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情况综述

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工作走过了一段并不平坦的路程。

新中国成立之初，对《三国演义》的研究，如同其他学术研究工作一样，尚未广泛开展。从1950年到1953年，公开发表的《三国演义》研究文章仅仅只有一篇。

一九五三年，作家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三国演义》，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作家出版社又召开了《三国演义》座谈会。从此，学术界对于《三国演义》开始了比较系统的研究。从一九五四年到一九五九年，《三国演义》研究一直稳步地开展，并开始引向深入，在这六年中公开发表的《三国演义》研究文章共达六十九篇。其中，在一九五九年，以曹操问题为中心，一度掀起了《三国演义》研究的热潮。

进入六十年代，《三国演义》研究开始趋于沉寂。一九六O—年，全国公开发表的《三国演义》研究文章仅仅只有二篇，一九六一年也只有五篇。一九六二年，当整个学术界都比较活跃之时，《三国演义》研究略有回升之势，当年发表的研究文章达到十三篇。但到一九六五年，又下降到仅仅一篇。

十年浩劫期间，《三国演义》横遭厄运。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二年，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三国演义》研究是一片空白。在“四人帮”大搞所谓“评法批儒”的日子里，《三国演义》又被打成了“尊儒反法”的作品，一再遭到“批判”。

打倒“四人帮”以后，整个古典文学研究的局面迅速打开，

但《三国演义》研究的重新起步却比较慢。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七九年，我们看到的有关论文一共只有七篇。直到一九八O年以

来，对于《三国演义》的研究才又逐渐活跃起来。

总的看来，建国以来的《三国演义》研究既不够广泛，也不够深入，在中国几部古典长篇小说名著的研究中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据初步统计，从解放初到一九八O年底，全国各报刊发表的《三国演义》研究文章总共一百三十四篇。这个数字，仅为同期《红楼梦》研究文章总数一千三百九十七篇的十分之一；为同一时期《水浒传》研究文章总数八百一十八篇的六分之一。这种状况，同《三国演义》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在广大人民中的影响是很不相称的。

在建国以来的《三国演义》研究中，讨论较多的主要有以下问题：

一、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五种观点：

1．“正统”说。持这种观点的人历来很多。他们认为，所谓“尊刘抑曹”乃是正统思想的具体化，而这正是《三国演义》主题思想的中心。作者不仅从刘汉正统的观点出发，百般暴露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伪，同情汉献帝的傀儡处境，尽情地歌颂董承、吉平、王子服等人谋杀曹操恢复后汉正统的行动，而且。以蜀汉为正统，热情地颂扬了标榜恢复汉室的英雄们——刘、关、张和诸葛亮的业绩。有的同志还指出，《三国演义》中的正统思想有三个来源：一是三国历史本身原有的正统思想。在东汉末年军阀彼此混战，魏、蜀、吴三国尚未出现的时期，名义上还是“汉家天下”大多数军阀表面上也都承认皇室的合法性，刘备自然要抓住正统思想作武器，打起“兴复汉室”的旗号来反对曹操。到了三国割据已经形成之后，蜀汉仍然以正统自居，也是很自然的事。二是封建主义历史观的影响。《三国演义》取材的一个重要来源是记述三国史实的著作。由于正统思想是封建主义历史观的一部分，封建社会里的任何一部历史著作都不能不拥护正统思想。从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到朱熹的《通鉴纲目》都是以蜀汉为正统，因此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就接受了这种影响。三是《三国演义》的作者继承了宋元以来有关三国故事的话本和杂剧，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出来的正统思想。它表现了汉族广大人民在异族的入侵和压迫下渴望光复故国，因而把刘备政权当作汉族政权的象征来拥护的感情。这是《三国演义》取材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2．“‘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持这种观点的人也很多。他们也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是“尊刘抑曹”，或者叫做“拥刘反曹”，但不同意说罗贯中是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来写作的。他们认为，罗贯中是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时代背景下，在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历史条件下，站在当时思想水平的高度，从浩瀚纷繁的三国历史题材中，提炼出“拥刘反曹”的主题。这个主题，表达了人民中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愿望，寄托了人民的爱和理想。同时，罗贯中是一位献身于通俗文学的艺术大师，接受了唐、宋、元以来流传于民间的“拥刘反曹”历史故事的影响。他在历代群众创作的基础上，参考各种正史、野史、传说、佚闻，塑造了人民喜爱的栩栩如生的传奇英雄的典型，刻划了人民憎恶的反面人物形象。所以，《三国演义》“拥刘反曹”主题的形成，既有它的现实基础和时代需要，又是植根于人民群众创作的肥沃土壤之中。

