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人物晚唐诗。
说起魏晋人，人们自然想起“邺下放歌”“竹林酣畅”“兰亭流觞”“南山采菊”之类的风流故事。不错，魏晋是“人的觉醒”的时代。魏晋人有特立独行的人格，有狂放不羁的个性，有对清虚寂寥的“无何有之乡”的向往。然而，魏晋仍然是一个专制的时代。若细读《三国志》《晋书》和魏晋作家的诗文,便不难发现“魏晋风流”的背后深藏着太多的悲苦。
一
两百多年的魏晋史，出现频率最多的一个字应该是“杀”，惨烈的屠戮，不仅发生在敌对双方。也发生在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间。
乱世多祸。生命无常。身处乱世的门阀士族，或主动或被动地卷进残酷的政治杀夺、常常是正当盛年便死于非命。正始十年，司马氏发动政变，将曹爽集团一网打尽。名士何晏。丁谧、李胜、毕轨皆被夷三族，史称天下名士去其半，改元嘉平。此后，司马氏为进一步巩固政权，在军事上铲除敌对势力，政治上则大杀名士。嵇康、潘岳、张华、陆机、陆云、刘琨、郭璞……这些当时一流的诗人、作家、哲学家先后惨遭杀戮。
然而，侥幸存活下来的还得活下去，不管“奚为哉？”“奚乐哉”？
于是，便有了对悲苦的消释，对摇荡之心的安顿。或是酒色，或是药石，或是山水，或是艺术，或是宗教，这些都是他们灵魂安顿的所在。
于是，一种独特的人生风范飘然而出。这就是后人所谓的：魏晋风度。
二
人生境地窄而宇徒广大，人生年命促而宙空悠久。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的这两句话，蕴涵了深刻的宇宙与人生之哲理。人生无常，节序如流，生命短促而时空永恒。
“人生若尘露，天道邈悠悠”（阮籍），个体生命面对这种“永恒”既珍贵又渺小。“四顾何茫茫，东风摇百草”（《古诗十九首》），既然，在外在的时空中找不到个体的位置，那么就将寻觅转向内心，对老庄的重新发现，不仅启迪了魏晋文人的玄思，也使他们力求超越旧有的价值观念，对个体的生存价值作出新的选择。魏晋是“人的觉醒”的时代，他们从两汉以来个人的“活动和观念完全曲从于神学目的论和谶纬宿命论”（李泽厚《美的历程》）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发现自我的存在与价值，这便是“觉醒”的含义。
这种生命意识的觉醒，使魏晋名士从整体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执著于对个体人格独立的追求和生命的张扬。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世说新语·品藻》）
好一个“宁做我”！魏晋名士对生命的感悟，对人生的体验，对传统的反叛，对新价值观的认取，尽显于这三个字中。乱世魏晋人，他们的潇洒风流，他们的雅量高才，他们的喜怒哀乐。乃至他们的病态与疯狂全都是在执著甚至张扬“宁做我”的个性。
桓温与刘道真同品东晋名士，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世说新语·品藻》）当仁不让。
魏晋人的自我意识与独立人格植被于生活各个领域。审美创造是展示个性的极好手段。
孙兴公与范荣期讨论辞赋的创作。认为写赋“要作金石声”，“应是我辈语”（《世说新语·文学》）。
王羲之有二子：徽之与献之。二子的书法师承其父有独具特色，识鉴者只见父子之同，不见父子之异，故徽之叹曰：“外人哪得知”（《世说新语·品藻》）！
顾恺之作画，“画谢幼舆，在岩石里”，“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世说新语·巧世》），则是为了凸显人物的个性。
魏晋人鉴赏艺术，品评作家，也往往能用寥寥数语捕捉到对象的个性特征：“潘（岳）才浅而净，陆（机）才深而芜”（《世说新语·文学》）。
三
魏晋人有情。
打开《世说新语》一书，我们会沐浴在“钟情我辈”的“一往而有深情”之中：朋友之情，骨肉亲情，男女爱情，对大自然的眷爱之情，对艺术鉴赏与创造的痴情……
“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世说新语·伤逝》）
“王长史登山，大恸哭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世说新语·任诞》）
王戎重亲情：失爱子，“过伤痛”，“悲不自胜”（《世说新语·伤逝》）；丁母忧，“容貌毁悴，杖而后起”（《世说新语·伤逝》）；亦重友情：年轻时有竹林之游，垂暮之年常忆竹林之友。夫妻之间的情感也很深洽，妻子总以“卿”称呼他，所谓“亲卿爱卿，是以卿卿”（《世说新语·惑溺》）。
魏晋人，有挚爱真情，有对真情的任性而发，更有“终当为情死”人生理想。
王子猷，王子敬兄弟，情深谊厚，特相和睦，泰元中，二人俱病，有法师飘然而至。子猷泣求法师曰：“吾才不如弟，位亦通塞，请以余年代弟”（《世说新语·伤逝》），请求以自己的“死”换取弟弟的“生”，此情何其深切真诚！可惜法师无回天之术，子敬终于先于兄而亡。弟亡时，兄并不知，
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以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世说新语·伤逝》）
子猷、子敬兄弟于哀情、悲情中辞世，叔夜则是在豪情。高情中永生。嵇康“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世说新语·雅量》）。一句“广陵散于今绝矣”蕴涵 了何等沉重的情感。他是以琴奏广陵散，更是以“情”奏生命之悲歌！
叔夜之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友情、亲情。爱情、而是追求精神自由与人格独立，不向黑暗现实妥协之高情、至情。临刑东市。顾日影而弹琴，在生命逝去的同时，个体的人格、精神却得到了永恒。“为情死”的嵇康成了“情之所钟”的魏晋人的精神领袖，成了魏晋人心中不朽的丰碑。
多情的魏晋人，以自己的泪水与热血，向后人展示了一种独特而永恒的人生风范。 四
魏晋人好酒。
何谓名士？
王孝伯言：“名士不须奇才，但使长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
王佛大叹言：“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世说新语·任诞》）
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便足了一生。”（《世说新语·任诞》）
痛饮酒方可算得上名士，名士不可一日无酒。《世说新语》之“任诞”篇乃任达者的专篇。全篇54则，几乎篇篇有酒。
