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家族名将击败曹爽，改变了三国历史的走向

公元234年，一代名相“卧龙”诸葛亮病逝在五丈原，曹魏的西南防线为之一松。司马懿上疏魏明帝曹睿，要求趁机攻蜀。曹睿出人意料得拒绝了司马懿的建议，而将司马懿召回。

此前，度辽将军毋丘俭征讨公孙渊，虽招降了乌桓等部，战斗中却进展不顺。曹睿只得把司马懿派往辽东战场，以求彻底解决公孙渊的问题。与诸葛亮的多年对峙，司马懿的军事才华也得到了锻炼，公孙渊毫无意外的被司马懿消灭。

正当司马懿准备按照朝廷要求，取便道，再次出镇关中时，远在洛阳的曹睿再次将司马懿召回，这次是因为曹睿不久于世，要安排托孤重臣了。魏明帝拉着司马懿的手，语重心长得说道：“吾疾甚，以后事属君，君其与爽辅少子。吾得见君，无所恨。”

由于即位的齐王曹芳年仅八岁，司马懿乃与大将军曹爽一起接受遗诏辅佐少主。司马懿任侍中、持节、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和曹爽各统精兵三千人，共执朝政。

司马懿不负明帝重托，先是大败由孙权亲自主持的四路攻势，东吴名将朱然由于是直接面对司马懿，损失最为惨重，接着又逼退诸葛恪，并且在战斗中拔擢了后起之秀邓艾。司马懿的威望达到了顶点，这引起了同为辅政大臣的曹爽的不满。

曹爽欲排挤司马懿，想让尚书奏事先通过自己，以便专权，向曹芳进言，改任司马懿为大司马。朝臣们认为以前大司马有好多都死在任上，不吉，于是任命司马懿为没有实权的太傅，像萧何那样，入殿不趋，赞拜不名，剑履上殿。

 

在司马懿进攻公孙渊的时候，继诸葛亮秉政的蜀汉大司马蒋琬在后主刘禅的授意下，有了动作。刘禅下诏道：

“ 

贼寇反乱未除，曹睿又凶狠骄横，辽东三郡人民难于忍受暴虐，于是相互连结，与魏分离。曹睿又大举兴兵征夫，与其相互攻打。往者秦朝灭亡，陈胜、吴广首先发难，如今有此变故，这是天赐良机。您应严整治军，总率各军屯扎汉中，一待东吴举兵北进，两国构成东西犄角之势，伺机进击。

”

此刻的刘禅可能是因为年轻，意气风发，再者诸葛亮虽然公忠体国，却也乾纲独断，好不容易从相父的光环下挣脱出来，初尝权力滋味，必然想有所表现。

蒋琬总结了诸葛亮北伐的经验教训，诸葛亮生前多次出兵秦川，道路艰险，来往不便，不如沿汉水、沔水东下，于是，蒋琬大造舟船，准备袭击魏国的魏兴、上庸二地，但不料旧疾复发，未能成行。

朝中官员大多认为：水路出兵容易，但万一失败则回返不易，不是上策。但蒋琬对自己的策略还是坚持的，他指出从水路可以与东吴配合，慢慢蚕食魏国，同时利用姜维在陇西的威望，交好羌人，从西北首先出兵，自己则从水陆交通便利的涪县出兵。这很明显是翻版了诸葛亮的《隆中对》，沿关陇进攻的成了姜维，原先关羽的角色成了蒋琬。

诸葛亮死后，汉魏两国大规模的战争尚未有过，小规模的冲突还是不断。仅仅在诸葛亮死后的一年，司马懿还没有接到曹睿的诏令，尚在关陇前线，蜀汉平北将军马岱就侵扰魏国，司马懿派牛金将其击退。

这一时间，双方都在忙于内政，曹魏需要适应魏明帝的去世带来的权力再分配，蜀汉也需要学会在没有诸葛亮的状况下处理内政外交。“山雨欲来风满楼”，战争的因子一直存在，就差一个时机。

曹魏除司马懿外的另一位辅臣曹爽是靠着承袭父亲的爵位、再加上自幼与曹睿相交的近亲关系，才得以成为辅政大臣的。既没有在外充当封疆大吏的显赫经历，也没有在中央从基层干起的历练过程，以这样毫无尺寸之功，自然很难震慑那些曹魏的老臣。

