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 所举证据可知 , 《三国志》的 记载在逻 辑上也是经不起推 敲的 。 试想 , 三月五 日之 前事已败 露 , 已于六州同 时起义 , 岂有再于十九日(甲子日)三十六 方一旦俱发之理 。 陈寿《三 国志》比范哗《后汉书》早出 , 但范书以东汉官修史书 《东观汉记》为 “本 书” 写成 , 它 的记载是忱较磷近原始记录的。陈寿也参考过 仁《 东观汉 记》 , 一 史载他除著作郎后 撰 《三 国志》 , 故知石 一 吸二书互校 , 就可以着出向题应出在《三国志》本身 。 《 四库提 要 · 史部正史类》评价 说 :“ 《三 国志》简质有法 , 古称良史 , 而抵捂 亦所不免 。 ” 造成有关 黄巾起义的这段叙 述失实的原因 , 似在于陈寿对原始资料过分裁 削而发生窜乱现象 : (一) 从张角派 遣八使到中平元年发动起义 , 中经十余年 , 但在 《孙破虏讨逆传》中被笔 削 成 “ 中平元年 , 黄 巾贼张角起于魏郡 , 托有神灵 , 遣八使以善道教化 天下 ” ; (二) 同一记载 颠树了 ‘约以三月五日” 钓 “三月对 ’ 和 “岁在甲子” 的 “ 甲子 ” 二者的先后 次序 , 误简为 “ 三月 甲子 ” 。 由于《东观汉记》辑本没有保存关于黄巾起义的记录 , 失去本证 , 我们只能 根据《三国志》的特征 , 校之以 《后汉书》等书的记载 , 作出上述大致的推断 。 不过 , 《三 国志》这段记述因简而决实 , 则是可以肯定的 。 一、 二 、 三十六方的设置时间 三十六方是何时设置的呢2范哗和袁宏都说是在张角布道十余年后设置的 , 接着叙述中 平示年的事 。 二者 虽然没有指 出具体在何年何月 , 但都表示这是中平元年前一段时间的事 。 司 马光《资治通鉴 · 汉纪五十》灵帝光和六年条 , 记张角置 三十六 方在司徒椽刘陶 复 上疏 申述杨赐前议 , 指出起义危机迫在眉睫 , 提出缓兵之计时 。 此事记述本于《后 汉书》等书 。 《后探书》本传谓刘陶上疏事在 “顷之, 拜侍御史 ” 之后 , 此其一 ; 上疏的效果是灵帝 “殊 不悟” , 而 “ 明年 , 张 角反乱 ” , 此其二 。 据此 , 知陶上疏 时已不在司徒椽任上而迁为侍 御史了, 时 间是光和六年 。 《通鉴》关于此事接在司徒杨赐上 书事后面叙 述 , 显 然 是为了 叙事连贯 、 行 文流 畅的需要而将刘陶上 疏 时的职称作司徒椽处理的 。 因此 , 司马光似乎间接 地表示 , 三十六方是在光和六年设置的 。 然而据《后 汉书 · 皇甫篙传》的记载 , 张角通过治 病 、 布道 , 取得人民的信任 , 接着派遣八使 “ 以善道教化天下 ” , 十余年间 , 影响所及 , “z、州之人, 莫不毕应 ” , 于 是设置 了三十六方 。 这一发展 , 声势浩大 , 对东汉王朝已构成 威胁,统治阶级中一些有识 之士也意识到 了这一点 。 《后汉 书 · 杨赐传》有如下记载 : 杨赐 在司徒任上就召告刘陶 , 指出 “张角等遭 赦不悔, 而稍益滋蔓 ” , 提出 “切救 判史 、 二千 石 , 简别流人 , 各护归各郡 , 以孤弱其党 , 然后诛其渠帅 ” 。 参照《皇甫篙传》 “遂 置三十 六方 , ··: 各立渠帅 ” 来看 , 此 时应该已设立了三十六方 。 剩 下的 问题是杨赐何时为司徒 。 对此 , 范 、 袁二书的记载有所不同 。 《后汉书》本传。 “ 〔熹平〕五年 , 代袁魄为司徒 。 后坐辟党人免 。 复拜光禄大夫 。 光和元年 , 其冬 , 行辟雍礼 。 弓 }赐为三老 , 复拜少府光禄勋 , 代刘都为司徒 。 四年 , 赐以病罢 。 ” 《后汉纪 。 灵帝纪》中 : “ 〔熹平习五年 十二月丙戍 , 光禄大夫杨 赐为司徒 , · 一 六 年 , 司徒杨赐以坐辟党人免 。 〔光和〕二年十一月 , 太常 杨赐为司徒 。 三 年 · 一 闰月 , 司徒杨赐久病罢 。 ” 可见 , 杨赐两次为司徒 。 《后 汉纪》稍详; 然 三年无闰 月 , 应为四年闰九月 。 “四 年 ” 似在叙事间疏忽略去( 《后 汉书》准此 , “光和 元年” 后 漏 记 、“二年” ) 。 袁宏又说 :a 初 , 司徒杨赐 、 卫尉刘宽 、 司 空张济 、 御史刘陶并陈角反谋 , 宜时捕讨以绝乱原 。 ” 考张济为司空在光和二年春二月以后 , 刘宽拜卫尉在熹平五年至光和 IQ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