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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玄德曰: “本欲保民,反害民也,吾不愿入襄阳矣。 ”于是引十数万百
姓,一程程挨着往江陵进发,步行二十馀日,被曹操一日一夜赶上,遂遭
致当阳夏口之败。孔明、简雍从战局考虑,曾建议暂弃百姓,都为他所拒
绝。小说引习凿齿之论曰: “刘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迫事危,
而言不失道。追景昇之坟,则情感三军;恋赴义之士,则甘与同败。其所
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其终济大业,不亦宜乎! ”
刘备充分认识“若济大事,必以人为本”的真理,他对人的看重,已大大
超出“投醪抚寒” 、 “含蓼问疾”的水平,更同那种“不以人为念”的行径
有本质的区别。这就揭示了刘备被推崇为“明主”的根本原因。小说对曹
操的态度,往往随“义”与“不义”为转移:曹操下令禁止军人作践麦田,
小说是赞扬的;曹操大肆屠戮无辜百姓,小说又是谴责的。孔融所谓“曹
操不仁,残害百姓,倚势豪强” ,是小说的主调。 “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
天下人负我”这两句“教万代人骂”的言语,所包含的超出常人容忍限度
的极端利己主义,则将曹操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 《三国志演义》对刘备的
推戴,建立在儒家“民贵君轻”的政治道德观,与普通民众渴慕明君的契
合点上,这是它的“义”具有久远生命力的第一个基点。
2、 “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 。
诸葛亮形象的改造和创新,是罗贯中超越《三国志平话》最为高明的
一着。除了将诸葛亮的决策作为提挈全书的主线外,诸葛亮所体现的精神
风范,实堪传之千秋万代而不泯。在演义所叙兴废争战的大格局中,又有
个人命运去留的小格局,遂纽结派生出种种矛盾来。作为典型的士大夫,
诸葛亮的内心经历了从 “苟全性命于乱世, 不求闻达于诸侯” , 到积极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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