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色龙司马懿给历史开了一个血腥的玩笑

“人失去了自己”，这是《大军师司马懿》反复渲染的东西。上半部，荀彧对曹操说：“今日的明公，还是当初的明公吗？”下半部，司马孚问司马懿，是否还记得自己的初心。而始终如一的诸葛亮，则是全剧的道德典范。作者用意，可见一斑。

 

当垂垂老矣的司马懿依依东望，他望不见人心，只有一地的刀光血影。高平陵之变后，他彻底黑化，再不是当初的渡河才俊。那时候，年轻的他还和曹丕谈论青春理想，和乃父说起自己的一片忠心。但如今，他成为执刀者，俨然一位彻彻底底的马基雅维利信徒。

 

在《虎啸龙吟》里，司马懿有一个明显转变。转变前，他殚精竭虑，俨然魏国忠臣。转变后，他开始任你妄为，为了权力不择手段。让他转变的，是多年的压抑和权力对他的诱惑。当司马懿说自己不管身前身后名，他已经转变为一个赤裸裸的权谋家，建安风骨已成往事，历史，走向更加血腥无道的关口。

万幸的是，该剧是司马懿的人物传，却没有一昧为司马家唱赞歌。剧中，司马懿步步黑化，但当他走到权力巅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孤家寡人”，他却早已面目全非，成为一个阴鸷狠毒的野心家。该剧下半部通过诸葛亮“弈棋”、司马孚“质问”等情节，暴露出司马懿的表里不一。

 

但这部剧还是对司马懿有所贴金，其实，司马懿一直都是“利益第一，价值第二”的人。他像一只变色龙，随时根据形势转变策略。曹操时期，他收敛锋芒；曹丕时期，他鞠躬尽瘁，曹叡时期，他克制隐忍；而到了高平陵之变，他孤注一掷。由始至终，司马懿都以自家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大军师司马懿》上下部的诸多情节都来源于《晋书》，但后者对司马家多有粉饰，这从司马懿出仕这个细节可以看出。

在魏国史书《魏略》中，当司马懿面对曹洪的征召，他杵着拐杖，托病不出，但当曹操下令征辟，他“投杖而应命”，这是典型的“出仕策略”。但到了《晋书》，就成了司马懿“不欲屈节曹氏，辞以风痺，不能起居”。

可以说，从小浸染于世家文化的司马懿，身处注重品评的环境里，他早已习得官场的处事策略，深谙“待价而沽”的一套。

 

到后来成为朝中重臣，他不忘记逢迎谄媚的一套。魏文帝时，他揣摩上意，献上祥瑞“玉印”助郭女王封后；魏明帝时，他又先后献《玄石图》、献祥瑞白鹿，作为示好曹叡及曹芳的礼物。

也是在明帝时期，明帝曾问大臣陈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陈矫答：“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朝廷之望，是在一时。社稷之臣，功在千秋。司马懿可得人望，但未必有心于社稷。

 

司马懿的圆滑从青年时期就表露了，在朝堂和乡里，他的确很有口碑，但那是因为他积极维护士族网络、发掘人才，通过“为我所用”，纵深自己的权力谱系。可即便如此，也很少人用“清直”“仁义”来恭维司马懿，因为司马懿和这两个词实在不沾边。

 

更多时候，他被视为一位隐忍的官僚，他隐忍，不为淡泊名利，为的是等待时机。高堂隆曾提醒曹叡提防司马懿，他是当时有名的谏臣，看法就很有参考价值。他说：“（陛下）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釭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而司马懿，恰恰有“鹰视狼顾之相”。

 

司马家不会为曹家倾心竭力，曹家也不会放任司马家，往深里说，双方存在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曹魏政权的根基是庶族、新兴地主和武人集团，从根子来说，曹操是“世家大族垄断政治”的掘墓人，他生在阉宦家庭，忌惮世家，于是“细政苛惨，科防互设”。他的出身和眼界都决定了他和儒家大族的距离。

但到了曹丕这一代，为了称帝和政治稳定，曹丕只能通过“九品中正制”给士族让利，表面上招揽天下人才，其实进一步固化了阶层差距，令世家大族渐渐抬头。而司马家就是世家大族的代言人之一。

更准确地说，司马家原本并非世家大族，但步步经营、逢迎儒门，一点点打入追崇儒家的大族网络中。到司马懿这一代，司马家至少看上去已经像一个典型的“儒家士族”，读儒家经典，学儒家礼仪，交往的也多是儒家大族的子弟。所以，司马炎才说：“本诸生家，传礼来久。”

 

