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考古

二、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一）“晋制”的有关讨论

囿于文献，传统考古学在研究之初就会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影响，认为所谓的“晋制”就是“薄葬”的代名词。这一点，从俞伟超当年将单室墓作为“晋制”的主要因素考量，应该就是产生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之下。然而，作为一个大时间段内的墓葬制度理念，如果仅仅用薄葬来解释，显然不够完善。

齐东方在关于“晋制”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中，深刻剖析了构成“晋制”内涵的四个概念：丧葬观念、丧葬习俗、丧葬礼仪、丧葬制度。同时认为晋制的存在与否，应该从这四个要素的动态形成过程来观察。曹魏墓葬的不封不树首开先河，西晋墓葬承其流风，衣冠南渡之后，以中原为正朔的东晋王朝继承了北方墓葬制度；由此可以确定，魏晋时期由于上层观念的转变，使得原有的丧葬观念受到冲击动摇；原来东汉时期前堂后室的墓葬形式发生了改变，原有的横前堂被祭台代替，表明了丧祭礼仪的转变；汉代墓葬中习见的日用品组合，在魏晋时期逐步向祭奠仪式感强烈的用器过渡；牛车、陶俑、仪仗组合成为两晋墓葬的普遍风尚，并逐步被社会各层面接受，进而形成群体记忆而被固化成为一种习俗。至于习俗如何确定成为礼仪和制度，作者引述了大量文献加以佐证，从概念方面为“晋制”的研究构建了一个完善的制度体系（齐东方《中国古代丧葬中的晋制》，《考古学报》3期）。

作者之所以剖析“晋制”的内涵与外延，应该是对于目前学术界对“晋制”理论滥用的反思。而事实上，魏晋时期之后的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陆沉、战乱频仍，草原、西域、宗教的因素大量注入墓葬文化之中，墓葬制度在这两个时期的巨大变化，更应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多元化的墓葬文化则更可能是影响隋唐墓葬制度的源头。

刘振东对晋制的探讨，认为就墓制而言，曹魏制度是对汉制的颠覆，而晋制则是对曹魏制度的继承和改造。其主要从坟丘墓即封土墓葬的角度出发，对汉魏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制度，尤其是墓葬等级制度进行归纳综述。其将魏晋时期归结为中国古代坟丘墓的衰落期，从地面设施、墓葬形制以及随葬品三个方面对曹魏时期的墓葬加以论述。认为地面设施“不封不树”，是曹魏墓制与两汉时期墓葬制度最重要的区别。从墓葬形制方面比较，曹魏时期的墓葬埋藏较深、墓葬规模变小、墓内装饰趋于简单化，平面形状发生些许变化（刘振东《冥界的秩序——中国古代墓葬制度概论》，文物出版社）。

值的肯定的是，其认识到曹魏与西晋墓葬之间的不同，同时将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的墓葬分别定义。显示了在其研究过程中，认识到这一个历史大时期内，各个时间段、不同地域墓葬文化所体现的不同面貌。也就是说，所谓的晋制是一个不断嬗变的动态进程。

霍巍对晋制的探讨，不仅局限在墓葬内，研究的触角已经伸到了墓葬周边。其通过分析六朝墓葬外神道瑞兽形象的演变规律，进一步阐述了墓葬从“汉制”到“晋制”的转变机理。其中六朝墓葬神道石刻瑞兽的出现，与汉代开始出现的城门、宫门、墓门的守护性石兽应该有所关联；而汉代的石兽可能与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西方”文化因素的影响有关。而六朝狮子图像进入墓室内部，与地面石兽相互呼应，形成从外到内、由表及里的一套瑞兽系统，这一研究是对“晋制”特点的重新阐发。这种新特征是对汉代“四神”传统的革新与嬗变，其是在传统基础之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在当年俞伟超先生提出“晋制”理论的基础之上，霍巍认为“晋制”的探讨，除了墓葬形制的演变之外，亟待从更多方面加以考量（霍巍《六朝墓葬装饰中瑞兽的嬗变与“晋制”的形成》，《考古》2期）。