3．“忠义”说。这种观点也有一定的代表性。持这种那点的人从作品所反映的伦理思想来认识作品的主题，认为《三国演义》主要是以忠义思想来臧否褒贬人物的。作者精心刻划的人物，如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都以“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为毕生宗旨，都是忠义的典型，而作者竭力鞭挞的董卓、曹操等则是不忠不义的典型。因此，可以说《三国演义》是讴歌忠义观念和忠义英雄的史诗。

4．“反映三国兴亡”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三国演义》的主题是，通过对东汉末年统治阶级内部错综复杂的矛盾（士族和非士族人士与宦官外戚之间的矛盾，中小士族和非士族人士与大士族之间的矛盾，军阀与军阀之间的矛盾等等)的描写，特别是通过对魏、蜀、吴三国之间的政治、军事斗争的描写，

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阶级本质和残杀压迫人民的罪行，是一部形象的三国兴亡史。

5．“讴歌封建贤才”说。这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诸葛亮是《三国演义》的真正主角；也是对人民群众影响最大的人物。他的胸襟开阔、深谋远虑，他的忠于职守、坚贞不二，他的公正严明、信赏必罚，他的精明练达、智慧无穷，以及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都受到作者的热烈赞颂，被当作理想的封建政治家的典范，当作封建社会里才智之士的楷模，成为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不仅为历代人民所喜爱，而且为今天的群众所欣赏。

二、关于《三国演义》的人民性

许多年以来，尽管曾经有人否定《三国演义》的人民性，但绝大多数研究者都肯定《三国演义》具有一定的人民性。至于它的人民性表现在哪里，则有以下几种意见：

1．许多同志认为，《三国演义》的人民性，首先表现在它通过对三国时期社会动荡分裂状况的描写，特别是通过对曹操、董卓等暴虐统治者的形象的揭露和批判，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悲惨生活及其对于统治阶级不共戴天的仇恨。有的同志指出，作为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三国演义》的伟大成就在于具体地、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内部的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国古代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曾经在不同程度上揭露过这种斗争的尖锐性和残酷性，但是，没有任何一部作品，能比得上《三国演义》这样鲜明、这样深刻、而又这样广泛地揭露出这种斗争的复杂面貌。就是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里，这样的书也是很少见到的。

2．一些同志认为，《三国演义》人民性的另一表现是，塑造了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接近人民而为人民所肯定所喜爱的英雄形象，对于他们的正直、义气、宽厚爱民、恪守诺言等品质加以歌颂，对他们与邪恶势力的斗争给予赞美，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要求。

3．有的同志认为，《三国演义》人民性的又一表现是，把刘、关、张“桃园结义”加以理想化，把他们后期的君臣关系也兄弟化、义气化和平等化。这实质上包含着对封建等级从属制度，对封建秩序及其最高代表——皇权的否定，反映了古代农民理想中的政权形式，就是这种“君臣而又兄弟”的形式。刘、关、张之间的这种团结、平等和义气关系，是《三国演义》中最为人们喜爱，对人们思想影响最大的地方，一直成为封建社会中广大人民加强团结、相互援助的榜样，成为人和人的正直关系的榜样，为广大人民长期传诵和学习。在明、清两代，农民起义军普遍地把“桃园结义”故事当作组织自己队伍的典范，就证明了这一点。

4．有的同志认为，《三国演义》的人民性还表现在取材于民间口头创作，直接汲取了人民创作的题材、思想、形象和语言，使作家的天才和人民的智慧得到了高度的结合，取得了惊人的艺术成就。

三、关于《三国演义》中正统思想的评价

对于这个问题，不同意见的争论比较大，主要有三种观点：

1．持否定态度。这种意见认为，正统思想根本是一种极端反动的思想。封建帝王制造和宣扬这种思想，目的是用来辩护自己统治的合法性，证明自己统治的不可动摇性；用来麻醉和欺骗旁动人民，消弭人民对于封建统治者的反抗；同时用来排斥其他封建势力的竞争，以便保障自己独占对人民的统治和剥削。对《三国演义》中的正统思想也此该这样认识，把它作为封建糟粕，予以批判和剔除。

2．持一分为二态度。如前所述，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三国演义》中的正统思想有三个来源：一是题材——三国历史本身原有的正统思想，二是封建主义历史观影响于《三国演义》的正统思想，这两者都是封建正统思想，应当否定。第三则是作者继承宋元以来有关三国故事的话本和杂剧从现实生活中提取出来的正统思想，它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应当肯定。

