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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 精卫填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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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21 20:44:4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https://www.oh-af.cn/2018/08/bk/w-l/2069.html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1】青年首相

让这些得意忘形的人理解 “中国 的 新 情 况”,不是笑话奇谈吗? 要他们以及七千万日本 人觉察到“西安事变”所折射的人心潮流和历史 变奏,不是对牛弹琴吗? 他们认为,中国人不过 是虚张声势,以对抗华北的“自治”。哪怕蒋介石 胆敢诉诸武力, 他所建立的抗日同盟也将在大 日本皇军的赫赫武功之下迅速瓦解。 这样的事 情不是发生过许多次吗? 以 1927 年为例,几乎 刚刚夺取了长江流域, 自私而愚昧的中国人就 开始了内部火并,而国民党也分崩离析成了众 多派系……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2】
远在 1936 年 10 月 3 日, 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冈田酉次少佐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支那的统一倾向与对支那之重新认识》 一文,揭开了“中国再认识论”的序幕。 作为军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冈田酉次主要从法币的成功发行出发,认为中国正渐渐统一,“分治合作”已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 他说,“蒋政权的确立和统一支那过程的突飞猛进”,不是什么表面而偶然的现象,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银元和银两换为纸币, 是中国统一的最好试金石。 他认为,“僵化的‘分治合作’观点,让许多人无法认识到满洲事变以来,支那领导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 构成了蒋政权的强大后盾”。

远在 1936 年 10 月 3 日, 参谋本部中国课的冈田酉次少佐就在《东洋经济新报》上发表了《支那的统一倾向与对支那之重新认识》 一文,揭开了“中国再认识论”的序幕。 作为军内不多的经济学家之一,冈田酉次主要从法币的成功发行出发,认为中国正渐渐统一,“分治合作”已沦为一种过时的东西。 他说,“蒋政权的确立和统一支那过程的突飞猛进”,不是什么表面而偶然的现象,中国人愿意把自己的银元和银两换为纸币, 是中国统一的最好试金石。 他认为,“僵化的‘分治合作’观点,让许多人无法认识到满洲事变以来,支那领导阶级和知识阶层中根深蒂固的民族意识,(这种意识) 构成了蒋政权的强大后盾”。
但这篇文章不过是昙花一现。 冈田后来谈道:“本来预定连载, 因文章内容不符合当局的意向……仅发表了绪言部分就作罢了。 ”对此,日本学者波多野澄雄却认为:“当时允许部分发表冈田的文章,这表明了,在不得不承认币制改革成功的背景下,陆军内部要求重新研究中国政策的呼声十分强烈。 ”
而在冈田酉次之后,1937 年 2 月,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著名的基督徒和人道主义者矢内原忠雄发表的《支那问题之所在》一文,却引发了轩然大波。
这篇文章刊登在日本最有影响的政论杂志《中央公论》上。矢内原忠雄认为,无论法币的发行还是西安事变的种种变奏,都表明中国已经统一了。 “只有采取认识、承认、援助的政策,才能有助于中国、日本和东南亚的和平”。 对这个观点, 满铁调查部的大上末广等人嗤之以鼻。他们谈道, 蒋介石之所以能在军阀混战中胜出, 是因为他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国民党的经济建设只能促使中国进一步沦为英美列强的殖民地”。 在这两种泾渭分明的立场出现后,包括岩渊辰雄、绪方竹虎等著名报人和中西功、尾崎庄太郎这样的日本共产党人也加入了论战,并使这场论战为学界所瞩目。
岩渊辰雄既不赞同“统一论”,也不附和“殖民地说”。他反问道,如果中国并未统一、蒋介石只是英美的傀儡,那么,过去几个月中国人生机勃勃的景象从何而来? 如果中国已经统一,那么,阎锡山、李宗仁等人会不会允许蒋介石过问他们的内部事务? 他由此得出结论, 这是一种脆弱的、 由共同敌人而促成的表面统一,“一旦失去目标, 随时可能像沙滩建筑那样轰然倒塌。”而对这个看法,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颇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 这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观点 ,“推进中国统一的力量基本不是国民政府,而是争取独立民主、走向团结的民族运动”。也就是说,无论国民党会不会再次分裂,中国的统一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这形形色色的见解中, 当时最为人接受的,是《朝日新闻》记者、左翼人士尾崎秀实的分析。 尾崎秀实谈到, 中国的统一来自蒋介石和四万万人的一致选择,“但国民党政权自身绝没有领导、控制这场民族运动的能力”;在二者合拍时, 这个古老民族将焕发出巨大的力量,“(但)稍有不慎,国民党政权就有可能被民族运动潮流冲垮”。 这个说法既和岩渊辰雄有相似之处,又接近中西功、尾崎庄太郎等人的观点,一时被视为这场论战的最大收获。
又何止是民间、舆论界? 1937 年 1 月,著名外交家佐藤安之助在一份报告里写道:“支那几乎已非昔日之支那, 已经成为完全不同的新进国家……他们巧妙地将日本的压迫用于他们的内政, 令人惊异的同仇敌忾心和国家思想已经开始抬头。”次月,在《对支政策意见》一文中,有着七年驻华经验的“中国通”楠木实隆不仅提出了类似看法,他还有意区分了“支那”和“中国”两个概念。 他说:“看中国的现状,虽然反中央各派尚存, 但都无法根本颠覆现存之中央政府…… 分治合作之构想 ,是只知日清 、日俄战争时代之支那,而不知中国之现状。 ”换言之,这种认为中国已经新生、“分治合作” 不再合乎时宜的观点,在日本政界、军界和知识界都有了为数不少的赞同者。
而在这场持续近半年、涉及不同观点和立场的论战中,几乎没有一篇文章受到新闻检查部门的干涉,更没有一个作者受到宪兵、秘密警察的传讯或盘问。 因为,那些消息灵通的检查官和特高课人员都早已知道, 这场大讨论的幕后人物,是当时权倾朝野、有着惊人实力、时任参谋本部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的石原莞尔少将。
石原莞尔,1889 年生,日本山形县人。 作为“满洲事变”的始作俑者,过去几年,他的形象已 渐渐被日本公众、各国舆论所熟知:他粗野、狂 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战争贩子。 十余年前,他 在德国留学期间,当美国驻德使馆武官建议他 考察美国时,他无比傲慢地回答:“不,我去美国 只能有一个身份,那就是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司 令官。 ” 一时被柏林社交界视为不受欢迎的人 物。 他又才华横溢、目光远大,并且对众多事物 都有着惊人的直觉。 他的《战争史大观》、《最终 战争论》等几篇文章,无不充斥着一种迷人、邪 恶、近乎胡思乱想的天才光芒,以至于被视为 “昭和新军人” 之代表、“昭和时代的第一兵家 (战略家)”。在过去的日子里,在此后的几十年, 这样毁誉不一、异常极端的评价,始终伴随着他。
但很少有人知道, 至迟从 1935 年开始,他 就预感到了日本的战败命运。 他认为第二次世 界大战将在 1940 年前后爆发,而日本不仅将卷 入这场战争,它还很可能在几年后不可避免地 战败、沦亡。 作为日本佛教“日莲宗”的狂热信 徒,此后一年多,他开始像六百余年前面临蒙 古入侵的日莲一样, 进行着不知疲倦的鼓与 呼、四处奔走游说。
威胁来自苏俄。 1933 年 1 月,在遥远的莫 斯科,斯大林宣布“一五计划”提前完成,大约 1500 个大型企业投产,在机床、化学、飞机、汽 车与拖拉机等工业领域,苏联均已跃居世界的 前列;紧接着,他又颁布了雄心勃勃的“二五计 划”,按照这个计划,1937 年苏联将成为仅次于 美国的工业强国……凡此种种,都让接受着鲁 登道夫的“总体战”思想、深刻认识着工业实力 和现代战争关系的石原莞尔如坐针毡。
几十年来, 日本始终以苏俄为头号大敌。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石原等人的吞并满洲、觊 觎内蒙,为的也是获得一个广袤的纵深区,以扭 转对苏战略的不利局面。但伴随着苏俄的崛起, 征服满洲的勋业顿时显得黯淡无光了。 1934 年,苏俄开始向远东大举增兵,当年兵力就达到 13 个师,大约 23 万人。 与此相对比,日本陆军 的总兵力也不过 23 万人,其中在满洲的关东军 不过 3 个师团、1 个旅团,兵力不超过 5 万。 次 年,这个差距扩大到 17 个师对 3 个师团、两个 旅团。 更要命的是,从这一年起,两国驻军的对 抗事件骤然升级了,“仅昭和十年(1935)一年内 即达 176 件之多……超过以往三年只发生的152 件,特点是包括有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及至 1936 年,远东苏军已成为一股足以毁 灭满洲、颠覆东亚的战略力量了。 它共有 19 个 师, 大约 30 万人, 并装备了 1200 余辆战车、 1200 余架飞机以及 30 艘潜水艇。它不仅在数量 上超过了日本陆军,“尤其是它的近代装备,和 旧式装备的日本陆军相比,大大地领先了”。 更 不必说,倘若日苏开战的话,部署在中亚、欧洲 的百余万苏军可以沿着西伯利亚铁路迅速前来 增援,“估计苏军对日作战的兵力能达到 50 个 狙击师”。 日本战史后来记载:“苏联于昭和三年 (1928)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着重加强 红军的装备……昭和十一年(1936),红军约为 160 万,到翌年 7 月华北事变爆发时达到185 万 的阵势”。 “从远东红军同日本陆军在朝鲜、满洲 兵力的增强变化看……出现了无法相比的最 坏、最危险的状态,尤其是空军兵力相差更为悬 殊”(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为避免日本的灭顶之灾,1935 年 8 月,石 原莞尔回到本土, 决心以参谋本部作战课课长 的身份改变日本的内外国策。 8 月 12 日,也就 是他抵达东京当天, 一名叫相泽三郎的陆军中 佐闯进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永田铁山的办公室, 用军刀斩杀了他。 石原和永田相交多年、 彼此 知心,并且共同有着“天才”的声誉。永田之死让 石原悲痛不已,却意外地让石原成为“统制派” 少壮军官的新领袖。
永田遇刺之后,是“二二六兵变”的爆发、日 本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机。
1936 年 2 月 26 日凌晨,大雪之夜,千余名 “皇道派”叛军分九路袭击了众多元老重臣的官 邸, 并占据了东京永田町、 霞关一带的政治中 心。 自内大臣斋藤实以下, 众多大臣已被叛军 杀戮,首相冈田启介生死不明,日本已处于彻底 的无政府状态。 当天下午, 石原就以参谋本部 作战课课长的身份调集了3 个联队、3 个步兵 大队入京,并包围了叛军。
惊慌失措的天皇得知石原的行动后, 又惊 又喜又疑惑,他知道石原,却不清楚“石原是个 什么样的人”。 似乎是要回答天皇的惊疑,2 月 28 日拂晓,在天皇下达 24 小时最后通牒令后, 石原以戒严军参谋长的身份前往叛军的指挥中 心山王饭店, 勒令叛军缴械投降。 当叛军首领 之一栗原安秀中尉掏出手枪威胁他时, 他也毫 不示弱地掏出手枪,与栗原进入了对峙状态。
及至 2 月 29 日凌晨, 通牒令到达最后时 刻,两名“皇道派”首脑真崎甚三郎和荒木贞夫 来到戒严指挥部,恳求石原给叛军最后一个机 会。 “石原毫不客气地把这两个大将赶了出去” (马克-皮蒂,《石原莞尔》)。
几天后,石原就以大佐军衔、课长身份,被 任命为平定叛乱后负责整肃陆军的核心人物 之一。 外挟满洲势力、内靠众多“统制派”少壮 军官的拥戴,在长达几个月的“肃军”过程中一 举奠定了自己的地位。
1936 年 6 月,参谋本部进行了一次重大改 组,设立了战争指导课。“根据石原大佐的提议, 在目前形势下应设置新的有关指导战争的主 管课,专门研讨国防国策,这一提议被采纳了。 6 月上旬……在第一部内设置了主管指导战争 和判断形势的‘第二课’,石原大佐任课长”。 而 按照新拟定的条例,这个课几乎具有宽泛无边、 足以影响日本政治的权力。 它可以确定国防战 略,“制定指导战争计划的大纲”;它可以干涉政 治,“为准备战争策划必要的有关国内改革的具 体方案”; 它还将上达天听,“拟定向天皇启奏 的大纲和执行天皇亲裁的军事布局等事项”。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
又何止于此? 日本宪法规定,宣战、媾和的 大权属于天皇,但在君主立宪制的政体下,天皇 一般不会轻易驳斥主管部门的意见。这么一来, 作为襄赞战和大事的唯一机关,石原就拥有了 决定战和的最大发言权。 而在此之外, 次年 3 月,他又以少将军衔升任分管战争指导课、作战 课和国土防卫课的第一部(作战部)部长,从而 成为参谋本部一言九鼎的人物,将参谋本部九 成以上的权限集中在自己手里。
然后,是日本战略的重新确定、各种国策的 改弦易辙。
这些战略、国策,无一不是为了对付苏俄。 也是 1936 年 6 月,在石原的建议下,“日德防共 协定” 谈判开始了。 尽管众多大臣对刚刚武装 起来的德国究竟有多少实力心怀疑虑,尽管“最 后一名元老”、 时年 87 岁的西园寺公望明确反 对这个协定,当年 11 月 25 日,这个协定还是达 成了。 日本战史后来谈道, 此举是为了争取时 间,“寄望德国的复兴,将苏联牵制在欧洲”。
后来的历史表明, 这几乎是当时日本作出 的最明智、最有意义的一个决策。 此后九年,尽 管日本陷入了中日战争的泥潭,尽管希特勒决定先对西欧动手, 但在纳粹德国赫赫武功的威 慑下, 苏俄始终不敢越雷池一步, 直到德国战 败、 美国也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后才对日 宣战。
这个战略守势,不仅对苏俄,更针对英美。 6 月 10 日,与设立战争指导课、开始“日德防共 协定”谈判几乎同时,石原起草了一份《国防国 策大纲》。明确规定,在对苏战争尚无把握之前, 日本将以忍辱负重、 卧薪尝胆的精神对苏俄退 避三舍。 “即使军备已充实,而且战争准备已接 近完善, 也应为使苏联放弃在远东采取攻势的 政策,而开始积极的工作”。与此同时,日本将尽 全力改善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在作长期 战争准备还存在极大缺点的今天, 如果不去保 持和英美,最低限度和美国的友好关系,就难以 进行对苏战争”。
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日本将只有苏俄一个 敌人,并且绝不主动挑起战争,以便将这股祸水 引向西方。 而在日德结盟、战略守势之外,则是 为期五年的重整军备计划。 11 月 26 日,石原制 定了《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决心用五年时间使 陆军拥有 50 个师团, 大约 150 万人的动员能 力, 并将空军从 54 个中队扩编为 142 个中队。 “根据这一设想,在大陆的兵力保持 80%,是为 了对付苏联的”。 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从 1937 年起, 日本的军费预算必须从原本的7 亿余元 猛增到 14 亿元以上。 为确保这个预算的通过, 石原还考虑撤换掉“二二六兵变”后上台的广田 弘毅首相,换上一个更听话的、最好是陆军出身 的傀儡;不久后,以众议院议员浅原健三为中间 人, 他的两个代表与退役陆军大将林铳十郎开 始了组阁秘密谈判……
就在这样的千头万绪、 百废待兴中,1936 年渐渐走到尽头了。 石原认为,依靠日德结盟、 战略守势和重整军备, 依靠自己的手握战和大 权并交好英美, 日本或许能避免过早地与苏俄 决战,并避免未来的灭顶之灾。 但,恰恰是在这 个时候,他听到了“西安事变”的消息,并预感到 中日之间很可能爆发一场全面战争。 他决心避 免这场战争,避免自己的前功尽弃,并避免日本 的最终沦亡。
日本战史后来记载:“参谋本部第二课长石 原大佐于昭和十一年(1936)年底视察了华北, 看到中国反对内战、 要求国内统一的趋势越来 越高……根据所见,对过去的对华政策再次进行了研究。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史》)
在“西安事变”之前,改变对华政策并没有 进入石原的视野。 1936 年 1 月 13 日,也就是土 肥原贤二领衔的“华北自治”渐入高潮时,日本 政府制定了《处理华北纲要》。 这份文件明确了 分离华北的先后步骤: 首先是实现冀东 22 县、 察哈尔 3 县的傀儡化,“坚持冀东自治政府的独 立性”;紧接着,“逐步完成冀察两省及平津两市 的自治”;而在做完这一切之后,“进而使其他三 省自然地与之合流”。 对此,时任参谋本部作战 课课长的石原莞尔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他只 是告诫说,“在这一时期,对外要慎重从事,不招 惹是非至为重要”。
而在确定战略守势并交好英美后,1936 年 8 月 11 日,日本政府又决定一方面拉拢中国加 入反苏同盟,另一方面加快华北五省的分离工 作,为此抛出了《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 处理华北纲要》。 但石原同样没有觉察这二者 之间的矛盾,他仅仅建议,为避免让中国感到更 大的威胁,“对于其他地方政权, 不特别采取措 施帮助或阻止中国的统一和分裂”。
直到当年 9 月 15 日,当参谋本部制定《对 华时局的对策》,提出在华中、华南采取克制态 度,而在华北不惜使用武力时,石原也只是再三 强调,“对华全面作战就会是持久的消耗战,应 该绝对避免。 就准备对苏作战而言, 即使对华 局部地区作战,都应该极力回避”(日本防卫厅,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但“西安事变”爆发后,一切都不一样了。石 原认识到,无论华中、华南还是华北,对中国任 何一个区域的作战, 都意味着全面战争。 日本 将面对的,不仅是当地军阀,还有那个已经统一 的中国,无比广袤的江山和多达四万万的民众。 为此,1937 年 1 月 6 日, 几乎刚刚结束了对华 北的视察, 他就提出要修改对华政策。 他不仅 决心停止分离华北,他还放弃了将中国视为经 济殖民地的企图。 他的主张体现在修改后的 《对中国实施的策略》以及《第三次处理华北纲 要》里。《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写道:“这两个文 件强调用‘文化和经济’的手段以实现两国的 ‘共存共荣’,并需要‘同情地看待’南京政府统 一中国的努力。 会议决定不再谋求华北自治或 促进分裂工作,地方政权不再受到支持来鼓励分裂,相反,日本将试图在全中国造成一种互相 信任的气氛……这是一个惊人的政策转变,也 是对军方肆无忌惮的扩张战术失败的一次坦率 的承认。 ”
又何止于此?此后几个月,石原还发出一个 个信号、派出一个个使团,以避免中日关系的恶 化。 2 月 2 日,在他的操纵下,林铳十郎内阁成 立了。 当天林铳十郎就在众议院发表演说:“日 华关系除政府之外,还将扩大民间接触,配合两 国国民的感情,使邦交明朗化,以共同实现东亚 安定。 ”3 月 9 日,佐藤尚武接任外相,他在贵族 院公开谈道:“将从两国平等的立场出发, 重新 进行日华交涉……(将)正确认识正在加强统一 的国民政府的力量,并尊重其统一。 ”而在内阁 之外,3 月 12 日,以日本国家银行总裁、日华贸 易协会会长儿玉谦次为团长, 一个高规格的日 本经济使节团来到上海,“会见了蒋介石和中国 要人以及经济界人士,至 26 日为止进行了几次 会谈”。与此同时,石原也发起了那场“中国再认 识” 的讨论, 试图让更多的日本人改变对华观 感。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他还考虑取消“冀东自 治政府”,以表达对日华和平的诚意。
但,来不及了。 这一年 7 月 7 日,在北平西 南郊的宛平城边,“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3】
卢沟桥是一座千年古桥, 始建于金世宗大 定二十九年, 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1937 年 7 月 7 日, 一队日本士兵在桥东的宛平城下进行 夜间作战演习, 与以往不同的是,“不论枪炮都 装填了弹药”。 带队官清水节郎中尉后来回忆 说,这个夜晚,“一点风都没有,天空晴朗,没有 月亮。 星空中远远地、 微微地浮现着卢沟桥城 墙, 只是隐约可见游动着的士兵。 这是一个寂 静的黑夜”(《清水节郎手记》)。