在这种情况下，曹爽更应该团结一部分人、分化瓦解一部分人，但曹爽却大刀阔斧，在重要位置上一律换上自己的亲信。

曹爽明白军队的重要性，在成为辅政大臣前，他已在京城禁军经营多年，所以在晋升老臣蒋济为太尉后，趁机免去蒋济掌管禁军的领军将军一职，而除以自己的弟弟曹羲为中领军外，他还把其他几位兄弟安插在禁军的其他要职上，牢牢把持住禁军的大权；表弟夏侯玄则被任命为中护军，负责总统诸将，选拔举用军队武官；同时任命何晏为尚书，选拨官员。

这一系列的措施，非但没有好的结果，还让失去权柄的曹魏老臣彻底倒向了同样被排挤的司马懿身边。曹爽固然可以将司马懿排除出权利中枢，却无法抹掉司马懿的影响力。

因为在曹爽的父亲曹真死后，司马懿作为继任者，在关陇经营多年，关陇诸将都是司马懿的部下，曹爽既然已经掌握了京城禁军，势必也想将关陇的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还有，他也需要一场事功，提高自己的威望，为自己施政扫除障碍，从侧面打击一下司马懿，让曹魏的老臣首鼠两端。

 

反观蜀汉，诸葛亮对于死后的人事任命，刘禅是基本照办的。刘禅废除了丞相制度，先任命蒋琬为大司马，主管行政监管军事；又任命费祎为大将军，主管军事监管行政，也就是把原来集权为诸葛亮一身的职务和权利一分为二，由两个人担当，同时又让两人相互交叉，相互制衡。

但蒋琬、费祎都是志虑忠纯之士，并没有因权力交叉而产生不睦。蒋琬在病重之时，主动将兼领的益州刺史让与费祎。蒋琬在执行自己的北伐计划前，已经推荐姜维为凉州刺史，镇西大将军，率别动队入陇西入羌中作战。

蜀汉朝廷对于蒋琬的北伐计划不太支持，派尚书令费祎、中监军姜维来汉中，试图劝阻蒋琬。蒋琬因病情加重，退回涪县，但涪县的水路便利，可以更快的到达汉中。

由此可见，蒋琬在病重之时，还在考虑自己的北伐计划的可实施性。蒋琬的动作甚至引起了东吴的狐疑，因为蒋琬修缮船只，虽然是准备从水路进攻魏国，但由于此刻司马懿在东南战线南下，蜀汉不出兵乘虚夹击敌人，反而弃离汉中，让东吴大臣认为蜀汉要背盟，结魏攻吴，幸好孙权力排众议，反应也很平淡。

2 消极对峙——曹爽征蜀另有目的

蒋琬率主力从汉中退回涪县，一者自己身体堪忧，二来是想重新尝试新的北伐战略，退守之前，所留兵力仅仅有镇北大将军王平所率三万人。曹爽却认为是蜀汉的全线退却，攻蜀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急于立功，就触发了大战的发生。

 

244年3月，曹爽西至长安（今西安西北），任命亲族夏侯玄（夏侯渊从子夏侯尚之子，玄母为曹爽的姑姑）为征西将军，都雍、凉州诸军事，雍州刺史郭淮为夏侯玄军前锋。三月，曹爽自己从长安率数万人出发和夏侯玄的部队会合，从骆谷合兵十余万，自骆谷口攻汉中。

汉中是处于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之间一片较为狭小的山间盆地，它的北面是莽莽秦岭，南面为大巴山。自古就被称为“形势之地”，所谓“前控六路之师，后据两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号令中原，必基于此”。

这里交通便利，“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形势最重”。作为连接关中与巴蜀的主要通道，历来敌对双方为了自身的进退考虑，都会竭尽全力争夺此地。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汉中对于蜀汉的意义要比对于曹魏的意义更为重大。

这一方面是由于嘉陵江和汉水的原因，汉中与蜀中的联系更密切，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秦岭的险峻比大巴山更甚。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越大巴山南进却较易。

魏蜀以秦岭为界，尚可共享秦岭之险，若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将倒向魏国，故而时人即言“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失去汉中，蜀汉就难以立国。只不过，魏国要夺取汉中又谈何容易！从关中前往汉中较为近捷的是穿越秦岭山脉的三条通道，即褒斜道、傥骆道和子午道

 

