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言之 ,“ 当什么时候 、 在多大程度上 , 道德上为善的目的可以使道德上有害的手段和副产品圣 洁化 , 对于这个问题 , 世界上的任何伦理都无法得出结论 。” 〔 4〕(P l os ) 儒家试图解决这一对立 , 提出一种变通的处理方法 , 这就是 “ 经 ”( 道德原则的绝对性)与 “权, ’ (相对性)的结合 。 这种 “执 中而权 ”的变通 , 显然是 出于对境遇的理性分析 , 其作用 “ 主要在于通过各种具体规范的适 当调 整使道(最高规范)的运用更为完善 , 而并不是从根本上偏离道 。” 「 5](P 77 ) 但在实践中 , 这一 “让 步 ”, 往往成为政治家玩弄 “ 权术 ” 的借口 ,“经”与“权”之 间无法达成统一 。 就此而言 , 曹 、 刘之 “权”, 并无实质的区别 , 尽管小说为刘备的行 “权”作“伪”, 找了种种辩解的理由 , 力图将刘备塑 造成一个 “仁君”的典型, 但道德和政治的内在紧张 , 使作者的目标很难实现 , 他忽略了的恰恰 是韦伯所指出的 : 每一个领域都受着不同的定律支配 , 在政治领域中 , 真实的情况不是 “善果 者 惟善出之 , 恶果者惟恶出之 ”, 而是往往恰好相反 , 任何不理解这一点的人 , 都是 “政 治上的稚 童 ” 。 巨](P l l o)此用小说中诸葛亮的话来说 , 就是 “妇人之仁”。 但是 , 我们也当看到 , 作为儒家知识分子的罗贯中 , 在《三国》叙事中 , 遵循的是儒家的政治 理路 , 一直想以道德的力量来提升政治行为 , 使政治变成一个德化的政治 , 因而在理想君主的 塑造上 , 自会极力突出政治家的道德风范 , 关注他行为的价值合理性 , 并以此为尺度来裁量人 物 , 判别是非 。 于是 , 在这一叙事伦理的框架之中 , 曹操难免受到大力抨击 。 这就引出一个如何 认识他和评价他的问题 。 众所周知 , “奸雄”是小说对他 的定位 。 奸和雄 , 分别是从伦理的角度 和政治的角度作出的评判 ,“奸雄”连词, 使 “雄” 的评判带有了伦理化的倾向 。 换言之 , 小说主要 是从伦理的角度对他的行为作出评判的 。 但将他的 “奸雄”置于 马基雅维里 的视域看 : 当君主 既 不能占有全部优良品质 , 也不能完全保持这些品质时 , 他 “ 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 , 知道怎样避 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 , 并且如果可能的话 , 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 , 但是如 果不能够的话 , 他可以毫不踌躇地听之任之 。 还有 , 如果没有那些恶行 , 就难以挽救自己的国家 的话 , 那么他也不必要因为对这些恶行的责备而感到不安 , 因为如果好好地考虑一下每一件事 情 , 就会觉察某些事情看来好像是好事 , 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 , 而另一些事情看 来 是恶行 , 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扯 。 ”〔 3〕(P74一75 ) 所以 , 君主对残酷之名不 当介意 , 曹操正是如此 , 陈琳的一篇讨曹檄文 , 乍闻虽使他感到震惊 , 却奇妙地治好了他的头风 病 , 这说明他根本不介意于所谓恶名 , 这正如马氏所言 , 君主必须提防滥用仁慈 , 不然会自取灭 亡 , 残酷的君主 “ 比起那些 由于过分仁慈 、坐 视发生混乱 、 凶杀 、 劫掠随之而起的人说来 , 是仁慈 得多了 , 因为后者总是使整个社会受到损害 。”「 3](P 7 9 ) 曹操的平定北方 , 亦可作如是观 。 这自然 会出现评价上的分歧 : 当我们从价值理性或伦理主义的角度看 , 曹操的许多奸诈行为理应受到 贬斥 ; 但当我们从工具理性或历史主义的角度看 , 他又在消除动乱的历史发展中作出了巨大贡 献 , 诚如他所言 :“ 如国家无孤一人 , 正不知几人称帝 , 几人称王 。” 小说在他死后曾引诗评道 : “功首罪魁非两 人 , 遗臭流芳本一身 。 ”这确乎是公正 的评价 。“ 功首/罪魁 ”两种 角色的叠合 , “遗 臭/ 流芳 ”两种 评价的统一 , 使否定者和(为之)翻案者的立论总显出偏狭 。 看来只有将判若两人 的曹操合而为一 , 将历史评价和伦理评价集于一身 , 才能呈示出曹操的真面目 。 我们还可看到 , 在小说中 , 凡是 “ 义 ” 的价值合理性行动 , 均无一例外地受到褒扬 , 如貂蝉的 舍身报国就是典型的一例 。 尽管用现代的观点看 , 可将貂蝉视为男性政治斗争的工具 , 但是站 在传统伦理文化的立场看 , 貂蝉的舍身 , 既是 “报主”更是“报 国 ”的“ 大义 ” 行为 , 竟大到将汉家 天下 , 系于她一人之身 , 从而赋予她的行为以价值的合理性 。 与这一 “重扶宗庙 , 再立江山 ” 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