卢沟桥是一座千年古桥, 始建于金世宗大 定二十九年, 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 1937 年 7 月 7 日, 一队日本士兵在桥东的宛平城下进行 夜间作战演习, 与以往不同的是,“不论枪炮都 装填了弹药”。 带队官清水节郎中尉后来回忆 说,这个夜晚,“一点风都没有,天空晴朗,没有 月亮。 星空中远远地、 微微地浮现着卢沟桥城 墙, 只是隐约可见游动着的士兵。 这是一个寂 静的黑夜”(《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 10 点 40 分,演习行将结束时,众多官 兵都听到了几声枪响。
  小队长野地伊七以为, 这是演习士兵误发 的空包弹。 但清水节郎以及几名参加过 “满洲 事变”的老兵却叫喊起来了,“是真子弹”。 在片 刻的惊愕后,清水节郎吹响了集结号,并让各小 队清点人数。
  清点的结果,是一名士兵不见了。 对此,清 水节郎怒不可遏,他命令兵曹岩谷兵治、上等兵 内田太郎立即骑马去丰台, 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情况。与此同时,他命令部队展开队形,“决 心断然膺惩, 作了应战的准备”(《步兵 17 联队 第三大队详报》,1937 年 12 月)。
  但几乎是两名传令兵刚刚离开, 那个失踪 的士兵就出现了。原来,这个叫志村菊次郎的新 兵在演习时迷路了。 “在走上回途时,弄错了方 向……没有找到中队,急得到处乱转”。 几十年 后,他的那些同伴这么追忆他的形貌:小队长野 地伊七说, 他时年 20 岁,“是从东京附近入伍 的当年兵”; 而与他同年入伍的福岛忠义谈 道:“他是一位认真老实、不引人注目的男子, 大概是由于肥胖的缘故,动作略显迟钝,但脑 子不笨……”
  清水节郎左右为难。 他让两名传令兵送去 的消息,既包括“非法射击”,更包括“士兵失 踪”。 与后者相比,那几声来历不明的枪响不过 是区区小事。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对于这 之后的中队的行动,虽多方考虑,难下决心…… (直到午夜)终于下了决心,撤离现场移动到西 五里店”(《清水节郎手记》)。
  大约凌晨一时, 清水节郎中队抵达西五里 店。 但这时候,这个貌似阴差阳错的插曲,已在 几十里外的北平城引发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一木清直大队的出动。 11 时 57 分, 两名传令兵赶到丰台, 向大队长一木清直报告 了“非法射击”和“士兵失踪”。 几乎没有任何犹 豫,时年 45 岁的一木清直少佐当即下令集结部 队,开赴卢沟桥边的宛平城。他后来谈道:“虽然 我不会因仅仅受到射击就大惊小怪, 但我觉得 部队少一个人则是大事, 于是决心进行警备集 合。 ”与此同时,他也拨通了北平城内联队长牟 田口廉也的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个消息。牟田口 廉也命令说:“速到现场, 完成战斗准备后,把 (卢沟桥的)营长叫出来进行交涉。 ”(《步兵 17 联队第三大队详报》,1937 年 12 月)
  这么一来,这个消息就从卢沟桥传到丰台、 又从丰台传到北平城了。又何止于此?在接过一 木的电话后, 牟田口廉也立即知会了驻北平使 馆武官、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让他与驻北平 的 29 军进行交涉。 而松井太久郎提出的要求 是,中国方面立即打开毗邻卢沟桥的宛平城门, 让日军连夜入城寻找失踪士兵。
  但,听到这个要求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却 顾虑重重、疑窦横生。
  作为 29 军副军长, 秦德纯兼任北平市市 长,是“华北自治”的产物。 1935 年 12 月,在勒逼 南京撤销军委会北平分会、 行政院北平政务整 理委员会等派出机构后,29 军军长宋哲元出任 新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秦德纯也 成为北平市市长。 上任一年多来,他目睹了日本 人威逼利诱、分离华北的种种手段,“每日均有 日方人员前来接洽,平均每天最少一次,或二 次……我虽感觉不胜其扰,但抱定任劳任怨之 决心,据理应付,使日方无借口余地”。 与此同 时,一系列异乎寻常的军事举措,更让他深感警 惕。
  首先是日本的大举增兵华北。自从《辛丑条 约》签订、日本获得在平津铁路沿线的驻兵权以 来,三十余年间,华北驻屯军始终维持在一两千 人的规模。但 1936 年 4 月 18 日,东京宣布增兵 华北, 并且事先没有知会中国政府。 一个多月 后,华北驻屯军升格为“中国驻屯军”,人数从 1771 人猛增到 5774 人,“同时变更一年交替制 为永驻制”。 它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
  那么,秦德纯能够想到吗?石原莞尔的本意 是以此阻止关东军对华北的插手。 之所以采取 “永驻制”,也为了避免满洲部队被派到华北。他 后来谈道:“这件事成了华北事变的原因, 痛感 当时如不采取这样办法, 而以统帅的威力扯住 关东军的手可能好些。 ”
  而在增兵华北之后,则是扼守丰台。派驻北 平郊外的部队原定驻扎在冀东傀儡政权的首府 通州,但在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的坚持下,它 改驻丰台。 那就是人数七百余人的一木清直大 队。据说,梅津的理由是日本只有铁路沿线驻兵 权,无权驻屯通州;但在千万中国人看来,此举 包含着深不可测的祸心:作为平汉、平绥、北宁 三条铁路的交汇处,丰台是北平咽喉;更重要的 是,在冀东分离、长城两侧被划为非武装区后, 北平已沦为一座孤城, 它的唯一出口就是西南方向的丰台、卢沟桥地区。 一旦卢沟桥失守,北 平将旦夕沦亡。
  1936 年年底,在视察华北时,石原莞尔也 注意到了这个因素。 在《调整日华邦交要领》笔 记里,他曾经写下,“丰台的兵力要转移到通州, 确保通州、天津,明确冀东的防卫态势”。但不知 道是什么原因,大半年过去了,这支部队始终没 有移防。
  更让人警惕的,还有 1937 年夏天以后的卢沟桥动态。从 6 月份开始,一木清直大队就日复 一日地在卢沟桥附近进行夜间作战演习。 尽管 它的名义是普及几个月前下发的 《新步兵操 典》,但它的主要内容却是夜袭卢沟桥、封锁北 平城。 也是这个月份, 一个影影绰绰的说法就 在北平城内传开了,“七夕的晚上, 华北将重演 柳条沟一样的事件”。 而所谓“柳条沟”就是满 洲事变的爆发地。 更不必说,这一天正是 7 月 7 日,日本采取西历后的“七夕的晚上”。
  所有这一切,都让秦德纯不能不认为,所谓 “士兵失踪”、“入城搜查”不过是借口,日本人的 真正目的,是一举控制卢沟桥,进而占领北平 城。为此,这个深夜,他语气决绝、然而多少留下 几分余地地表示,“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 军更不得进城检查。 惟姑念两国友谊, 可等天 亮后,令该地军警代为寻觅”。 在此之外,为解 决所谓“非法射击”问题,他派出宛平县县长王 冷斋、外交专员林耕宇以及绥靖公署副处长周 永业三人,连夜前往东交民巷,与日本人进行紧 急交涉。

  就在王冷斋等人赶到东交民巷时, 松井太 久郎、牟田口廉也都已经知道了,那个士兵并 没有失踪。
  消息来自一木清直。大约 2 时 3 分,一木大 队与清水中队在西五里店会合了。 得知志村菊 太郎已经归队后,一木一边派人知会北平,一边 命令部队照常行进, 并包围宛平县城。 他后来 谈道:“作为我的想法, 既然从部队长那里接受 了交涉的命令,却又因志村归队而中止,则中国 方面将如何宣传不得而知……所以这回无论 如何必须进行严重交涉。”(《朝日座谈会》,1938 年 7 月)
  也就是说,一木决定将错就错,趁机扩大事 态。 他唯一需要的, 不过是一个包围宛平、“入 城搜查”的新借口。 而在他看来,这个借口也是 现成的:有人向日本军队“非法射击”,这个人或 许躲在宛平城内。
  这个蛮横的、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也成为 北平城内松井太久郎的依据。 在双方的唇枪舌 剑中,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
  大约 3 时 20 分,一木大队的几百名官兵逼 近了卢沟桥、宛平城。 为震慑中国方面,一木命 令炮兵中队先占领一文字山, 并架起大炮。 这 个海拔只有几十米的小山丘,距离宛平县城不过一箭之地。 从这里射击, 炮弹可以直接落入 宛平城内。 紧接着, 又一个值得一提的细节发 生了:不等一木发话,通信班班长小岩井就将电 话线从丰台一直铺到了西五里店,“经丰台中转 可直接与北平通话”; 一木清直后来谈道:“安 装电话是小岩井的一大功绩……在我向联队 长上报这边的情势、促成战斗决心,这电话帮了 大忙……”
  几乎是电话刚刚架设完毕, 牟田口廉也打 来了电话。 他告诉一木,几分钟前,中日双方已 组成联合调查组, 前往卢沟桥进行现场交涉。 一木再也忍不住了。 他告诉牟田口廉也, 中国 军队正袭击他的部队,“此时交涉根本没用,我 认为占领卢沟桥后交涉会更好些”。 后来,他这 么解释着自己的用意,“我想, 不能让战争打不 起来,因此向联队长作了夸大的陈述”(《朝日座 谈会》,1938 年 7 月)。
  对夜袭卢沟桥的要求,一开始,牟田口廉也 含糊其辞。他暗示一木,“对于这件事,北京的中 国军队不至于全面调动”。 对此,一木更加急切 地说:“既然尚未全面调动, 便是个机会……在 此之际, 我认为猛打卢沟桥的中国军队是上 策。 ”
  在片刻的沉默后,牟田口廉也终于表态了: “可以打。 ”
  一木惊喜不已地问:“真可以干了吗? ”
  牟田口廉也说:“可以干……我们对一下 表,现在是 4 点 20 分,没错。
  一年以后,面对众多同僚、记者,一木清直 不无得意地谈道:“我万万没有想到联队长会批 准可以干,有些意外之感……然后真的干了。 7 月 8 日上午 4 点 20 分!这是事变开始的时间。” (《朝日座谈会》,1938 年 7 月)
  在得到牟田口廉也的批准后, 一木当即下 令埋锅做饭,准备拂晓攻击。 一个多小时后,尽 管中日联合调查组已进入宛平城, 尽管这一行 人中包括他的顶头上司、 副联队长森田彻中佐 以及特务机关的樱田少佐等, 但一木还是以不 管不顾的姿态,下令开炮。 一时之间,一发发炮 弹从一文字山上呼啸而下,落入了宛平城。
  卢沟桥的星火,就这样被点燃了。但直到此 时,无论中国的秦德纯、张自忠,还是日本的“中 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少将、驻北平使馆副武 官今井武夫少佐, 都还试图着将它熄灭下去。此后八年,在几乎任何一次的中日和平交涉中, 今井武夫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角色,就从他 斡旋“卢沟桥事变”开始。
  今井武夫,1898 年生,日本长野县人。 作为 中日战争自始至终的参与者, 他亲历了那个终 生难忘的夜晚:几乎刚刚睡下,卢沟桥的消息就 传来了。在一墙之隔的牟田口联队会议室,他看 到一个个军装严整的军人纷纷赶来, 并亲耳听 到牟田口廉也对一木清直行动的许可。 而天麻 麻亮的时候,他还召集了在北平的各国记者,举 行了一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 他后来回忆说: “在勉强只能辨认出面容的晓色朦胧中,天井里 放了几条长凳。大家坐在新绿的槐树荫下,听我 发表昨夜以来发生的事件的经过情况。”(《今井 武夫回忆录》)
  十几分钟后, 记者们散去了。 在参拜招魂 社、“为东洋的和平作了祈祷”后,天下起雨来。 今井武夫后来写道:“恰巧就是在这一时刻,西 南方响起了大炮声, 震撼着云低雨蒙的昏暗天 空……也许可以说是天意吧, 这时候开始下起 的雨,竟变成了几年来所未曾有过的霪雨,最后 使华北的旷野浸在洪水之中……”
  而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中, 今井开始回顾几 天来的蹊跷际遇。
  6 月 26 日,昭和天皇的姨父、在日本拥有 大量信众的西本愿寺住持大谷光瑞,“在没有任 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来到北平, 下榻于靠 近前门火车站的六国饭店”。 次日,他邀请今井 武夫见面, 并旁敲侧击地问起了华北驻屯军的 情况。在两个多小时的谈话行将结束时,大谷才 透露了他的来意。原来,过去几天,那个“华北将 重演柳条沟事件”的消息也传到了东京。 对此, 刚刚上任二十多天的近卫文麿首相既惊又疑, 这才派出大谷光瑞前来调查中国驻屯军的动 态。
  无独有偶的是, 也是这一天,29 军宣布北 平城实行夜间戒严。紧接着,陆军省军事课的冈 本清福中佐也来了, 他担负着和大谷同样的使 命。不过委派他前来调查的,是预感到中日战争 一触即发的石原莞尔。
  更蹊跷的还在后头呢! 7 月 6 日也就是事 变前一天,今井前往医学博士、原北洋政府秘书 长陈子庚的家里赴宴,不等开席,一个不速之客 就匆匆赶来了。来者是冀北保安司令、一向与日 本人关系密切的石友三。石友三语出惊人地说:“武官, 日华两军今天下午在卢沟桥发生冲突, 目前正在交战中,你知道这个情况吗? ”
  今井武夫大吃一惊。 他宽慰石友三说:“我 不知道这样的事,也不会有这样的事吧? ”但石 友三却不肯透露消息的来源, 他恳求说:“我在 北平北郊黄寺的部队, 对于日本军队没有作战 意图。 请你务必转告贵军,不要去攻击他们。 ” (《今井武夫回忆录》)
  凡此种种, 都让今井武夫产生了不祥的预 感。这个清晨,他打电话给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 本群少将,表达了自己对事件“不扩大”的立场。 桥本群满口赞成,并授权他予以斡旋。平息事态 的第一个转机出现了: 当时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田代皖一郎重病在床,桥本群的表态,代表了驻 屯军的态度。
  紧接着,当晚 7 时许,又一个转机出现了。 这一天, 在瓢泼大雨中, 今井武夫奔波了一整 天,几乎一无所获。他后来谈道:“就在事件发生 后不久, 冀察政权的要人们似乎是在什么地方 开会,(上门拜访时)他们家里的人一律回答说, 不知道主人现在何处,(并)避免和日方见面。 ” 但入夜时分,今井武夫依旧不肯死心,他再次前 往秦德纯的私宅。
  在秦宅外,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卫拦住了他, “说什么也不允许过去”。正不知所措之际,恰巧 他的老熟人、132 师师长赵登禹从宅院里出来。 今井武夫赶紧叫住了他,请他代为疏通。他后来 谈道:“赵师长是个老好人,他略微踌躇了一下, 好像是改变了主意似的。尽管刚刚出来,又跑进 里面替我斡旋去了。 ”
  就这样, 几分钟后, 今井武夫见到秦德纯 了。 在简短的会谈后,双方都认可了“不扩大”、 就地解决的方针。 至于具体的解决方案,“因为 中国方面一言不发,所以未能得到解决”。
  而当今井武夫一身疲惫、冒雨赶回北平武官 室时,一个更重大的转机在等待着他。这一天,东 京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也作出了“不扩 大”、 就地解决的决定。 他们发来了参谋本部第 400 号临时命令,这个命令言简意赅:“为防止事 态的扩大,应避免进一步使用武力。 ”
  这个命令, 让今井武夫如释重负、 喜出望外。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一章 4】