（二）帝王陵墓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1.三国曹魏陵墓

2009~2010年，曹休墓的发掘为了解曹魏时期贵族墓葬的排列布局提供了标尺性的依据，严辉在其基础上与曹魏高陵横向对比研究，认为曹休墓的发掘有助于解决曹魏帝陵的问题，继而表明对文帝首阳陵地望的倾向性意见——可能在河南偃师市邙岭乡赵坡村附近。耿朔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出发，通过对“首阳山”和“乾脯山”古今地望及名称的辨析，对首阳陵的相对位置进行了研究。认为曹魏主陵区不同于西晋帝陵在首阳山以南，应该在首阳山主峰以北地区寻找（耿朔《首阳山小考——兼谈魏文帝首阳陵位置问题》，《北方民族考古》2辑）。

2.六朝陵墓

江苏南京市栖霞区狮子冲发掘了2座南朝大型砖室墓，墓葬位于象山南麓，东西并列，均坐南朝北，墓坑间距仅10米，墓室规模庞大。据调查和勘探，两墓与狮子冲的神道、石兽、陵垣共同构成一座完整的陵园。根据两墓封土之间的叠压关系判断，M1的营建年代晚于M2。墓室砖壁上均发现拼接整齐的砖印壁画，其中1号墓的“竹林七贤”砖印壁画在全国范围内罕见。2座墓葬中出土砖上的纪年分别是中大通二年和普通七年，发掘者认为2座墓葬的墓主分别为梁昭明太子（M1）及其生母丁贵嫔（M2）（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栖霞狮子冲南朝大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4期）。

此两座墓葬的发掘，纠正了学术界长久以来认为狮子冲神道石兽为宋文帝长宁陵，或者陈文帝永宁陵列置的学说，同时也验证了王志高之前对这两座大墓墓主身份的研究推测。

许志强、张学锋对狮子冲南朝墓主身份的判定进行了详细阐述，总结了前人关于狮子冲石兽及墓主身份的研究，同时结合对墓葬形制规模的考察与比较研究，认为狮子冲南朝墓与此前发掘的甘家巷6号墓、老米荡梁墓等栖霞山地区南朝墓葬基本相同，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南朝中晚期大型墓葬。而从砖印壁画尤其是“竹林七贤图”的横向比较研究出发，认为狮子冲墓葬的规格与西善桥油坊村大墓、宫山大墓、建山金家村大墓、胡桥仙塘湾大墓一脉相承，应该属于帝王级别的墓葬。最后通过文献的梳理论证，综合认定两座大墓墓主人分别是梁昭明太子及其生母丁贵嫔（许志强、张学锋《南京狮子冲南朝大墓墓主身份的探讨》，《东南文化》4期）。

以往经过科学发掘的六朝帝陵少之又少，早年一些被推定为帝陵的大墓，墓葬信息多不完备，造成了目前六朝帝陵定名的不确定局面。此次发掘的狮子冲大墓之所以引起重大关注，关键在于墓葬的信息较为全面，不仅为六朝帝陵的确定提供了参考系，同时从墓葬出土各类遗存的剖析，对比其他性质相近墓葬，可以更全面了解六朝帝陵埋藏制度的内涵。

王志高《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论文集中，有多篇研究六朝帝陵和贵族墓葬的文章值得重视。其中，对南京甘家巷西梁始兴郡王萧憺神道之东的一对南朝石兽进行了研究，指出以往学界认为其与鄱阳郡王萧恢有关的观点不确。其通过对石兽的造型、装饰风格的对比研究，同时考虑到与家族其他成员的位置关系，认为该石兽极可能是在世子始兴嗣王萧亮墓前列置的（王志高《南京甘家巷“梁鄱阳王萧恢墓神道石刻”墓主身份辨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

刘庆柱先生在为王志高《六朝建康城发掘与研究》论文集的著序中，强调说明了帝陵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帝王陵墓与都城研究共同构成了古代都城“二元”文化的物化载体，研究帝王陵墓的制度，不啻是在研究地下的都城制度。所以，帝陵的研究要与都城的研究互相呼应才能相得益彰。

（三）一般墓葬的考古发掘

齐东方指出，丧葬观念只有普及到社会各阶层，才能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构成时代总体文化面貌的，绝大多数是一般人群社会。从这个意义讲，对一般墓葬的研究关注，是各个时期墓葬研究的共同命题，魏晋南北朝时期也不例外。2015年度，各地考古发掘层出不穷，新材料不断涌现，使得这一时期的墓葬文化特征不断丰富与完善，相关研究也逐步深化。

