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以贬低,借以更加突出自己的文化正统地位 。而这种基于 地域的政治文化优越感,在当时魏蜀官员私下的交往中也流 露出来。 《 三国志 ·许靖传 》 载:“ 许靖旧交袁涣、 华歆、 王朗 等人亲善,魏初诸人为公辅大臣,咸与靖书,申陈旧好,情义款 至。 ” 王朗在与许靖信中写道:“ 皇帝既深悼刘将军之早世,又 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 孔明等士人气类之徒,遂沈溺于 羌夷异种之间,永与华夏乖绝,而无朝聘中国之期缘,瞻睎故 土桑梓之望也。足下周游江湖,以暨南海,历观夷俗,可 谓遍矣;想子之心,结思华夏,可谓深矣 。为身择居,犹原中 土;为主择(居)安,岂可以不系意于京师,而持疑于荒裔乎?” 不仅曹魏君臣以中土之眼光轻视蜀地,同为割据者的孙 吴也并不完全认同刘备的蜀汉政权。黄武二年十二月(223 年),孙权使太中大夫郑泉聘刘备于白帝,始复通也。据裴注 引 《 江表传 》 载权云:“ 近得玄德书,已深引咎,求复旧好。前 所以名西为蜀者,以汉帝尚存故耳,今汉已废,自可名为汉中 王也。 ” 孙权不承认刘备之国号及天子地位,让刘备十分难 堪。后来吴蜀相互承认国号、 帝位,实际上也是相互利用联合 抗魏而已,彼此正统之争并未平息。蜀使邓芝访吴,权谓芝 曰:“ 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乐乎!” 芝对曰:“ 夫天无二 日,土无二王,如并魏之后,大王未深识天命者也,君各茂其 德,臣各尽其忠,将提 　 鼓,则战争方始耳 。 ” 孙权大笑曰:“ 君 之诚款,乃当尔邪!” λξ 在东汉末年,吴地文化已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并开始 出现在文化上与中原相抗衡的趋势 λ ψ 。吴人不仅在蜀汉正统 问题上态度暧昧,对蜀地文化风俗同时亦以轻视的眼光目 之,认为蜀地地处僻远 、 不沾礼化,伺机予以贬低之,以标榜自 己文化先进。孙权曾问蜀人张裔曰:“ 蜀卓氏寡女,亡奔司马 相如,贵土风俗何以乃尔乎?” λ ζ建兴二年 (253年),吴使张温 访蜀,言谈中夸耀本国以贬低蜀国,幸亏蜀人秦宓运用经文 娴熟,应对敏捷,使得张温大为敬服。 λ { 刘备以汉室正统自居,但未能居于中原之地,往往被中 原轻视,由此产生的“ 边缘焦虑 ” 使他在许多方面都要凸显 “ 全国 ” 眼光和正统立场,蜀汉政权选任官员以及后来北伐等 活动即是最典型的表现。蜀汉政权执政者的这种心态,造成 对益州地区的关注不够,从而刺激了益州本土人士的乡邦意 识,以抗拒外州人对益州的偏见和忽视。秦宓为当时蜀中著 名学人,居家不仕 。 广汉太守夏侯纂前去宓家拜访,在谈及对 益州的了解时,只认为此地在日常生活用品即“ 养生之具 ” 高 于其它地方而对蜀地历史文化所知甚少。秦宓“ 以簿击颊 ”, 熟练引述纬书 《 河图括地象 》 、 《 春秋命历序 》 等典籍,向夏侯 纂讲述巴蜀地区悠久的历史及灿烂的文化渊源,强调益州也 是华夏正统所在区域,夏侯纂“ 逡巡无以复答 ” 。不过需要注 意的是,虽然秦宓颇为看重蜀地地方历史文化,但他的目的 不是强调本地文化的独特性,而是要突出本地文化与中原文 化的一致性。这说明秦汉政治一统以来,蜀地的学人,由于在 心理上屈从于中原王朝的政治和文化优势,在文化上也着意 向“ 主流 ” 靠拢。 刘备集团入蜀后,还直接面对巴蜀地区的民间信仰文化 。 汉末巴蜀地区是五斗米道活跃的区域。建安十六年(211年) 刘备入蜀的缘由,便是要与刘璋联手对付汉中五斗米道领袖 张鲁 。 当时张鲁功曹阎圃劝张鲁选择西归刘备,张鲁勃然曰: “ 宁为曹公奴,不为刘备上客也 。 ” λ |遂委质曹操 。 这说明刘备 集团与五斗米道是难以相安的。刘备死后,益州郡大姓雍闿 反 。 张裔时为益州太守,雍闿假“ 鬼教 ” 曰:“ 张府君如瓠壶, 外虽泽而内实粗,不足杀,令缚与吴。 ” λ }“ 鬼教 ” 是当时南中 蛮夷少数民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泛称,对民众有着很大的影响 力,以致雍闿利用之来达到对抗蜀汉“ 中央 ” 的政治目的 。从 另一方面来看,雍闿是汉族移居南中的大姓,其能假令“ 鬼 教 ” 让益州群蛮缚送张裔至吴,说明其熟悉“ 鬼教 ” 的规矩,在 扩展势力时,往往杂糅土著文化,已具有“ 夷化 ” 的倾向。 后来诸葛亮在南征时,看到了“ 鬼教 ” 在当地的重大影响 力,于是利用西南夷族信奉鬼神的习俗,使南中夷人能够接受 上下尊卑 、 君尊臣卑的思想并达到教化的目的。 《 华阳国志 · 南中志 》 载:“ 其俗征巫鬼,好诅盟,投石结草,官常以盟诅 要之 。 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 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 又画牵牛负酒、 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许致生 口值 。 ” 诸葛亮死后,杨仪“ 自谓功勋至大,宜当代葛秉政,呼 都尉赵正以《 周易 》 筮之,卦得‘ 家人 ’,默然不悦 ” λ 。刘禅宠 臣黄皓崇信巫鬼,并以此干预国政 υ 。蜀汉统治集团中臣僚 的这些行事,可以窥见巴蜀地区的民间方术风气,对蜀汉政治 的影响亦不可避免。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病死,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之 于道陌上 。 步兵校尉习隆、 中书郎向充等共上表认为:“ 蒸尝 止于私门,庙像阙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 念功,述追在昔者也。 ” 要求为诸葛亮立庙,以“ 断其私祀,以 崇正礼 ” 。古人多以野祀非华夏习俗,如《 左传 》 僖公二十 二年载:“ 初平王之东迁也,幸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 曰:‘ 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 ’ ” ω蜀人对诸葛亮 的“ 野祀 ”,引发蜀汉朝廷关于礼仪习俗的争议,部分蜀汉官 员站在官方立场上提出对蜀地祭祀进行整顿,表现出蜀汉政 权官方着意掌控民间风俗的教化倾向。同时也可看出,秦汉 以来中原和边缘文化地域性差异的存在,使得中原人士眼中 的“ 蛮夷风 ”,在蜀地民间仍广泛存在,巴蜀地区作为“ 化外 ” 之地的传统形象,并未得到彻底改观。 (下转第页) 5 144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