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羽之死与荆州覆败有没有幕后黑手？

几种责任认定

建安二十四年冬，关羽水淹七军，生擒庞德之后，遭遇江东集团的偷袭，后方的公安、江陵等重镇瞬间落入敌手。腹背受敌之下，关羽军团迅速土崩瓦解。十二月，关羽及其子关平等于临沮被俘，随后遭到处决，传首于曹操。

从大胜到大败，从军锋直逼许都迫使枭雄曹操亦有迁都之意，到全线崩溃军败身亡丢失荆州，前后不过半年。如此短的时间之内产生如此巨大的反差，在战争史上虽非特例，但也实属罕见。探究关羽覆败之谜遂成后世史家莫大的兴趣所在，各种解释也就应运而生。总结起来，大致上有这么三种说法：

（1）关羽负责说。

这种说法认为：荆州覆败这件事情乃关羽本人自作孽，不可活。此人“性护前”，骄傲自大；又不善于处理内部关系，“善待士卒而骄于士大夫”。遂致荆州军团的领导班子内部矛盾丛生。同时还拒不执行诸葛亮《隆中对》中早已拍板了的联吴为盟的基本外交政策，对孙权主动联姻的提议作了粗暴的拒绝。性格决定命运，关羽实际上是死在了自己这种刚愎自用、目中无人的性格上面。

（2）诸葛亮负责说。

持此观点者认为：从水淹七军到军败身死，长达半年的时间里，成都方面未出一兵一卒支援荆州，这种现象太反常。而作为刘备身边的主要智囊，亲自提出了“跨有荆益”的集团发展蓝图的诸葛亮，面对着发生在荆州上空的风云变幻，竟然没有向刘备提供一字半句的判断和建议，这更加反常。

据此，持此观点者进一步认为：诸葛亮缄口不言的沉默态度实际上是不负责任，是在玩忽职守。而且是有意为之。原因很简单：诸葛亮胸怀大志，他希望人主不仅仅能够“贤”自己，还希望人主能够进一步地“尽”自己，让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空间。“尽”的出仕标准决定了诸葛亮所谋求的既不是什么贴身秘书，也不是什么办公室主任，更不止于某一部门主管，而是拥有全部经营大权的总经理。这位以职业经理人为人生目标的卧龙先生进入刘备集团之后，很长时间里都只能屈居第三把交椅。关二成了他必须逾越却又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刘备在世之时这道障碍已经如此顽固，刘备去世之后，其棱角势必更加锐利与突兀。所以，当荆州上空危机四伏的时候，诸葛亮一反常态地沉默了。而他的玩忽职守导致了刘备对荆州局势的恶性发展掉以轻心，缺乏一个清醒的认识，最终铸成恨事。

（3）刘备负责说。

这种观点将成都方面不发一兵一卒救援荆州的主要责任追究到刘备身上，而不是诸葛亮。认为救不救关羽只能是刘备自己的意思，诸葛亮还不足以左右这个大局。至于刘备的用意，则是想假手江东集团除掉关羽，以巩固自己的集权统治，更重要的是为自己的继承人刘禅扫清障碍，扫除未来潜在的权臣。

一个貌似合理的解释

在肯定“刘备负责说”这一观点之前，有两个难题亟需做出合理的解释：（1）该如何看待刘备和关羽之间所谓的“恩若兄弟”、“名为君臣，实犹父子”的亲密关系？（2）以放弃荆州这种方式除掉关羽，这种巨大的代价，刘备是否愿意？

当然，在预设立场之后，做出“合理”的解释其实并不难。

其一，刘备能够听从诸葛亮的建议，将“恐易世之后难以制御”的养子刘封处死，可见紧要关头儿女情长坚决地服从于政治利益是刘备的基本行事准则。刘封之于刘备是养父子关系，关羽之于刘备是义兄弟关系（“恩若兄弟”），二者具备了相当强的可比性。刘备既然能够忍痛杀掉养子刘封，自然也就具备了借刀杀人除去关羽的可能性。

其二，对于刘属荆州的实际价值，需要重新做出评估。

自刘表死后，一直到关羽覆败，这段时间荆州始终处于三足鼎立的局面。早期是刘备、刘琦、刘琮三足鼎立。赤壁之战以后，变成曹操、刘备、孙权之间的三足鼎立——曹操据有荆州北部的整个南阳郡、南郡的一部分、江夏郡的一部分。孙刘双方战后就“分赃”问题先后有过两次大规模的协商与调整。建安二十年，孙刘双方达成了一个书面的协议，“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南郡、零陵、武陵以西”这部分地区实际上就是建安二十四年关羽所丢失掉的那部分荆州，就面积而言，仅占整个荆州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荆襄七郡：南阳郡、江夏郡、南郡、长沙郡、桂阳郡、零陵郡、武陵郡。刘属荆州仅仅拥有半个南郡、一个武陵郡和一个零陵郡）。

