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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读史方舆纪要》卷19 江南一 “守江必守淮”，这句相信大家也听过，所以东吴北伐是必需的，但何解东吴从扬州北伐时大多只攻合肥(淮西)而不越江攻徐州(淮东)呢？ 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吕蒙传》 这个理由相信很多人也知道，但其实原因还有三点： 1。 渡河问题 由于长江北岸的徐州在曹魏手中，所以东吴北伐第一个要面对的难题就是渡河问题，那当时京口(今江苏镇江)至广陵(今江苏扬州)这一段长江的阔度又是多少呢？ 初，自广陵扬子江镇济江，江面阔，相距四十余里。唐立伊娄埭，江阔二十余里。宋时瓜洲渡口十八里。今(明末清初)瓜洲渡至京口不过七八里。《读史方舆纪要》卷23 江南五 大江西北自六合县界流入，……南对丹徒之京口，旧阔四十余里，今阔十八里。《元和郡县图志》淮南道扬州 唐宋时因上游的泥沙不断冲积，江阔也有二十余里。东汉末年时原来江阁四十里！ (当时长江口以北的海岸线在今海岸线内侧数十公里处，约当今如皋、东台、盐城、阜宁一线。)古时渡河工具不发达，往往需费时什久才能渡河，更别提军事行动需跨越四十里！ 随时可被魏军半渡而击之导致败北而回。 所以祖逖率众渡河回到自己的大本营广陵准备北伐时尚且有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的概叹，那就怪不得曹丕进军广陵时会发出“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也。”(《徐盛传》注引《魏氏春秋》)的感想了。 西晋平吴分六路出兵，分别是： 镇军将军琅邪王司马伷趋涂中(今安徽全椒滁河流域) 、安东将军王浑趋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横江浦，南对江南之采石) 、建威将军王戎趋武昌、平南将军胡奋趋公安(油江口)、镇南大将军杜预自襄阳趋江陵、益州刺史龙骧将军王濬自巴蜀顺流而下。 本来何攀也曾向羊祜建议的进军路线本有由海道至京口一路，后来也未见施行。可见当时不论是运输工具和地理条件，不论是从广陵渡江还是由海道攻吴，风险大，意义小，时机根本不成熟。最多只能起牵制作用，灭吴主要还得依靠上游水师。 当然，中国历史中也不是无这路出兵的成功例子，隋文帝开皇九年的灭陈之役，隋军不但有落丛公燕荣出东海攻南沙(今江苏常熟)；更有主力之一的贺若弼自瓜洲率先渡过长江攻占京口，与自采石渡江的韩擒虎合围建康。隋末唐初时也有李子通攻沈法兴亦自广陵渡江取京口。贺若弼的成功除了说明北强南强的军事力量对比外，也说明由于地理的变迁(江阔而是二十里，不再是四十里)和技术的改进，瓜洲渡江的困难程度已同昔日有所不同。 还有，淮西的濡须口(今安徽无为县东北) 与淮东皆会发生暴风导致沉船(注1)，情况更不利的是孙吴在長江瓜洲渡口这一段是不像采石那段有船塢等设施的。 注引1： 曹休、张辽、臧霸等来伐，范督徐盛、全琮、孙韶等，以舟师拒休等于洞口。迁前将军，假节，改封南昌侯。时遭大风，船人覆溺，死者数千《吕范传》 曹公出濡须，袭从权赴之，使袭督五楼船住濡须口。夜卒暴风，五楼船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袭出。袭怒曰：“受将军任，在此备贼，何等委去也，敢复言此者斩！”于是莫敢干。其夜船败，袭死。《董袭传》 2。 补给问题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孙子兵法 作战第二》 “人负米六斗，卒自携带五日干粮,人饷一卒,一去可十八日,若计复回,只可进九日。二人饷一卒,一去可二十六日,若计复回,只可进十三日。三人饷一卒,一去可三十一日,若计复回,只可进十六日。三人饷一卒,极矣。若兴师十万,辎重三之一,止得驻战之卒七万人,已用三十万人运粮,此外难复加矣。”而实际上，“人负六斗,此以总数率之也。