这一天清晨 5 时 54 分, 与一木清直下令开炮、炮声震撼宛平城几乎同时,一份来自华 北的急电到达了东京市谷台的军部大厦。 紧 接着,10 时 20 分, 第二封电报也来了:“丰台 驻屯部队……又遭到龙王庙中国军队的射 击,我军于 5 时 30 分对其进行攻击,并占领永 定河堤防线。 对卢沟桥城内的中国军队, 正予 以解除武装中。 ”
  
  收到这两封电报后,石原莞尔就决定“不扩 大”、迅速平息事态。 但这时候,一种借此机会、 “彻底解决华北问题”的声潮,已经充斥了这栋 灰色的大厦。 原陆军参谋次长、 几个月前已出 任陆军大臣的杉山元甚至拍着扶手叫喊道:“太 好了! 终于干起来了! ”
  
  一时之间,对如何处置“卢沟桥事件”,几十 名陆军将校分裂成杉山元领衔的乐观派和石 原领衔的慎重派。 在两派极端对立的氛围中, 陆军省、 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召开了。 围绕着 “扩大”还是“不扩大”的问题,两派将校进行了 一整天的激烈争论。
  
  争论的第一个问题是, 扩大事态是否会引 发战争。
  
  石原莞尔谈道, 倘若扩大事态的话,29 军 必将奋起抗战, 南京政府也将派兵北上,“使纠 纷复杂化就会成为大事,这与目前我国应走的 道路相违背……应该迅速地、 简单地收拾事 件”。 但对这个观点,众多“扩大派”将校不屑一 顾。 武藤章认为,“只要满载士兵的列车一通过 山海关”,中国就会屈服。 中国课课长永津佐比 重也谈道,从本土派出的师团将不会踏上中国 的土地,“其实只要将船开到塘沽附近, 即使不 登陆,北平也好,天津也好,就会投降”。 也就是 说,所谓“扩大事态”不过是一种恫吓手段。 只 要作出这个姿态, 中国就会接受城下之盟,日 本就将不战而屈人之兵。
  
  尔后,是战争万一爆发、“日本能否承受”的 问题。
  
  石原莞尔认为,一旦战争爆发,即使将战场 局限在黄河以北,日本也至少要动员15 个师团 才能取胜;哪怕战争只持续半年,日本也将付出 几万人的伤亡、50 亿日元以上的军费, 并消耗 一半以上的战略储备。 为这么一场微不足道的 冲突,如此代价是否值得? 更不必说,所谓“华 北作战” 不过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 战争爆发 后, 中国很可能进攻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 队,这么一来,它将演变为全面战争,并且将是一场持久战。 日本将深陷中国的泥潭, 而无力 应对苏俄的威胁和未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石原莞尔的这些话语, 几乎预言了未来中 日战争的走向。但“扩大派”将校嗤之以鼻。杉山 元认为,什么西安事变、什么全面战争,都不过 是危言耸听,“解决华北事变不会超过一个月”。 与他相对比, 十年前曾误判中国青年已具有民 族意识、 国民政府将统一中国的永津佐比重更 加乐观。他说,哪怕南京政府派兵北上,“通过一 次保定会战,即可解决一切问题”。也就是说,连 一个月都用不上。
  
  在双方的你来我往中,几个小时过去了。太 阳渐渐西斜的时候, 石原莞尔到底忍不住了。 针对杉山元喋喋不休的“一个月解决华北事变” 的论调, 他尖刻地反问:“大臣, 给你一部脚踏 车,你一个月之内能从华北骑到四川吗? ”
  
  杉山元勃然大怒:“少将, 请注意你的措 辞。 ”
  
  石原莞尔冷冷地回答:“大臣的分内所在 是军政, 我只希望大臣能处理好自己的分内 事务……”
  
  杉山元为之愕然、哑口无言了。 原来,按照 日本军制,陆军大臣及其陆军省只负责军政,亦 即征兵、人事、行政等方面;而涉及到派兵、用 兵、军事部署等军令问题,一概由参谋本部执 掌。 这种相互制衡、类似中国明代的军事制度, 是杉山元所无法违背的。 又何止是杉山元? 听 到这个回答后, 会场一下子寂然无声了。 石原 的这个表态不仅咄咄逼人, 并且无礼至极。 在 重视官阶、资历和上下级礼仪的日本陆军,它堪 称是一个前所未有、惊世骇俗的侮辱性手笔。
  
  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了。而在会议结束后, 石原径自拜访了陆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 王,获得了“不扩大”、就地解决的授权。 并于 8 日 18 时 42 分以临命 400 号指示, 发给中国驻 屯军司令官。
  
  7 月 8 日晚上, 接到参谋本部临时第400 号命令后, 今井武夫和松井太久郎再赴秦德纯 私宅。 在一个多小时的谈判后, 双方达成了三 项口头协议:首先是两军立即停止对射;其次, 中国驻军撤往卢沟桥西岸,而日军也撤回丰台, 双方摆脱近距离接触;最后,中国军队从此不再 驻扎东岸的宛平县城, 宛平防务由原保安队以 及双方都能接受的石友三冀北保安队一部接 防,“人数限三百人”……
  
  这份协议, 远谈不上什么平等。 与塘沽协 定、以往的众多协定一样,近乎无中生有的“卢 沟桥事件”,让中国军队又一次从宛平县城撤退 了,而日军仍然驻扎在丰台。但由于卢沟桥还在 中国人手里,秦德纯答应了。
  
  次日凌晨 5 时,双方开始撤兵。在乱纷纷的 现场,由于金振中营的1400 余名官兵和一木清 直大队的 700 余名日本人都不愿撤离, 终于引 发了又一次隔岸对射事件。 在秦德纯的一再勒 令下,枪声渐渐平息下来,中国方面的撤兵完成 了。 “截至中午以后,中国军方面除剩下的一部 分外,主力军全部撤到了永定河右岸。 ”(《今井 武夫回忆录》)
  
  但在签订正式协定时,双方冲突再起。
  
  这个冲突,或许和协定文稿的措辞、用字有 关,更和一木大队的始终没有撤离有关。这一天 也就是 1937 年 7 月 10 日, 松井太久郎草拟了 三项要求,并提出附加条件,与中方代表、时任 天津市市长兼 29 军 38 师师长的张自忠进行了 长达三个小时的谈判。由于双方条件不一致,谈 判毫无进展。
  
  第一个分歧,是中方不愿向日方道歉。协定 文稿第一条写道:“冀察第 29 军代表应向日本 军表示歉意,对肇事的负责军官予以处分,并负 责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对此,张自忠 的助手、 冀察政务委员张允荣答复说:“惩处肇 事的负责人有困难。 ”
  
  这个答复,究竟是中国人的一个委婉说辞, 还是暗指“肇事的负责人”是日本方面呢? 谁也 说不清。 与这个分歧相比, 第二个分歧远为重 大。 那就是卢沟桥的驻防。
  
  卢沟桥横跨永定河,东岸是宛平县城,以金 振中营为驻防部队, 西岸则是金振中营所属的 吉星文团卫戍区。按照两天前的口头协议,金振 中营将撤离宛平,以保安队接防,而西岸仍处在 吉星文团的控制下。 但这份协定文稿的第二条 却写道:“卢沟桥附近、 永定河东岸不得驻防部 队。”它的附加条款再次强调,“以上条件经中国 方面同意后,日华两军应各返原驻防地,但卢沟 桥附近应按我方要求执行。 ” 所谓 “卢沟桥附 近”,不也包括西岸地区吗? 谁敢说日本人不是 想趁机将中国军队驱逐出卢沟桥呢? 两天过去 了,一木大队始终没有撤离,谁敢说在宛平留守 部队撤往西岸后日本人不会趁机进驻呢?
  
  又何况,这个协定文稿的第三条,是《何梅协定》的重申。 但两年前签订的《何梅协定》,恰 恰给千万中国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
  
  1935 年 6 月 9 日,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 隆和北平使馆副武官、冒充“关东军代表”的高 桥坦来到中南海怀仁堂, 勒逼何应钦将南京势 力撤出华北。 离开之前,他们留下了三页文件, “以日文缮就”。当时,无论何应钦还是他的众多 幕僚、秘书,都没有发现日本人的诡计。 在那三 页文件中,第一页是“中方所承诺之事项”,第三 页是“中方未着手之事项”。但在这两页文件里, 还夹杂着一张莫名其妙、仅有三行文字的笺纸。 它置放在第一页之后,似乎可以归类为“所承诺 事项”,但它的条目又是独立的,即“第一条”、 “第二条”和“第三条”,而非第一页所承诺九条 的延续。在何应钦草草答应后,这异常苛刻的三 款,日方可以任意驱逐“可能对日华关系造成妨 碍”的人员和机关、日方有权过问冀察政权的人 事任免,以及日本方面有监视纠察之权,就被日 本人解释为“已承诺事项”。(梁敬 ,《日本侵略 华北史述》)
  
  凡此种种,都让中方代表停止了谈判。次日 也就是 1937 年 7 月 11 日凌晨 5 时, 秦德纯打 电话给松井太久郎,“其它条件都可以让步,唯 独对卢沟桥撤退中国军队的要求, 绝对不能同 意”。今井武夫后来谈道:“这是对我方所提出的 条件表示拒绝的最后答复。至此,交涉完全陷入 了僵局。 ”(《今井武夫回忆录》)
  
  今井武夫依旧不肯死心。当天上午,他绕过 松井太久郎,找到了前来北平视察部队、当时下 榻在扶桑馆旅馆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 “表示决心, 愿意负责打开僵局, 请求委以重 任”。 在再次获得授权后,他首先拜访了宋哲元 的亲戚、 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的贾德耀, “结果知道他也无能为力”。随后,在外交专员林 耕宇的陪同下,他来到张允荣家里,并在这里见 到了他的老相识、 同样担任冀察政务委员的齐 燮元。
  
  这一次,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在今井武夫保 证绝不干涉西岸防务、 并且签字的同时将一木 大队撤回丰台后,秦德纯很快打来电话,授权齐 燮元和今井签署协定。经过简单的商议,他们拟 定了语气平和、内容明确的三条草案。 其中“29 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改为“以地主之谊 对于日本军表示遗憾之意”; 撤兵范围明确为 “卢沟桥城厢”也就是宛平县城;而事件的源头,也定义为中方更能接受的 “抗日各团体之嫁 祸”。今井武夫后来谈道:“当时仅花了三十分钟 时间,就圆满达成协议。 ”
  
  几十年后,今井武夫依然记得,这一天是难 得的好天气,“夜来的阴云已经一扫而光, 雨过 天晴”。 “通过这次交涉,我才恍然大悟,知道过 去冀察政权所以顽强地不肯承认从卢沟桥撤 兵的条件,怕的就是日本军要留在那里……至 于日本军方面,则认为首先不看到中国军队撤 退,就不能离开此地。 双方都对对方难以信任, 因此才僵持不下、 互不让步。 这与所有的日华 交涉情况相同,日华间互相猜疑、各不信任,交 涉总是以没有结果而告终。 ”(《今井武夫回忆 录》)
  
  在今井武夫看来, 这种互不信任、 纷争不 断,并非因为日本人太过蛮横、经常言而无信, 而是类似中国北方的一句歇后语: 麻秆儿打 狼—— —两头怕。 但,也是这一天,几乎是他刚刚 回到北平武官室,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特急专 线电话已经在等着他了。今井武夫后来回忆说: “当时专线电话只有两条线,而两条专线都在找 我听电话,知道一定有非常紧急的问题。 ”
  
  拿起听筒后,在电话的那一头,驻屯军司令 部情报参谋寺田盛寿少佐以急促语气告诉他: “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 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朝鲜军的有力部队。 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多年来的悬案,现在正是大 好机会……”
  
  寺田盛寿说:“所以, 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 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 ”
  
  在后来的年月里, 史学界、 舆论界普遍认 为,1937 年 7 月 11 日, 也就是华北已达成协 议、 东京却决定出兵的这一天,“是决定性的一 天”。 之所以如此, 和众多大人物的纷纭态度、 复杂心思有关。 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 他们 的各自算盘、种种手笔,不仅改变了千家万户的 命运,也改写了此后八年乃至更久远的东亚历 史。
  
  首先是杉山元。
  
  在日本政界, 杉山元的绰号是 “傻瓜元”、 “厕所之门”。 前者指的是他粗鲁的举止、 略显 迟钝的反应,后者则认为他毫无主见,任何人都 可以推动这扇门去实现自己的目的。 但作为中 日战争的罪魁祸首之一,杉山元绝非无能之辈。
  
  他性格坚忍勇决,乃至他貌似憨厚的外表,也只 不过是他深沉心机的包装。
  
  7 月 8 日晚上,也就是石原莞尔作出“不扩 大”的决定后,杉山元就召集了武藤章、田中新 一等十余名“扩大派”将校,在他的陆相官邸举 行会议。 他们一致认为, 即使南京政府将派兵 北上, 强大的日本陆军也有把握在一个月之内 击溃敌人,并使华北沦为另一个伪“满洲国”。他 们谈道,尽管对苏备战是日本国策,但为了保证 后方,“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 除去我方背 后的威胁, 此为最上策”(秦郁彦,《日中战争 史》)。
  
  这就是此后几个月甚嚣尘上的 “对华一击论”。
  
  这个晚上,他们作出了几个决定,试图挑起 这场速战速决的战争。
  
  首先,宣布京都以西将于7 月 10 日也就是 两天后退伍的义务兵, 一概延期退伍,“以此增 加现役兵员 4 万名”。 紧接着,参谋本部作战课 课长武藤章又连夜起草了一份 《华北时局处理 方案》。 方案的要旨,是在“不扩大”的方针下向 华北派出 1 个满洲师团、1 个朝鲜师团和 3 个 本土师团,以“救援孤军”、“保护日侨”。 对这个 自相矛盾的手笔, 田中新一有一句后来广为流 传的名言,“不扩大就不扩大,反正不攻陷南京, 就不算扩大”。 在方案里,武藤章更令人啼笑皆 非地写道:“根据事变不扩大的方针……应向华 北方面派遣必要之兵力。 ”(日本防卫厅,《中国 事变陆军作战史》)
  
  然后,是对付石原莞尔。 7 月 9 日,在又一 次陆军省、参谋本部的联席会议上,武藤章抛出 了《华北时局处理方案》。对此,石原莞尔勃然大 怒, 他训斥道:“你也想对我来一手 ‘下克上’ 吗?”而对这个来自顶头上司的责难,生性乖戾、 被称为“实行能力比石原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武 藤章并不示弱。 他反驳说:“石原少将不也这么 干过吗? 我现在学的是石原前辈在满洲时的做 法,又有什么不对? ”
  
  这个对话,后来在日本陆军尽人皆知。 它也 是八年以后, 武藤章以区区中将军衔被列为七 大判处死刑的甲级战犯的重大证据之一。 以这 样下克上的方式,当然不能搞定石原。 次日,也 就是 1937 年 7 月 10 日, 在联席会议上,“扩大 派”重要人物、参谋本部第二部(情报部)代理部 长栗原幸雄出示了几份重要情报。 第一份,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参事官日高信六郎报告说, 他走 访了中国外长王宠惠,“但王外长态度强硬,并 无准备妥协的诚意”。 对此,石原不屑一顾。
  
