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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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5-1487) 、弘治(1488-1505)年间。同时,刘先生还将残叶与嘉靖元
年本、周曰校刊本、叶逢春刊本、余象斗刊本一一作了比勘,发现它们在
行款、句读、文字等方面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异。刘先生特别指出: “残
叶和嘉靖壬午本这种文字的不同,毕竟只限于个别字词的歧异,无妨大局。
不妨说,它们倒有可能列身于同一个版本系统之内,因为在《三国志演义》
不同的版本系统之间,从内容到形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 (11)这就是
说,即使同一版本系统的本子刊刻时也会出现许多不同,更不用说从抄本
到刻本之间的差别了。
其二,周曰校刊《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释三国志通俗演义》是承袭嘉
靖元年本而来,但增加了 11 则故事。嘉靖元年本已经是刻本,后来的刊刻
者依然可以随意增加内容,更何况一个流传一百多年的抄本,当其被刊刻
出来时,究竟与原作之间有多大增补,也的确难以说清。
其三, 明万历刊本 《新刻京本补遗通俗演义三国全传》卷首无名氏 “重
刊杭州考证三国志传序”称: “但传刻既远,未免无讹。本堂敦请明贤重加
考证, 盖亦与人为善之心也。 收书君子其尚识之。 ” 这里所说的 “传刻既远” ,
既可以理解为自嘉靖元年刊本以来,因为从嘉靖元年(1522)到万历元年
(1573)已经相隔半个多世纪,可以称得上“既远” ,当然也可以理解得更
早一些。但重要的是“未免无讹” 、 “重加考证”等说法,它说明每一次刊
刻都会有一些改动。
其四,明天启间闽芝城潭邑黄正甫刊本所载博古生的《三国志叙》称:
“第坊刻不遵原本, 妄为增损者有之; 不详考核, 字至鱼鲁者有之。 ” 可见,
一直到了天启年间,坊刻本依然可以增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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