北京大兴区发现2座北朝墓葬，通过墓葬中的铭文砖可知，墓主人名韩显度，祖籍乐浪郡朝鲜县，下葬于元象二年（539），这座北朝墓葬为本地区的墓葬研究树立了时间标尺（张景华、李韵《北京发现大型古墓葬群》，《光明日报》3月17日）。

烟台市博物馆在山东烟台龙口市发掘东汉至魏晋时期墓葬7座，均为带斜坡墓道的砖室墓，墓室均为穹隆顶。由于破坏严重，棺椁制度和葬式不清楚。主要随葬品有白陶和釉陶器（孙兆峰《山东烟台发现战国至魏晋大型墓葬群》，《中国文物报》7月17日）。

河北赞皇县北魏李仲胤夫妇合葬墓是北朝赵郡李氏家族墓中的一座。根据墓志记载，夫妇埋葬时间相差27年，墓葬发现有二次葬的遗迹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赞皇县北魏李仲胤夫妇墓发掘简报》，《考古》8期）。

北魏李翼夫妇合葬墓为长斜坡墓道单室土洞墓，墓主殁于河阴之变，永熙三年与其夫人一起迁葬到此，墓为二次葬，随葬品组合完整、布局清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工作队《河北赞皇县北魏李翼夫妇合葬墓发掘简报》，《考古》12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发掘资料予以公布，壁画墓为单室砖室墓，在墓葬周边发现有墓园围墙遗迹。墓内发现大面积壁画，题材分别有神仙故事、马匹交易、围猎、出行等内容。墓葬的发掘为讨论北朝忻州地区墓葬文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资料。该壁画墓一度曾经被认为与尔朱荣的墓葬有关（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市文物管理处《山西忻州市九原岗北朝壁画墓》，《考古》7期）。

山西大同市恒安街发掘1座北魏墓葬，墓为偏室土洞墓，墓葬中铭文砖写有“崔令珍妻韩法容”。墓葬中出土的金耳饰与1978年阿富汗席巴尔甘地区出土的大夏贵霜时期墓葬的金耳饰十分相似，反映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恒安街北魏墓（11DHAM13）发掘简报》，《文物》1期）。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在太原晋阳古城东南侧发掘一批古代墓群，其中北齐墓葬22座，均为拱顶土洞墓。依据天井的有无与多寡，可以初步了解有不同等级的墓葬。M20出土的“齐故楚州刺史赵公铭”墓志，可知墓主的身份与年代。由此可以大体推断该处墓地的年代当在河清三年（564）前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太原开化墓群2012~2013年发掘简报》，《文物》12期）。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公布了乌审旗郭家梁村发现的北朝时期4座墓葬资料，发掘者认为墓葬或与北魏时期铁弗匈奴有关（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乌审旗郭家梁村北朝墓葬发掘报告》，《华夏考古》2期）。

内蒙古自治区伊和淖尔墓群地处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的一处丘陵谷地中，2014年发掘2座北魏时期墓葬。墓葬为斜坡墓道的土洞墓，墓室平面呈长方形，直壁拱顶。室内放置有木棺，墓主为仰身直肢葬，头向东北，入葬时身裹毛毡。出土有金银器、铜器、漆器、釉陶器、玻璃器、丝织品等珍贵遗物，墓葬年代大致为北魏平城时期。这批墓葬集鲜卑文化和欧亚草原文化因素于一体，为研究北魏时期草原丝绸之路、边疆地区历史民族关系提供了珍贵实物资料（陈永志、宋国栋、庄永兴《内蒙古正镶白旗伊和淖尔墓群再次发现北魏贵族墓》，《中国文物报》3月13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彭阳海子塬墓地于2010年在西北大学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共同合作下，发掘1座北魏时期墓葬（M14），出土的萨珊卑路斯银币为探讨高平经平凉至安定段的丝绸之路提供了新的考古学资料（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管理所《宁夏彭阳海子塬北魏、隋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3期）。

《北燕冯素弗墓》发掘报告在发掘多年以后，2015年度得以发表。根据墓葬形制，出土的步摇金叶、龙首提梁器、印章等综合考虑，推断这两座墓葬应该是十六国时期北燕国宰辅冯素弗及其妻属的墓葬（辽宁省博物馆编著《北燕冯素弗墓》，文物出版社）。

