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渐充实、 丰富、 演化而来的长篇小说《 三国演 义》 , 源于史实, 又不拘泥于史实, 从艺术生产的 蹊径出发, 在刻画“ 游说” 、 “ 辩难” 活动, 叙述说 辞内容、 策略、 方法上, 在塑造“ 说客” 、 “ 辩士” 形 象方面, 都深受先秦策士风采的启迪, 取得了小 说史上独一无二的突出成就。 二、 多种多态的“ 说客” 、 “ 辩士” 一部《 三国演义》 , “ 说客” 、 “ 辩士” 的活动, 可谓络绎不绝, 几与全书同始同终。 不仅较大的 政治军事集团, 如董卓、 袁绍、 曹操、 孙权、 刘备 那里, 有“ 说客” 的派出或光顾, 就连一些昙花一 现或局促一隅的中小军阀, 也卷进了“ 语言战” 的漩涡。据粗略统计, 这部小说描写“ 说客” 与 “ 辩士” 活动的事件, 至少在 50 起以上。 其中, 作 者所着意刻画的, 或有较重要意义的这类事件, 大约也有 20 来起。 中国文学史上恐怕再也找不 出哪一部作品在这方面有如此辉煌的表现了。 秦汉以降, 封建大一统国家已经存在了数 百年, 君主专制的体制逐渐强化、 稳定, “ 罢黜百 家、 独尊儒术” 的局面也已深入人心。在这一新 的历史环境下, 出现了“ 辩士弭节” 的现象, 过去 苏秦、 张仪、 陆贾、 郦生类型的“ 纵横家” 、 “ 游说 家” , 在汉初以后的政治舞台上渐渐收敛行迹 了。 不过, “ 游说” 、 “ 辩难” 之风却并未就此消减, 而是渐渐蜕变成为一种人际交往中的思想、 行 为积淀, 并以多渠道、 多姿态的新形式, 扩散、 渗 透到社会、 政治生活的诸多领域。 《 三国演义》 写 出的正是这一社会历史现象。 所以, 我们在这部 小说中看到的这类人物, 虽然都活动于政治、 外 交领域, 但其方式就非只狭义的“ 游说” 一端, 也 大大有异于以往“ 说客” 、 “ 辩士” 的旧貌。 这里既 有专搞政治策动的老式的“ 说客” 与“ 辩士” , 也 有办理交涉的“ 行人” 、 信使, 又有以言辞计赚敌 方的谋臣智将, 甚至还有巧语“ 谍间” 的特种人 物。 尽管这些人的身份、 面目、 行为各异, 而其间 却有一个根本的相同点, 即都是凭借“ 三寸不烂 之舌” 为武器, 为获取各自所代表方面的政治、 军事利益而效力。因此, 我们才将这类“ 语言攻 势” 的躬行者, 泛称之为“ 说客” 、 “ 辩士” , 一并加 以讨论。 历史上的“ 游说” 、 “ 辩难” 事件虽多, 而总体 上的格局却是大同小异的, 其最终目的都不外 是以利害、 巧说左右对方的意向、 决策和行动。 史籍上的这类记载, 大略不离始“ 难” 而终“ 成” 的格套。 对于叙事简洁的小说《 三国演义》 , 我们 没有必要苛求它将这类事件写得神奇诡怪、 花 样百出。 但它却常常能于大体一般的格套中, 透 露出一些颖异, 常态中又不乏新姿异貌。 如毛宗 岗所说: “ 《 三国演义》 一书, 有同树异枝, 同枝异 叶, 同叶异花, 同花异果之妙。作文者以善避为 能, 又以善犯为能。不犯之而求避之, 无所见其 避也。惟犯之而后避之, 乃见其能避也。 ”考察 其“ 游说” 描写, 基本上做到了评点家说的“ 特犯 不犯” 的境界。 同样都是“ 说客” , 《 三国演义》 叙述其人其 事, 大都能写出明显的差别。就素质而论, 有精 明的, 有懵懂的。 就其居心说, 有的义正心诚, 有 的诈伪奸猾, 有的孤注一掷、 希图利禄。就方式 说, 有的以情动, 有的以理喻, 有胁迫, 有利诱, 有巧赚, 有智激。 就说者的遭遇说, 有的“ 功成计 合” , 有的“ 历骋罕遇” 。就写法说, 有详有略, 有 的正写, 有的侧映。 同中见异, 五色纷披, 显示了 作者应付裕如的艺术表现能力。 三、 语言攻势中的“ 奇格” 《 三国演义》 中的“ 语言攻势” , 一“ 说” 便成 和“ 说” 而无效的, 固然都有不少精彩描写, 但这 些都是“ 正格” , 都不足为奇。 出奇的是作者不以 仅仅写出这两种“ 大路” 模式为满足, 还写出了 ·· 　　第 32 卷　第 6 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 11 月　　 　　Vol. 32　No. 11 JOURNA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Nov. 1999　 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