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论坛》1999 年第 l期 慨里耳而不必谐于情 , 奇幻 足快 俗人而不 必根于 理 ” 。 如 此着重于艺术虚构的重要性 , 几 乎到 了让人怀疑其否定历 史真实和生 活真实的程度 , 这又显然过犹不及 , 很难得 到小说 界人士的赞同 。 新时期以来 , 学 界又常用 “ 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统一 ” 的观点来解释 总结历史小说创作的特色 , 但此种说法也受到尖锐的挑战 。 最 主要的症结在于 , 历史真 实与艺术真实如何相统一 , 其各自在作品中占多大成份 , 是 “ 七实三 虚 ” , 抑或是 “三实 七虚 ”? 历史小说如何反映现 实社会的精神?在类问题深深 困扰着历史小说的创作界和理 论界 。 而从历史的存在出发来阐释 、 理解一 切的现代阐释学批评给这个难题的解决带来 了一线智光 。 按照 阐释 学理论 对历史 的分 析 , 历史 并非一种纯 客观的事件 , 也非纯主观的意识 , 而 是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交融和结合 。 历 史既包 括着过去发生过的实事本身 , 即所谓历史的 真实 , 又包括着解 释者(或论者)对这种历 史事 实的理解 。 因为所有一切对历史事件 、 史 实的记载 、 复述都包括着记载 、 复述者 自己的理解和解释 。 实际呈现 出来的 “历史” 都 是包含着某些论述 、 解释者 自身的理解在 内的历史 。 这类论述 、 解释者的理解因素 (在 特定的意义 上就是 “历史 的真实” ) 对解释历 史者所产生的 “效果”, 就是阐释学学者所 称的 “效果 历史 ” 。 因在阐释学概念中 , 历史作为这种 “效果历史” 就是经过阐释的历史 , 是客观历史事件与阐释者理解的互渗互融 。 因为真正的历史是以往时代的政治 、经 济;军 事 、 文化存在演变的总和 , 是过 去时代的民情 、 风俗 习惯 、 思维过程 、 情感生活等的组 合 , 是一种鲜活 的流动融合体 , 而过 往的历史本身并不能说话 , 更不可能把 自身流动的 过程向后人再重新演示一 遍 ; 那么后人对历史的记述和理解就必然要运用他的思想 、 智 慧 、 情感 , 甚至想象判断的能力 , 以他自己的时代精神物质水平对历史进行论述和理解 。 我国古代史籍名著 《左传》和《史记》 , 向来被认为是记史完整 、 事核理直的作品并以此 享誉史界 。 但其中所记述的是否就是历史原 貌 , 尚可怀疑 。 左丘明和司马迁的记述都或 多或少地溶入了他们自己的一些主观 臆想 , 寄寓了自己情感 、 理智的褒贬态度 。 钱钟书 先生的 《管锥编》对此现象多有指明 :“古史记言太半 出于想当然 ”,“左氏设 身处地 , 依 傍性格身份 , 假之喉舌 , 想当然耳 ”, 又说 “史 家追叙真人实事 , 每须遥体人情 , 悬想事 势 , 设身局中 , 潜心腔 内 , 忖之度之 , 以揣以摩 , 庶几入情合理 ”。 在对 《史记 · 项羽本 记》中 “ 项王该下悲歌 ” 的评析时引清人言论又指出 “ 余独谓坟下是何等时 , 虞姬死而 子弟散 , 匹马逃亡 , 身迷大泽 , 亦何暇更作歌诗 ! 即有作 , 亦谁闻之 而谁记之软?吾谓 此数语者 , 无论事之有无 , 应是太史公 ‘笔 补造化 ’, 化为传神 ” 。 正像阐释学者德国的 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 :“ 真正的历史对象不是客体 而是一种关系 , 在此种关系中 , 同 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 ” 。 在记史者的笔下 , 既有着历史与现实之间断 裂的鸿沟 , 也有着内在的意蕴关联 。 按照上述阐释学的历史概念来分析 , 历史小说就是作家以小说的形式对历史作出的 一种解释和理解 。 由此 , 历史小说创作的主旨既不在于 怎样完全忠实地描述历史事实的 原貌 , 也不在于怎样运用敷色着彩的艺术手段 。 关键在于作家如何对有关历史作出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