除了面积的大小之外，还应该全面地从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来立体考察刘属荆州的价值的大小。

荆州的政治中心历来都偏重于北方的襄阳、宛城，这些重镇都控制在曹操的手里。

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南阳郡人口为243万余，长沙郡人口为105万余，这些人口大郡都不归刘备所有（虽然这不是汉末动乱之后的数据，但仍不减其代表性）。

荆州的文化重心偏北，故而荆北乃荆州人才的渊薮，刘属荆州部分除了零陵郡的开化程度稍高一些外，武陵郡根本就是蛮荒之地。

故而，和曹、孙两家相比，刘属荆州在政治、文化、人才方面完全处于劣势。更要命的是，刘属荆州在经济上也极其落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吃饭问题是最大的问题。《读史方舆纪要》记载：“（长沙）后汉时亦为荆州大郡，吴蜀分荆州，长沙属吴，以是蜀之资粮恒虞不给”。位于洞庭湖平原之上的长沙郡物产富饶、人丁繁庶，乃千年鱼米之乡。建安二十年，孙刘两家重新“分赃”，将原属刘备集团的长沙郡划归江东，自此之后，荆州军团的后勤补给便不再能够自给自足，相反，需要仰仗成都方面的支援。

经济上的不独立，使关羽统率下的荆州军团实际上成了刘备的一大负担、一个包袱。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荆州已经成为他的一块不能承受之重，成为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果扔掉这块“鸡肋”能够同时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关羽这个巨大的潜在危险因素，也许，刘备是可以考虑考虑的。

所以，第三种解释，貌似也很合理。

提前预设立场的好处，在于可以很轻松地为自己的立场找到证据。但坏处也显而易见：容易蒙蔽真相。所以，探究历史真相的最佳方式，是抛弃一切先入为主的立场，重新回到最原始的史实本身。

第四种关系

众所周知，刘备和关羽，关系非同寻常。大致上，他们之间存在着这么几种形式的关系：

（1）君臣关系。千百年来，关羽都被视为忠臣义士的榜样，受到广泛宣传，封帝封圣。

（2）兄弟关系。这种关系最早由陈寿确立，他在《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如此描述：刘、关、张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

（3）父子关系。曹操集团晚期的主要谋士刘晔曾如此表述：“且关羽与备，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陈寿以蜀之遗民的身份撰写《蜀书》，总结刘、关、张三人之间“恩若兄弟”，自然有很高的可信度。刘晔的判断也不容忽视。他既是关羽的同时代人，而且是曹操的心腹谋士，职业决定了刘晔必定是一个消息灵通的“知道分子”，对刘备、关羽这样的风云人物，他的关注度必然极高，所以他作出的判断的可信度也是相当高的。

陈寿与刘晔在在关、刘关系上产生这样的分歧，尤其值得重视。这表明，在三国年间，所有人都无法否认关、刘之间存在着亲密的关系，但似乎又很难对这种亲密关系做一个准确的定位。

其实，如果回到具体的史实中去，就不难发现关、刘二人之间还存在着第四种关系：合伙人关系。这一关系对解读日后关刘关系的演变是一条极为重要的线索，但却一直被忽略掉了。

早在刘备“于乡里合徒众”拉队伍的时候，关羽就作为一个合伙人的身份出场了：“羽、飞为之御侮”。刘备无官无爵无名无财，单凭一己之力创业，是极其艰难的。一个篱笆两个桩，刘备这块一穷二白的篱笆对桩的迫切需要，决定了篱笆和桩之间没有老板与员工之间的高下之分。他们哥仨是在合伙创业，都是股东，不存在谁给谁打工的问题。

史书记载关、张二人如此侍奉刘备：“而稠人广座，侍立终日”。这种情形发生在刘备作了平原相之后。这是否意味着关刘二人已经由合伙人转变成了上下级了呢？并没有。“侍立终日”的情形只发生在“稠人广座”之中，私下里仍然是哥仨同床共枕，“恩若兄弟”。至于这种“内外有别”，则可以如此理解：合伙创业也得在外部交涉、内部管理的时候有个领导，不能谁都去抛头露面，谁都是决策者。谁说了都算实际上意味着谁说了都不算。哥仨中间数刘备学历最高，也最年长，理所当然他是老大。平原相这份利润是哥仨一起努力奋斗赚回来的，但却只能有一个人去配印带绶，理所当然，官也是刘备去做。

这种平等的合伙关系一直贯穿于他们创业的始终。

建安四年年底，刘备背叛曹操，袭杀徐州刺史车胄后，“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以羽领徐州”。刘备自己则返回小沛（豫州）。关羽领有徐州，刘备则身为豫州刺史，二人之间的平等关系显而易见。