辽宁辽阳市苗圃汉魏墓地中，发掘1座纪年为西晋“太安三年”的壁画墓。墓葬为大石板砌筑的多室石室墓，为本地域传统的筑墓方式。明确的纪年铭文，使该墓可以成为西晋时期辽阳壁画墓的代表。此墓利用汉墓的建筑材料改建，这是魏晋时期山东地区的习俗，发掘者认为这体现了西晋辽阳与山东的文化交流（李海波、刘潼、徐沂蒙《辽阳苗圃汉魏墓地纪年墓葬》，《北方民族考古》2辑）。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发掘2座南朝墓葬，其中M1有竹林七贤内容的画像砖（南京市博物馆《南京雨花台区铁心桥小村南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2期）。

同在雨花台区，华为南京基地发掘了一座土坑竖穴砖室墓，出土了较丰富的随葬物，其中1件小金罐引人注目（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华为南京基地南朝墓M36》，《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0期）。

南京市雨花台区板桥街道发掘两座西晋时期纪年墓，分别为元康七年（297）和永宁元年（301）。M8出土的铭文砖记录了墓主身份及卒葬年月，是近年来六朝墓葬的重要发现（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板桥新凹子两座西晋纪年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

同在板桥地区，南京市考古研究所还发掘5座六朝时期墓葬。其中南朝中晚期的M1中出土的滑石印章，确定了墓主身份。发掘者认为该区域大型墓葬较为集中，应该是南朝时期帝室及世家大族的集中埋葬地（南京市考古研究所《南京板桥张家洼南朝墓M1》，《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12期）。

南京市考古所在雨花台区铁心桥镇尹西村还发现4座东晋中期家族墓，其中一座墓中出土的六面印章确定了墓主身份（陈大海《南京尹西村东晋家族墓》，《大众考古》5期）。

河南洛阳吉利区济涧发现1座北魏墓葬，墓顶在生土壁上减地雕出仿木结构的“人”字形屋顶形状。墓内出土的铜具有强烈的北方草原因素，发掘者认为该墓主可能来自北方草原民族（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吉利济涧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4期）。

河南淅川县杨营村发现魏晋墓葬5座、南朝墓葬7座，从考古学层面反映了丹江中游地区社会人文和人地关系的变迁（咸宁市博物馆《河南淅川杨营墓群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期）。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永州市蓝山县五里坪发现汉至魏晋时期大型古墓群，共清理墓葬51座，其中土坑墓34座、砖室墓17座。魏晋时期墓葬数量较少，朝向多为西北—东南向，随葬品以陶器为主，开始出现直口六系罐、盘口罐等（陈斌《湖南蓝山五里坪发现汉至魏晋古墓群》，《中国文物报》11月20日）。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中山大学北校区发掘14座砖室墓，其中4座为东汉三国时期，10座为晋南朝时期。东汉三国墓室为单隅顺砌，墓室砖墙单薄，墓室低矮；东晋墓葬则为双隅砌筑，券顶为三层结顶，墓室装饰有直棂窗等设施。东晋墓葬中布置有排水设施，甬道地面增加了窨井，东晋晚期墓葬墓道两侧砌筑有排水砖沟，同时为了排水顺畅，降低甬道平面，增加后室高度，呈现出由甬道到前室、后室逐级抬升的态势。在10座晋南朝墓葬中，三组为“同茔异穴”，应属于本地区这一时期“族葬”的主流形式。据对随葬品分析，瓷器制作工艺受到北方传统影响，有可能是东吴集团入主广州地区的结果。此外，三国与南朝墓葬随葬品组合存在连续性，这和墓葬结构上的变化基本一致，符合“族葬制”的传统（广州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山大学北校区砖室墓发掘简报》，《广州文博》8辑）。

此外，在广州市麓湖公园还发现4座墓葬，均为券顶砖室墓。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综合分析，墓葬的年代在两晋至南朝中晚期（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州市麓湖公园晋南朝墓葬发掘报告》，《广州文博》8辑）。

东汉末年以后，中原板荡，战乱频仍，北方民族纷纷南渡之后聚族而居。在福建建瓯市东峰村发掘南朝时期墓葬24座，其中九郎柯墓地出土的纪年铭文砖，基本上确定了墓葬的年代。这一发现，为研究闽中地区六朝时期汉人扩张和区域开发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厦门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福建建瓯市东峰村六朝墓》，《考古》9期）。