  随后, 栗原幸雄又接连出示了三份情报。 驻南京大使馆武官发来密电:“中国方面也确定 了‘不扩大’的方针……但实际上,中央军已奉 命向陇海路沿线集结,并向旧东北军的抗日部 队发出了战时体制的密令。 ” 上海特务机关报 告说:“何应钦召开军事会议,对津浦线、陇海线 一带的军队下达动员令,特别给津浦线上的第 1 军军长胡宗南发出了重大指令。 ”日本同盟社 的消息则是:“蒋介石根据庐山会议决议, 已命 令驻在以徐州为中心的中央军四个师, 以 7 月 11 日拂晓为期,集中于河南省境,准备进击。 ”
  
  在石原莞尔将信将疑之际, 栗原幸雄最后 出示一份改变历史的情报:“本日(7 月 10 日), 海军方面将监听到的下述无线电报通报陆军 方面:据可靠消息,宋哲元第 29 军的部下对日 中现地协定不满,预计将对日方展开攻击…… 这是驻北平美国海军武官向其本国的报告。 ” (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这份情报, 使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也 加入了劝说石原的行列。 不是吗? 倘若 29 军全 力进攻中国驻屯军,这支不足六千人的部队很 可能全军覆没。 而华北还有三万余名日侨。 不 是吗?中央军的北上本身就违反了《何梅协定》, 可以视为中方的挑衅之举。 更不必说, 他继续 反对出兵的话,一旦发生不测,他将威信尽失、 千夫所指。
  
  几份情报带来的巨大冲击中,几名“不扩大 派”的中坚人物,石原莞尔以及河边虎四郎、柴 山兼四郎等, 集体地沉默不语。 联席会议顺利 地通过了出兵决定。 对此, 石原莞尔后来解释 说:“既然采取了不扩大方针,当然不应该动员, 这是一般的想法。 但第一线出现了纠纷, 而派 兵需要数周时间……作为以防万一的准备,也 有必要实施动员。 因为万一事态恶化的话,再 行动员时间就来不及了。 ”
  
  对此, 几十年以后日本防卫厅战史编撰人 员对此评价道:“不扩大方针的核心人物石原 作战部长,最终同意了出兵……以后他虽为不 扩大事变竭尽了全力,仍被视为不可弥补的失 策。 事实上,中央军北上的情报过分夸大,现地 的局势也并不那样紧张……”
  
  这些战史编撰人员并没有谈到, 所谓被截获的美国海军武官的密电,是杉山元、栗原幸雄 等人伪造的。
  
  就这样,出兵华北的决定,使中日和平又一 次岌岌可危了。 然而,卢沟桥的星火,要演进为 持续八年、熊熊燃烧的烈焰,还需要一个大人物 的上下其手、火上浇油。 这个大人物,就是日本 历史上最年轻的首相、当时被誉为“国民希望” 的近卫文麿。
 楼主| 发表于 2020-6-21 20:52:59 | 显示全部楼层
《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1】“近卫的先手”
近卫文麿,1891 年 10 月 12 日生, 时年 46 岁。 他出生在一个异常显赫的家庭, 其先祖可 以追溯到一千三百年前的藤原镰足。 作为皇室 成员、“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藤原被孝德 天皇封为“五摄政”之首,也就是天皇之外的首 席贵族。 一千多年来, 藤原家与天皇家休戚与 共、 如同一体, 他的嫡系子孙因此被称为 “近 卫”。 在漫长的年月里,多达五分之四的皇后都 出自这个家族。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接上 【第一章 4】
第二章 1
  近卫文麿,1891 年 10 月 12 日生, 时年 46 岁。 他出生在一个异常显赫的家庭, 其先祖可 以追溯到一千三百年前的藤原镰足。 作为皇室 成员、“大化革新”的核心人物之一,藤原被孝德 天皇封为“五摄政”之首,也就是天皇之外的首 席贵族。 一千多年来, 藤原家与天皇家休戚与 共、 如同一体, 他的嫡系子孙因此被称为 “近 卫”。 在漫长的年月里,多达五分之四的皇后都 出自这个家族。
  作为这个家族 250 年以来的第一个嫡长 子, 近卫有着天之骄子般的人生轨迹。 出生不 久,他就被抱进皇宫,受到明治大帝郑重其事的 接见;十余年后,他又成为年幼的昭和天皇的玩 伴, 两人以兄弟互称。 但与寻常的贵族子弟不 同,他生性温和、礼贤下士,自幼就受到广泛的 赞誉。 自从 1904 年父亲去世、他承袭公爵爵位 以来,他的府邸始终向社会各界、形形色色的人 群敞开着。 他甚至说出过“叫花子也是宾客”的 话语。
  
  但他又不是那种古典的、 仅仅有着传统礼 仪和儒家风范的贵族。 他身上混杂着新与旧、 传统和现代, 一如那个时期的日本。 以家庭为 例,他有好几房妻妾,但他时常和孩子们嬉戏玩 耍,“没有日本式家长的威严, 倒像是一个美国 式的父亲”。 他的长女出嫁时,一切仪式都和几 百年前毫无两样,但刚刚送走老年宾客,他就和 年轻人一起戴上假发, 举办了假面舞会。 他将 长子送往美国留学, 希望他在欧风美雨中长 大, 却为次子延聘了一个日俄战争时期的英 雄当家庭教师,“意在使他成长为一名真正的 武士”……所有这一切,都让他显得既本分又 开明,既让人敬重又可亲可近。
  
  他由此成为那个时代的明星人物。贵族、官僚亲近他,因为他的性情;中产阶级信赖他,因 为他的开明态度;传统农夫更仰慕他,因为他的 古典风范。 他超脱而优越, 左右逢源又深入人 心。 他是那个断裂的、 新旧交替的日本社会的 最大异数。
  
  又何止是公众形象、 个人风格? 他的政治 观点也堪称驳杂斑斓、 纷繁多变。 他早年深受 父亲近卫笃麿“泛亚洲主义”、传统精神的影响。 父亲去世后,他被托孤给世交、日本宪政的中流 砥柱西园寺公望, 从此成为自由主义的拥趸。 1912 年,在东京帝国大学攻读哲学系时,他偶 然听到了日本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 讲座,为之深深吸引,一度成为社会主义的狂 热鼓吹者。但 1918 年当他以西园寺公望随员的 身份前往巴黎参加“凡尔赛和会”时,他又发表 了《排除以英美为本位的和平主义》一文,为战 败的德国鸣冤抱屈。 他认为, 作为新兴帝国的 德国几乎没有殖民地, 为此向英美开战,“想打 破此种现状,诚为正当的要求”……就这样,“泛亚洲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 义和殖民主义,这些曾先后风行于日本、各自拥 有众多追随者的思潮,成为他相互纠结、界限模 糊的思想来源。 对此, 杰出的中国记者、《新闻 报》 编辑陶菊隐曾充满嘲讽地说:“他的心脏是 右倾, 头脑是左倾……他把长子送到美国,想 把次子塑造成一个严格的日本武士,他如果还 有第三个儿子的话,当然要送往苏俄。 那么,现 代政治的三条路线,他可以‘头头是道’了。 ”也 恰恰是这种多元倾向、复杂色彩,让他成为当时 日本最具声望、最有魅力的政治家之一。
  
  他口口声声扶助农工、实现“社会正义”,这 使他深受几千万底层平民的拥戴。
  
  他曾先后加入过“宪法研究会”、“火曜会”、 “日本青年会”等政治团体,与几大现代政党有 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加上他清新开明的形象、 他和西园寺公望情同父子的私人关系,使选举 政治的主体、千余万接受过西式教育的中产市 民,将他视为宪政日本的同路人。
  
  “满洲事变”爆发后,他发表了多篇文章,认 为陆军是日本的希望。 “军部有一个把日本引 向何处的目标与计划……满洲事变以来所推 进的方向,是我日本必须走的命运之路” (《元 老重臣和我》)。 这样的言论, 当然也使军人们 对他充满了好感。
  
  至于宫廷、元老、重臣、财阀,更不必说了。
  
  这些人中,年长者看着他长大,年龄相仿者大多 是他的朋友。 远在十余年前他初入政坛时,他 们就希望他能成为日本帝国的未来首相。 他几 次推辞入阁,尤其是在二二六兵变后,他以“身 体欠佳”为理由拜辞了组阁敕谕,不仅为他赢得 了“谦逊”的名声,也使这些人乃至千万日本人 产生了一种若隐若现的心理暗示: 一旦近卫肯 出马,一个“举国一致”的内阁必将应运而生,日 本所有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也将迎刃而解。
  
  万众期待中,1937 年 6 月 4 日, 他终于率 领他的十四名阁员登台亮相了。
  
  几十年后,对近卫文麿出任首相、发表《共 同努力、实现举国一致》就职演说的情形,千万 日本人依旧记忆犹新。 这一天, 无论繁华都市 还是穷乡僻壤,三百万台收音机齐齐打开着,以 便倾听到他的声音。 近卫的朋友、 政论家岩渊 辰雄后来写道:“就连毫不关心政治的家庭妇女 和孩子们,也都围在收音机边,并且嘈嘈杂杂地 说,‘近卫在说话了’,‘这下日本有希望了’。 ” (岩渊辰雄,《日本军阀祸国史》)
  
  一时之间,“青年内阁”、“明亮内阁”、“青年 首相” 这样的赞誉充斥了几百份报刊的头版头 条。 几乎全日本都相信,伴随着近卫的执政,饥 馑、贫困、持续不断的政潮以及在国际上的形影 孤单,都将彻底地成为过去;如同伊藤博文和明 治天皇的结合那样,近卫文麿连同昭和天皇,将 缔造一个全新的日本时代。
  
  但,谁也没有想到,上任仅仅一个多月,“卢 沟桥事件”就爆发了。
  
  远在 6 月下旬,当东京流传着“华北将重演 柳条沟一样的事件”时,近卫就异常紧张,为此 委托大谷光瑞前往华北探听动静。 7 月 8 日上 午,“卢沟桥事件” 的消息传来后, 他更既惊又 疑。 他怀疑这是中国驻屯军密谋的结果。 直到 几年后, 他依旧在手记里写下:“若说哪一方面 先动手的呢? 无论如何,我方很可疑。 ”(近卫文 麿,《日本政界二十年》)
  
  但种种迹象都表明这不是一个蓄谋已久的 行动,近卫多少放心了。紧接着,当天傍晚,陆军 又通过了“不扩大”的决议,他更是大大地松了 一口气。次日上午 8 时许,当陆军大臣杉山元在 内阁会议上提出出兵华北时, 他委婉地表示了 反对。 在近卫眼中,卢沟桥事件,只是一个偶发 的、微不足道的小冲突,于是,内阁确定了“不扩 大”的方针。但他没有想到,仅仅一天之后,陆军又决定出兵华北了。 7 月 10 日晚上,杉山元拜 访了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 要他转告近卫,“于 翌 11 日召开阁议,议题是有关向华北派兵和政 府声明”。 听到这个消息后, 近卫沉默良久,一 句话也说不出来。
  
  对西安事变、“中国的新情况”,近卫并非一 无所知。 他多少预感到, 出兵华北有可能引发 中日战争。 作为“泛亚洲主义者”近卫笃麿的儿 子、上任时还标榜追求“国际正义”的新任首相, 他怎能承担侵略邻国的历史评价? 但日本宪法 明确规定,军队的统帅权归属天皇,与内阁互为 平行独立的两个系统,亦即“统帅权独立”。 连 杉山元在军令问题上都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他 又有什么力量改变陆军决议?
  
  这个晚上,近卫召集了众多心腹、智囊,商 讨应对之策。 但在几个小时的讨论后, 他依旧 左右为难。 这时候,他的老朋友、同盟通讯社社 长岩永裕吉开口了。 岩永裕吉说, 在此之际, “应师 ‘俾斯麦之故智’ ……以为他日之准备” (近卫文麿,《日本政界二十年》)。这句话让近卫 眼前一亮。
  
  所谓“俾斯麦之故智”,指的是七十年前的 一个著名典故。 1866 年爆发的普奥战争期间, 在普鲁士军队大获全胜、行将攻陷奥地利首都 维也纳时,俾斯麦却下令停止进攻,并和奥地利 签订了相对宽大的和约。 在后来的历史里,这 个手笔不仅奠定了日耳曼民族和解的基础,它 也被看作是四年后普法战争爆发时、奥地利恪 守中立的主要原因。 毫无疑问, 岩永裕吉希望 近卫接受陆军的要求,造成兵临城下之势,而后 再和中国签订一份温和的协定。 这么一来,无 论对陆军、对中国还是对未来的日苏战争,他都 有了交代的余地。
  
  如果说,这个晚上近卫还在犹豫的话,次日 清晨的一个不速之客,让他下定了决心。
  
  来者是石原莞尔。 与近卫一样, 尽管一天 前默许了出兵决定,但石原依旧忧心忡忡,几乎 彻夜未眠。 他既担心不出兵会导致在华军队、 侨民的灭顶之灾,又害怕出兵会引发中日战争, 乃至伏笔着日本未来的战败命运。 为此, 他让 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员堀场一雄连夜起草 了一份《关于紧急措施意见》,决定将战和大权 让渡给和他只有几面之缘、但在国民中深孚众 望的近卫文麿。 这份意见书开宗明义地写道: “迅速授权近卫首相在危急的情况下,直接到南京与国民政府进行最后谈判,决定和战”;“通过 以上措施使陆军与国民之关系成为一体, 关于 和战应是国家综合意志”。 (日本防卫厅,《中日 事变陆军作战史》)
  
  这个手笔让近卫既深感意外, 又多少有些 感动。 进入昭和时代以来, 这是军方第一次向 内阁让渡权力, 更不必说是战和大权了。 而在 送走石原后,一个大胆、新奇、似乎面面俱到的 设想,在他的脑海里彻底形成了。
  
  这一天上午 11 时 30 分,在首相官邸,包括 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外务大臣和大藏大臣在内 的“五相会议”召开了。会上,杉山元迫不及待地 要求内阁发表出兵声明。 海军大臣米内光政、 大藏大臣贺屋兴宣等明确表示反对。 双方僵持 不下,都把目光投向首相近卫。
  
  近卫文麿以他一贯的风度侃侃而谈。他说, 29 军下辖 4 个师、5 个独立旅,共有兵员 7 万 5 千余人, 而中国驻屯军不过区区五千余人。 在 两军冲突不断、相互仇视之际,任何微小的纠纷 都可能酿成大祸。何况华北还有三万余名日侨。 在中国的排日、抗日风潮愈演愈烈之际,稍有不 慎,就有可能重蹈当年“义和团”的覆辙。
  
  这么一来,形势顿时逆转。当时在场的内阁 书记官长风见章后来写道:“这些原来陆军大臣 的论调,成了首相的理由。 无论如何,既然指出 了保护侨民生命财产的名目, 便不能对此加以 反对。 ”(风见章,《近卫内阁》)
  
  就这样,“五相会议” 决定发表出兵华北的 政府声明了。 而在会议结束后, 近卫又开始了 一整天马不停蹄的奔波。 他试图以千万人的战 争决心、一种“举国一致”的氛围,来表明日本的 立场,来应对原本微不足道的“卢沟桥事件”。
  
  被认为是“不扩大派”首脑的近卫,居然会 赞同杉山元的“扩大”措施,和他与杉山元的微 妙关系有关,更和日本的“统帅权独立”传统,以 及二二六兵变后恢复的“陆海军大臣现役制”有 关。
  
  所谓“陆海军大臣现役制”,指的是内阁的 陆军大臣、 海军大臣只能由军部从现役军官中 选派产生。 这么一来,在“统帅权独立”的前提 下,内阁无法染指军部,军部却可以通过陆海军 大臣操纵内阁。 倘若军部对内阁不满, 只需要 陆海军大臣辞职,并且不再派出新的大臣,内阁 就不成其为内阁, 只能宣布总辞职了。 在近卫出任首相之前,短短几个月之内,已经有两届内 阁因此垮台、一届内阁为之流产了。
  
  换言之,只要陆军大臣杉山元宣布辞职,他 近卫的内阁就只能被迫总辞职。 他多年积累的 声望将一落千丈,他少年以来就孜孜以求、成为 比伊藤博文和自己的先祖藤原镰足更伟大的 日本首相的梦想,就将破灭。
  
  在岩永裕吉谈过“俾斯麦之故智”,而石原 也慷慨地将战和大权让渡给他后,他胸有成竹 了。 他决定在石原、 杉山之间走一次钢丝,在 “不扩大”和出兵华北之间寻找一种平衡。 他的 第一个手笔,就是在五相会议上决定“在不扩大 的方针下出兵华北”。
  
  不仅如此,当天下午 3 时 20 分召开的内阁 会议上,近卫将“卢沟桥事件”定名为“卢沟桥事 变”,把“出兵”改称“派兵”,以示强硬。 同时,批 准措辞霸道刁蛮的《关于向华北派兵的政府声 明》。
  
