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烈的主观色彩融汇在其中。在与作品的世道人心做出对 比之后强烈感慨现实社会的种种弊端和丑陋的现象。在端 庄抑或是貌似玩世不恭的言语背后,在形式的凌乱与随意飘 洒中透露出评点者以改变社会为己任的强烈用世之心。他 们或是羡慕作品中美好的君臣“ 鱼水之情 ”;或是艳羡诸葛 亮、 关羽等人所创下的千古美名;或是在对作品中“ 英雄惜英 雄 ” 、 “ 英雄互荐 ” 的良好品质的赞美中透露出对现实社会的 强烈不满之心;或是对作品中人物的一些迂腐的理学行为进 行刻薄的讽刺甚至漫骂,以传达出自己强烈的反理学倾向 。 这些都是评论者基于对社会强烈的参与意识,因而爱屋及乌 地把自己的主观情绪和社会用心也倾注在小说评论的话语 中,想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作为渲染情绪和自我实现的一种途 径而达到“ 立言 ” 的效果。这些也是传统文化心理的产物。 “ 今之学孔明者,不能学其决策茅庐中,而但学其昼寝; 学干宁者,不能学其改邪归正,而但学其铜铃锦帆;学孙权者, 不能学其尊贤礼士,为父报仇,而但学其表中争战;学徐氏者, 不能学其智谋节义,而但学其浓妆艳裹,言笑自若。为之一 笑!” [ 1 ]个中用世之心溢于言表。也是以上文化心理的极好 例证。 三 　 深重的忧患意识 中华民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虽然历史上总体状 况是合多分少,但即使是在盛世之时,人民的生活也多是处 于水深火热之中,更不用说在分裂割据、 军阀混战之时。 “ 乱 世人不如太平犬 ”,正是这种时代的辛酸写照和无奈呼声 。 “ 国家不幸诗家幸 ”,国家的罹难给了诗家不尽的取材源泉 。 而古代取士那种瓶颈式的选拔方式使得大多数人都有“ 悲士 不遇 ” 的感慨和叹息。这些强烈的忧患意识具体表现在文学 创作和评价中,便形成了历代文学忧国 、 忧民 、 忧自身的忧患 主题。 首先是忧国意识。自西周以来,中国的宗法制就逐渐趋 于完善。在家国同构的社会网络中,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 位置,这个位置是个人存在的根据。但这个家国同构的结构 并不是以凸现个人价值为终极目标的,相反,它强调的是个 人对社会的责任感:义务重于权利,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个人的利益只能在整体中才得以实现。这种对社会的义务 感具体到个人身上时则有几种表现:外化到政治上是要以天 下一统为乐,以江山分裂和割据为忧。而为了维护天下一统 这个最大的群体利益,在封建时代则可以等同于对君主效 忠,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 “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这是无 数正直而又有抱负的知识分子的理想。顾炎武的“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 ” 就唱出了时代的强音。以维护社会安定、 群体 协调为宗旨,内化到个人时则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通过道德修 养来提升思想境界,融个体于群体之中,个体的欲望和价值 应该以群体的价值为坐标而不断调整。中华民族在群体意识 的强大背景下,有了强大的凝聚力(虽然这是以牺牲个体价 值为代价的)。这种整体思维在朝代更替时就成了文学作品 中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也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 成部分,流淌在每个中华民族子孙的血液中。这种思维也很 明显地存在于对 《 三国演义 》 的接受体系之中。 著超在 《 古今小说评林 》 中指出“ 《 三国 》,作者实有微旨 存乎其间。 本陈志只材料而王以汉统,得毋悲故宫之禾 黍,而借为发挥哉? 吾以为作者排元之决心,不在南山、 圣叹下也 。 ” 姑且不论作者是否有此等心境,著超从这个方面 解读作品本身就是这种传统文化心理影响下的产物。在众多 的解读中,评者对东汉政权的衰败,对最高统治者的荒淫和亲 近宵小的行为表现出了一种痛心疾首的姿态。对篡权者董 卓 、 曹操、 司马昭等人表现出了极大的反感。而对一些只知庸 谈,于国于民无甚益处的腐儒、 理学家也表现出了极强烈的厌 恶之情。 当然,对那些误国误民的奸臣、 宦官更是深恶痛绝。 这些也都是爱国主义的一种间接表达方式 。 毛宗岗在《 读三 国志法 》 中,首先就给魏蜀吴三国定性,“ 读《 三国志 》 者,当知 有正统、 闰运、 僭国之别 ” 。并在评点过程中屡次用一种“ 哀 其不幸,怒其不争 ” 的语气对东汉政权及蜀汉政权的衰弱至 灭亡进行总结:“ 三国之兴,始于汉祚之衰,而汉祚之衰,则由 于阉竖之欺君,与乱臣之窃国也。 ” [ 1 ]此类话语在其他评点本 中也比比皆是。这正是在传统文化影响下而形成的思维模 式 。 其次是忧患民生之疾苦。中国历来就有“ 民为贵,社稷 次之,君为轻 ” 的民本思想。屈原“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 之多艰 ”(《 离骚 》);范冲淹“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 远则忧其君 ”(《 岳阳楼记 》) 就是这些思想的代表语 。有 责任感的士大夫不管在朝在野,士气民魂,忧患相生,一脉相 承 。 老百姓始终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受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折 磨和剥削 。 特别是在朝代更替之时,中华大地更是哀鸿遍野, 饿殍满地,尸骨相迭。在 《 三国演义 》 中承受了太多骂名的曹 操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 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曹操《 蒿里 行 》)流露了诗人伤时悯乱的感情,表达了对人民的深深同 情 。 这种倾向也深深地流露于 《 三国演义 》 的接受系统中 。 毛评本中“ 古名将亦有杀妻飨士者,妇人不幸生乱世,遂 使命如草菅,哀哉!” [ 1 ]就是对妇女在封建动乱时代悲惨命运 的同情 。 这种吉光片羽似的精彩议论在许多地方均能见到。 更重要的是全书整体上的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依据 民本思想标准来恒定的。刘备以及他代表的蜀汉政权能得到 后世人的承认,一方面是由于他的血液中流淌着东汉皇室的 高贵血统,但更重要的则是他在政治活动过程中一直坚持的 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