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www.sanguocn.com 10 主动迎合政治需要极力挖掘和宣扬诸葛亮的功德，为统治者献计献策。元 代程钜夫《敕赐南阳诸葛书院碑》一文典型地反映了文人们这种自觉的政 治意识。文中载曰： “有能推尊圣人之道，表彰大贤之业，作兴民俗，敷弘 治化者，此真人臣之职，而上之所宜闻也。 ” “人臣之职”即是崇圣彰贤， 以此化民成俗，这是中国古代文人自觉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而文人代代沿 袭的经学知识结构和生存环境，也使他们只能从“圣贤气象”的阐释中去 显示自己的价值，发挥自己的“创造力” 。程钜夫在文中着重强调了南阳武 侯祠、 诸葛书院与祠东的孔子庙在文化传统、 道德精神上的契合，认为 “孔 子作《春秋》而万世君臣之法定” ，诸葛亮于汉末首倡“汉贼不两立” ，方 使《春秋》之义焕然复明， “不有武侯， 《春秋》已亡” ，因而诸葛亮是捍卫 《春秋》君臣大义、承续儒家礼乐文化的里程碑式的人物，而在南阳营建 诸葛书院的深意即在于使“诸学子以及有位之人，师圣人之道，仰大贤之 业……所以教天下知为君臣之道也”[48]，从而使《春秋》大义永远延续下 去。这与宋明理学“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 《春秋》的“微言大义” ，诸葛亮彰显、承传春秋大义的“功德” ，都是文 人们精心揣度、 “创造”的成果。文人们在对诸葛亮忠义的阐释中，使自己 越来越认同于官方文化。 文人们在对诸葛亮的评论中形成的思维模式，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 其一，距真实的诸葛亮越走越远。宋代以后，诸葛亮这个历史人物被 逐渐道德化、符号化了。将魏晋与宋元明清时期文人们对诸葛亮的评论两 相对照，便可清楚地看出，后者的评价往往游离了汉末三国的生存与战争 环境。三国时吴国大鸿胪张俨《默记》一书的《述佐》篇，尽管认为诸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