其间队长不负,樵汲减半,所余皆均在各夫,更有死亡疾病者,所负之米又以均之,则人所负常不蒂六斗矣”,牲口比之人运,虽负多而费寡,然牧不时,畜多瘦死,一畜死,则并所负弃之,较之人负,利害相半。《梦溪笔谈》卷11 古时运输条件落后，按孙武的归纳，粮食耗损率高达95%，就算以在西方最推崇的中国科技的黄金时代----宋， 运送粮草都如此艰辛。再看看实际例子如秦征匈奴时，利用比率是1/192; 汉武帝修西南道路(这个没有敌人骚扰)也不到2%(注2)。原因是人畜本身就在消耗粮食，而且这个消耗应该按照往返计算。曹操南征从邺到新野不到1500里路程，走了两个月，一个往返4个月，物资运输的速度只能慢于这个速度而不会超过。一辆牛车最高载重100石，即1500公斤。一辆牛车以一头牛一名车夫计算，一个人一天消耗1公斤粮食(重体力劳动和没有肉蛋奶等副食的情况下，1公斤实际上不够)，一头牛的消耗，手头没有现成资料，按照新四军骑兵部队马匹每天7斤草8斤料计算,7。5公斤。牛车一辆每天消耗8。5公斤，往返4个月120天，消耗超过1000公斤。仅仅最低限度就消耗掉2/3。实际问题是： 路程远点、路况差点、天气坏点或者必须额外携带些木柴等物资的情况下，实际的运输能力将更受限制。路况不好时仅仅800里路往返需要百日在史籍中并不少见。就算拿现代，二战中德军攻苏时也因天雨，初期补给车队在没有公路只有土路的路段上运输车辆只能每天推进五公里，所以这样的耗费当然是天文数字。因此孙武才会说“千里馈粮,士有饥色”。 所以智将尽量应做到因粮于敌，三国时就有夏侯渊多次成功的例子(注3)，不是每次败兵皆能像张鲁那样有时间决定是否焚烧粮草以不落入敌之手。 因此魏吴两国也在这段边境广开屯田，曹魏的集中在寿春和合肥一带(注4);孙吴的在江北(军屯)集中在皖城(今安徽潜山)和濡须一带，江南(民屯)的集中在毗陵(今江苏武进)一带(注5)，原因正是减少运输的耗损，这也是何解邓艾之议受司马懿赞赏之因(注6)。至于当时边境至所以以军屯为主，正如吕蒙对魏庐江太守朱光屯皖，大开稻田这情况的评价：“皖田肥美，若一收孰，彼众必增，如是数岁，操态见矣，宜早除之。”当地的屯田皆被双方視作眼中钉，肉中刺，普通百姓无保护下很难生存，所以“青、徐、汝、沛颇来归附，淮南滨江屯候皆彻兵远徙，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数百里。”(見《孙韶传》) 徐州关于大规模的屯田记录，只有陈登任广陵太守时有所表现(注7)，他死后后继者未见突出，所以曹操便有恨不早用陈元龙(元龙，登字)计感慨。 如从日后屯田的角度打算，正如日后东晋的桓温参军伏滔所著的《正淮论》所言寿春之重要曰：“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百；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有淮淝之固。龙泉之陂，良田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 《晋书 伏滔传》 所以以当时的条件来说，淮西比淮东优胜。 注引2。 秦欲攻匈奴，运粮，使天下飞刍挽粟，(运载刍？，令疾至，故曰飞刍也。挽粟，谓引车船也。)起于黄、腄。琅琊负海之郡，转输北河，黄、腄二县，并在东莱。言自东莱及琅琊缘海诸郡，皆令转输至北河也。……北河今朔方之北河也。率三十钟而致一石。六斛四斗为钟。计其道路所费，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 孝武建元中，通西南夷，作者数万人，千里负担馈粮，率十余钟致一石。《通典 食货十 漕运》 3。 渊将泰山、齐、平原郡兵击，大破之，斩和，平诸县，收其粮谷以给军士。……氐王千万逃奔马超，余众降。转击高平屠各，皆散走，收其粮谷牛马。……还击武都氐羌下辩，收氐谷十余万斛。《夏侯渊传》 4。 於时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茹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蓄《刘馥传》 肥水又东北迳白芍亭东，积而为湖，谓之芍陂，陂周一百二十许里，在寿春南八十里，言楚相孙叔敖所造，魏太尉王淩与吴将张休战於芍陂，即此处也。