，为生人除害；相关内容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神鬼观念、人们对生命概念的理解，以及生者对死者的处理细节等问题（贾小军《魏晋十六国敦煌“薄命早终”镇墓文研究》，《社会科学战线》3期）。

陈鸿钧整理了广州地区西晋时期的铭文砖资料，对其中“永嘉”年间的铭文砖展开了深入分析。这些铭文砖除广州地区有发现以外，在粤北之韶关、连州，广西梧州等地区均有发现，认为这些铭文砖反映了北人南迁安居乐业的宏大史事。而铭文砖中“永嘉世，天下荒，余广州，平且康”中“广州”一词是出土文物中首次出现（陈鸿钧《广东出土西晋“永嘉”铭文砖考》，《广州文博》8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