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争” 。自从人类社会形成之后，大小战争从未真正停息过。人们思考得最多 的，基本不是“什么是战争”这种思辩性的问题，而是如何赢得战争这种 功利性的问题。 《孙子·谋攻篇》云：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诸葛亮以天才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身份，始终居于《三 国志演义》的核心，并为后世历史小说军师型形象制定出最高的标准。 《三 国志演义》对诸葛亮的推戴，建立在士大夫的“行藏出处”的人生观，与 普通民众赞赏谋略智慧的契合点上，这是它的“义”具有久远生命力的第 二个基点。 3、 “关张之义，尤宜尚也” 。 关张之“义” ，是演《三国志》蕴含之义的“义”中之“义” 。与《平 话》突出张飞的“胡”不同， 《三国志演义》着力渲染的是关羽的“义” ， 反映了思想底蕴的深化。三国是“天下大乱，豪杰并起”的时代，平话亦 作于情况类似的元代，民心思乱，故欣赏张飞的“胡” 。而《演义》作于明 初，经历了长期动乱以后，民心思定，希望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秩序，关羽 的“义”便成了肯定的对象。 “义”有“宜”的意思，是为社会公认的处理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准则。是不是真正的“义” ，就得经受“利” 、 “害” 两方面的考验。既不能“求生以遗不义之名” ，更不能“见利而忘义” 。吕 布之所以受到鄙薄， 就是因为他 “背恩诛董卓， 忘义杀丁原” 。 关公则是 “义” 的化身。当死守下邳，身陷绝地时，关公起初决心仗义而死，张辽遂举三 罪以证明死之无价值：误主丧身，诚为不美；负倚托之重，实为不义；不 思匡扶汉室，拯救生灵，安为义？也就是说，死不过“成匹夫之勇” ；不死， 反倒是“义”的行为。于是关公提出了三个条件：只降汉帝不降曹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