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代的货币战争

如果穿越到三国时代，你打算带点什么盘缠？那时候不能用银子，还是多带点铜钱吧，可到了现场，你会发现：铜钱有时候根本买不到东西，甚至还不如一块布。为什么呢？先要从《三国演义》的开篇情节“董卓进京”说起：

董卓造钱：八个抵一个

汉代的主流货币是五铢钱，从汉武帝开始到东汉末年，一直沿用了三百多年，除了王莽折腾过一阵子之外，其余时候货币价值都相当稳定。东汉末年，何进谋划杀宦官，结果引来了军阀董卓。董卓自己要吃喝玩乐，又要对付各路诸侯，钱不够用，先是放纵士兵抢劫老百姓，活人抢完了，再抢死人，挖历代王侯将相的陵墓，还不够怎么办？有人帮他出主意“您大权在握，何不自己造钱？”造钱需要铜，董卓可没耐心去挖矿，他把长安城里的各种铜家具、铜像、铜鼎包括旧的五铢钱通通都化了，铸造新五铢钱。连当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时铸造的十二个大铜人，也被拉去化了铸钱。别看董卓自己胖，他造的五铢钱特别小，后世叫做董卓小钱。根据考古测量，董卓小钱的平均重量只有0.5克，而东汉晚期的正版五铢钱是2到4克。也就是说，8个董卓小钱才抵得上原先一个五铢钱的分量，而且做工特别粗糙，文字模糊，完全是为了搜刮民财。

这么无节操的滥发货币，再加上天下大乱，物资匮乏，结果是物价飞涨。根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一石米要卖几万个铜钱甚至几十万钱，一箩筐钱都换不来一箩筐米。虽然董卓很快被自己的干儿子吕布做掉了，但货币战争的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三国货币大混乱的序幕就此拉开。

刘备：我造的钱好，一个抵一百个！

最先在这场货币乱局中嗅到商机的，是以“仁义”闻名的刘备。话说刘皇叔一路征战，最后进军益州，眼看要拿下成都，却发现没钱发军饷了。正在心里犯愁的时候，谋士刘巴替他出主意：“皇叔，依属下看，要发军饷，最可靠的法子还是造钱。”“怎么个造法？”“皇叔啊，当年董卓造小钱、滥发货币坑害百姓，咱造的钱一定要高质量、够分量，不能丢大汉的脸。”“爱卿所言甚是，但是造好钱费用高，亏本怎么办？”“皇叔不必担心，钱币上只需加两字即可。”

果然，刘备版五铢钱是造得又大又好，比先前的五铢钱还漂亮，只是多了两字：直（值）百，就是一个新钱能当一百个五铢钱用。据考古测量，蜀汉“直百五铢”平均重量在 5 克左右，比普通五铢钱重了两三倍，但价值却高了一百倍。通过强制发行注水货币，刘备仅仅几个月便达到了“府库充实”的效果。皇叔就是高，钱也挣了，还显得体面。

政府一旦尝到通胀的甜头，就停不下来。当时虽说是三国鼎立，但鼎的三足并不均衡。全国有十三个州，曹魏差不多占了九个，孙吴占了三州，而蜀汉只有一个益州。益州没有铜矿，也没有前朝留下的铜人铜鼎，为了“复兴汉室”、筹集军费，刘备就“广开铜路”，连老百姓家里的帐钩子都征收了，“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 到了后主刘禅继位，又新造了“太平百钱（金）”、“定平一百”等钱币，都是一个当一百个的大钱，而它的分量，不仅不如先前的直百五铢，连汉代老五铢钱都不如，甚至出现了用铁做的劣质钱。到了这步田地，和明抢也差不多了。

孙权：我造的钱更好，一个抵一千个！

看到刘备玩这一手，孙权心里不平衡了。造新钱，这谁不会，何况东吴还有铜矿呢。公元236年，孙权开始铸造东吴版新钱，一出手就是高起点：大泉五百，一个抵五百个五铢钱，两年后，又铸行了“大泉当千”。一枚新钱顶一千枚五铢钱！伴随而来的还有两项配套政策，一是要求老百姓上缴铸钱用的铜料; 二是设立专门的监管机构，打击民间的盗铸。后来，东吴又发行了“大泉二千”与“大泉五千”，把货币大注水推向了顶峰！

（孙权铸造的大泉当千）

这些高面值货币的疯狂发行，直接导致物价飞涨，“既太贵，但有空名”，甚至政府高官都捧着一堆钱买不到东西。孙权发现不对劲，货币战打到自己头上了。赶紧又下令收回这些大钱，重新融铸成器物。这个政策得到了群众的积极拥护，因此回收得相当彻底，“大泉二千”、“大泉五千”等钱币后世很难见到，只有国家博物馆等机构收藏了几枚。

曹魏：我干脆不用钱

相比之下，在货币发行上最厚道的反倒是“大奸臣”曹操。由于曹操的地盘位于北方中原地区，受董卓小钱的冲击最明显。曹操掌权后，首先采取一系列恢复经济、扩大生产的措施，比如组织军队屯田等，同时政府的田租赋税都改为征收实物，很大程度上抵制了劣质小钱的流通。到了建安十三年，曹操正式宣布废除董卓小钱、恢复汉朝五铢钱。但很快新问题又出现了，由于曹操只恢复了东汉五铢钱流通，并没有自己铸造钱币。而东汉五铢钱被董卓搜刮之后，市面上已经所剩无多，结果随着经济的恢复，反而造成了“钱贵物贱”的通货紧缩现象。

曹操的儿子曹丕登基当皇帝后，认为铸钱会通货膨胀，不铸钱又会通货紧缩，干脆在黄初二年( 221年)下了一条命令，所有交易一律禁止用钱，退回到实物经济，老百姓买东西用粮食布帛当交易中介（“罢五铢钱，使百姓以谷帛为市”）。实物商品当货币虽然没有恶性通货膨胀，但也有弊端，比如粮食难以搬运储存、布匹不能随意分割等等，等到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睿当家后，各种花样掺假都来了，比如粮食里面掺水掺沙子、布匹织得又稀又薄，跟渔网差不多，政府“虽处严刑而不能禁”。曹睿看着太不象话，于是召集满朝文武开会讨论，最终大臣司马芝（司马懿的堂兄）提出：发行货币不光是财政问题，也有利于减少犯罪，方便市场，利国利民。于是魏国在太和元年( 227年)再次发行新五铢钱，重量和老五铢钱差不多。据史书记载，此次铸造的五铢钱一直流通到三国结束都没怎么改变（“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从总体上看，在三国的货币战争当中，蜀、吴两国滥发货币，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是最终导致了经济衰退和人民的不满。而曹魏虽然在制定货币政策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和倒退，但是总的来说，政策出发点不是剥夺老百姓，特别是曹魏后期恢复了五铢钱的使用，在争取民心，维持经济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为以后魏（晋）兼并蜀、吴两国打下了经济基础。可以说：三国争雄，表面上是拼武力、拼军师的谋略，而本质上是拼经济，拼民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