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在浦城县石陂镇发掘1座南朝券顶砖室墓，为闽西北六朝时期墓葬的区域研究增添了新资料（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等《浦城县石陂镇官山南朝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3期）。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嵩明县发现两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封土石室墓，墓葬形制为横列前堂式，墓室墙体和券顶有大小不一的石块建构，墓葬出土有铜跪俑、人形金箔等器物。发掘者认为墓主可能为中原迁入的汉人，或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当地土著（闵楠《嵩明出土魏晋南北朝铜跪俑》，《云南日报》3月16日）。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石柱县陶家坝发掘1座六朝时期的刀把形砖室墓，由甬道、墓室构成。墓室内有宋代及后世的碎瓷片，发掘者认为可能与南宋盗墓有关。考虑到这一地区唐宋时期的葬俗，将这一现象解释成为借室葬可能比较合适（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重庆市石柱县陶家坝东汉六朝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期）。

2015年年初，陕西兴平县留位墓地发现南北朝时期墓葬5座，墓葬分布密集，排列有序。墓道均朝南。一般由墓道、墓室两部分构成，规模较大的墓葬有天井、过洞。在咸阳市底张镇发掘南北朝时期墓葬12座，墓葬方向一致，形制相似，布局规律统一，应是家族墓地。大多数墓内发现多具骸骨，墓地随葬品极少见，发掘者推测与迁葬或战乱相关（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考古调查新收获》，《考古与文物》2期）。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发表了2010年新疆库车友谊路发掘的5座魏晋十六国时期墓葬资料。墓葬均为斜坡墓道砖室墓，发掘者认为墓葬显示的文化属性与中原、河西地区关系密不可分，可能与当地的龟兹文化相关（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库车友谊路魏晋十六国墓葬2010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4期）。

（四）一般墓葬的研究

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乱象纷呈的时期，各种文化的交汇融合，造成物质文化方面的精彩纷呈，墓葬方面亦概莫能外。对于此时期墓葬研究的关注点较多，民族特色是这一时期墓葬的一大特征；同时，有一些特色夹杂着异域风情，是东西方文化通过丝绸之路、欧亚草原大通道等路径进入之后，和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之后留下的文明火花。

辽东地区由于各种文化的杂糅，墓葬壁画既有中土模式，也存地域特色。孙力楠对辽东地区汉至魏晋南北朝的墓葬壁画源流进行了研究，指出辽东地区的壁画在题材上与中原地区大体一致，但在时间上有一定的滞后性（孙力楠《辽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墓葬壁画源流初探》，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张永珍对沈阳地区的汉至魏晋墓葬进行了区域墓葬类型与分期方面的研究，其确定的四期为公孙氏割据时期，五、六期则从公孙政权覆亡延至两晋之交（张永珍《辽阳沈阳地区的汉魏晋墓葬类型与分期研究》，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韦正对被认定为拓跋鲜卑墓葬的单棺合葬墓进行了专题研究。从分布地域上，单棺合葬墓是以平城地区为中心，但可以经由内蒙古中部追溯至北部，时代上亦可以追溯到檀石槐联盟时代之前。单棺合葬墓是具有拓跋鲜卑渊源且长期保留的一种葬俗，伴随着拓跋鲜卑的南迁和社会的演化，多人合葬墓等原始葬俗逐渐被淘汰，而单棺合葬墓在平城地区被保留下来；而洛阳地区目前尚未有单棺合葬墓资料的出现，表明这种葬俗在洛阳地区被终止。作者认为单棺合葬墓葬俗的出现、流行和消亡折射了拓跋鲜卑的封建化过程，同时也是一个逐步汉化的过程（韦正《拓跋鲜卑的单棺合葬墓》，载内蒙古博物院等编《中国北方及蒙古、贝加尔、西伯利亚地区古代文化》，科学出版社）。

被推定为4—5世纪之交拓跋鲜卑族群的七郎山墓地人群性质重新引起了争议，吴松岩通过研究认为该人群应该为北魏镇民，很可能来自西北的羌戎降民部落（吴松岩《七郎山墓主人为北魏镇民论》，载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庆祝魏存成先生七十岁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对墓葬壁画和图像学的研究，一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墓葬考古研究的重中之重。南朝地区画像砖墓的研究已经很多，2015年度发掘的狮子冲南朝大墓，出土的大量画像砖及榜题铭文，为这些图像的属性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也是研究南朝帝陵陵墓制度内涵的重要资料。