《水经肥水注》 茹陂在光州固始县东南四十八里，刘馥兴筑，以水溉田。《太平寰字记》卷127 七们堰在庐州庐江县南百一十里，刘馥为州刺史修筑，断龙舒水，灌田千五百顷。《太平寰字记》卷126 吴陂塘在舒州怀宁县西二十里，有吴陂祠，刘馥开吴陂以溉稻田，功利及人，里人以潜山庙在陂侧，因指名以祀焉。《太平寰字记》卷125 刘敞七门庙记云，嘉佑二年，予为庐州从事，始以事至舒城，观所谓七门三堰。考问於居人，其田溉几何，日二万顷。考於图书，则汉羹颉侯信始基，而魏扬州刺史刘馥实修其废。《三国志旁证》卷13 5。 吴省丹杨之江乘县典农都尉，时又分吴郡无锡以西为毗陵典农都尉。《宋书 州郡志》 恪自领万人……率众佃庐江、皖口《诸葛恪传》 (青龙)三年春，权遣兵数千家佃于江北。至八月，宠以为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卫兵去城远者数百里，可掩击也。遣长吏督三军循江东下，摧破诸屯，焚烧谷物而还。《满宠传》 赤乌中，诸郡出部伍，新都都尉陈表、吴郡都尉顾承各率所领人会佃毗陵，男女各数万口。表病死，权以融代表，后代父瑾领摄。《诸葛瑾传》注引《吴书》 6。 时欲广田畜谷为灭贼资，使艾行陈项已东至寿春，艾以为田良水少，不足以尽地利，宜开河渠，可以引水浇溉，大积军粮，又通运漕之道，乃著济河论以喻其指。又以为昔破黄巾，因为屯田，积谷於许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军征举，运兵过半，功费巨亿，以为大役。陈蔡之间，土下田良，可省许昌左右诸稻田，并水东下，令准北屯二万人，淮南三万人，十二分体，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水丰常收三倍於西，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於准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事皆施行。《邓艾传》 7。 州牧陶谦表登为典农校尉，乃巡土田之宜，尽凿溉之利，杭稻丰积。奉使到许，太祖以登为广陵太守。 《陈登传》注引《先贤行狀》陈登于江都县西开陂，百姓敬而爱之，因名爱敬陂．亦号陈登塘。《太平寰宇记》卷123 陈公塘(当即陈登塘)周回九十里，为利甚博。《读史方舆纪要》卷23 江南五 3。 进军问题 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出车五千乘，运屯谷五十万斛付沃野镇，以供军粮。臣镇去沃野八百里，道多深沙，轻车往来，犹以为难。设令载谷二十石，每至深沙，必致滞陷。又谷在河西，转至沃野，越渡大河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百余日乃得一返，大废生人耕垦之业，车牛艰阻，难可全至，一岁不过二运，五十万斛乃经三年。臣闻郑、白之渠，远引淮海之粟，溯流数千，周年乃得一至，犹称国有储粮，人用安乐。求于●●山(在今平凉郡高平县，今笄头山，语讹亦曰汧屯山，即●●山。)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二船为一舫，一船胜谷二千斛，一舫十人，计须千人。臣镇内之兵，率皆习水。一运二十万斛，方舟顺流，五日而至，自沃野牵上，十日还到，合六十日得一返。从三月至九月三返，运送六十万斛。计用人工，轻于车运十倍有余，不费牛力，又不废田。”诏曰：“知欲造船运谷，一冬即成，大省人力，既不费牛，又不废田，甚善。非但一运，自可永以为式。”《通典 食货十 遭运》 正如上述所言，古代解决军粮运输耗损率严重的唯一的途径是利用江河水力。且东吴的北伐军不可能像南北朝的江左北伐军那样得到当地百姓的自愿捐献，因当时包含了民族矛盾和恩怨而魏吴根本无这问题(注8)。没有水力河流可以利用的情况下就只能叫苦了。当然，运河是可以自己创造的如曹操平河北时开平虏渠及泉州渠(注9) 。