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第三， 从诸葛亮的交游、 经历及史料文献的著述看诸葛亮的隐士心态。 诸葛亮在隆中十年，结交庞德公、庞统、司马徽、黄承彦、石广元、崔州 平、孟公威、徐庶等名士，其中多是当时著名的绝意仕途的隐士，也就是 说，诸葛亮周围基本上形成了一个隐士群体，这无疑对诸葛亮的心理、人 格会产生影响。如庞德公是东汉高士，事迹在《后汉书逸民列传》和晋习 凿齿《襄阳记》有载，说他与诸葛亮、司马徽相友善，居岘山之南，躬耕 田里。荆州刺史刘表几次以礼延请，皆不就，可见是位真正的隐士。 《三国 志》注引《襄阳记》说“诸葛孔明每至公家，独拜公于床下，公殊不令止。 ” 从诸葛亮对其尊重的态度及双方关系的密切，不难想象其隐士人格对诸葛 亮性格、心态的潜移默化。诸葛亮研究者习惯以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 ⑸，认为他渴望出将入相，而忽视其此时的蔑视功名的隐士心态，这实际 上是一个认识的偏差。因为从上所论，传统士大夫由于现实的需要，往往 将仕隐两种价值选择整合进同一个体心态，不过在不同条件下，其中某一 种价值意识会占据主导或绝对地位，因此就会或仕或隐，这就是所谓进退 之道。从这一文化角度分析，出山前的诸葛亮的心态应该是进取、归隐同 时存在，而根据他所处的个人小环境，则可以认为，诸葛亮即使不是地地 道道的不求功名的隐士，隐士心态也很可能占据主要地位，关乎此，有文 献资料可资证明。 《三国志诸葛亮传》 ：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 。 ” “躬耕陇亩” 是隐士典型的生活方式，以诸葛亮当时与荆襄上层社会的关系，大可不至 于此，因此只能看作，他是以这种生活方式显示个体精神与世俗社会的对 立。而《梁父吟》 ，现存歌词内容与晏婴二桃杀三士故事有关，大意是感慨 追逐名利的下场，这恰好是其时诸葛亮淡泊名利心态的反映。再有， 《出师 表》是诸葛亮发自肺腑的文字，其中谈到自己躬耕南阳时， “苟全性命于乱 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有人认为是装腔，其实它是诸葛亮隐士心态的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