  紧接着,下午 4 时,近卫又和杉山一同赶往 叶山皇家别墅,向在这里度假的昭和天皇上奏 派兵事宜, 并恳请天皇授予他战和决定权。 一 开始天皇还有些犹豫不决,他问杉山元“要多久 才能解决事变”,杉山回答“一个月”。 但在看过 石原莞尔的《紧急措施意见》后,天皇既感新奇, 又觉欣慰。 他一向为内阁、 陆军的对抗烦恼不 已。 见此情形, 立即批准了派兵令并授权近卫 裁决战和。 而在此之前, 无论负责甲午战争的 伊藤博文还是执掌日俄战争的桂太郎,都没有 获得过如此的殊荣、这样的权限。
  
  这一天入夜之后, 近卫又在首相官邸先后 接见了三批社会名流、各界人士,以制造“举国 一致” 的氛围。 在同盟社社长岩永裕吉、《朝日 新闻》主笔绪方竹虎和政论家岩渊辰雄等40 名 新闻界代表之后,是包括民政党总裁町田忠治、 政友会首脑鸠山一郎在内的三十余位党团领 袖。 而当日本经济联盟理事串田万藏、 工业俱 乐部理事矶村丰太郎等23 名财经界人士也步 入他的客厅时,东京已经沸腾了。 近卫的世交、 时任同盟社上海支社社长的松本重治后来谈 道:“在连续三次的会见中, 所有与会者没有一 人表示反对意见……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在 形式上达成了新闻报道所说的 ‘举国一致’。 ”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这一夜,在东京日比谷公园,正欣赏交响乐 演出的《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被一阵阵的手摇铃声惊动了。 在东京, 这是几家主要 报纸“又出号外了”的信号。 他预感到中日战争 一触即发,为此匆忙地走出露天剧场,来到大街 上。他后来写道:“桥上交通堵塞了,一群群人聚 集在那里读着令人激动的新闻栏……在人行道 旁,站着一个身穿水手服的女孩子,手里摇动着 一面纸旗,她无精打采,对父母迟迟不来很不高 兴。 这时, 两名年轻的军校学员沿着桥轻快地 走了过来,女孩子眼睛里流露出欣喜的神情,她 突然把旗子举过头顶,高呼:‘万岁!’”(詹姆斯· 贝特兰,《不可征服的人们》)
  
  这一夜,在最繁华的银座一带,《纽约时报》 驻东京记者休·拜厄斯看到,大群男女聚集在有 线广播的喇叭底下, 迟迟不肯离去。 而子夜时 分, 一条紧急新闻更将他们的集体情绪推向了 最高潮:NHK(日本广播协会)中断了一切广播 节目, 一遍遍地播放着陆军的最新声明:“接到 在北平达成停战协定的报告, 但鉴于冀察政权 一贯的态度,是否出于诚意,未可置信,恐日后 将成废纸……”但对此,参加了卢沟桥事变“现 地谈判” 的松井太久郎后来却感慨说:“这一广 播,相反却表明我方对协定并无诚意。 ”
  
  手摇铃声从东京闹市区传扬开去, 传向东 京郊外,并传进了一个个府县和町村,传进七千 万在国内或海外的日本人的耳朵。 这一夜,很 少有人意识到,战争行将爆发,更没有几个人觉 察日本已处在毁灭、 战败和被占领的边缘。 在 几千里外的上海, 同盟社上海支社社长松本重 治夜不能寐。 他一次次地追问:“日本将走向何 方呢? ”
  
  在几万里外的柏林,后来的日本外务省次 官、当时在大使馆负责电讯工作的法眼晋作愤 怒地谈道:“首相的所作所为怎么如此糊涂?据 说他是为了从陆军手里夺回对华政策的主动 权……但这种幼稚的办法,实在是将关系日本 命运的大事视同儿戏! ”(法眼晋作,《日本外交 内幕》)
  
  或许,这个夜晚,最真切地预感到日本未来 命运的,是 88 岁高龄的西园寺公望元老。 他的 秘书原田熊雄后来写道,大约午夜时分,沉默良 久的元老忽然开口了。 他有气无力地问: “这就是近卫的先手吗? ……”
  
  所谓“近卫的先手”,指的是一种自以为高 明的欲抑先扬、 欲和则战的恫吓手腕。 毫无疑问,1937 年 7 月 11 日这一天,近卫的如意算盘 是,只要作出派兵的姿态,中国人或许会很快屈 服。 这么一来,他既能取悦陆军,又能兵不血刃 地征服华北,而他刚刚开张一个多月的内阁,也 必将赢得满堂喝彩。 对他来说, 再也没有这么 划算、这么面面俱到的买卖了。
  
  中国不是屈服过好多次了吗? 1932 年 5 月 5 日,在“满洲事变”的深痛巨创中,中国人依旧 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从而将上海划为非武 装区;1933 年 5 月 31 日, 在日军占领热河后, 中国人再次签订了《塘沽协定》,从而将长城两 侧划为非武装区;而 1935 年 6 月 11 日,仅仅是 两名“中国通”的冒名讹诈,包括第 2 师、第 25 师、复兴社和河北省党部在内的南京势力,也就 乖乖地撤出了华北……谁敢说“西安事变”后中 国不会再次屈服呢? 要知道, 以往的任何一届 内阁,从来没有这么高调地处理过中日纷争,更 没有摆出过什么“举国一致”的姿态。
  
  那么, 万一中国人不肯再屈服呢? 万一这 个自私、 愚昧而无可救药的民族决心一战呢? 那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在手握战和大权的情况 下,日本完全可以先给它致命一击,而后再以无 比宽大的姿态、相对温和的条件,重演一出昔日 伊藤博文和李鸿章在马关春帆楼上的好戏。 他 从小就在这样的传说中长大,为之心驰神往,向 往不已。 而签订《马关条约》时,伊藤博文已经 54 岁了,他才 46 岁。
  
