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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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在谋略方面较司马懿高出一筹,但前提是,在“天下崩坏,豪杰之士,
竞希神器”之际,诸葛、司马二相各为其主,均是“一国之宗臣,霸王之
贤佐” ,并无正统与非正统、忠义与奸诈之分。张俨是吴臣,其《默记》又
为私存之文,评论比较客观。而到后世,诸葛亮与司马懿两人的形象逐渐
演变为水火不容的君子小人两极化代表。回顾文人对诸葛亮的评论,仍是
陈寿的评价较为朴素,也较为公允全面。这自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时代愈
近评论愈公,而只能从后代文人的时代环境、思想方法中找原因。
其二,圣化诸葛亮的过程,禁锢了文人的思想,使之僵化、单一。南
阳武侯祠镌刻一幅清人的对联曰: “陈寿何人也评论先生长短;文公(指朱
熹)特笔为表明当日孤忠。 ”清代文人对陈寿的指责,对朱熹的赞誉,正反
映了对诸葛亮的评价中从魏晋较自由的 “评论长短” 、 到宋代刻意 “表孤忠” 、
再到明清沿袭宋人之说而很少反观历史的文人思想脉络。古代文人们秉承
统治者意旨,运用其智慧与才能所创造的五经神话,孔子神话,最终使自
己越来越丧失主体意识,拜倒在自己所创造的权威面前。圣化诸葛亮的过
程也是一个造神的过程,它使文人对诸葛亮只可赞同,难有客观分析。
其三,文人们的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其价值观在民间形
成了巨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元末明初,罗贯中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志
演义》中,诸葛亮是核心人物。曾有学者精辟地指出:罗贯中作书的本意,
是“帝蜀黜魏,表彰诸葛”[49]。 《三国志演义》的盛行以及明清时期三国
戏的盛行使诸葛亮的形象日益深入人心。 清人顾家相说: “盖自 《三国演义》
盛行,又复演为戏剧,而妇人孺子、牧竖贩夫,无不知曹操之为奸,关、
张、孔明之为忠……”[50]的觚庵也指出:三国戏如“ 《定军山》 、 《火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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