坦率而言，以陈群等为代表的儒门代言人并不发自内心欣赏司马懿，但在与宗亲的博弈中，手握兵权和人望的司马懿是他们可以合作的对象。而司马家尊崇儒家，更多是政治策略。

司马氏集团聚拢的人物，的确不能简单归为儒门或士族，某种程度上，他们是一群“实用至上”的人，看清了历史的大趋势，比起崇高理念，更信奉实际的权力和地位。这也决定了司马氏的变色龙底色。

 

曹魏根子里与世家大族不和，而司马家是后者的代言人之一，这是他们不可调和的矛盾。即便如此，曹魏政权也并没有对司马家做出什么极端之事，曹丕时期，前者甚至对后者礼待有加，终曹魏天下，司马家都是锦衣玉食的名门望族，是典型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曹氏的压迫逼得司马懿忍无可忍”这种艺术加工在正史里站不住脚。司马家和曹家，谁也不是大白兔。

魏明帝曹叡在一天，司马懿忠心一天。

 

这个皇帝有点像青年嘉靖，聪明绝顶，私欲很强，并非仁主，却极有手段。收集女装、长发及地、口吃少言、起用女官，这是他的噱头。实际上，曹叡做了不少巩固权威的事儿——崇尚书、迎宗庙、严刑法、禁浮华、控中枢、修宫室等，曹叡主政期间，魏国皇权强大。

要知道，先帝驾崩，曹叡接手的是一个问题重重的大魏江山。对外，三国还未一统，魏国频繁面对蜀吴（尤其是蜀国）的骚扰。对内，宗室与士族的矛盾暗流汹涌，地方大族形成“国中之国”。主少寡弱，权臣环视，可曹叡很快就掌控住局势。从政绩上看，曹叡作为不小。

 

更重要的，是曹叡对世家大族的遏制。

 

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朝廷的声誉跌到谷底，在朝廷，士大夫“目有长官而无君父”；在地方，世家大族有自己的独立武装，他们根深蒂固，积极培养自己的代言人，与朝廷对立。由此，国家公权力也伴随着皇权落到低谷。

 

早在曹操执政期间，为了统一事权，也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已经出台了许多打压世族的措施，而曹叡继承乃祖遗法，一方面，他改易正朔、严刑峻法；另一方面，他翻新各项制度，强化中央权威。

曹叡想建立一个外儒内法、中央集权的帝国，想像“秦皇汉武”一样为所欲为，这决定了他会与儒门合作，但却要遏制有权势的世家大族。

 

曹叡对世族的防备可以从“禁浮华”一事看出。

 

“禁浮华”在史书中记录较少，但它却是魏晋清谈玄学之风的前兆。太和年间，一些仕途受挫的贵族子弟云集于京师洛阳，他们聚众交游、品评人物，这股风潮受上流青年知识群体欢迎，但却遭到了曹叡的镇压，史称“太和浮华案”。

 

据考证，“浮华交会”的代表是“四聪”、“八达”，他们是何晏、夏侯玄、诸葛诞、邓飏、李胜、丁谧、毕轨等七人，而荀粲、裴徽、李丰、刘陶、傅嘏、司马师也参与其中。这些人大都是世家大族出身的子弟。

 

曹叡为什么要对“浮华交会”坚决镇压？一来，他担忧这些人像东汉党人一样反抗朝廷，二来，他要抑制世家大族子弟的势力。皇权社会，任何有影响力的社会组织势必引起君主警惕。终其一生，曹叡都对“四聪”、“八达”严防死守。

 

为了抑制世家子弟，曹叡还诏令刘劭制定考察官吏功过善恶的新规《都官考课》（又称《考课法》），但遭到不少士族官僚反对。设使新规有力执行，对世家大族就会是一个巨大打击。不过曹叡荒淫无度，死得太早，这个新规没有长久实施。

 

新皇帝动作不断，渴望占据政治主动权的士族不会束手就擒。他们好不容易熬到自己的春天，盼望有朝一日，能够掌控天下的话语权。

 

曹魏开国以来，曹魏宗室和儒家大族的对抗就是一条主线。

官渡之战前，儒家大族心向袁绍，曹魏主要由谯沛武人和新兴士族把持，但官渡之战后，曹魏集团吸收了大量儒家大族，到魏文帝实施九品中正制后，他们的势力进一步扩张。所以，曹叡即位前，儒家大族的前景一片光明，他们不会容忍少年天子的“盛气凌人”。

 

权力斗争，需要一呼百应的代言人，世家大族选中了位高权重的司马懿，最终将司马懿抬进了顾命大臣名单。

 

在这一过程中，儒门的态度是纠结的。他们当然不发自内心想让司马懿作为大族代言人，可时势使人低头，在真正的儒门拿不出有力竞争者的情况下，面对曹魏宗亲的步步压制，儒门默认了司马懿作为替其博弈的人选。