在对南朝地区其他墓地图像资料研究方面，浙江余杭小横山东晋南朝墓地以其墓葬数量而成为众多学者研究的对象。小横山墓地东晋南朝墓葬112座，其中南朝画像砖墓20座。韦正将小横山墓地画像砖题材分为7个类型，结合发掘出土位置，建立起图像之间的前后关系。对小横山M93券门上方朱雀砖的对比分析，认为应该是南方地区发现的唯一此类题材的画像砖。针对羽人戏龙（虎）砖，认为该类画像砖清晰展示了多砖拼嵌的大幅羽人戏龙（虎）画像砖转化为小幅单砖的演化线路，而小幅单砖上龙虎图像之上添加的骑乘人物，使得图像的本身意义更为清晰，可以与许多早期相关图像联系起来。从本质上讲，小横山墓地中的图像反映了世俗性的中国传统丧葬观念和礼仪制度。考虑到墓地的画像砖样式极有可能来自京城，推测墓地主人与首都建康应该联系紧密，作者列举了可能与墓地主人相关的齐钱唐公主和梁人朱异。结合小横山墓地的地望，同时探讨了临平湖与吴晋历史变迁的关系（韦正《小横山南朝画像砖墓管窥》，载巫鸿、朱青生、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文物出版社）。

再把视线转回到北方地区，北魏经历了平城、洛阳之后，形成了一种在形式上沿袭晋制，在风格上草原与中土相互交融的墓葬文化特征；迨至北魏分裂，王室播迁，邺城与长安地区风格大相径庭，其中邺城地区的壁画墓异军突起，形成了全新的邺城模式。区别于郑岩在魏晋南北朝壁画墓中提出的邺城规制理论，杨泓先生从田野发掘中有关“邺城规制”的考古遗迹和标本入手，按照都城规制、建筑创新、墓葬规制、佛教艺术等几个方面，分别讨论了邺城规制出现的文化背景，并认为邺城规制对隋唐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杨泓《邺城规制初论》，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续)——王仲殊先生九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科学出版社）。

杨泓先生这一观点，在倪润安的文章中再次得到了阐发与引申。其从墓葬的各个方面综合剖析了北朝末期墓葬文化的格局面貌，认为随着北魏分裂，北朝墓葬文化的格局产生了重大的变化，并成为此后隋唐文化的重要源头。倪润安继此前对平城的墓葬研究之后，从北朝后期的墓葬格局出发，重点讨论了北齐墓葬文化格局形成的成因及其历史走向。首先北齐墓葬文化的格局脱离不了东魏时期奠定的基础和框架，邺城作为当时的中心区域影响最大。东魏邺城地区墓葬形制继承了洛阳地区北魏末年墓葬的特征，随葬品方面也承续北魏晚期的衣钵；但墓葬壁画方面，东魏墓葬突破了北魏中晚期遵循的“晋制”束缚，开创了新范式。而东魏青齐地区的墓葬则保持北魏晚期的地方传统，圆形石室墓占据主流位置，这种形式对冀定地区有所影响。青齐地区这种较为独立的文化特征，表明了东魏邺城文化的辐射强度较差，王朝文化的控制力较弱。及至北齐重振，东魏墓葬的文化格局得到强有力的改造，在邺城之外，晋阳霸府崛起。从两地的墓葬文化面貌观之，邺城崇文、晋阳尚武，两地文武相和，共同构建出北齐墓葬文化的“双核”体制，一改东魏邺城在文化影响力上孤掌难鸣的被动局面。北齐墓葬文化所产生的“双核”格局，直接影响了隋唐社会制度和历史走向（倪润安《北齐墓葬文化格局论》，《故宫博物院院刊》2期）。

江苏镇江地区发现一批六朝时期土洞墓，其与毗邻的南京、马鞍山等地区墓葬形制显然有别。刘华军对比了洛阳地区西晋土洞墓的形制特征，认为镇江六朝土洞墓大量承继了中原地区土洞墓的特征，部分特点受到了土著因素的影响（刘华军《对镇江地区六朝土洞墓的源流的一点思考》，《中国文物报》8月28日）。

韦正对北朝时期高足围屏床榻的形成进行了研究。其对一些考古出土资料逐一推定，并分析其具体特点，认为其形成与北方地区火炕的生活方式有关，同时受西方因素影响，华夏文化的矮足榻向高足床转变；而南方地区的人物画，显然对北方地区的围屏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韦正《北魏高足围屏床榻的形成》，《文物》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