建安十三年，刘备自樊城南撤，以避曹操锋芒，自己率步骑兵团由陆路南赴江陵，另派关羽率领水军顺汉水南下夏口。从这种分工当中，也能隐约窥见一种平等关系的存在。

定川之后，刘备拜关羽“董督荆州事”。“董督”者，全权管理之意。其时刘备集团仅有益州、荆州二州之地。刘备自己直接据有益州，而将老根据地荆州交与关羽打理，这种利益分配也不免带着一种平等、平衡的味道。

还有一些细节也很能说明问题。

建安十三年，刘备被曹操追得狼狈不堪，落荒而逃，“飘摇江渚”之际，关羽对刘备“怒曰”：“当日在许都的时候，你如果听了我的建议，在打猎的时候趁机杀掉曹操，我们哪里会沦落到今天这种地步！”面对关羽愤怒的牢骚与抱怨，刘备倒是充分展现出了他的好脾气，他辩解说：“我当时也是为国家可惜他这个人才。如果他走正道，未必就不是汉室的福分。”

一个“怒”字，尽传其神。关羽的愤怒和牢骚满腹不是臣属对于人主的态度，刘备的和颜悦色、没有脾气也没有上级对下级的感觉。

从关刘二人这种集君臣关系、兄弟关系、父子关系和合伙人关系于一体的关系出发，反观那些与关羽有关的轶事，也许会得到一些新的解读。

问马超

建安十九年，刘备围成都，马超来投，随后刘璋开城出降，益州平定。

马超的到来似乎让远在荆州的关羽颇为不爽，史书如此记载他的反映：“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

接到关羽的来信，诸葛亮也有很得体的表现。考虑到知道关羽为人“护前”，容不得别人强过自己，诸葛亮如此回答：“孟起（马超字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关羽）之绝伦逸群也。”

得到回信，关羽相当高兴，“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此事充分展现出了关羽的性格，过于自负、骄傲、目中无人。也展示了诸葛亮为人圆滑，看人下菜碟的一面。但这件轶事的价值并不仅仅如此而已。

成都顺利投降，马超功不可没，所以刘备随即予以嘉奖：“以超为平西将军，督临沮，因为前都亭侯”。不久就发生了关羽“问马超”之事。这二者之间应该是有联系的。马超所督的“临沮”，在荆州南郡境内，属于关羽的辖区，日后关羽父子正是葬身于此。刘备既然已经拜关羽“董督”荆州之事，让他全权负责荆州事务，却又在这个时候将让马超去“督临沮”，刘备的意图是什么？关羽会不会高兴？自然是很引人深思的事情。

关羽给诸葛亮去信“问马超”的原文如何表述，已经不得而知，留存于世的，只有陈寿对此信内容所作的一个总结：“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这是不是关羽信件原文所想要表达的本意？对此也应持保留和谨慎的态度。

最大的可能性是：在“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这种看似“护前”的询问背后，关羽遮遮掩掩、半掩琵琶、云山雾罩，另有深意。这深意就是对刘备安插马超“督临沮”的不满，是委婉的牢骚，是强烈的抗议，是隐讳的试探。

而且很显然，诸葛亮也读出了关羽信里的情绪。

仔细咀嚼诸葛亮那封简短的回信，他将马超比作“黥、彭之徒”，并且说即便如此，马超等人仍然不及“髯之绝伦逸群也”，个中隐意也是很明显的。黥布、彭越是西汉初年风云一时的人物，他们为刘邦消灭项羽，建立汉朝，立下了汗马功劳。事后，二人均分茅裂土，受封为王。诸葛亮以马超比黥、彭，又强调关羽胜过马超，很可能是在暗示：关羽在刘备集团里面的地位，超过了黥、彭之徒当年在刘邦集团里面的地位。

比分茅裂土，受封为王的地位更高的，那就只能是人主，是君王了。

人主、君王的位置已经垫在刘备的屁股底下，关羽自然是没有希望了（他恐怕也从来没有如此希望过）。诸葛亮信里的弦外之音无非是告诉关羽：主公从来都没有忘记你们当初共同创业的往事，没有忘记今天这番事业，是你们共同打拼下来的成果，主公从来没有简单地将你当作下属看待。

作为刘备这条鱼的水，诸葛亮的话实际上就代表了刘备的意思。关羽的抗议和试探取得了他希望得到的答复：马超最终并没有去临沮上班。

傲黄忠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进位汉中王，大封功臣。武将方面，设前后左右四位名号将军。刘备亲自拟定人选：前将军关羽，后将军黄忠，左将军张飞，右将军马超。方案刚刚拟定，诸葛亮就道出了他对黄忠入选的担忧：

“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

刘备回答说：我自己有办法搞定。

果然不出诸葛亮所料，关羽又闹起了情绪，声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拒绝接受前将军的印绶。最后是使者费诗的说词劝服了关羽：

“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曹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韩亡命后主，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中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齐乎！且王与君侯臂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