  归根到底, 中国不是日本的对手。 归根到 底,最多通过一次保定会战,最多是一个月的时 间。 更大的可能却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至于石 原莞尔所说的持久战、全面战争,不过是一种痴 人说梦般的呓语。 无论哪一种可能,对他、对日 本都一本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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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2】“近卫的先手”
无论如何,伴随着“近卫的先手”,那场微不足道、近乎阴差阳错的纠纷,已经转入战争轨道,并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了。它反映了那个被称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对世道人心的惊人无知、对政治运作的轻率纨绔,以及他天性里不可掩饰的投机与浅薄。而7月14日,当香月清司代表日本,提出包括中国军队撤出北平城、默许“华北自治”等七项要求并勒逼宋哲元限期接受时,蒋介石予以了毫不含糊的答复。这个答复,就是著名的《中国最后关头》演讲。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第二章 2
  “近卫的先手”激发的,首先是蒋介石的抗战决心。7月8日,在听到“卢沟桥事件”的消息时,蒋介石还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一桩偶发事件还是日本军队的蓄谋行动。当天晚上,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寇在卢沟桥挑衅矣!彼将乘我准备未完成之时使我屈服乎?或故与宋哲元为难,使华北独立乎?倭已挑战,决心应战,此其时乎?”(《蒋介石日记》)
  次日,在近卫内阁发表“不扩大声明”后,他略略地松了一口气。但对日本人的种种手段,
  他是充分领教过的。他担心日本人在谈判桌上再次施展诡计,为此,这一天,在给秦德纯的电报里,他叮嘱说:“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需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
  也就是说,蒋介石做好了战和的两手准备。只要不再侵犯主权和领土,他愿意和日本人再次妥协。他等待着日方的谋和努力,等待着“不扩大方针”的具体表现。此后两天,当时在庐山召集“各界谈话会”的他,关注着华北的每一个动态、过问着中日谈判的每一个细节。
  但“近卫的先手”改变了这一切。7月12日,在近卫内阁发表“派兵声明”后,他在日记里写下:“(日本)内阁昨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华政策,全国政党与产业界宣言拥护其阁议……战事势必扩大,不能不亟谋应付之方。”当天晚上,他电令宋哲元、秦德纯,“一、不准接受任何条件;二、不许后退一步;三、必要时准备牺牲”。
  (万仁元、方庆秋主编,《中华民国史料长编》)也是这一天,他命令何应钦召集军事会议,
  进行应战部署。他下令迅速编组战斗部队,“在7月底之前秘密组建好大本营和各集团军、军团司令部”。他决定将六个月的弹药用量屯置长江以北三分之二、长江以南三分之一,“兵工厂万一被敌机炸毁,就向法国、比利时购买军火,并确保经由香港、越南路线运送回国”……只要日本的本土师团登陆华北,他就投入100万大军,进行华北决战。
  “近卫的先手”改变的,又何止是蒋介石的战和态度?如果说,在此之前,无论在日本陆军中央还是中国驻屯军内,“不扩大派”和“扩大派”都势均力敌乃至前者略占上风的话,那么,伴随着近卫的种种手笔,这种微妙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替代行将病逝的田代皖一郎负责对华交涉的香月清司中将后来这样描述对时局的观感:“那种即时必要的紧急派兵、准备动员国内的数个师团、山东作战的意向等等,简直觉得对华全面作战就要开始了……”
  香月清司如此,他的五千余名官兵更如此。一份中国驻屯军的《作战日志》记载,在近卫发表《派兵声明》、号召“举国一致”后,“士气顿时激昂。过去只把29军的一部分看作敌人……现在给旅团的命令确定‘29军为敌人’。过去的交涉当已失去作用,现在要转移到纯作战行动方面”(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至于社会各界、七千万日本国民,更不必说了。自从1929年世界性“大萧条”爆发、千万日本人开始忍饥受饿的日子以来,他们就如同无头苍蝇,迫切地渴望改变自身的命运。这种情绪结合严密的社会管制、结合别有用心的舆论误导,制造了一种随时发作、近乎毁灭性的战争狂热。在1931年的“满洲事变”、1933年的热河战役以及中日之间的无数次纷争里,处处可以看到这种狂热的痕迹。过去的几届内阁,哪怕是对陆军俯首帖耳的广田弘毅和被称为“军部橡皮图章”的林铳十郎,都不敢释放这种情绪,都勉为其难地压制着这种狂热。而在“近卫的先手”后,这种狂热就迅速地决堤而出,并化作一个蒙昧民族的战争决心了。对这股洪水猛兽,时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的河边虎四郎深有体会。他后来写道,在中日战争的最初阶段,“民众的态度最为强硬,其次才是政府。而陆军参谋本部的态度是全国最软弱的”(河边虎四郎,《从市谷台到市谷台》)。
  无论如何,伴随着“近卫的先手”,那场微不足道、近乎阴差阳错的纠纷,已经转入战争轨道,并处在一触即发的边缘了。它反映了那个被称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对世道人心的惊人无知、对政治运作的轻率纨绔,以及他天性里不可掩饰的投机与浅薄。而7月14日,当香月清司代表日本,提出包括中国军队撤出北平城、默许“华北自治”等七项要求并勒逼宋哲元限期接受时,蒋介石予以了毫不含糊的答复。这个答复,就是著名的《中国最后关头》演讲。
  1937年7月17日,也就是近卫文麿发表
  《派兵声明》六天、香月清司也发出最后通牒三天以后,在庐山牯岭的传习学舍楼,蒋介石发表了《中国最后关头》的激昂演说。这一天,庐山骄阳似火,但聚集在这里的158名社会贤达面色凝重。那一个个中国近代史上的显赫名字,张伯苓、蒋梦麟、马寅初、傅斯年、竺可桢……交汇出了一个古老民族的苍茫表情。
  在这些目光的注视下,蒋介石首先以酸楚的语气、诚实的态度,谈起了自己国家的衰弱,谈到了过去几年它所走过的路。他说:“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
  都异常震惊……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国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有忠实的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需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屈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而在这个开场白之后,他的语气渐渐铿锵。他开始向一万里外的那个岛国、七千万双饱含敌意的眼睛,诉说着自己的决心,一个衰亡民族绝不屈服的坚强信念:
  “我国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必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起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他是这么说的。此后八年,即使在最艰困的时光里,他也是这么做的。这一天,1937年7月17日,面对聚集庐山的百余名各界人士、这个古老国家的主要精华,他发表了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四点声明。这四点声明掷地有声、令人久久难忘。在这个民族经历了近百年风雨飘摇、任人凌辱的岁月之后,它是捍卫自己主权的一曲交响乐,一种绝不容许任何人践踏的底线:“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
  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但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
  “一、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受任何约束……”
  蒋介石这四点声明,“是弱国外交的最低限度”。此后几年,在淞沪战败的黯淡时光、在武汉沦亡的危急时刻、在日本人一次又一次的求和努力中……他都始终坚持着这四点立场,并将之概括为“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及至美国参战、中日战争迎来重大转机后,他又将目光投向了满洲、投向了台湾、投向一份份不平等条约,决心洗刷这个民族的百年屈辱。到这场战争结束时,那个依靠《九国公约》维持独立、托庇于“门户开放”政策的弱国,已经代表亚洲,成为裁决战后世界的四大国之一了。
  当然,在这个庐山日照异常逼人、五千年与四万万都面临着叵测命运的日子,他无法预料后来的转机与新生、辉煌和荣耀。他只能倾尽一己的心力,向四万万人发出自己的号召: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迎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7月19日,也就是日本“限期答复”的最后一天,这份必将流传千年、永载史册的宣言,在中国各大报刊公开发表了。几十年后,松本重治不无遗憾地谈道:“这个引发了重大凡响的演讲,在日本国内却没有引起什么注意,这岂非咄咄怪事?”(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但,它引起了石原莞尔的注意。
  几乎刚刚看到《中国最后关头》的演讲稿,石原莞尔就预感到了日本的灭顶之灾。为避免这场战争,他决定撤退中国驻屯军,并敦促近卫文麿立即飞往南京、向蒋介石表达日本的和平诚意。也是7月19日,他主动来到杉山元的办公室,希望他赞同这两个提案。他说:“发展为全面战争的危险很大,就像西班牙战争中的拿破仑一样,(日本)将陷入无底深渊。现在必须下决心把华北的军队全部撤退到山海关一带,并由近卫首相亲自飞往南京,与蒋介石促膝交谈,解决中日两国的根本问题。”(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对此,杉山元不置可否。但在场的梅津美治郎却反问说:“有关这一点石原部长有没有和首相商量过?首相有没有这样的自信?还有,石原部长要让在华北的日本人放弃多年的权益、财产吗?这样做就能换取‘满洲国’的稳定吗?”对这一连串问题,石原莞尔无言以对。随后,石原又来到近卫文麿的官邸,希望他遵守前诺,立即前往南京。但近卫让风见章转告在客厅里等候的石原,“我本来身体就弱,不知道能够活到什么时候。现在,如果认为我有必要飞到南京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话,我拼了命也会去。(但)我如今正在生病”。(矢部贞治,《近卫文麿》)
  在这样的敷衍推托中,五天过去了。而7月24日,在和众多幕僚、智囊反复商议之后,近卫文麿终于找到了一条既能给石原以交代、又能避免全面战争、同时还可以让自己的内阁获得满堂喝彩的终南捷径。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是“近卫的先手”的延续,是这个被誉为“国民希望”的青年首相的又一个得意之作。
  那就是派出密使、前往南京,让蒋介石明白他有“不得已的苦衷”,并相信他没有发动战争的心思,从而给他一个台阶下,以便他顺利收手。至于这个台阶,就是中国承认伪“满洲国”,干净利索地割让东北四省,好让七千万日本人的战争决心有个着落。在近卫看来,这是一个顺理成章、彼此方便的方案。日本占领满洲已有六年,而三年前关内与满洲的实现“通车”、“通邮”、“通航”,表明南京政府已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只要这片土地能够顺利交割,大多数日本人会感到满意的,他的内阁也能在短短一个多月之内就实现开张大吉。
  近卫选择了两个密使,孙中山友人、原同盟会会员秋山定辅和“泛亚洲主义者”宫崎滔天的儿子宫崎龙介,让他们前往南京。启程前夕,他又将这个方案透露给杉山元,希望杉山能够以获得满洲为满足。对此,杉山元不动声色,但当天晚上,宫崎龙介就在神户码头被几名守候已久的宪兵抓捕了,与此同时,秋山定辅也被带到了东京宪兵队。他们的被捕理由,都是“间谍嫌疑”。
  事情还没完!当近卫文麿质问杉山元时,杉山元装疯卖傻,演出了一幕活剧。他先是赌咒发誓地说自己没有与闻此事,继而,在近卫将信将疑之际,他又答应为近卫疏通疏通。而当近卫要求他马上打电话时,他又嘟囔起来了:“万一他们真是间谍呢?”政论家岩渊辰雄后来谈道:“杉山的答复,是非常摸不着头脑的……就在这样的敷衍拖延之下,把那极重要的一个星期的日子拖过去了。宫崎与秋山,都未能到中国去。”(岩渊辰雄,《日本军阀祸国史》)
  而在这一周之内,近卫的唯一举措,就是派出第三个密使,西园寺公望之孙、时任外务省嘱托的西园寺公一。由于此行极端秘密,也由于西园寺公一的特殊身份,他顺利地抵达了上海,并见到了蒋介石内兄、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他后来回忆说,当他提出承认伪“满洲国”的要求时,“(宋子文)沉默好久,然后缓慢地说:‘办不到,不行!’”他退而求其次、提出以密约形式默认伪“满洲国”,宋子文才答应帮他疏通疏通。(《西园寺公一回忆录》)
  但已经来不及了。就是西园寺公一在上海活动期间,华北风云急剧变化。7月25日,香月清司公开宣称,倘若中国军队两天内不撤出北平的话,“我军不得已只好采取单独行动”。次日傍晚,七百余名日军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决定从广安门进入北平城,受到北平守军的猛烈抵抗。紧接着,7月29日,由于宋哲元弃城而走,北平,这个七百年的都城、中国北方最大的城市,这个为人类奉献了蔡元培、陈独秀和鲁迅的现代中国之光,就在一种近乎不设防的状态中沦陷了。次日,天津沦亡。在短短两天之内,中国就失去了七个最重要都市中的两个,华北的千里沃野,似乎一下子黯淡无光了。
  “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华北事变”了。在此之际,7月31日,已从庐山回到南京的蒋介石,发表了《告抗日将士书》的悲壮演讲。与《中国最后关头》一样,这是四万万人划时代的宣言,是此后八年千万人历经饥馑、流亡、死难和叵测命运却无怨无悔的写照,是一个古老民族永久告别被欺凌、被践踏、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历史的伟大先声。
  在四万万人的注视中,蒋介石以悲怆、坚定、近乎宗教徒的情绪,开始了他的演讲:“这次卢沟桥事变,日本用了卑劣欺骗的方法,占据了我们的北平、天津,杀死了我们的同胞百姓,奇耻大辱,无以复加,思之痛心!自从九一八以后,我们愈忍耐退让,他们愈凶横压迫,得寸进尺,了无止境!到了今日,我们忍无可忍、退无可退了。我们要全国一致起来,与倭寇拼个他死我活!……”
  他的声音越过黄淮、越过秦岭与昆仑,传向了一个个兵营,传向两百万身穿军装、血气方刚的青年:“我们军人,平日受全国同胞的血汗供养,现在该怎样的忠勇奋发,以尽保国卫民的责任?我个人做了全国的统帅,负国家存亡将士生死的全责,自然要竭我心力,操最后必胜的把握!……我们既战,就要必胜,只要我们全体将士能够一心一德、服从命令,结果一定可以打败倭寇,雪我国耻!”
  他的声音传扬在长江两岸、长城内外,飘荡在一个个集镇、一处处县城,以及几个初初近代化的城市的上空,并化作了一个古老民族在存亡断续关头的浩瀚表情。他说,中国历史已进入了又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国家已到了危亡关头了,既是中华民族的同胞,就应该大家一致起来杀敌救国”。他说,接下去的抗战,将是一场民族战争,“这次抗战,尤其应该发动全国各地方全体民众的力量和敌人拼命……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天要死的,总要死得值得、死得光荣”。甚至,对他统治下的亿兆子民,他也表现出了一丝罕见的温情:“要希望民众和军队合力一心、合拍应手,一定先要对民众表示亲爱精诚,得到他们的信仰,才能达到希望。关于对民众表示亲爱精诚的方法,例如征用民夫,必须随时体恤,勿使过度疲劳,发生怨望;遇到落难妇女老幼,必须尽力补救,视同自己家人一样……”
  而在表达过牺牲到底、“抗战到底”、最后必将胜利的决心后,他以这样的话语,召唤着两百万将士、四万万同胞以血肉铸就新的长城:“将士们!现在时机到了,我们要大家齐心、努力杀贼、有进无退,来驱逐万恶的倭寇,复兴我们的民族!……”
  整个中国屏声静息。这一天,从山东半岛到天山,五千年和四万万,集体地沉浸在一种肃穆的情绪之中。自从明朝沦亡,这个以五谷与土地、社稷和伦理为象征的伟大民族喑哑无声以来,从来没有哪一种情怀,如此牵连着山川大地、亿兆众生。这一刻,在四万万人的血管中,涌动着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秋瑾的鲜血。在悄无声息中,一个衰亡民族在实现它伟大的精神复兴。
  也是这一天,1937年7月31日,史诗般的大西迁开始了。而这时候,在大洋彼岸,石原莞尔依旧没有停止他拯救日本的努力。与蒋介石发表《告抗日将士书》几乎同时,他终于为中日和平赢得了最后一线希望。
  这个希望,就是以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为起草者的《日华邦交全面调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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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3】“近卫的先手”
石原莞尔认为,在国共两党各怀其心、同床异梦的情况下, 蒋介石是一定会答应这些条件的。 只要不再横生波折, 卢沟桥的战火将彻底熄灭,中日两国将从相互敌对变成结盟关系,而东亚历史也将彻底改写。 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在蒋介石召回大使、 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外交渠道之际,该怎么把这份方案送往南京,送到蒋介石面前。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第二章 03
  7 月 30 日,也就是北平沦亡、天津也随之沦陷这一天,通过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石原莞尔向天皇表达了他的忧虑。当天下午 4 时,天皇召见了近卫, 询问有关华北时局的事宜。
  《朝日新闻》 次日报道,“陛下非常挂念时局,召见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奏详实后退下”。 而日本战史后来记载说:“天皇问道:‘平定了永定河东北地区以后,停止军事行动不是很好吗? ’首相回答:‘是要尽快解决时局’。 ”
  所谓“永定河东北地区”,已包括了北平城区, 天皇试图以北平为筹码开始谈判。 又何止于此?次日也就是 7 月 31 日,当时发着高烧、身患重感冒的石原莞尔走进皇宫,“为天皇侍讲了军事形势”。 他说,“作为军方,沿保定一线作战已是竭尽了全力,没有信心再扩大战事…… 我相信以外交手段收兵是最佳之策”。 所谓“一个月解决华北事变”不啻于天方夜谭,倘若不彻底让步,中日战争将全面爆发。 他提醒天皇,在苏俄虎视眈眈的情况下,这场战争不仅将耗尽日本的实力,也违背了明治大帝“绝对避免同时有两个敌人”的谆谆告诫…… 这些话让一生最敬仰祖父、有志于再造“昭和维新”的天皇缓缓点头。 当天下午, 他派人捎话给近卫文麿:“这件事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如何? ”
  身患疾病的石原能够进入皇宫, 已堪称日本开国以来绝无仅有的事例,天皇的这个表态更属罕见之举。 十余年来,以“恪守君分”、无为而治著称的裕仁天皇,只对两件事有过明确意见,那就是镇压“二二六兵变”以及这一天的平息华北事变。 在得到天皇的授意后, 石原喜出望外。 当天下午, 他就召集了陆军省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海军省军务局局长保科善四郎以及外务省东亚局局长石射猪太郎,让他们共同制定 “三省和谈方案”。 松本重治后来谈道, 由于天皇有话在先,“在这次三省会谈中, 陆军也没有怎么从中作梗”。
  而次日也就是 8 月 1 日,以石射猪太郎为起草人,三省会议就抛出了多达几十款、被称为“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日华邦交全面调整方案》。
  在后来的历史里,这个方案被称为“石射方案”。 它首先包括两个苛刻的条款:签订“今后不再谈满洲问题”的密约,并缔结针对苏俄、“共同防共”的军事同盟条约。 在石原莞尔看来,无论逼迫中国公开承认伪“满洲国”还是要它秘密承认, 都是不现实的。 但搁置争议却很可能被中方接受。 至于一致对苏、“共同防共”,更是顺理成章之举。 中日之间存在着满洲问题, 但中苏之间也存在着外蒙问题;在“西安事变”后,尽管国共两党实现了短暂和解,但对蒋介石来说, 共产党始终是他最大的潜在对手, 而莫斯科恰恰与中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更不必说,直到此时,孙中山、犬养毅开创的“泛亚洲主义”思潮在国民党内还大有市场,除了孙科之外,几乎没有哪个国民党派系赞同“联苏对日”……这两个条款, 完整地表现了石原莞尔的对苏战略。 而作为回报, 日本愿意废除 《塘沽协定》,废除《何梅协定》,废除《土肥原-秦德纯协定》,废除冀东傀儡政权,废除冀东“特殊贸易”
  也就是走私贸易, 并承认华北是中华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冀察政权是南京政府的派出机构……一句话,华北将彻底地还给中国,日本将彻底地放弃“分治合作”的努力,并乐于接受一个统一的中国。
  倘若南京政府还不满意, 那就废除《淞沪协定》、废除上海的“ 非武装区” 地位, 甚至可以考虑取消日租界, 放弃以往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总而言之,日本只要满洲, 只要南京政府的一致对苏,别的都好商量。
  石原莞尔认为,在国共两党各怀其心、同床异梦的情况下, 蒋介石是一定会答应这些条件的。 只要不再横生波折, 卢沟桥的战火将彻底熄灭,中日两国将从相互敌对变成结盟关系,而东亚历史也将彻底改写。 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在蒋介石召回大使、 断绝与日本的一切外交渠道之际,该怎么把这份方案送往南京,送到蒋介石面前。
  在石射猪太郎的建议下, 日本的又一个密使人选,选择了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 而方案的送达对象,则是著名的“日本通”、年仅 31 岁的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
  高宗武,1906 年生,浙江温州人。 从 17 岁起, 他就开始了长达八年的留日生涯,“日语说得跟日本人一样”。 1931 年夏天,当时在九州帝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高宗武曾前往朝鲜调查因“万宝山事件”而引发的排华风潮,结果毫发无损。 他后来不无得意地谈道:“我在朝鲜穿着帝大制服,不仅日本人以为我是日本人,而且帝大学生在日本人中拥有更崇高的地位。 在日本有个说法,‘如果他有帝大学位, 我愿意把女儿嫁给他’。 ”(《高宗武回忆录》)
  也是这一年,他回到中国,出任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 但不过一年多以后, 他就进入了南京高层的视野,并伏笔了此后几年他在权力漩涡中心的挣扎浮沉。
  大约 1931 年秋天开始,高宗武在《中央日报》上连载他的博士论文,并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众多文章。 在中日关系急剧恶化之际,这些论述东亚外交的文章,很快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 次年初冬, 蒋介石召见了他,“拟委任侍从室上校秘书”。 但对这个大多数人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高宗武却拒绝了。 他后来解释说, “在内廷工作,动辄得咎,搞不好后半生的生活也成大问题”。
  但他到底没能摆脱从政的命运。1933 年 12 月,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兼任外交部部长,履任之初,他的嫡系、时任《东方杂志》主编的李圣五就送来了几篇高宗武的文章,“汪看后表示愿意见见这个年轻人”。 在一席长谈后,汪精卫也邀请他到外交部任职,参与对日谈判,这一次高宗武答应了。 这主要因为他对汪精卫的极度好感,“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 他后来喟叹说:“如果当时随蒋而不随汪, 其后大半生则完全不同了。 ”
  然而,对他的厚此薄彼,蒋介石并没有心怀芥蒂。 或许是惜才, 或许是同为浙江乡亲的缘故, 对这个身材瘦小、 体弱多病然而 “非常精明”、“擅长辞令”的年轻人,蒋介石始终有着一种长辈的姿态。 被公认为是“汪精卫的人”后, 蒋介石依旧屡屡召见他,经常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他同时成为蒋介石、 汪精卫的对日政策顾问了。
  汪精卫的赏识、蒋介石的青眼有加,使高宗武的仕途一帆风顺。 1934 年 5 月,进入外交部仅仅几个月,他就出任日本科科长;一个月后, 他又升任亚洲司帮办(副司长)。及至次年 5 月, 年仅 29 岁的高宗武被任命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 负责对日外交的具体执行。 南京官场普遍认为,在素有心病的蒋、汪之间,高宗武左右逢源,不啻于一个异数。
  这个“异数”既惹人注目,又多少和沉闷、平庸、唯唯诺诺的官场格格不入。 他称汪精卫“汪先生”,称继任外长张群“岳军先生”,即使对人人趋之若鹜、声口必称“委座”的蒋介石,他也不卑不亢地称为 “蒋先生”。 一个学者后来谈道: “高在外交部工作时向不称人官衔…… 这是高书生意气、甚为可爱的一面,但骨子里一种顾盼自雄、舍我其谁的心态又灼然可见。”(范泓,《高宗武旧事:从政七年如咯血》)
 或许, 正是这种顾盼自雄、“舍我其谁”,使他从 1937 年夏天起就走上了一条渐行渐远的歧路? 也是 7 月 31 日,他面见蒋介石以及一天前刚刚从庐山返回南京的汪精卫,“请求承担这次对日交涉的最后重任”。 他说:“时至今日,若一步错误则全东亚必灭。 值此非常时期……宗武当以热诚说服近卫公爵, 借近卫公爵的政治力量,以永定河为界,实现使日军从华北全面撤退的愿望。 拯救中国、 防止亚洲灭亡, 唯此一途。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对这个表态, 汪精卫当即表示赞成,“蒋介石沉默不语,既不赞成,也不否定”。 当天下午, 他就开始了寻求秘密交涉渠道的努力。
  高宗武找到的第一个秘密渠道, 是两年前认识的日本“南满铁路株式会社”驻南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 作为原陆军教育总监西义一的弟弟,这个初初步入中年的日本人正直、热忱;更重要的是,他是满铁总裁、在日本朝野有着广泛影响的松冈洋右的门生。 高宗武希望通过这个渠道,让与松冈洋右有着多年交情的近卫文麿, 了解到中日两国还有交涉的余地。
  当天下午, 高宗武来到中国银行南京分行行长吴震修家,见到了西义显。 两年前,他们就是通过吴震修认识的。 对高宗武的委托, 西义显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他后来写道:“我当场慨允了。 现在的问题不是事情能否成功, 而是如果不能报答他们的热诚,我就不能算是东亚人。我热血沸腾,想到自己来南京任职,不是命该接受今日的委托吗?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高宗武想象不到,几乎与此同时,石原莞尔也已说服了天皇,并着手拟定“石射方案”了。在西义显匆匆赶往大连后, 高宗武也在次日前往天津,寻找又一个交涉渠道。
  那就是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几乎是“卢沟桥事变”刚刚爆发,川越茂就来到天津,并一直逗留在这里。 此后二十多天, 任凭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在南京等得望眼欲穿, 任凭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一再拍发电报要他回南京复职, 他都始终置之不理。 他的蹊跷行踪, 甚至引发了众多日本议员的不满。 他们在众议院质问广田弘毅,“在此重要时期,作为大使却擅离职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么一来,急于和日本开始交涉的高宗武也只好亲赴天津找他面谈了。与川越茂的会谈, 几乎毫无结果。 川越茂表示,他可以转达高宗武的意思,但此举应视为中国方面的主动求和。 对这个下马威, 高宗武一口拒绝了。 作为一个精明强干的外交官,他怎肯在交涉之初就甘居下风? 又何况, 十几天以来,抗战的气息已弥漫了南京、弥漫了中国, “若有人稍作稳妥的议论, 便会被人骂作卖国贼,我等实有孤城落日之感”。 他又怎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求和者的身份进行对日交涉呢? 在两天的僵持后,8 月 3 日,高宗武一无所获, 怏怏不乐地回到南京。 就是他抵达天津的那一天,“石射方案”出炉了。 在遥远的东京,无论石原莞尔还是石射猪太郎,都在为怎么找到他而绞尽脑汁。
  回到南京后, 高宗武并不甘心。 在一番思量后,他决定前往上海,寻找他的好友、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以建立再一个交涉渠道。
