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为依据 , 为准绳 。 这样就在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作家本身 、 他所创造的真有客观意义和客观 效果的艺术作品和作为反映对象的现实社会生活 三者之间 , 形成相对协调 和稳定的系统结 构 。 在创作过程中 , 能使主 观与客观之间进行持续的有效的信息交流 , 使作家的主 观创作活 动为现实生活本身所有效地调整 、 校准 和控 制 , 从而创 作出深广地反映现实并推 动现实的文 学典型和文学作品 。 ‘ 为什么要从文学系统原则的角度去考察 《三 国演义》存在着的根本问 题 呢?这是否 要 用 现代的框框去硬套古人 , 让古人削足适履呢? 首先需要说明这不是要用现代的标准去苛求古人 , 而是运用对象处于现实的显著的成熟 阶段的理论和方法 , 去研究对象尚处于潜在的不发达的萌芽阶段时 的状况和 规律 。 这样 , 问 题可以看得更为清晰 、 准确和深入 。 ‘ 其次 , 《水浒传》与《三国志通俗演义》大体同时产生 , _ 巨同为百回大书 。 但从 《水浒 传》经《金瓶梅》到《红楼梦》 , 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从高峰跨 上顶峰 , 气势 宏伟 , 成鹿辉煌 , 而在《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 , 历史演义小说却难以为继 , 无以为继 。 为 什么?引人深思 。人们可 以从不 同角度去探索这个问题 , 笔者认为也可以从文学系统原则的角 度去探索 。 再次 , 《三国志通俗演义》不仅与《水浒传》大体同时产生 , 而且从现有资料看来 , 前 者的作者罗贯中还参与过《水浒传》的编写工作 , 并与《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施耐庵有师承共 事关系 。 这样 , 两部大书本应有类似的成就 , 而实际上二者成就 的性质 、 方向和水平 , 都大 相径庭 。 诚然 , 施 耐庵在思想 上存在一系列深刻的无法调 和的 矛盾冲突 。 比如他揭露部分贪官 , 却歌颂更多的清官 , 他鞭挞一些为非作歹 的太公 , 但又吹捧比比皆是的 “家有余粮鸡犬饱, 户多书籍子孙贤 ” 的好太公; 他控诉社会的黑暗 , 却又肯定封建制度 , 甚至昏乱荒唐的最高 统治者宋徽宗和 典型的贪官梁中书 , 也被他美化为经常 “与民同乐” 。 总之 , 他直觉到大量 黑暗现象 , 但却没有从制度和阶级的水平上去把握 (这不是荒唐地要求《水浒传》作者具有 自觉的阶级观点和历史唯物主义 思想 , 而是说他未能象 《红楼梦》或《金瓶梅》的 作者那 样 , 实际上揭露并否定了封建制度和封建统 治阶级) , 因而对农民起义的原因 、 性质和 目的 , 也就都不可能予以正确反映 。 但他毕竟是敢于并善于 追求真理 的英勇思想家和敢于并善于反 映现实的伟大艺术家 , 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较为全面 、 系统地描绘了起义英雄的性格成长 过程 , 从文学系统原则的角度看 , 就是初步描绘了英雄典型 的生动 、 丰富的个性发展与社会 系统质的错综 、 转化的统一 。 比如慎草 、 深沉的禁军教头林冲 , 如何从安于 军官的舒适 、 稳 定的班活到决心 挺而走险 , 公然造反 。 又如豁达豪侠而又 犹豫动摇的宋江 , 如何既 是 “孝义 黑兰郎 ” 、 忠顺刀笔吏 , 又是人 民苦难的同情者 , 起义英雄的同路人 ; 终于被逼 上梁山 , 成 为起义领袖 , 却又时刻不忘 朝廷 , 目的总是希望能有朝一日受到招安 。 这样 , 从施耐庵的艺术描绘中 , 我们仍然可以客观地看到农民起义的全过 程 , 可以摸索到 社会系统结构和系统运动的规律 , 特别是从施耐庵对起义英雄受招安后 悲惨结局 的满怀痛苦 和悲愤的描绘中 , 我们正可以得出必须 用革命手段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阶级 的结论 。 可是在乡贯中和毛宗岗的《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性格 , 总的说来是单一 的和固定的 , 其社 会系统质是颠倒混乱的和不真实的 。 因而它所描绘的历史过程也是荒谬的 , 不合情理 , 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