3．持肯定态度。这种意见认为，要正确认识《三国演义》中的正统思想，主要应该考察《三国演义》产生的时代，作者罗贯中的经历和思想。罗贯中亲身参加过反对元朝统治的斗争，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之一张士诚有过相当密切的关系。他接近人民的生活，对人民在异族统治者压迫下的苦难有深切的感受和同情，了解人民强烈地反对暴虐统治，渴望统一，希望“仁君贤相”出现的思想感情。在那民族矛盾空前尖锐的时代，人心思汉，农民起义军也曾以恢复汉室为号召。这种人心的向背给罗贯中的思想观点以深刻的影响。于是，他在《三国演义》中运用“正统”这个反抗民族压迫的传统武器，把“正统”给予代表汉室的刘备，这不能说是封建意识，相反倒可以认为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

四、关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

一九五九年，在郭沫若同志提出“为曹操翻案”之后，学术界就怎样评价历史上的曹操和《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鸣，以后在这个问题上的争论也一直不断。争论各方都承认，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有一定贡献。但是，对于《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却出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1．根本否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在具体意见上又分为两种。

一种意见认为，自宋以来，在所谓“正统”观念确立以后。曹操这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就蒙受了不白之冤。“自《三国演义》风行以后，更差不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把曹操当成坏人，当成一个粉脸的奸臣，实在是历史上的一大歪曲。”“《三国演义》是一本好书，我们并不否认；但它所反映的封建意识，我们更没有办法来否认。艺术真实性和历史真实性是不能断然分开的。我们所要求的艺术真实性是要在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上面加以发扬。罗贯中写《三国演义》时，他是根据封建意识来评价三国人物，在他并不是存心歪曲，而是根据他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来加以形象化的。但在今天，我们的意识不同了，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罗贯中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就有了问题，因而《三国演义》的艺术真实性也就失掉了基础，这是无可如何的。尽管还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人们还会相信《三国演义》的真实性，但那是会逐渐淡薄的。”“曹操冤枉地做了一千多年的反面教员，我们在今天是要替他恢复名誉。”“但我们也并不主张把

《三国演义》烧掉，把三国戏停演或一一加以修改。我们却希望有人能在用新观点所见到的历史真实性的基础之上来进行新的塑造。新旧可以并存，听从人民选择。

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否定曹操的过程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可以说尽了文学的能事。《三国志通俗演义》简直是曹操的谤书。《三国志演义》的作者不是没有看过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三国志注》，他看了，而且看得很仔细。他知道曹操并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坏，那样愚蠢无能，但是为了宣传封建正统主义的历史观，他就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三国演义》把三国的历史写成了滑稽剧，而且还让后来的人把他写的滑稽剧当做历史。”因此，只有打倒《三国演义》，才能使人们从传统观念下解。放出来，重新认识曹操这个历史人物。

2．肯定《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形象。持这种观点的同志针对前一种观点，主要提出了下列四个方面的不同意的理由：

（1）曹操形象基本符合历史的真实。历史上的曹操，确实是一个有作为的人物；然而，他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

存在着地主阶级的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恶德。《三国演义》对曹操这两个方面都作了真实的再现，并没有简单地丑化，也没有把他写得“那样愚蠢无能”。一方面，曹操的雄才大略、识见不凡，他的器重人才、深得将心，他的老谋深算、精明强悍、他的败而不馁、顽强乐观，在《三国演义》中都表现得非常突出和深刻。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另一方面，《三国演义》又着力鞭挞了曹操的残酷、狡诈、伪善和极端利己主义，这些基本上是根据史料的，也符合历史的真实。例如、”诈作中风”（第一回）“借王垕头”（十六回），“诈骗许攸”（三十回）；“梦中杀人”（七十二回）；攻打徐州时，“但令得城池，将城中百姓，尽行屠戮”（十回），征袁谭时，一方面令军士捕捉逃避苦役的百姓。另一方面又叫那些“投首”的百姓“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军士擒获”（三十三回），杀吕伯奢全家后公然宣称“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四回）等等。这些为人熟知的情节，都是以陈寿《三国志》、裴松之《三国志注》、范晔《后汉书》等史籍为依据的。从魏晋到北宋的七、八百年中，许多“帝魏寇蜀”论者也或多或少地指出过曹操的这些恶德。例如，陈寿在《三国志》中一方面称颂曹操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另一方面又多次记载了曹操的残酷行为。西晋的陆机很佩服曹操的才能和功业，但在其《辨亡论》中也说：“曹氏虽功济诸夏，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以曹魏为正统，但也指出曹操“暴戾强化”。因此，那种指责《三国演义》“肆意地歪曲历史，贬斥曹操”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2）曹操成为反面人物形象是阶级斗争的产物。由于历史书上记载着曹操的那些残酷、狡诈、极端利己主义等性格特点，对封建统治阶级来说正具有代表性，于是人民群众和民间艺人就抓住这些特点，编成故事讲唱，逐渐形成了曹操这一反面人物形象。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并使人民认识现实生活压在他们头上的那些封建统治者的丑恶面目唤起人民同他们斗争。同时，这一形象在北宋以后至元末明初《三国演义》定型的三百多年间不断丰富和成熟的演变过程中，还受到过民族斗争的影响。那时，汉族人民习惯于把北方的异族入侵者和统治者比作曹操。所以，《三国演义》中曹操这一反面艺术形象的产生，具有无可辩驳的历史合理性。