东路是最长的，总计超过330公里，北端直达长安以南，南段称为子谷，北段称为午谷。子午谷崎岖的地貌提供了大量可以完美伏击的地点，设伏方可以轻易全歼谷内敌军，所以这条最长的路线也是最危险的。如果蜀汉发动攻势，经此道路可以轻易威胁长安，这也是诸葛亮首次北伐时魏延所建议走的路。

 

西路是长235公里的褒斜道，在三条之中路况最好，北段称为斜谷，南段称为褒谷，其南端在汉中北约25公里，北端在今陕西眉县南15公里。在褒斜道中心，另一条峡谷箕谷西向延伸，然后转而北向，最终止于当蜀汉进攻时受到威胁的战略要地陈仓附近。

如魏采取攻势主动出击迎敌，良好的路况意味着蜀军能更快聚集守军并在魏军出谷前阻止其进攻。这相对来说，秦岭诸道中相对省时省力的，褒斜道以南循褒谷、北走斜水而得名，路程五百余里，道的北口即是渭水之滨大名鼎鼎的五丈原，故汉代关中通往巴蜀的驿路就设在这条道上。即便如此，曹操在与刘备争夺汉中的战争中，仍因褒斜道险峻的山路吃足苦头，感慨“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

 

中路是210公里长的傥骆道，它是最短的一条，以其两端得名。南端接近今陕西洋县的傥水河，北端在今陕西周至县西面的骆峪。因此，其南段叫傥谷，北段叫骆谷。

曹爽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他选择从中路攻蜀，此路虽然最短，但路况最糟。更重要的是，在三条路中，傥骆道没有水源的路段最长。

因此，攻蜀军队为后勤所羁绊，魏军出谷前，大量负责运输的牛、马、骡、驴等驮运牲畜因缺水而渴死。曹爽只得征调数万役夫为苦力运输粮草，其中很多也渴死了。魏军士气骤降，曹爽军中乃至曹魏本土不满曹爽主政的情绪迅速蔓延。

蜀汉方面在接到曹爽大举出兵的消息后极为震惊，很多将领都认为只能退守汉城、乐城固守待援，蜀汉主力有足够时间从涪县出发援救阳平关（蜀北主要门户，今陕西勉县西白马河入汉水处，流经的白马山山势高峻，扼险作关）。

但是当时的镇北大将军王平却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认为一旦放弃了阳平关这一险要地形等于是自取灭亡，蜀军虽然兵少，却可以凭险据守。

王平是板楯蛮出身，板楯蛮是日后土家族的祖先之一。板楯蛮原本遍布巴中、汉中之地，所以王平对巴蜀地理十分了解，事实证明王平的这一决定是极其明智的。王平说：

“ 

不然。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祸也。今宜先遣刘护军、杜参军据兴势，平为后拒。若贼分向黄金，平率千人下自临之，比尔间，涪军行至，此计之上也。

”

惟护军刘敏与平意同，即便施行。刘敏认为，汉中百姓男女布满田野，庄稼还在田里，如果听任魏军进入平原，则大事去矣。于是，刘敏率部占据兴势山。兴势山在洋县西北43里，“形如一盆，缘外险而内有大谷”，是傥骆道南出口战略要地。蜀汉依山而筑“兴势围”，这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由于兵力严重不足，蜀军在防御时不得不采用虚张声势的做法，“多张旗帜，弥亘百余里”。王平所率领的“后拒”（机动预备队）数量少得可怜，如果魏军从兴势前线分出部分兵力改走不远处的子午道进入汉中，身为都督的王平只能带领千人赶赴援救。

好在狭曲陡峭的傥骆道帮了蜀军的大忙，如曹丕当年所说，“汉中地形实为险固，四岳三涂皆不及也”、“一夫挥戟，千人不得过”。魏国大军入骆谷数百里，成了一字长蛇阵，兵力上的优势得不到发挥。

而处于劣势的蜀军不但凭险据守，有地利之便，其军中由南中少数民族组成的“无当飞军”更是骁勇异常，这支部队人人身着铁甲，翻山越岭如履平地，最擅长的是夜袭，装备的是涂有毒箭头的连弩和钢刀。当此之下，魏军“进不获战，攻之不下”，陷入被动境地。王平的坚守为蜀军主力的到来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这时，从蒋琬手中接过兵权的蜀汉大将军费祎鉴于魏军来势凶猛，就把镇南大将军马忠留在成都，平尚书事，自己率军前往兴势救援，光禄大夫来敏至费住所祎许别，求共对围棋。其时军中筹备严驾，纷纷营营，而费祎与来敏留意对戏，面无厌倦之色

