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泛指人际交往和日常行为所应遵守的当然之则 。 前者仿佛一种宗教性伦理 , 后者是一种普遍 的社会伦理 。 从行为类型看 , 遵 “ 道 ”奉“义”的行为, 无疑是一种价值合理性的行动 : 合乎儒家的 价值理性或伦理准则 。 由对 “道 一义 ”的遵奉和 信守所形成的叙事 , 就是《三国》小说的叙事伦 理 。 小说人篇先从 “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写起 , 正乃这一叙事伦理的形式敷陈和框架奠基 。 首先 , 这一富于民间小传统色彩的 “结义”形式, 是他们之间共有的政治抱负和人生关怀的 沟通 :“ 同心协力 , 救困扶危 , 上报国家 , 下安黎庶 。 ”通过这一仪式 的 “阑 门 ”, 他们的行动便跨入 了一个自觉的人格实现过程 , 历史使命的承 当过程 , 具有了价值的合理性或合道性 。 其次 , 这一 “结 义 ”形式, 又是他们之间生死之谊和伦理关系的确立 :“不 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 只愿同年同月 同日死 , 皇天后土 , 实鉴此心 , 背义忘恩 , 天人共戮 。 ”经 由这一仪式的定位 , 他们的行动便进人 了一种角色的认同与扮演过程 , 并在认同与扮演中获得人生的意义 , 完成其人格的价值 。 在这 一 “信用 共同体 ” 中 , 遵守契约是每个人的 “ 义务 ”, 倍守忠义 , 是他们达成一体的认同基础 。 由 此 , 我们又可将这一结义的表达方式 , 视为一种布思所说的 “认 同修辞学 ” 的形式 , 在这种修辞 情境中 , 恰如布思所言 : 我们 “是在形成共同 目的 、 价值和意义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 ; 实际上 , 我 们相互之间相像胜过差异 , 我们存在于共性中比存在于个性中更有价值 : 离开了我们之间的关 系去考虑 , 我们事实上就变得什么也不是了 。” 〔 1〕(P 81 ) 就关 、 张而言 , 他们和刘备的关系 , 既是 一种 “弟 兄 ”关系, 又是一种君臣关系(日后) 。 作为弟兄关系 , 他们亲如手足 , 互相负责 ;作为君 臣关系 , 关 、 张又甘当配角 , 忠心侍奉 。 按照蒂利希的观点 , 当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是他所参与的 社会集团的一个配角时 , 他就是在肯定他自己了 。[ 2](P 86 ) 就刘备而言 , 不但视关 、 张如手足 , 甚 至为了遵守契约 , 可以视江山如敝展 , 为关羽报仇伐吴的行动便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 这一 行为虽如赵云所谏 , 是一种废公重私的行为 , 如秦毖所劝 , 是一种 “拘 小义 ”而“忘大义” 的行为 , 但在刘备看来 , “ 云长与联 , 犹一体也 , 大义尚在 , 岂可忘耶? ’川若不报仇, 是负盟也! ’, ’ ’虽有万里 江山 , 何足为贵! ”所 以从目的一工具合理性 的角度看 , 这一伐吴行为无疑破坏了诸葛亮的统一 战线政策 , 是一种 “ 非所以重社稠 ” 的非理性行为 ; 但从价值理性的角度看 , 它恰 恰 具有形式 的非理性而实质 的合理性或合道性 , 是一种不计后果的激情 、 信仰和关怀所驱使的情感型行 动 , 即使新创之业有所颠覆也在所不计 。 此外 , 如关羽于许田打围时不顾生死 、 挥刀拍马去杀曹 操的行动是如此 , 于华容道又义释曹操的行动也是如此 ; 张飞于古城更不答话 , 挺矛直刺关羽 的行动是如此 , 待关羽死后急兄仇失去理智的行动也是如此 。 相比较而言 , 如果我们把刘 、 关 、 张的行为仿照 马克斯 · 韦伯的分类 , 归结 为一种 “价值合 理性行动 ”, 因而带有 “道义 伦理 ” 的情感型特色 ;那么曹操的行为则是一种“ 目的一工具合理性 行动 ”, 而带有 “工具伦 理 ”的非 情感型特色 , 在此伦理的支配下 , “宁教我负天下 人 , 休教天下人 负我 ”, 便成为他奉守的人生信条和处事原则 。 此言之实质 , 是视天下人皆为实现我之目的的工 具 , 为了达到我的目的 , 天下人应该也必须为我所用 。 就拿他的所谓爱才 、 惜才 、 养才来说 , 虽有 折节下士之名(如对许枚) , 知人善任之明(如对郭嘉) , 但究其实质 , 乃是将人才视为他夺取天 下的工具 , 用时奉为上宾 , 可做到言听计从 , 一旦用过之后 , 虽不至弃若敝展 , 也定然置诸脑后 , 而且稍有违逆 , 便赐之以死 , 荀或 、 荀枚便是两个最典型的例子 。 另如为赚来徐庶 , 不惜使用诡 诈手段 , 这在刘备是决不肯为之事 。 当徐庶轻信伪书 , 欲离刘备而去时 , 孙乾密谓刘备日 :“元直 天下奇才 , 久在新野 , 尽知我军中虚实 。 今若使归曹操 , 必然重用 , 我其危矣 。 主公宜苦留之 , 切 勿放去 , 操见元直不去 , 必斩其母 。 元直知母死 。 必为母报仇 , 力攻曹操也 。”若将 曹 、 刘换位 , 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