（3〕曹操形象达到了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的一致。文学不等于历史，它需要再现真实的生活和真实的性格生命，而且允许艺术上的夸张；它不能象历史家所要求的那样，只能按历史事实来描写人物。而且文学艺术中的历史真实，又并非只是指的个别的历史事实，而是特定历史时代的历史生活、历史精神的本质真实；特别是对传统文艺作品来说，它甚至更为广泛地包含着作者本人生活时代的历史内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多侧面地再现了历史人物曹操的复杂性格，而又寓以作者的想象、夸张和褒贬，可以说取得了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的一致。尽管其中某些内容同历史人物曹操有出入，但其性格却和千百个同类型的封建统治者的品质一致，因而具有更大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第二个被表现得象《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样深刻、这样充分、这样成功的反面典型。

（4〕作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典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会丧失它的社会作用和社会意义，因为它并不附庸于历史人物的曹操而存在。无论怎样根据史实来给历史上的曹操“翻案”，却终究不可能替《三国演义》中的曹操这个历代人民所创造、所熟悉、所“喜爱”的不朽的艺术典型“翻案”。另一方面，把古代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的性格和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简单地混淆起来进行“翻案”，就会导致对古典文学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今天，我们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历史上的曹操，给予应有的肯定，同时，也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评价《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承认其合理性和典型性。

五、关于《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

关羽是《三国演义》中一个影响较大而又有争议的人物形象。对此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关羽是封建社会中一个文治武功的理想人物，是封建统治阶级“英雄”的典型，他的降曹和华容道放曹，本质上是一种庸俗的利己主义的道德观念。明清以来的封建统治者对关羽大加褒美推崇，把他当作愚弄人民的偶象，使他的庙宇遍天下。因此，关羽的形象应当否定。

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三国演义》中，真正能从“正面典型”

的意义上，和曹操的形象形成对立并受到人们尊崇的，应该说是关羽的形象。虽然作者在不少地方批判地描写了他的种种弱点，但是，整个说来，关羽的形象却是在史料和民间传说的基础上，由罗贯中作为一个“理想”英雄的典型创造出来的。他的孔武有力、英勇善战，特别是他的重然诺、讲义气、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品质，历来受到广大人民的喜爱。应该给以应有的肯定。对关羽形象简单地予以否定的观点是片面的。

那么，怎样解释关羽这个人物在统治者和人民中间都受到尊崇的矛盾现象呢？对此也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封建统治者大肆提倡尊崇关羽的结果。封建统治者十分欣赏关羽的“忠义”，把他越捧越高，目的是要造就为自己效力的忠实奴才。而在封建社会里，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必然要对人民发生影响，使关羽形象在人民中间也受到尊崇。

另一种意见认为，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关羽重义的品质本身就有两重性。一方面，他在各种艰难竭蹶的情况下始终紧紧地追随刘备，“患难相扶”，“祸福共之”，“生死不渝”，符合广大农民的伦理道德观念，因此，这种“义”曾经被用作农民起义军团结队伍、共同反抗压迫的口号。另一方面，

他终究只是尽义于私，尽义于个人，确实带有浓厚的忠君思想和封建报恩观念的色彩。这样的重“义”必然包含可以被封建统治者利用的内容。明清以来的封建统治者看到了人民曾经把刘、关、张之义用于团结反抗，就有意识地宣扬关羽的忠君思想的一面，

故意混淆关羽形象里的复杂的忠义观念，以便欺骗人民，使他们效忠于封建统治者。由此可见，《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形象，既有受到人民喜爱的民主性精华，也有封建的糟粕，应该加以具体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