来敏便道：“我只是聊观试君而已！君信可人，必能对付贼者。”

费祎的气度悠闲，固然有安人心的考虑，但是拖拖拉拉也有贻误战机的可能。费祎本人对北伐的进取心并不高，从他后期执政可见一斑，这次战斗他的目的恐怕也仅仅是保住汉中，在侦查到曹爽的进兵路线后，应该有把握击退曹爽，所以求战欲望不高。

率先到达战场的恐怕是涪县的军队，大司马蒋琬身患重病，在兴势大战后不久即死去，统领这支军队的很有可能就是姜维。费祎不可能从成都到涪县再到汉中，这样来看，姜维比费祎到达汉中路途要少了三百六十里，姜维作为诸葛亮圈定的接班人，也受到了蒋琬的器重，早在238年，姜维先蒋琬一步到了涪县，应该是为了蒋琬尝试北伐的前期准备做工作。

蜀汉朝廷曾经派费祎、姜维前去涪县尝试说服蒋琬放弃从水路北伐的策略，蒋琬坚持，然后费祎回到了成都，姜维应该留在了涪县。或许姜维也曾经动摇过，但那只是对蒋琬策略的怀疑，二人在战略高度上都主张北伐。

反观费祎日后对姜维的掣肘，刺杀费祎的郭循也是由姜维带入蜀汉的，可见二人的不睦是基本原则的不和，而姜维可能藉此机会，干脆远离费祎，在蒋琬跟前还能畅快一些。

 

无论是主张撤到汉城、乐城的将领，还是坚守的王平，都提到了涪县的援兵，而没有提到成都的援兵，这证明姜维的部队是战役的胜负手。在王平的部队仅仅可以坚守袭扰的状况下，姜维的到来，使得蜀汉有了进攻的底气。

魏军在疲劳的状态下，难以抵挡，应该是败退，而不是主动撤退，费祎率领成都方面的援兵到来后，其实魏军失败已定，只不过在追击和围歼中发挥了作用。

 

曹爽的参军杨伟意识到危险，求曹爽放弃行动立即撤军，但邓飏反对，不顾自己缺乏军事常识与杨伟争论。杨伟未能说服他们，愤然说：“邓飏、李胜败坏国家，可以处斩。”曹爽不悦，拒绝了两人的建议。

此刻的兴势山，牢牢吸引住曹爽的大部队，姜维的到来使魏军开始退却，蜀汉保卫汉中的目的已经实现，假如费祎的援军可以早先到达，蜀军实际上是可以尝试切断魏军退路，让曹爽全军覆灭的。

太傅司马懿给夏侯玄去信说：

“ 

《春秋》强调责任大的恩德也重。从前武皇帝第二次进入汉中，几乎大败，你是知道的。如今兴势地形十分险要，蜀军已率先占据，如果进攻，敌人不应战，退却又被阻截，全军必然覆灭，你将承担什么责任？

”

夏侯玄这才感到恐惧，劝曹爽尽快退兵。五月，曹爽率领大军退还，费祎进军占据三岭阻截曹爽，曹爽争险夺关进行苦战，仅只得以逃出，失散伤亡甚重，关中地区为这次行动白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

3 关中残破——曹爽自取灭亡

这场战役，毫无疑问是蜀国胜利、魏国大败。这样一个影响力大的战斗，被陈寿所忽略，除了晋代魏，以魏为正朔外，还有就是参战将领并无太多显赫资历。魏国的老一代名将张郃阵亡于木门道，蜀汉宿将魏延也死于内讧。而且双方应该没有大规模的遭遇战，也谈不上什么出奇的智谋，周全的策划。

首先，从曹魏来说，曹爽的准备就不够充分。与其说他想攻蜀建功立业，还不如说想趁机染指曹魏的关陇军队，牢牢将这支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削弱司马懿的影响力。