“傲黄忠”这件事情，似乎又一次充分展现出了关羽性格中的骄傲和自负，但和“问马超”事件一样，这并非是事件的全部。

诸葛亮担忧关羽不服黄忠，恐怕只是他的一个借口而已。定军山一役，黄忠力斩曹军的方面大将夏侯渊，震动宇内，已足以令其无愧于后将军的名号。关羽所谓的“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恐怕也并非真的就认为黄忠没有荣升为后将军的资格。实际上，早在几年前，刘备平定益州的时候，关羽就已经与黄忠名位相齐了，当时关羽的职位是荡寇将军，黄忠则是讨虏将军。荡寇讨虏，级别相等。关羽那个时候不发飙，却在此时跟黄忠争意气，跟刘备闹别扭，显然另有原因。

应该注意，在此次大封功臣之前，关羽的官职爵号并不显赫，这主要是因为刘备本人的官爵也不过只是个左将军而已。那个时候，刘备集团内的官爵极不规范，有些是刘备封的，譬如黄忠；有些则沿袭了汉朝廷的封爵，譬如马超。所以官爵的大小尚不足以体现各自在集团内部的地位。

但是，刘备自称汉中王，正式封拜元勋之后，情形就不一样了。官爵统一分配之后规范化了，官爵的大小也开始直接体现出各自交椅的先后。之前关羽爵号虽不显赫，但无论是谁，都无法否认他在集团内部的次席地位，即使是诸葛亮也不能越过他。这可以从刘备留他镇守荆州这一点上得到印证。

——认为关羽是在诸葛亮率军入川之后才得到机会接掌荆州，是刘备在镇守荆州人选中的次要选择，是一个很常见的历史误解。这种观点没有任何史料可以佐证。事实上，从一开始，关羽就是刘备心目中镇守荆州的最佳人选。刘备深谙权术之道，诸葛亮在荆州拥有庞大的社会关系网和影响力，这些优势既是刘备所要利用的，同时也是刘备所需要防备的。他得到益州之后不会放心将诸葛亮单独留在荆州，那样极容易让荆州成为独立王国。入川是诸葛亮的宿命，而镇守荆州则是关羽的宿命。

但是，刘备封拜前后左右四将军，却成了对关羽在集团内部次席地位的一种隐性打压。四将军中虽然仍以关羽为首，但其余三人却已无形中上升到了和关羽相同的台阶之上。列朝站班虽仍有先后之分，却已消弭了上下之别。这应该才是关羽最不满的地方。这等于变相地降低了关羽的地位。

所以，他那句“大丈夫中不与老兵同列”的牢骚，真实的意思，并非是认为黄忠不够资格充任后将军，而只是觉得自己应得的官衔不应当仅仅只是一个前将军。前将军之上，从低到高还有卫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大将军等职，关羽所希望的，是刘备能够将自己和张、马、黄诸人完全区别开来，继续保持一个“次席”地位，而不仅仅是在同等级的班列中站在前排。

不过，殊不知让关羽同张、马、黄三人同班同列，也正是刘备煞费苦心的安排。今时不同往日，昔日四处流浪无家可归寄人篱下的日子早已成了过眼云烟，如今摆在刘备面前的，是一片蓬勃向上的大好基业。刘备为什么要称王？关羽恐怕没有深入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很少有读者去深入思考这个问题。称王并不仅仅是因为“王”比什么将军啊州牧啊听起来更有气势，更加唬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整顿集团内部秩序，在集团内部建立起一种稳固的君臣关系。不称王，刘备和集团内的官员们之间的关系就只能停留在寄主和幕僚的程度，幕僚们需要对寄主承担的道德义务要远小于臣属们需要对人主承担的道德义务，譬如：幕僚们可以随时凭自己的喜好离开寄主别投他处，没有人指责这种行为是背叛，但臣属之间却不能这么做。称王则有国，有国则有君，有君则有臣。刘备称王正是为了在自己和幕僚们之间建立起一种牢固的君臣关系。要建立这种关系，必然就会要求关羽走下他的“次席”地位。刘备将关羽归入前后左右将军之列，而不破例让他独树一帜，正是冀求通过这种隐蔽的手段，用柔术勘定出关羽在集团应处的新位置。

对刘备的这番苦心，诸葛亮表示了他的担忧。诸人之中，以黄忠声望最低，如果关羽要在这件事上闹别扭，无疑，肯定会从黄忠身上入手，黄忠是最好的借口。诸葛亮最末来了一句：“得无不可乎？”意思是：非得这么干吗。诸葛亮的口气，似乎是在劝刘备向关羽妥协，这无疑是在火上浇油。所以刘备也没有什么好气地回答他：“吾自当解之”。我自然有办法解决，不用你操这份闲心。