  松本重治,1899 年生,时年 38 岁。 他出生在一个异常显赫的家庭,其祖父松方正义是与伊藤博文、西园寺公望齐名的“九大元老”之一。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 他先后留学美国、瑞士, 其间立志成为一名杰出记者。 1932 年 12 月,他来到上海,担任联合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 三年后,联合通讯社与电报通讯社合并,升格为具有国家通讯社性质的“同盟社”,而他也改任同盟社上海分社社长。
  他和近卫文麿自幼相识, 并且是包括岩永裕吉、尾崎秀实、西园寺公一等人在内的近卫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成员之一。自从来到上海, 他就被上海社交界视为近卫文麿的私人驻华代表, 以及最重要的亲华人士之一。 他不仅在日本国内颇具声望,在中国的交游也极其广阔。西义显后来谈到,“因其地位和名望, 被称为日本驻华的‘民间大使’”;日本学者藤井志津枝也认为,“松本重治是有名的记者…… 在政界、文化界均有深广的人脉。 他活跃在日本高层要人之间, 是位超派阀的重量级人物”。 (藤井志津枝,《日本对华诱和及其“参谋本部”》)
  过去几年,高宗武和松本重治一见如故,有着极好的私交。 他称松本为“阿重”,而松本也称他“宗武”而不是“高先生”。在此之外,松本也是中日友好亲善的最积极倡导者之一,他对日本军阀有着天然的反感。 这一切都让高宗武认为,无论于公于私、于情于理,松本都会向近卫文麿转达他的交涉意愿。
  但,不等他上路寻访松本重治,一个消息却不请自来了:这一天,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理事堤孝告诉他, 原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船津辰一郎将于 8 月 7 日抵达上海,“需与高先生密谈”。高宗武又惊又喜。 作为一名外交官, 他预感到船津此行必定负有秘密使命。他让堤孝转告船津, “将于 8 日晚上或 9 日上午,拜访船津先生”(日本在华纺织同业会,《船津辰一郎》)。
  8月 8 日,高宗武来到上海,却没能见到船津辰一郎。 这一天负责接待他的, 是几天前刚刚在天津会谈、 此时已回到上海的川越茂。 在几句不痛不痒的闲话后, 高宗武两手空空地告辞了。
  次日,他再次来到船津的上海寓所,并终于见到了他。 尽管高宗武一再试探, 船津却没有透露他此行的使命、关于“石射方案”的只言片语。 在一番不着边际的议论后, 他建议高宗武和川越茂继续交涉,仿佛他只是一个局外人。
  高宗武狐疑不已,但他依旧不肯死心。当天晚上,他再次约见了川越茂,却依旧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 几十年后, 石射猪太郎愤怒地写道:“8 月 9 日,船津见到了高氏,但是没有涉及东京赋予的使命, 只是要求严厉取缔抗日救国会的抗日宣传, 以此来敷衍搪塞。 之后又举行了川越、高两人的会谈…… 却也没有向高氏说明停战方案、邦交调整方案的具体内容,没有产生东京所期待的效果。 ”(石射猪太郎,《一个外交官的一生》)
  身负传达“石射方案”、挽救中日和平重任的船津辰一郎, 为什么要违背东京的意图乃至天皇的圣谕呢?他为什么先让堤孝知会高宗武, 临到头来却一再以川越茂为挡箭牌呢?
  几乎从一开始, 船津就不太愿意承担这个使命。 8 月 1 日,当石射猪太郎找到他时,他借口夫人重病、无法脱身,“因此,尽管石射求他, 他也没有马上答应”。 直到他的老上司、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亲自出面游说时,他才勉强接受了。这么一来,三天时间就被白白耽搁,8 月 4 日晚上,他才离开东京、前往上海。
  抵达上海后,那个擅离职守二十多天、以至于引发了议员们不满的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 又神秘地出现了。 他反对船津将“石射方案”透露给高宗武, 并大包大揽地表示愿意替代船津出面交涉。 石射猪太郎后来回忆说,对川越茂, 东京并非没有疑虑,几乎是船津刚刚动身,他就拍发电报给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说明船津氏的使命,并要总领事注意……‘外务省驻外机构不要介入’”。 但船津前脚刚走, 后脚就有人密令川越茂立即赶回上海阻止此事。 石射猪太郎写道:“川越大使回到上海, 听了船津氏的使命,就说‘我去见高司长’, 把船津挡了回去。 冈本总领事坚持外务省的训令, 反对介入这一会见, 但是大使不听。 船津氏就这样被耍了。 ”(石射猪太郎,《外交官的一生》)
  紧接着,川越茂又连夜施展如簧之舌,说服船津绝口不提“石射方案”。 几个月后,在南京大屠杀的无尽血泪中,川越茂在上海租界区偶遇了他的旧识、《大公报》 主笔张季鸾。 张季鸾悲愤地指责他破坏中日和平,他厚颜无耻地宣称“形势所迫,要救日本就救不得中国”。 这句话让蒋介石耿耿于怀、恨之入骨。 五年后,当中日战争迎来重大转机、中国已稳操胜券时,他依旧在日记里写下:“在我军由南京转进后, 季鸾在沪遇倭驻华大使, 彼语季鸾曰,‘今日欲救日本,即不能救中国’…… 当时吾闻之悲惨无已、终生莫忘。 可知倭国文武皆以为非灭亡中国不能求生存,其愚昧至此……”(《蒋介石日记》)
  就这样,中日和平的最后一线希望,与高宗武擦肩而过了。 不过, 石射猪太郎也谈道,“即使按预定方案举行船津、高的会谈, 可能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因为,就是船津、高宗武约定会谈的这一天,1937 年 8 月 9 日, 在广漠的大上海,“大山事件” 发生了。 它不仅使卢沟桥的战火从黄河蔓延到了长江、使“华北事变”演进为“中国事变”,它还使蒋介石将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发动“淞沪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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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二章 4】“近卫的先手”
“低调俱乐部” 源于高宗武的一句戏语。1937 年 7 月 30 日, 也就是寻机向蒋介石进言前一天, 胡适到高宗武家里吃午饭。 在谈及华北战事时,胡适问:“高先生有何高见? ”高宗武回答:“我的名字可能 ‘高’, 但我的意见却很‘低’。”几十年后,高宗武告诉美国学者格兰德· 邦克,“从此, 几个赞成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人的聚集之所,得了个‘低调俱乐部’的别称”。(格兰德·邦克,《和平阴谋》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7 年 8 月 9 日傍晚,两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大山勇夫、斋藤要藏开着一部福特牌敞篷车, 试图闯进上海的虹桥机场。 被中国士兵阻止后,他们大吵大闹,甚至拔出手枪进行威胁。他们不知道,此时卫戍机场的已不再是软弱可欺的保安队队员了。十几天前,中央军第 2 师补充旅一部已换上保安队制服,秘密进驻了这里。
  在一番冲突后, 几个士兵动手了。 他们当场击毙了大山勇夫、斋藤要藏。 紧接着,补充旅副旅长杨文瑔赶来,他匆促地作出一个决定:从上海监狱里提出一个死囚, 换上军装后击毙在机场门口,以此制造日本人先动手的假象。
  但此举却弄巧成拙。 在各国外交使团调查组赶来后,他们很快发现了诸多疑点:死者蓬头垢脸、指甲很长,不像是一名士兵;死者身上有被绳索捆绑的痕迹;更重要的是,死者是被驳壳枪击毙的, 而日本海军陆战队使用的都是小口径勃朗宁手枪……在这种情况下, 日方气势汹汹。 8 月 11 日,按照东京的授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提出了撤退保安队、 拆除市区防御工事、 使上海成为不设防城市的要求; 紧接着, 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也命令日舰开进黄浦江口岸,以示威吓,并命令驻防长崎的海军第一陆战队随时准备增援上海……“华北事变”渐渐扩大为“中国事变”了。 在此之际,蒋介石作出了三个重大决定。
  第一个决定, 是加快中国工农红军的改编工作。远在 1937 年 2 月,围绕着改编的规模、组织和人事,国共两党就开始了长达半年的谈判。最早解决的是规模问题: 共产党方面提出要编成 4 个军 12 个师,南京政府的方案则是两个师8 个团。在相互让步之后,3 月 8 日,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 那就是给予 3 个师 12 个团兵员45000 人的编制。
  但在组织、 人事等问题上, 双方却分歧巨大、久悬未决。蒋介石提出:毛泽东、朱德必须到重庆任职或出洋考察; 各个师的副职必须由南京方面指派;基层部队的党组织一概撤销;师以上的政训处必须由原复兴社书记长、“ 十三太保”之一康泽担任总负责人……对此,中共方面一一拒绝。 直到 7 月中旬,在“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发表《中国最后关头》演讲时,两党的庐山改编谈判依旧无疾而终。
  8 月 9 日,也就是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共代表飞抵南京再次谈判这一天,“ 大山事件”却意外地改变了谈判进程。 此后十余天,蒋介石几乎放弃了在政治上控制红军的全部要求,8 月 22 日,国民政府的改编令就得以颁布。在很大程度上,它改写了中国现代史。
  而与改编红军几乎同时, 蒋介石又决定和苏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公诸世界。
  无论杉山元、梅津美治郎的“对华一击论”, 还是石原莞尔、石射猪太郎的“石射方案”, 为的不都是对苏备战并将中国纳入这个轨道吗?
  既然如此,那就先让日本人死了这条心。8 月 11 日, 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若先与俄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则可先打破其第一迷梦, 不再要求(一致对苏)…… 联俄虽或促成倭怒,最多华北被其侵占而无损于国格。吾于此决之矣!”(胡佛研究所,《蒋介石日记》)
  也就是说,在不知道“石射方案”的情况下, 蒋介石已决定交好苏俄、全力对日。 在他看来, 没有什么是比这个条约更具威慑、更有力量的了:在苏俄的威胁下,只要中国能坚持一年半年甚至几个月, 日本将不战自乱。 它或许能够在战场上节节取胜,但满洲、朝鲜以及它的本土, 都将成为苏俄随时可以攻击、并且毫无防御之力的命门所在。 蒋介石认为,到那个时候,日本必将主动求和,而他也能以“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为条件,赢得体面而光荣的和平。
  仅仅十天以后,8 月 21 日, 这份条约就得以签订了。 又几天后,蒋介石就以复杂的态度、一言难尽的心思, 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条约。据说,消息传来后,日本朝野乱作一团,“膺惩暴戾支那”的声音地动山摇;与此同时,石原莞尔黯然离开陆军中枢, 自我放逐到了满洲。 此后几年,深刻了解日本未来命运的他,再也不肯过问东京的国策。
  然后,是将主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并投入绝大多数的精锐部队,与日本进行逐巷逐屋、寸土必争的争夺战。 在后来的历史里, 这个决定被众说纷纭、毁誉不一。 它和改编红军、中苏订约一起,被视为蒋介石一生中最大也最有争议的赌博。
  远在 7 月 21 日,军事家蒋百里就建议蒋介石“淞沪开战并扩大之”,以此将日军主力引诱到东线战场。 他认为,华北千里沃野,极有利于日本机械化部队的展开。 一旦华北沦陷, 日军很可能沿平汉线直趋武汉,“则中国将东西纵断为二”。 到那个时候,国民政府无法西迁,势必陷入战略包围。
  蒋百里的建议,主要从军事着眼。 紧接着, 陈诚、张治中、冯玉祥、黄绍竑…… 众多高级将领也从各自的角度出发, 纷纷建议淞沪开战。其中陈诚的观点最值得重视:日本在不扩大方针下出兵华北,背后是根深蒂固的“分治合作” 思维, 亦即华北纷争与南京无关。 淞沪开战却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姿态,它将向全世界表明,所谓不扩大、“战场局限于华北”,只是日本人的一厢情愿。 对这个古老民族来说, 无论长江、珠江还是大西南、大西北,都和华北如同一体、不可分割。 在这个意义上,淞沪开战标志着中国的统一。
  陈诚的意见,主要从政治考虑。但直到 8 月7 日,蒋介石依旧决定,投入 100 万大军进行首期决战,华北、河南 75 万,闽粤 15 万,江浙 10 万。 “可见, 当时尚未将上海地区作为主战场”(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
  但“大山事件”改变了这一切。 8 月 11 日, 也就是日本勒逼上海撤防这一天, 蒋介石下达密令, 将原计划奔赴华北的 75 万大军投入上海。对此,史学界有着纷纭的猜测、长久的争论。但毫无疑问, 它是卢沟桥事变扩大为全面战争的一个转折点。 据说,它和蒋夫人宋美龄有关。在此之前, 蒋介石担心中国无力维持一场全面战争,因此不顾蒋百里、陈诚的建议,决定以华北为主战场;但宋美龄告诉他,只要能在上海坚持几个月,英美必将介入、西方必将干涉,这场战争也将迅速而体面地结束。 这么一来, 一个“以战促和”、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设想,就在蒋介石的脑海里成形。 倘若日本在苏俄的威胁、西方的干涉下求和, 中国将赢得极大的谈判主动权;倘若媾和失败、战争继续扩大,那么,蒋百里的建议、陈诚的观点,也能保证中国立于不败之地。
  无论如何,1937 年 8 月 13 日,在广漠的大上海,“淞沪会战”打响了。
  “淞沪会战” 整整进行了三个月。 8 月 13 日,两个最精锐的全德械师,87 师和 88 师首先投入了会战;紧接着,宋希濂的 36 师、桂永清的陆军教导总队也开赴上海战场。 而这是南京政府仅有的四个全德械师。
  在最初的十天,8 万余名中国士兵向 3 千余名日本海军陆战队队员、3700 余名 “在乡军人” 和千余名舰载水兵, 发动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与此同时,8 月 14 日,高志航率领的中国空军一举击落了六架日机,这个日子因此被国民政府定为“空军节”。 在会战的第一阶段,尽管中国军队伤亡惨重,日军的阵地却在不断收缩、动摇。
  但好景不长。 8 月 23 日拂晓,松井石根率领的两个师团增援部队,从川沙、狮子林一线登陆了。 此举逆转了淞沪战事, 并揭开了双方源源不断地投入重兵集团的序幕。
  几乎是会战刚刚打响,驻防江西的第 3 师、驻防山西的第 6 师、驻防福建的第 9 师、驻防湖南的第 14 师……20 个尚在整编的半德械师, 就如同滚滚铁流, 从四面八方奔赴上海。 作为中国军队的精华,它们大多不满员,每个师仅有十余门山炮、三十余门迫击炮。 一个个士兵,大多头戴钢盔、手持国产中正式步枪或德制毛瑟枪,每月领取 12 元左右的薪饷,平均年龄是 21 岁。
  他们从赣江来,从闽江来,从湘江边上来, 从汾河流域来。 他们大多接受过小学教育,能写简单的家书、懂得以身许国的道理。 他们的领章背面, 有着这样的字眼,“ 爱国家、 卫民众”,“守军纪、抗侵略”;而在他们星夜赶赴上海的路上,也定然能够发觉,一处处茅舍、一条条街道已经刷上了一幅幅崭新的标语,“ 中华民国万岁”、“打败日本侵略者”、“ 誓死不当亡国奴”……他们决心以自己年轻的血,去浇灌出一个衰亡民族新的生机。
  而在 24 个全德械师或半德械师之外,还有各省的地方部队。
  湘军、桂军、川军、晋绥军、西北军……会战打响后,那些原本雄踞一方、割据自肥的地方军阀, 也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钱。 他们没有一个人旧习不改, 没有一个人讨价还价。 与三十多万参战的中央军士兵相比,这些部队的装备更加破烂、薪饷更为微薄。 他们,大多在一个个偏远的乡村长大,从小眼巴巴地看着有钱人家的孩子去读书、去认字,自己却只能砍柴、喂猪、干农活。 他们大多娶不起老婆,也订不下亲事, 在某个收成不好的年份、或家庭遭遇灾难时,他们只能自己卖了自己,用几十元的壮丁钱帮家里渡过难关。 进入军营后, 他们大多经受过长官的打骂、凌辱、克扣军饷,从未感受到身为军人的尊严……对这些青年来说, 赤贫的生活、 残酷的人世、蛮横的官吏、不知埋骨何处的凄凉……始终伴随着他们, 如同命运的标签。 在那个积贫积弱、麻木混沌的末世,他们如同一颗颗草籽那样自生自灭,渐渐地愚昧、自私、干瘪而荒凉。 但上海改变了这一切。 自从来到上海, 他们改写了自己从军的意义,并焕发出生命的光辉。
  他们在虹口作战,他们在闸北作战,他们在浦东作战,他们在日军源源不断地增援的滩头作战。 而当主力撤出上海后, 他们也留下了谢晋元及其八百壮士, 在苏州河北岸作战。 他们让四万万人且歌且哭, 并感动了全世界。 即使在灯光熄灭的前夕, 一个叫杨惠敏的 14 岁少女,依旧游过苏州河,给谢晋元和他的四行孤军送来了一面青天白日旗。 那一夜, 三百万双眼睛都注视着这面缓缓升起的旗帜,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的歌声,更响彻了十里洋场、租界内外……在持续三个月的大会战中,参战的 78 个师大约 75 万名中国军人,共有 18.7 万余人伤亡。其中包括几名将领、 几千名校尉军官。 但他们的牺牲并非没有价值, 即使按照日本参谋本部公布的数字,截至 1937 年 11 月 8 日,在参战的9 个师团大约 28 万名日本士兵中, 也有 9115 人战死、31257 人负伤。 更重要的是,在千万青年前赴后继、慷慨死难的背后,是“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妄言的破产,是大洋彼岸或同情或诧异的目光,是一个在血与火中渐渐觉醒、如同凤凰涅槃般浴火重生的伟大民族……在淞沪会战以血肉搏击钢铁、 以筷子挑翻战车的死难中,高宗武没有放弃他的和平主张。他找到了他的众多同道,无一例外,都是政府高官、知名学者、社会名流。
  首先是周佛海。
  周佛海,1897 年生,时年 40 岁。 他出生在湖南沅陵县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7 岁时就失去了父亲。 但他生性聪颖、放纵不羁,丝毫没有孤儿寡母家庭的悲凉色彩。 正是这种性格,伏笔了他青年时期的种种际遇、 跌宕多彩的大半生。
  从长沙兑泽中学毕业后,1918 年,21 岁的周佛海东渡日本留学。 当时, 伴随着世界大战的爆发、欧洲的沦为废墟,欧洲迷信已经彻底破产。 在种种社会主义思潮席卷的日本, 周佛海很快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1921 年夏天,作为仅有两名成员的东京共产主义小组代表, 他出席了中共“一大”。
  他在上海法租界度过的那个夏天, 结识了国民党元老戴季陶。 作为学养深厚、 兴趣广泛的理论家, 戴季陶不仅是中国最早研究 《资本论》的学者,他还是中共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只是在“一大”前夕,由于孙中山不允许国民党员加入其它党派, 他才不得不忍痛退出中共发起组,并为此痛哭了一场。 在戴季陶离开渔阳里 2号后,周佛海依旧和他频繁通信, 两人交情日深。
  在戴季陶的帮助下,1924 年 5 月, 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周佛海来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在戴季陶的帮助下,次年秋天,他创办了《社会评论》周刊,由此崭露头角;在戴季陶的帮助下,他的代表作《三民主义之理论的体系》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畅销近百万册,并奠定了他国民党主要理论家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1926 年 9 月,他手持戴季陶的推荐信,投入戴季陶密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的门下,并很快成为蒋介石的心腹亲信之一。
  他历任军委会政训处处长、 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南昌行营主任等要职, 并在三十岁出头就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 他是 CC 系的九名最高首脑之一,也是三青团、军统局前身“复兴社”的七名政治指导之一,被称为“嫡系中的嫡系”。 在杨永泰遇刺后,他和陈布雷被视为蒋介石最倚重的两大幕僚之一, 一时炙手可热。而在抗战爆发后,他更身兼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大本营政略部副部长、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三职,地位已隐隐在陈布雷之上。
  但,也是抗战爆发后,他和蒋介石出现了重大的分歧。
  分歧从庐山开始。 1937 年 7 月 13 日,周佛海来到庐山,参加“庐山谈话会”。 上山伊始,各界名流、朝野人士对卢沟桥事件的义愤填膺,就让他深感不安。 他后来谈道:“从当时的空气来说,对日强硬态度是很昂扬的…… 我以后曾加以思考,以为如果当时没有庐山会议,则中日关系恐怕不会变成了像今天的状态。 ”(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让他更为担心的, 是蒋介石的态度。 周佛海认为,那些鼓吹抗战的人,无论共产党、桂系还是黄炎培、张君劢之流,大多别有用心,“他们因为要倒蒋,所以高唱持久的全面战争”,以便让蒋介石和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蒋先生是绝顶聪明的,这种把戏,哪里瞒得过他? 所以他们的调子唱得高,他的调子唱得更高”。也就是说, 在周佛海看来,无论《中国最后关头》还是《告抗日将士书》 都不是出自蒋介石的本心。 蒋介石的抗战姿态, 一方面是为了迎合舆论,“可以压服反对的人,使他们失掉反蒋的理由”;另一方面也希望日本人知难而退,“使日本知道这次不是可以威胁成功,而促成日本的反省,以提早事件的解决”。
  一句话,在周佛海眼里,和近卫文麿没有什么两样,蒋介石玩的是虚张声势的把戏。 “他这种用心和办法……足以作茧自缚, 逼迫他走上他不愿意走的路。”“当时我就对朋友说,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适足烧身,前途是未可乐观的”。
  为此,《中国最后关头》刚刚发表,周佛海就委托他的几个朋友向蒋介石进言, 试图让蒋介石改变主意。
  首先是《大公报》主笔张季鸾。 作为近代中国最杰出的报人之一, 张季鸾在朝野有着广泛的声誉,蒋介石对他也极为敬重。 但出乎周佛海的意料,与蒋介石一席长谈后, 张季鸾却告诉他:“我想去说服蒋先生, 却终为蒋先生说服了……一切都委诸蒋先生好了。 ”
  在张季鸾之后,是中国青年党的两名党魁, 李璜和左舜生。 但蒋介石的态度极为坚决,以至于他们讪讪而退。 周佛海后来在 《我的斗争记》中说:“他们虽不被(蒋介石)说服,但结果也无济于事。 于是我们的主张, 遂不被蒋介石采用了……”
  在两次努力徒劳无功、日军占领平津之后, 周佛海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唯恐事态一发不可收拾,为此又找到了两个社会名流,试图阻止《告抗日将士书》的发表。 那就是北大教授胡适和陶希圣。
  7 月 31 日,受到周佛海的委托,胡适、陶希圣前往蒋介石官邸,试图寻机进言。 这一天,与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共进午餐的,共有五个人: 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以及胡适、 陶希圣。 其中陈布雷与周佛海观点相近,梅贻琦也不主张扩大战争, 是个再好不过的进言机会。但一个意外的插曲, 却让他们迟迟无法开口。
  那就是南开大学的被夷为平地。 7 月 28 日, 也就是日军进攻天津这一天,“日机连续轰炸南开四小时”,试图炸平这个“一二九”以来的反日运动中心; 次日, 日军又出动一个飞行大队,以九二式 50 千瓦弹反复轰炸。 及至 7 月 30 日天津沦陷后,“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 满载煤油,到处放火。 秀山堂、思源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 尽在火烟之中。 烟头十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间,烟云蔽天”……消息传来后,张伯苓痛不欲生。 这一天,他老泪纵横。 “一辈子的心血, 就这样毁了……(但)敌人所能毁者,南开之物质;敌人所不能毁者,南开之精神。南开同仁将因此而愈益勤奋”。在如此悲怆的话语面前,蒋介石的眼角也湿润了。他这样宽慰张伯苓:“南开乃为国家而牺牲。有中国,必有南开……”
  八年以后, 南开因此成为唯一一所政府拨款、原址重建的大学。但这一天,因为这个插曲, 胡适、 陶希圣怎么也说不出和平解决的话语。直到告辞时分,胡适才谈道:“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蒋介石的回答是:“我是要找他谈话。”(《胡适日记》)
  当天下午, 高宗武为此求见蒋介石、 汪精卫,“请求承担这次对日交涉的最后重任”。但由于川越茂的从中作梗、船津辰一郎的有辱使命, 他到底也没能逆转大势。 至此, 周佛海山穷水尽、无计可施了。
  但,“淞沪会战”爆发后,以周佛海、高宗武、胡适、陶希圣为主角,南京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谈话圈。 这个谈话圈自诩清醒、理性,并视抗战的种种主张为“唱高调”;这个谈话圈以“ 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为基本估计,试图将蒋介石拉回到和平轨道上来。
  这个谈话圈,就是所谓的“低调俱乐部”。
  “低调俱乐部” 源于高宗武的一句戏语。1937 年 7 月 30 日, 也就是寻机向蒋介石进言前一天, 胡适到高宗武家里吃午饭。 在谈及华北战事时,胡适问:“高先生有何高见? ”高宗武回答:“我的名字可能 ‘高’, 但我的意见却很‘低’。”几十年后,高宗武告诉美国学者格兰德· 邦克,“从此, 几个赞成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的人的聚集之所,得了个‘低调俱乐部’的别称”。(格兰德·邦克,《和平阴谋》)
  这个“低调俱乐部”,以周佛海的南京西流湾 8 号住所为中心。平津沦陷后,与千万知识分子一样,陶希圣不愿北上,他托人护送家眷南下,住进了这个三面池塘、遍植垂柳和竹林的庄园式建筑。 几天后,这里又多了两个借宿者,原江宁实验县县长、中央政治学校教授梅思平,以及周佛海的同乡亲信、时任军委会办公厅秘书处处长的罗君强。
  这几个人连同胡适、高宗武,构成了“低调俱乐部”的雏形。 而在“淞沪会战”爆发后,由于空袭不断,这所修建了防空洞的宅院更是人来人往、高朋满座。
  陈布雷、顾祝同、熊式辉、徐永昌…… 这些达官显贵、高级将领,几乎天天出没在这里。 他们的话题, 当然离不开渐渐扩大的中日战争。与周佛海一样,他们无不认为,“这次中日战争, 真是冤枉极了,因为是阴错阳差的打起来,就不能不糊里糊涂的打下去。 在卢沟桥事变初起的时候,两国的当局,何尝没有就地解决的意思? 何尝不采取不扩大的方针? 但是虽然都有不扩大的心,而都处于不得不扩大的势”。 (周佛海,《回忆与前瞻》)
  那么, 对战争前景, 他们又是怎么看待的呢?
  “中国的人的要素、物的要素、组织的要素, 没有一件能和日本比拟的”。 如果战争持续下去,“日本当然是要愈益困难的。 但是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已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也就是说, “战必大败”,这是一场既阴差阳错、又毫无希望的战争。
  与此相反,“和未必大乱”。 在他们看来,日本的主要敌人是苏联, 他们的和平条件不会太过苛刻。 至于共产党、 桂系以及 “一切失意分子”,他们之所以极力主战,与他们岌岌可危的处境有关。 以桂系为例, 作为最后一个不服从的军阀,它事实上已陷入了山穷水尽的境地,至于共产党更不必说了。 只要和日本签订相对宽大的和约,即使这些势力群起声讨,南京政府也能不费吹灰之力地镇压他们。 周佛海后来总结说:“当时有三种观察: 一是战必大败、 和必大乱;二是和必大乱、战未必大败;三是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 我研究的结果, 竟得第三种看法是对的。 ”
  在这样的议论声中,他们相互应和、彼此认同,渐渐坚定了谋和决心。 周佛海后来回忆说: “自从庐山谈话会回到南京以后,就和许多朋友研究如何在适当情形之下…… 恢复和平的关系。 ”
  也是在这样的议论声中, 淞沪会战的前景越来越悲观:10 月 15 日, 日军突破蕰藻浜防线,会战顿告危急;10 月 23 日,大场镇失守,中方全线撼动。及至 11 月 5 日,大约 12 万人的柳川平助兵团在杭州湾登陆, 几十万中国大军顿时陷入了被围歼的危险……仓惶中, 南京政府的西迁开始了。 此后几个月, 顾祝同兼任江苏省主席; 熊式辉留在了江西,“主持赣政长达十年”;而胡适不仅被任命为驻美大使,他的战和观念也彻底改变了。 他的日记记载:“离京那天我明告精卫、宗武、希圣三人,我的态度全变了, 我从此走上了‘和比战难两倍’的见解。 ”这么一来,“低调俱乐部”的成员,只剩下了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梅思平和罗君强五人。
  11 月 15 日,在大西迁的潮流中,高宗武踏上了前往武汉的轮船。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回头就是故都,但前方却是茫茫长江。 在几天的旅程中, 他回顾了几个月前的和平努力:川越茂已经无法指望了, 松本重治他并未给予付托,唯一的希望西义显, 却又不知道身在何方……面对滔滔江水,他只能一次次地追问:“西君,你在哪里呢? ……”