诸葛亮死后，汉魏两国的摩擦限定于小规模，倒是东吴，孙权亲自策划了四路攻势，朱然、诸葛瑾都出现在战场上，司马懿此时也在东南，可见此时曹魏面对的压力主要是东吴方面。

曹爽身为大将军，应该优先处理东吴的问题，他却伐蜀，而在战争开始后，攻击的手段很单一，王平的应对策略也很呆板，无非坚守加袭扰，曹爽在有绝对优势的兵力情况下，加上蜀军援兵未到，完全可以快速得调整布署，在姜维到达战场，败局已定的情况下，撤退又不是那么坚决。

等到费祎从成都到达，才开始仓皇撤退，在建立功名与控制关陇的双重目标中，恐怕后者才是曹爽的精力所在。

其次，曹爽想通过伐蜀，与关中诸将得以共事，通过指挥调动，进而从人事上达到收服人心，安排亲信的目的，司马懿也是有警觉的，他的次子司马昭作为夏侯玄的副手出骆谷，驻扎在兴，这个举动意味深长。

蜀将王林夜间偷袭司马昭军营，司马昭坚持按兵不动。王林终于退走。事后，司马昭对夏侯玄说：“费祎占据险要之地而固守，我军进无战机，攻坚而不能下，应赶快撤退，以后再作打算。”兴势山战役的失利，或许有司马懿的遥控掣肘，司马昭的阵前捣乱。

 

再次，蜀汉军团，从名义统帅费祎，到前敌指挥王平以及当做生力军的姜维，都发挥了应有的作用。费祎的拖沓，使得战果未能最大，但他的举措还算得当。

从留马忠镇守成都，显然是准备了万全之策，这时候蜀汉的其余名将如邓芝、廖化各安其职，尤其是邓芝这时候没有轻动，说明了费祎确实不慌乱，在这种情况下，还不忘防备南中与东吴的动作。

 

这场战役，更大的影响却是在政治层面：

一、曹爽派夏侯玄为征西将军，是因为曹魏宗室后人中，夏侯玄是领袖，而且声名不错。曹爽派他去接收关陇集团，再合适不过。但曹爽此时还必须依赖司马懿的军事能力，司马懿在东南拒东吴就是例证。而为了达到让夏侯玄出任征西将军，不得已将夏侯玄的中护军交给了司马师，这让司马家族首次有了禁军的势力，为日后高平陵之变奠定了基础。

二、极大动摇了曹爽在朝中的威望，加速了他的垮台。本来曹爽就没有什么军事建树，此次伐蜀是他首次用兵，结果非但没能旗开得胜反而深深被羞辱了一遭，曹氏亲贵在朝中的形象和地位受到严重打击，也正是这场惨败，让曹爽不得不在政治上更加的独断专行，意图将权力紧紧的攥在自己手中。

在将中护军授予司马师后，曹爽马上毁中垒中坚营，这些士兵统统交给了自己的弟弟曹羲统领，想将司马师的兵权架空。这导致曹魏宗室与司马家族的斗争白热化，为数年之后的高平陵之变和他最终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三、对于参加这次战斗的蜀汉将领姜维来说，由于费祎的拖沓，未竟全功，使得他日后冒险，不再“御敌于国门之外”，而是想诱敌深入，然后再关门打狗，称为“敛兵聚谷”。在钟会伐蜀的时候，这一策略的施行，虽然使蜀汉军团没有遭到损失，但却使汉中大部分地方在短时间沦陷。姜维的策略从书面上看是不错的，但实际状况需要考虑的太多，这一次，姜维也学了回“马谡”。

四、延长了蜀汉政权的国祚，推迟了三国一统的进程。兴势之战的大胜使得曹魏在此后的20年里都不敢侵犯蜀汉，令魏国内部对伐蜀产生恐惧心理，魏长期对蜀采取守势，“畏蜀如虎”，以至于20年后司马昭提议伐蜀时朝中竟然无人支持。

五、严重削弱了曹魏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统治力，间接导致了五胡乱华的发生。此役不仅沉重打击了曹魏的军事力量，更使原本相对富庶的关中地区变得“千里饿殍”，由于征调了大量农夫参与后勤运输，使农田无人劳作，曹魏当局不得不派大量军队参与屯田，军队的数量大大减少，严重削弱了曹魏在当地的统治力，使得西北少数民族势力不断做大。

以至于后期姜维九伐中原时蜀魏双方都不同程度依仗羌族等少数民族的势力，这种影响在当时可能不明显，但到了晋朝就益发严重，间接导致了五胡乱华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