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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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情况作了较为全面和扼要的评述(注:学林出版社 1988 年版。 ) ,闵著
则较为详尽地介绍了《三国演义》在韩国的流传、出版、翻译、版本、研
究及影响的情况(注:学林出版社 1988 年版。 ) 。
新时期《三国演义》的文本研究成果的相当显著,研究视野、思路与
方法大为拓宽,文本分析更加深入细致, 《三国演义》的丰富内涵得到多角
度的展示。这里重点从题旨与艺术两个层面作一简要梳理与评价。
题旨研究方面,在对以往“正统”说、 “拥刘反曹”说、 “忠义”说、
“仁政”说、 “反映三国兴亡”说重新审视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近 30 种新
说。比较有代表性的如:黄钧的“民族历史悲剧”说,认为魏胜蜀败的结
局揭示了一个严酷的事实:对封建政治生活起支配作用的力量,不是正义
而是邪恶;不是道德而是权诈。这是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现实。因此, 《三
国演义》所表现的蜀汉集团的悲剧,正是悲剧的时代所诞生的我们民族的
一部悲剧(注:见《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 , 《社会科学战线》1983
年第 4 期。 ) ;沈伯俊的“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认为向
往国家统一的政治理想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经线,歌颂“忠义”英雄的
道德标准构成了《三国演义》的纬线,二者纵横交错,形成《三国演义》
的主题(注:见《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 , 《天府新论》1985
年第 6 期。 ) ;秦玉明的“天道循环”说认为小说通过“点睛”之笔的直接
宣扬,通过政权斗争的相似性和人物命运因果报应的描写,表现了“天道
循环”的核心观念(注:见《天道循环: 〈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 , 《攀枝
花大学学报》1996 年第 1 期。 ) ;潘承玉的“反映天命观”说,认为作者对
天命的理解与阐析构成了全书的情节内核,对天命的困惑与欣慰构成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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