刘备解决的办法是派费诗为使者前往荆州。费诗的那番说词大概是刘备授了意的，对关羽采取的是软硬兼施的手段。

软的一面，先是好言安慰。以萧何、曹参之于刘邦比喻关羽之于刘备，而将黄忠诸人喻为陈平、韩信。这种比较既是在宽慰关羽，勿以爵号论亲疏，同时也是在敲打关羽，注意学习萧、曹如何侍奉刘邦，敲打他注意君臣之道。随后又对关羽如此说：“且王与君侯，譬如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意思是刘备和你关羽其实是不分彼此的，祸福与共的，地位平等的，刘备的基业就是你的基业，刘备的天下就是你的天下。在某种程度上，刘备仍然向关羽确认了两人存在的合伙关系。费诗对关羽的称呼也很值得注意：“君侯”。这不是一个普通人可以享有的称呼。当年赵高如此称呼过李斯，李斯当时官为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三国年间另一个享受过“君侯”称呼的人是曹彰，那时候的他，一方面是曹操的儿子，另一方面，手里还掌握着一支大军，其能量足以改变整个曹魏集团的政治走向。非地位极其崇高和特殊者，不能享有“君侯”的称呼。

胡萝卜给完之后就是大棒。费诗的态度陡然转向强硬：“我不过是一个奉命而来的使者罢了，你拒绝受封，我回成都去就是了，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些担忧你这样做的话，恐怕会给你招来后悔。”言辞之间，已经带着威胁的味道了。

关羽最终表示屈服，愿意受封前将军，愿意和黄忠这个老兵同列。

但是，关羽的屈服也不是无条件的屈服。屈服的前提是刘备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他给了关羽“假节钺”的权力。

前后左右四将军中，张飞、马超都只是“假节”，没有“假节钺”的权力。黄忠这个后将军，则连“假节”的权力都没有——这大概也是考虑到了关羽的抗议。前后左右四将军这个级别，连个“假节”的特权都没有，是极不常见的。诸人当中，只有关羽一人，拥有着“假节钺”的特权，当然，在这个级别，“假节钺”和连“假节”都没有一样，也是极不常见的。

“节钺”是皇帝派专人代替自己行使权力时的一种凭证。“节”代表皇帝的身份，凡持节的使臣，就代表着皇帝亲临，象征皇帝与国家，可行使相应的权利。武将“假节”的话，他在战时状态就不必左请示、右汇报，可以直接斩杀自己军中触犯军令的士卒。

“钺”则是斧钺，本是一种高等级刑具。“斧钺”专属君王，偶尔会暂借给人臣，称为“假节钺”。在君王的所有的授权方式之中，“假节钺”的规格是极高的。拥有了“假节钺”的权力，不但可以随意斩杀触犯军令的士卒，更可以代替君主出征，并拥有斩杀节将的权力。

无疑，“假节钺”的崇高地位部分地满足了关羽区别于张、马、黄诸人的愿望。

据此，另外一个常见的误解也可以得到纠正：关羽在没有征得成都方面同意的前提下，擅自发动了襄樊之战。据此指责关羽无组织无纪律，并进而推测他日后可能成为蜀汉集团的一大隐患，是极失公允的。既然刘备给了他“假节钺”的特权，那么，对外发动战争本就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不存在擅自出军的问题。

只是，假如刘备当日没有迁就关羽，没有给他“假节钺”的特权，历史会不会改写呢？襄樊之战还会不会有？如果没有襄樊之战，那荆州覆败还会不会有？

当然，历史不容假设设。

拒孙权

史书记载，关羽镇守荆州期间，孙权曾“遣使为子索羽女”，欲与关羽联姻，结成儿女亲家，但是关羽却粗暴地表示了拒绝，非但如此，还“辱骂其使”，侮辱孙权。这使孙权极为愤怒。

拒婚孙权这件事一直被当作关羽最后咎由自取的一条重要理由。联吴抗魏是蜀汉的一项基本国策，是诸葛亮早在《隆中对》时就提出来的，关羽不但不认真地执行，反而刻意破坏。他的破坏行为成了孙权下定决心袭取荆州的重要诱因。

显然，这是对关羽的又一次误解。联吴抗魏的外交政策正式稳固下来，并成为蜀汉集团的一项基本国策，其实是刘备死后诸葛亮执政期间的结果。虽然早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就提出了这一观点，但刘备在世期间却基本上没有认真地去实践过它。非但如此，在此期间，孙刘两家相互之间还磨擦不断，建安二十年双方甚至发生了争夺南三郡（长沙、零陵、桂阳）的武装冲突。关羽拒婚实在算不上破坏孙刘联盟，因为孙刘联盟当时并未真正确立起来。

再者，应该说，关羽拒婚非但不是昏庸之举，相反，正是其明智之处。孙权如果想改善与刘备集团的关系，那么他就应该去找刘备联姻，把孙夫人给刘备送回去，而不是去找关羽。“人臣无外交”，关羽镇守一方，正处在瓜田李下的嫌疑之地，嘛事不做人家都会怀疑你搞独立王国，何况是越过集团领袖去和别的实力集团联姻。为防止刘备疑忌自己，关羽理应拒绝这次联姻。更何况刘备在处理与江东集团的关系的时候总是时阴时阳，阴晴不定，没个准数，即使刘备不疑忌自己，这种联姻也是不恰当的。