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骑驱驰不易，这样有利的地理条件运河开凿更不是太难，像日后桓温在北伐的路上开桓公渎(注10)。不过吴军在推进至日后桓温的北伐军到达金乡(今山东金乡)前可利用陈登已开通的----中渎水。 吴城邗，沟通江淮。 《左传》哀公九年(杜预注谓“通粮道也”。) 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指广陵故城)东南筑邗城，放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水经淮水注》 中渎水古名邗沟。此后邗沟之名演变为沟通江淮的大水道的名称，相当于日后的中渎水，不再是仅指广陵城下的一段人工河道(注11)。西汉吴王濞据广陵筑有吴城，景帝时吴楚七国叛乱吴王濞于广陵北进。周亚夫在平乱战争中不救梁国之危而以轻骑奔袭泗口(今江苏洪泽县境)以断吴王濞粮道。吴王濞兵渡江南奔，终被东越人斩于广陵对岸的丹徒。这种种情况足以说明西汉时由吴入中原仍旧取道广陵，即当时中渎水仍旧可通。 中渎水道并非径直南北行，而是自高邮以北折向东北穿过博芝湖、射阳湖，然后又折向西北过白马湖，于淮阴以东的末口入淮。这段水道南高北下而两侧区域地势低洼，遍布湖泊沼泽。偏偏两岸不设堤防，所以水盛时漫溢而水枯时干涸。水道及其穿行的湖泊一般都很浅，因此不能常年顺利通航。中渎水道的情况自七国之乱至东汉皆不见于历史记载，大概是淤塞不通了。 永和中，患湖道多风，陈敏因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迳渡，渡十二里方达北口，直至夹邪。兴宁中，复以津湖多风，又自湖之南口，沿东岸二十里穿渠入北口。自后行者不复由湖。故蒋济《三州论》曰：‘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敏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者也。《水经 淮水注》 蒋济是平阿人，平阿在今安徽怀远境，濒临淮河。他久仕扬州，“常有超越江湖，吞吴会之志。”他熟悉这里的地理和交通，所说淮湖一带情况，当是比较准确可信的。 其中《蒋济传》只作：“水道难通，又上《三州论》以讽帝，帝不从。” 严可均所辑的《全魏文》于《三洲论》也辑了“淮湖纡远，水陆异路”二句八字，以下四句十六宇舍去不录，当亦以魏入蒋济之论中出现晋人陈敏之名为不可通。清人刘文洪《扬州水道记》卷1引《水经 淮水注》，“陈敏穿沟”作“陈登穿沟”，自注谓“此幅《水经注旧本》”。杨守敬《水经注疏》亦引据刘说。刘文洪所据“旧本”情况不明，但魏时的蒋济话中内容居然有西晋人陈敏明显于理不合，作陈登则近情理。再看看陈登于任上的水利建设(注7)，重通中渎水完全可以是他的其中一项成就之一。 陈登穿凿白马湖以来中渎水不用再绕行博芝湖、射阳湖，而是从广陵经高邮迳北穿樊梁湖、津湖、白马湖入淮，这样就使水道直行接近陆道，“水陆异路”(指陆路可径直南北行，行程较近而水路则须绕道东面诸湖)的情况得以改变从而大大缩短了航程。 曹丕发动的广陵之战和吴的吕据、唐咨等军自江都入淮泗以伐魏，都曾利用过这条水道。黄淮平原这一带季节变化比较明显： 秋冬时节大地坚净，旷阔的原野宜于北方铁骑驱驰，因此利于北方发挥其骑兵野战的特长；春夏时节江河水涨，因此有利于南方发挥其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集南方之所长者无如东南，东南地处亚热带所以雨水较多，河道纵横。长江、淮河呈东西向流过，横亘在南北之间，再加上它们的支流，遂形成一个密集的江河水网，足以缓冲北方铁骑的冲击力。从阻挡北方铁骑的冲力上来说，长江确是难以逾越的天堑。南方可以利用这些江河水道构筑军事据点，扼守要道以发挥自己水战和守城战的特长。另外，南方雨季湿热，北方人、畜皆不适应。这样北方势力若越过淮河继续向南深入便会面临气候和环境上的巨大困难，而发现自己陷入了弃其所长、就其所短的不利境地。 春夏时节正值中国东部季风区的雨季，江河水涨便于利用江河水道进行人力物力的运输、投送。但是新的中渎水以及与之相连的淮水、泗水作为水道都是正因如此才流量不稳定的。