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魏晋人在在心理上安顿自我，多半靠了酒的力量。现实世界充满了伪善、丑陋，于是在酒中酿造了一个醉里乾坤。酒，于内营造一片心灵的天宇，超越尘世纷争；对外，则为肆意酣畅的行为，抗争性的显示着对名教、礼法的不恭乃至反叛。
司马氏以名教治天下，将儒家的宗法伦理观念，演变为外在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戒律，强制性的禁锢人的个性，规范人的行为。这是用虚伪包裹着的残忍，一把装饰着礼教纹章的屠刀
。任达之士以“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旗帜，以自然之性的真诚、热情、放达，对比出名教的矜假、冷酷。
阮籍遭母丧，仍然饮酒食肉，礼法之士何曾对此不满，在司马昭面前状告阮籍：“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之身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 ，以正风教。”阮籍饮吃不辍，神色自若。（《世说新语·任诞》）任达者要酒不要礼，以酒作武器来对抗礼教。裴楷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制。”
礼教的设防上，有诸如“男女授受不亲”、“叔嫂不相问”等等，阮籍却无视这些戒律：其嫂归宁时，“籍相与见别”；“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晋书·阮籍传》），诸如此类不崇礼制的举动。自然要遭到名教中人的非议，而阮籍却回答的十分干脆：礼岂为我辈设也！
不守礼制，并非不要礼，阮籍所追求的是发乎内心，发乎自然的礼。诚如鲁迅所言：“ 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的。”阮籍不拘俗礼，不崇礼制，但内心深处又如何呢？居母丧，饮酒二斗之后是“举声一号，吐血数升”；为母送葬，食豚饮酒之后，“举声一号，因又吐血数升”（《晋书·阮籍传》）如此两号两呕，以至于“毁瘠骨立，殆至灭性”（同上）；阮籍醉在酒店老板娘身旁，“夫始疑之，伺察，终无他意”（《世说新语·任诞》）。 正可谓：从心所欲不逾矩。
酒是魏晋狂士反抗司马氏礼法的一种手段，是要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要追求心灵与精神的自由，是要获取人生最大的快乐。
五
魏晋人多狂狷之气象。
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
狂者，志在兼济，锐意进取；狷者，独善其身，有所不为。
魏晋名士的狂狷气象，在“竹林”之中有淋漓尽致的展现。“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何等狂放的气概。
阮籍少年时便狂侠自任，《咏怀诗》其五云：“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西游咸阳中，
赵李相经过”。他渴望建功立业，名垂身后，“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垂谢身后事，气节故有长”（同上，其三十九）。《晋书·阮籍传》载：
（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场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歌，于是赋《豪杰》诗。
闻嗣宗这傲视千古的“狂言”，我们自然想起孟子“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狂者自白。但乱世多祸。杀夺无常，功名之志难遂，阮籍于是由孟子式的进取之狂转向庄周式的超然之狷。《晋书·阮籍传》称：籍容貌瑰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颜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山临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犹好老庄。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
阮籍，以老子的自然无为，庄子的游心于道为宗旨，在《大人先生传》中，塑造了“大人先生”这一“逍遥浮世，与道俱成”的人格理想。
“大人先生”是阮籍，也是嵇康的人格写照。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既坦陈了作者“轻肆直言，刚肠疾恶，遇事便发”之狂，亦书写了“方外荣华，去滋味，游心于寂寞，以无为贵”之狷。
“淡淡流水，沦胥而逝。泛泛柏舟，载浮载滞。
微啸清风，鼓楫容裔。放棹投竿，悠游卒岁。”（嵇康《酒会诗》）
自然与自由，是个体人格的最高价值，也是魏晋风度的人格魅力所在。阮籍和嵇康，作为名士的代表人物，他们的狂狷气象，在乱世之中被压制，甚至绞杀，便更具有一种悲剧性的力量。
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阮籍“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嵇志峻切，阮旨遥深，二人同以生命与热血，奏出狂狷人格与悲歌。
六
从王粲到陆机、张翰，再到陶渊明，魏晋人一直在觅归，魏晋名士的“思归”，既是对地理意义上的家园的寻觅，也是对个人精神家园的寻觅。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
陶渊明之前，魏晋文人的赋“归”，更多的是对一种人生理想的抒写；而陶渊明的赋“归”，既是抒写人生理想，又是叙述人生事实。
热爱自然，顺其自然，委运于自然造化，这是陶渊明“躬耕南山”的人生真谛，也是陶渊明所建构的“南山人格”的真谛。起于“邺下”而终于“南山”，世说新语时代的人生理想在经历一系列冲突裂变之后，终于在南山的“夕露”、“微雨”与“春酒”中，觅到到了自己的归处，归到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然而魏晋人，并未在南山久住。且不说归隐南山的惟陶潜一人，即便是陶潜，在南山的清幽与静寂中，“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鲁迅），在他的人格构成中，既有“采菊东篱下，悠然望南山”之静，亦有“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长在”之动。
陶渊明之后，再无人能将“躬耕归隐”的人生理想付诸实践，文人士大夫依然在徘徊去就中，孤独的寻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