孙权方面，不能排除这次联姻是个阴谋。这种阴谋孙权以前就使过，他给刘备送去了孙夫人这个浑身是刺的大头佛。倘使关羽同意联姻，对孙权而言至少有两个好处：（1）可以离间关羽和刘备之间的关系，破坏他们之间的信任感；（2）夺取荆州始终被江东集团视为自保立足的必要条件，联姻可以麻痹关羽，为夺取荆州创造机会。关羽不同意，孙权也没有任何损失，还可以将制造隙端的责任推给关羽。

刘封之死和孟达之叛

建安二十四年，刘备自汉中返回成都前夕，欲得一重将镇守汉川，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个人应该是张飞，张飞自己也如此认为。然而刘备却出人意料地起用了当时只是个牙门将军的魏延。用魏延这么个名不见经传的年青小将，造成了“一军皆惊”的震动。

刘备为什么不用张飞？是因为张飞能力不够吗？是因为魏延比张飞能力更强吗？显然不是。张飞据水断桥，喝退五千曹军，足见其勇；释降严颜，足见其义；宕渠之战，大败曹魏名将张郃，足见其智。如此能力，镇守汉川足矣。是因为张飞另有他用吗？也不是。从汉中回来之后，张飞长年无事可干，闲置了起来。

如果联系到关羽此时的处境，也许可以对此事作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称王之后，中央集权成了首要之务，但是关羽镇守荆州，已经对这种集权构成了障碍。有了一个关羽，刘备不希望再出现一个张飞。。张飞与刘备之间存在着与关羽相同的合伙人关系，而魏延的身份却有所不同，他只是刘备个人的“部曲将”，所谓“部曲”，实际上就是私人武装，说白了，魏延只是刘备的家将。

弃张飞而用魏延只是刘备玩弄权术的一个小插曲，但也足以让人窥视到他的真实用心。

汉中之战结束后，孟达由秭归北上进攻房陵。房陵、上庸、西城三郡处于襄阳以西，汉中以东，是汉中与荆州之间联系的必经通道，因三郡位于汉中东面，故通常称之为“东三郡”。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提出的“跨有荆益”的构想中的“跨”的位置，据田余庆教授的观点，其实不是三峡，而是东三郡。夺取东三郡，也就打通了荆州与汉中之间的交通。孟达攻下房陵之后，兵锋转向上庸。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怪事：刘备命令养子刘封从汉中顺沔水而下统领孟达之军，剥夺了孟达独立指挥部队的权力。史书的解释是“阴恐达难独任”，害怕孟达会有异心。这个解释其实也相当牵强。

第一，东三郡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西达梁、洋，东走襄、邓，北连宛、邓之郊，南有巴、峡之蔽”。但其自然、社会条件却极其恶劣，其地四塞险固，地形复杂，民众开化程度极低，人口也很稀少，经济、文化极其落后。如果孟达想在这种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搞什么独立王国，真可谓是愚蠢至极。

第二，孟达的异心既然不可能不是自立一方，那就只能是做叛徒投靠他国。但是，当时的刘备集团正节节胜利，形式一片大好，孟达也没理由在公司蓬勃上升之际跳槽。

汉中之战于建安二十四年五月份结束，七月份，关羽就演了一出水淹七军、生擒庞德的好戏。刘封剥夺孟达指挥权的时间正在此前后，正是关羽围困襄樊，屡屡向东三郡兵团求援之时。刘备在关羽最需要援助的时候让刘封取代孟达领导东三郡兵团，而刘封随后就拒绝了关羽请求援军的要求，致使其无力迅速扩大战果，二者之间的这种联系，绝非偶然。

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刘备让刘封去控制东三郡兵团的真实原因，并不是害怕孟达有什么异心，而只是为了让刘封控制住东三郡兵团，使其不去援助襄樊之战。刘备之所以要这么做，原因也很简单。一者，他不愿意关羽在襄樊之战中进一步扩大战果，不愿意关羽的个人声望进一步提升。关羽取得的战果越大，刘备就越是提心吊胆。二者，关羽当时急于扩大襄樊战役的规模，而刘备在汉中的军队刚刚与曹操结束对垒，正疲惫不堪，急需休整，根本无力援助关羽。所以，从大局着眼，刘备也不会希望襄樊之战继续扩大。

至于刘备为什么不能直接指挥孟达去拒绝关羽，而要先让刘封去取代孟达，一个最可能的原因是：孟达此时在编制上，其实是隶属于关羽的。孟达此前是秭归太守，出军东三郡也是由秭归出发，而秭归正在关羽的荆州军团的“董督”之下。所以，刘封取代孟达，实际上意味着刘备取代关羽而接手了东三郡的统治权——东三郡在行政区划上原属汉中，刘备此举并没有触及关羽“董督荆州”的权限，所以在情理上并无任何不合适的地方。