因它们受季节和雨水等条件的限制，水量有盈有缩，航行时通时阻，所以蒋济说广陵“水道难通”。 泗水冬春浅涩，常排沙通道，是以行者多从此溪(按指丁溪水)，即陆机《行思赋》所云‘乘丁水之捷岸，排泗川之积沙’者也。《水经 泗水注》 在盈缩不定(尤指秋冬时节)的中渎水道中大规模的舰队通行更为困难。(黄初六年冬)“车驾幸广陵，……战船数千皆滞不得行。”(见《蒋济传》)结果战船滞留在津湖附近，当时便有人建议留兵屯田。蒋济认为其地东近大湖，北近淮水，水盛时易受吴军袭击，水枯时又难通航，不是安屯之所。曹丕先拟烧船退兵，后来决定以船付蒋济处置。蒋济凿地引水聚船才使散在数百里中的船舰得以节次入淮。 可见中渎水在三国时还不是日后大运河时的那样稳定。 注引 8。 温进至霸上，健以五千人深沟自固，居人皆安堵复业，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八九，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晋书 桓温传》 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有数千。《宋书 武帝纪》 镇恶悬军远入，转输不充，与贼相持久，将士乏食，乃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食复振。《宋书 王镇恶传》 9。 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武帝纪》 后袁尚依乌丸蹋顿，太祖将征之，患军粮难致，凿平虏泉州二渠入海通运，昭所建也。《董昭传》 10。 大司马温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远，汴水又浅，恐漕运难通。”温不从。六月，辛丑，温至金乡，天旱，水道绝，温使冠军将军毛虎生凿巨野(即大野泽，在今山东巨野北)三百里，引汶水会于清水(古济水自巨野泽以下別名清水)。虎生，宝之子也。温引舟师自清水入河，舳舻数百里。《资治通鉴》卷102 晋海西公 太和四年 济水故渎又北，右合洪水。水上承巨野薛训渚，历泽西北，又北径阚乡城(今山东汶上西南南旺湖中)西，又北与济渎合。自(薛训)渚迄于北口，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温以太和四年率众北入，掘渠通济。至义熙十三年，刘武帝(刘裕)西入长安，又广其功。自洪口已上，又渭之桓公渎，济自是北注也。《水经 济水注》 11。 东方则通沟江淮之间《汉书 洫志》 小结： 京口以北河湖密布，北骑驱驰不易；采石以北隔淮西而直面中原，敌骑驱驰，容易抵达。北骑南来，趋采石较趋京口为易。采石除去扼长江渡口外，还与姑孰、东梁山一道起着阻遏上游来敌。屏护建康的作用。另一方面濡须源出巢湖，向东南流经安徽省无为县，东入长江，入口处即为濡须口。所以当时魏吴激战于淮西。 且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由合肥进军许都和洛阳比由广陵北上快得多了。 古来江南有事，从采石渡者十之九，从京口渡者十之一，盖以江面狭于瓜洲也。《读史方舆纪要》卷25注引《八蜀记》 这句是中国历史的总结，再看看孙策遣军曾于建安五年在射阳(当时广陵的郡治，即后来的山阳,今江苏淮安)附近的匡琦城作战以失败告终，可见当时受限于运输条件而无法大规模用兵。 后吴大将诸葛恪新破东关，乘胜扬声欲向青、徐，朝廷将为之备。嘏议以为“淮海非贼轻行之路，又昔孙权遣兵入海，漂浪沉溺，略无孑遗，恪岂敢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徼干没乎？恪不过遣偏率小将素习水军者，乘海溯淮，示动青、徐，恪自并兵来向淮南耳”。后恪果图新城，不克而归。《傅瑕传》 三国时徐州一路起偏師牽制作用居多，这就是傅瑕作出上述预测之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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