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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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山河付子孙。 ”接着又有小字注云: “此言曹公能捞笼天下之人,因此而
得天下也。 ”这里所引的史官之诗及“捞笼天下之人”的语气,应当说是作
者自己所为。
但有的注评又不像是作者所为,如《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之十二,在
王粲夸赞曹操“驱孙权于江外,逐刘备于陕右,破乌丸于白登”诸语下有
注云: “以上三句,皆张骘虚伪妄作,非王粲本文,此裴松之所贬也。 ”王
长友认为这是“小说作者照抄了《文士传》 ,而作注者看出了破绽,特为注
出的” ,因而不是作者本人的注。张国光先生的意见则相反,认为这同样也
是作者的注,其理由是: “作者的任务主要是致力于正史的通俗化,而对所
引史料则一般不改。由于小说是以《三国志》及裴注为依据,因此一面转
引了《文士传》中诸语,一面又指明裴注已指出这是张骘的‘假伪之辞’ ,
以免读者误信。 ” (4)从小说的这段叙述来看,作者借王粲之口夸赞曹操,
并无贬低嘲笑之意,因此没有必要接着用注再来加以澄清,说明自己明明
知道是他人的“虚伪妄作” ,这里还要引用是为了“正史的通俗化” 。所以,
王长友的意见有一定道理,这一小字注当为后人所加。
三
如果说《三国志通俗演义》文本创作的起点是由罗贯中开始,那么创
作的终点应当定在何时呢?从传播角度来看,应以该书全部完成的时间为
准。以常理论,在嘉靖元年刻本之前,应该有抄本在社会上流传,但抄本
与刻本之间究竟有多少改动,的确是一个未知数。不妨举出几个旁证。
其一,近年,人们发现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明刊本《三国志演义》的
残叶,刘世德先生对其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认为该本可能刊行于明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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