刘备这种秘密的用心后来被孟达捅了出来。关羽覆亡七个月后，孟达降魏，官方史书总结他背叛的理由，一共两条：一是罹罪。害怕刘备追究自己不救关羽的责任。二是愤慨于刘封对自己的侵凌，没办法在刘封手下继续当差。这两条理由都没错，但并不全面。

孟达投魏时，曾给刘备写过一道表章，即《孟达辞先主表》，陈述自己投魏的理由。表章中有些话相当耐人寻味：

“昔申生至孝见疑于亲，子胥至忠见诛于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乐毅破齐而遭谗 ，臣每读书，未尝不慷慨流涕，而亲当其事，益以伤绝。”

孟达历数古往今来忠臣孝子们没有好下场的例子，最后说自己如今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那么，他究竟遭遇了什么样的具体事件呢？接着听他说：

“何者？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惟臣寻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复乞身，自放于外。”

孟达降魏和关羽覆败有关，这是公认的，关键是如何个有关法。孟达称自己由秭归北上攻打东三郡是一次“自致”行为，意味着这次行动不是奉刘备之命展开的。那么，孟达北上东三郡是受了谁的命令？孟达自己说是“自致”，是自己跑去的，但显然不可能，孟达个人不具备这个权力，在刘备之外，还有谁能给孟达这个权力？只能是关羽。

孟达称自己“亲当”申生、伍子胥、蒙恬、乐毅之事，是说自己是被冤枉的。如果拒绝救援关羽是孟达自己的意思，那么他对荆州的覆败就确实负有责任，都投降曹魏了，又何必还在刘备面前喊冤，不明摆着是“既想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么？真相只能是：不救援关羽并非孟达之意，但现在他却要为此承担责任，所以他觉得很冤。

孟达的背叛恰逢其时。刘备如果对养子动了恻隐之心，不去追究刘封，那么遭殃的就只有自己。如果他不背叛，就极有可能被当作控制东三郡不发兵救援荆州的主谋，成为一只替罪羊而遭到“清算”。孟达是扶风人，客寓益州，在益州本土没有多少社会关系和影响力，这种身份将使刘备烹调起自己来没有多少顾忌。更何况，孟达的好友兼老乡，唯一能在刘备面前替自己说话上话的法正又正好在几个月前去世了。孤立无援的境况之中，除了投靠他国，孟达没有更好的出路。

诸葛亮是清楚孟达之叛的内幕的。许多年后，有一个蜀国降人跑去跟孟达说：“你叛降魏国之后，诸葛亮对你切齿痛恨，欲尽诛你的妻儿子女。”孟达回答道：“诸葛亮见顾有本末，终不尔也。”意思是：诸葛亮清楚当年之事的前后因果，知道事情的“本末”，知道我是个“末”，而不是“本”，他不会干你说的那种事情。

相对的，孟达投魏之后，刘封的地位就变得危险了。关羽军团的覆败在刘备集团内部造成了巨大的震荡，必须有一个人出来为此负责。本来内定的替罪羊是孟达，但孟达见机较快，溜掉了。孟达降魏又进一步加剧了集团内部的动荡，寻找一个替罪羊更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无论是刘备还是诸葛亮，他们的目光都锁定在了硕果仅存的“当事人”刘封身上。

刘封此人刚猛有余，政治头脑却很缺乏，完全意识不到危机的迫近。孟达从魏国来信劝他降魏避祸，并警告他“（在远）尚可假息一时”，若是“失据而还”，必遭杀身之祸，刘封仍然没有醒悟。

建安二十六年，刘封兵败东三郡，撤回成都后马上被杀。

刘封有三条必死的理由：

（1）他必须为荆州覆败担当替罪羊；

（2）他必须为孟达降魏承担责任；

（3）这一点是诸葛亮提出来的：趁此机会，一劳永逸地解决掉这个“恐易世之后难以制御”，潜在威胁着刘禅统治的大麻烦。

廖立的“诽谤”

廖立这个人，诸葛亮曾将他和庞统相提并论，认为他是“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廖立也自许为“宜为诸葛亮之二”，但刘备死后，其职位却反而连李严等人都不如，这让他心情郁闷至极，所以经常是牢骚满腹。

有一次他发了这么一场牢骚：

“昔先帝不取汉中，走与吴人争南三郡，卒以三郡与吴人，徒劳役更士，无益而还。既亡汉中，使夏侯渊、张邰深入于巴，几丧一州。后至汉中使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徒失一方。”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襄樊战役期间，廖立时任刘备的“侍中”。所谓“侍中”，就是贴身秘书兼高级顾问。所以，刘备对于襄樊战役的态度以及做了什么小动作，廖立很可能是极为清楚的。他认为“关侯身死无孑遗，上庸覆败”之事，刘备应负主要责任，这个观点值得重视。

