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弊政实行法治 曹操治国 用兵很有能 力 , 但靠的不是奸谋 , 而是革除东汉弊政 , 实行法治路线 。 用人唯亲是 当时政治腐败的突出表现 。 《 白虎 通义 》说这是 天意 , “王者赐, 先亲 近后疏远何法?法天雨 , 高者先得之也 。 ” 曹操继 承法家传统 , 坚持 “唯才是举” 。 应 该选用什么人呢?孔融之流说应选用儒家代表人物( “宜得名 儒 ” 《荐 谢 该上 书 》) 。 曹操针锋相对地提出 , 应选用 “渊深 法度 ” 的法家 , 敢于革新的 “进取之士” 。 同时 , 批判以门第阀阅为根据的选士制度 , 指出 : “未闻无 能之 人 , 不斗之 士 , 并受禄 赏 , 而可以立功兴 国者也 。 ” ( 《论吏士行能令》) 孔融等反动儒生散布流言蜚语 , 甚至公开攻击曹操从实际斗争中选拔的人 材没有 “德行” , “未 有能杀身成仁 ” 。 曹操以大无畏 的精神公开蔑视儒家仁义道德的说教 , 说 就是应该 “勿有所 遗 ” 地选用 “负污辱之名, 见笑之行, 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 术 ” 的人材 , 这才真是 “至 德之人 ” ! 那些号称仁义 的 “有行之 士 ” , 是一些 庸人 , 要 治国用兵 , 要革新 , 就不能用那号人 。 曹操打破了世家豪族的控制 , 重 用郭嘉等 “ 有负俗之讥 ” 的人 ; 从 出身 “细微” 的 地主阶级中下层选拔大批文官武将 , 结束了东汉末年腐败透 顶 的用人状况 , 为贯彻法家 路线奠定了组织基础 。 他以法治军 。 “吾在军 中 , 持法是也 ” (《遗令》) 。 亲 自制定 “军 令 ” 、 “ 战 令 ” , 要求部队 “唯 令之从 ” 。 赏罚 严 明 , 对法令强调 “设而 不犯, 犯而 必诛 ” (《孙 子注》) 。 曹操的军队是剥削阶级的军 队 , 当然不可能 “爱 民 ” , 但为防止部队因抢掠 财物而丧失战斗力 , 规定 “军 行 , 不得研伐田中五果桑拓棘枣 ” ( 《军令》) , “士将 战 , 皆不得取牛马衣物 , 犯令者斩 ” (《步战令》) 。 据说 , 有一次他的马踏了麦田 , 他说 : “制法而 自犯之 , 何以帅下? ” 因此拔剑将 自己的头发割下 , 算是处罚 。 他要求各项政治措施 “皆一之于 法” 。 曹操的法是 地主阶级利益 的体现 , 归根到底 是镇压劳动人 民 , 巩 固地 主阶级专政的 。 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 “ 所润特权者的 习惯是 和法相抵触的 习惯 ” 。 曹操严于执法 , 也有限制当时特权者—豪强的作用 。 儒家处理 统治阶级内部关系 的准则是仁义忠恕 。 奉行儒术的东汉统治者强调 从政 “在宽” 。 这不 是对人 民行 “仁政” , 而是纵容特权者 。 例如 , “袁 氏政宽 ” , 继承了东汉那一套 , 他 的军队便 “草窃 市井 , 而外虏田野 ”, 当权的豪强横征 暴掠 , 在他统治下 的青州 , “收 赋纳税 , 三分 不入一 ” (《三国志 · 袁绍传》) 。 曹操用 “一之于 法 ” 来代替他们的 “从 宽 ” 路线 。 太子曹王的郭夫人的弟弟犯祛 , 救过他的命的从弟曹洪的家人犯法 , 他的 老 朋友刘勋的子弟犯法 , 在他支持下 , 他的部下司马芝 、 满宠 、 鲍勋等人都敢于坚决处 理 ; 太子 几次 出面求情都不行 , 别人也同样磁了钉子 。 他的法治在统治阶级内部限制了 少数人的特权 , 使他们的局部利益 服从地 主阶级 的整体利益 。 在当时的历史 条件下是具 有进步意义 的 。 在魏 、 蜀 、 吴对立 的三方中 , 曹操实行法治路线最坚决 , 改革最彻底 , 因而能在东汉末年政治极端腐败的废墟上 , 建立起最强 大的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