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回。 ”第三次不好再说外出了，却以“贪顾其书”以慢之，惹得张飞大怒起 来。 《平话》既说诸葛亮是一神仙， “达天地之机，神鬼难度之志” ，却又写 他热衷名利，办事鲁莽。曹操使人将书与孙权，诸葛亮“提剑就阶，杀了 来使” ，全无政治家风度。及受周瑜款待，竟以刀将枨分为三段，惹得鲁肃 曰： “武侯失尊重之意。 ” 周瑜笑曰： “我闻诸葛出身低微， 原是庄农， 不惯。 ” 种种军国大事，在艺人口中，都如儿戏一般。 郑振铎先生说： “在很早的讲史里，讲述者多半是牵引历史以拍合于野 语村谈的。故往往荒唐怪诞之事百出。然气魄是弘伟的。不像后来‘演义’ 之恹恹无生气。 ”[10]新兴的市民按自己的理解叙说历史，他们的气魄首先 在藐视一切正统史书的规范， “演”出了为市民细民抒意写愤、寄托情志的 “义” 。但“其间言辞鄙谬，又失之于野” ，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史书固有 之“义” ，严重地妨碍了人们对它的接受。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罗贯中应运 而生了。他创造了“历代演义”的全新样式，并将自己的历史观和审美观 凝为历史小说的经典——《三国志演义》 。 罗贯中“以文雅救民间粗制品的浅薄”的第一个贡献，是自觉确立了 清醒的明“义” 、演“义”的意念，并为后来的小说家所普遍接受，成为他 们自觉的观念。 嘉靖三十一年 （1552） 熊大木作 《 〈大宋中兴通俗演义〉 序》 ， 中曰： “ 《武穆王精忠录》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 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 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予，曰： ‘敢劳代 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思之一二。 ’ ” “演出辞话” ，乃“演” 也； “识其意思” ，即“义”也。万历四十年（1612）甄伟作《 〈西汉通俗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