刘备弃张飞而用魏延镇守汉中，弃孟达而用刘封统领东三郡，都是用自己的心腹取代关羽的心腹——张飞对关羽“兄事之”，而孟达则受关羽管辖。廖立这个贴身秘书兼高级顾问很可能相当了解这种人事安排与调动背后的深意。他对刘备的“诽谤”也许并非无因。至于具体内容是怎样的，因为廖立这段牢骚被公认存在着脱文，已很难揣测了。

结论：一个偶然的伪命题而已

发生在建安二十四年冬天的荆州覆败事件，绝非某个因素单独造就的，而是多种合力的结果。也并不存在什么针对关羽个人的阴谋计划，当然，一些若隐若现的权力纠葛潜伏在这场战役的前前后后，但并没有任何人在算计关羽本人。

也就是说：这场覆败的背后，没有什么所谓的幕后黑手；但却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权力纠葛。蜀汉内部谁在谋害关羽，只不过是一个伪命题罢了。

这是一场由多个偶然性因素和多个必然性因素融合在一起而产生的结果。

（１）关羽方面。

关羽选择发动襄樊战役的时机是不合适的。就内部条件而言，刘备刚刚结束汉中之战，部队急需休整，暂时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役，也就是说，暂时无力在西面开辟第二战线，以减轻荆州方面的重压。就外部条件而言，刘备集团与江东集团之间始终没有形成稳固的同盟关系，孙权对荆州一直虎视耽耽。这一点关羽也极为清楚，他发动襄樊之战时，在战场后方的江陵、公安等军事重镇留下了重兵防守。但这也就导致了前线兵力的不足，关羽不得不向东三郡求援。

（２）刘备方面。

如何解决自己和关羽之间尴尬的不清不楚的关系，如何让这种关系由合伙人转向臣属，如何防止荆州尾大不掉难以驾驭，是比北伐中原更加迫在眉睫的事情。为此，他使用了许多隐蔽的手段。封拜前后左右四将军就是这手段中的一种；让潘濬“留典（荆）州事”，又留下自己的大舅子糜芳、亲信士仁在荆州为将，也是手段之一；后来用刘封代替孟达统领东三郡，更是为了限制关羽势力坐大——无论是从集团内部的权力分配上，还是从集团的整体战略上，刘备都不会认同关羽继续扩大襄樊之战的规模。

（３）江东方面。

从张纮的《江都对》到鲁肃的《吴中对》，“荆扬合一”，建立起一条完整的长江防线，始终被认为是江东集团的立国之本，是生存的前提。无论关羽是否拒婚，也无论孙刘两家如何开展外交，江东集团不得到荆州，双方之间的同盟关系就永远稳定不下来。所以，只要关羽镇守荆州一天，他就必须面对来自江东的威胁和压力。

（４）诸葛亮方面

诸葛亮在荆州覆败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微乎其微的。指责他一味地沉默，玩忽职守并不公平。诸葛亮或许清楚刘备抑制关羽军团的想法，他大致上应该也赞同刘备这么干。但他的作用也仅此而已：赞同与辅助。在解决关羽的身份（是合伙人还是臣属）问题中，刘备唱主角，诸葛亮只能敲敲边鼓。但也仅此而已，他和刘备二人都不可能对关羽实施借刀杀人之计。一是没必要，问题远没严重到那种程度；二是不可行，太多的偶然性因素否决了这个计划的可行性。

——要最后达成弃荆州以杀关羽的目的，有许多随机因素是刘备无法控制的。如汉江的大洪水淹掉于禁七军，这纯属意外；如糜芳、士仁的献城投敌，这也并非刘备的指示；如吕蒙白衣渡江，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取江陵、公安，这也不是刘备能预料的。这些随机性因素只要有一件没有发生或发生转向，最后的结局就会是天壤之别。刘备不支援襄樊之战，仅仅是希望能够阻止关羽扩大战争规模，并不希望他全军崩溃，荆州易手。后来形势的变化之快，完全超出了刘备意料之外。谁也没有想到，江东军队会不费一枪一弹，就袭取了关羽的大后方。

当然，历史总是让人惋惜。襄樊之战始于建安二十三年，其时规模很小，只是支援刘备与曹操直接对决的汉中之战的一场牵制战，关羽对襄阳的攻势，只是为了牵制曹仁军团，使其无法驰援汉中。这场战争本应随汉中之战的结束而偃旗息鼓，但刘备进位汉中王之后，赐给了关羽“假节钺”的特权。设若没有这种特权，好大喜功的关羽便不会将襄樊牵制战迅速扩大成一场震动华夏的大战役，而很可能会作为一场已经完成了使命的牵制战而渐渐趋于平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