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艺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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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刘备要么将其杀死以免后患,要么强留让其身怀对曹的杀母之恨而誓死
追随。刘备断然拒绝,“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留之不使去,
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也。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甚至向徐庶表
示:“先生既去,刘备亦将远遁山林矣。”作为一军首领,刘备要求以仁
义躬行天下、以仁义相天下之士,“仁义之君”可说当之无愧。
纵观整部《三国演义》,章学诚在《丙辰札记》中作出“七实三虚”
的评价并不违背事实。罗贯中除了对徐庶姜维的事例作了改动之外,其他
许多地方也进行了个人独立的创作。熟知历史的文人和史学家中,不少人
认为凡此种种,都是罗贯中的“拥刘反曹”的政治立场的表现,企图使“一
家天下”的封建正统思想继续在人们心中深化,让“乱臣贼子”谋权篡位
的可耻行径世代被人唾骂。如果《三国演义》的价值取向是由这种政治愿
望决定的话,徐庶与姜维的去留所表现出的种种感人场面,就仅仅是为最
终“刘姓天下”的失败添上两笔浓浓的悲剧色彩,以引起更多人的同情和
愤恨罢了。显然作者的意图并不在此。在徐庶与姜维的事件描写中,着重
凸现的是“仁君贤臣”、“慈母孝子”的理想的封建伦理关系,呼唤的是
传统道德的回归。仁君始终不会为了霸业而做出有背人伦的不仁之事;贤
臣为了报效明主的知遇之恩而视死如归;百姓更是拥护贤能的君臣而愿意
患难相随。蜀国最终无论成功还是失败,都不能压抑作者对“忠孝仁义”
的赞美、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追求。文中表现对传统道德的维护的事例还有
很多,简单的以“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来解释作者在这些情节中体现的
时或明或暗的个人情感,实在有失片面且苍白。“总的说来,在对历史事
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三国演义》的作者不是用历史判断观照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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