3 江山易主——历史的血腥玩笑

对于司马懿，曹叡很矛盾。他希望扩张皇权，压制世家大族，可受制于军事和政治压力，他又不得不倚仗。所以，我们读史书，会发觉曹叡对司马懿时而亲切，时而疏远，他对这位世家代表且用且防。用他的军事本领，但不让他进入权力核心。

 

早在曹叡即位前，司马懿已经位列中枢，他和曹真、曹休、陈群并列辅政大臣，但曹叡并不把司马懿当成真正的心腹。终曹叡一朝，他与陈群、陈矫等人达成默契，那就是不让司马懿回朝辅政，与之相对，陈群、陈矫、曹真才是曹叡更信任的人，而司马懿则被“拒之于外”。

 

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由于军事压力和曹真的去世，曹叡不得不对司马懿受以要职，派他坐镇长安。司马懿渐渐做大，到平定辽东后，他在朝中的威望达到一个高点，儒家大族也与其合作。

 

为了牵制世家大族，曹叡曾有意壮大宗族、扶植武人集团。太和五年，他诏令诸王及宗室公侯各领嫡子一人朝聘，表明自己的态度。

 

而在顾命大臣一事上，最初的大臣名单也没有司马懿。曹叡任命燕王曹宇为首辅，领军将军夏侯献、武卫将军曹爽、屯骑校尉曹肇、骁骑将军秦朗等辅助，行成一个宗室顾命集团。如果这份名单通过，皇权就会恶性膨胀，对儒门大族则是巨大的打击。

可是，曹叡却在临死前更改了名单，他将辅政大臣改成曹爽和司马懿，这一变动为“高平陵之变”埋下隐忧。

 

曹叡为什么要更改名单？有学者认为：这与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有关。他们与曹肇不睦，又和司马懿关系良好，是他们的进言影响了曹叡。

不过，以曹叡的“沉毅断识”，即便病重，他断难仅凭外人言行改变自己的意志，考虑到最终名单形成了表面上的宗亲与士族“平衡”，而非宗亲独大，曹叡的最后一变，极可能与世家大族的集体施压有关。

 

作为一国之君，曹叡不可能置世家大族意见于不顾，后者掌握权势和军队，一不缺兵马，二不缺舆论，三又在朝廷里网络纵深，哪怕为了魏国的政局稳定，曹叡也需要安抚士族。安排司马懿为辅政大臣，就是这一博弈的结果。

 

曹叡如果真的对司马懿完全信任，就不会久久让司马懿远离中央，以战事或整顿吏治的名义钳制他的势力。

天下三分，曹叡作为魏国这家合资企业的老总，他需要安抚司马懿与世家大族的联盟，也需要借助司马家抵御蜀吴的军事压力，却又不希望司马家威胁皇权，他小心翼翼拿捏着这“尴尬的分寸”，最后还是妥协了。

 

终曹叡一朝，魏国皇权强大，整个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曹叡的个人意志。如果综合考虑曹叡的种种行为，便会发现他的内心隐藏有效法“秦皇汉武”的愿望。无论是行事风格还是政治理念，曹叡都与“秦皇汉武”保持高度的契合。

只不过，历史的时势与寿命的修短使曹叡短暂享受了一人独治，却还是倒在了通往“秦皇汉武”的路上，敌不过历史的滚滚洪流。

有人说，如果再给曹叡多一些时间，按照他的规划，曹魏的皇权将真正达到顶峰，而司马懿也只能匍匐在皇帝脚下嗫嗫嚅嚅。怎奈曹叡正值盛年就放荡至死，仓促的“托孤决策”给了士族政治复兴的机会，新君暗弱，辅政的宗亲曹爽又志大才疏、狂妄无能，一场高平陵事变，司马懿终成“执刀者”。

 

高平陵事变后，司马懿以经典儒学取代了庶族名法派的政治路线，满足了儒家大族的实际利益。可在实际策略上，他背信弃义、屠杀宗亲、独揽朝政、架空皇帝，一边宣传自己的美名，一边为子孙后代窃国大事铺路。

这位儒家大族的盟友，却做出一系列儒家精神所不齿的事，而他的子孙创立的王朝，由于不得人心、自相残杀，支撑数十载，便以近乎荒唐的形式草草收场，最终只好偏安一偶。

 

仁义礼让的神话，转眼成为黄河两岸的修罗场，在血雨腥风中胜出的野心家，却也难逃转瞬倾颓的命运。可以说，历史辜负了寒门武夫，也给儒家大族开了一个血淋淋的玩笑。留下的，只是一江春水里的累累白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