 楼主| 发表于 2020-6-21 22:18:5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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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1】大矶海边
1937 年 12 月 30 日, 西义显离开大矶,准备前往上海了。 这时候, 长江下游的战火已经大致平息, 而他苦苦寻找的吴震修,“也终于有了下落”。 他所思谋的“和平运动”,似乎可以揭开序幕了。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此时,西义显正在日本大矶的海边。
  7 月 31 日,在受到高宗武、吴震修的委托后,西义显很快处理了种种公私事务,并连夜赶往大连。 一路上, 不时有报童在码头上叫卖着中日战争的种种新消息,他心急如焚, 却又无可奈何。 抵达大连后, 他又听说松冈洋右已前往奉天,为此再次上路。 次日中午,在奉天大和旅馆,他终于见到了他的老师、满铁总裁松冈洋右。
  作为日本近代史的有名怪人, 松冈洋右表示愿意促成这件事。 “事已至此,实为日中两民族之宿命所定,在劫难逃。 但愿也有机会,经过某个有机缘的人的活动,使两国恢复和平…… 既然中国方面信任你,你或许就是适合这一机会到来的人。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当天下午, 西义显就携带着松冈洋右写给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的亲笔信, 飞往了东京。在见过风见章和近卫文麿、“说了要说的话”后, 西义显前往了大矶海边。 此时, 中日航路已经断绝了,唯一的自由港上海, 又处在大战一触即发的边缘。 他只能在这里等待着淞沪会战的结束, 等待着中日和平的新转机,“并期待与中国方面同志的再次见面”。
  此后三个多月,一个又一个传来的,是战争不断扩大的消息:11 月 12 日, 在粉碎了日本“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狂言后,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发表了《告别宣言》,宣布上海沦陷;几十万大军撤离上海,撤退工作是如此混乱,以至于三道耗费巨资、被称为“东方马其诺防线”的永久性工事都没有派上用场;12 月 1 日, 在松井石根的一再坚持下,天皇终于颁布了“向南京进军”的诏书,日本为之举国狂欢;又十余天后,南京沦陷了……渐渐地,来自海洋的朔风越来越大。 “中国同志”与他的联系,已经被炮火彻底隔绝了。 然而,在日复一日的天地循环、潮起潮落中,他的心事也如同大海的波涛那样,起伏不定、汹涌澎湃。 他每天站在伊藤公沧浪阁附近的沙丘上, “一边俯视着相模海滩的万里波涛,一边设想着如何重新建立正常的日中关系”(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所谓“小余缓岐”,是大矶的古称。作为避暑胜地,这片供奉着伊藤博文庙宇的海滩,此时却因为时值严冬而人迹罕至。 在水鸟飞掠而过的阵阵悲鸣中, 西义显下定决心, 一定要和高宗武、和许许多多有志于中日和平的青年一起,促使中日两国政府回到谈判桌边, 并实现东亚光荣的和平。
  那么,该如何着手“和平工作”呢?这种和平的面貌,又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在西义显看来,蒋介石、四万万中国人的和平底线,“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是再合理不过的了,“是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小限度”(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但,即使东京内阁能够接受这个底线,两国就能实现真正的和平吗? “如果回到卢沟桥之前问题就能解决的话, 这一次战争本来就不会发生”。
  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 谁敢说不会再有微小的纠纷, 引发两国兵戎相见的惨剧呢? 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谁敢说杉山元、武藤章之辈不会策动新的“中国事变”呢?所谓“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的诉求。 要实现两国永久、光荣的和平,不仅需要日本军队彻底撤出中国,也不仅需要归还华北、满洲乃至台湾, 更重要的是, 日本必须彻底改造国内政治,彻底根绝军阀当政的乱根。
  毫无疑问,这场战争的罪魁祸首,是东京市谷台军部大厦里的那些昭和新军阀。过去几年, 他们已渐渐挟持了内阁,继而挟持了政党、财阀和议会,如今又试图挟持全日本,将之引领上战争之路。
  问题在于, 这一切的根源都必须追溯到1889 年颁布的、被视为“万世不易之法典”的明治宪法。 “明治二十二年制定的日本宪法,表面上披着立宪国的外衣,实质上很明显地是维护专制主义”。又何止于此?即使被视为东方传奇、后来大书特书的“明治维新”,也不过是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
  这个冬天,在大矶的海边,深切担忧民族命运的日本人西义显,决心找到自己的同志,组成致力于中日和平的“第三势力”,以实现东亚永久的和平,并以此为契机彻底改造日本。
  1937 年 12 月 30 日, 西义显离开大矶,准备前往上海了。 这时候, 长江下游的战火已经大致平息, 而他苦苦寻找的吴震修,“也终于有了下落”。 他所思谋的“和平运动”,似乎可以揭开序幕了。
  12 月 31 日,在长崎候船时,西义显又一次听到了 “除夜之钟”。 或许是境由心生的缘故, 这一次,这个新年序曲已不再苍茫、空灵,而夹杂着浓重的血腥和暴戾气息。 紧接着,1938 年元旦,在千万人忙碌拜年的身影中,他踏上了前往上海的轮船。
  两天后,1938 年 1 月 3 日,他抵达了上海。上海已经彻底变了模样。 昔日繁华的老城厢、闸北,此时已经没有多少人家了,处处可见烧焦的木头和残垣断壁;与此同时,租界却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 这个仅有区区 22.6 平方公里、被称为“建立在沙滩上的天堂”的国中之国, 依旧维持着它远东第一都市的气派。
  从大矶出发时,通过他的朋友、日本外务省东亚局事务官松村基树,西义显已经拿到了吴震修在上海的新电话号码。 当他拨通这个电话时,对方告诉他,吴震修已经不住在这里了,并且“绝对不会见日本人”。 询问过几个中国旧识后, 他似乎知道吴震修这么做的原因了。 1937 年 12 月 14 日也就是南京沦陷次日, 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临时政府”成立了。 这个傀儡政权有意让吴震修出任财政部部长,但几乎刚刚放出风声,吴震修就不见了,并声明“绝对不会见日本人”。 西义显认为,吴震修是为了避免当汉奸,才有意地躲了起来。
  但在又一次拨通那个电话后,他才意识到,一切都没有那么简单。
  这一天,西义显在电话里反复表示,他和日本军方毫无关系, 更无意让吴震修出任伪职。但任凭他怎么恳求, 对方却始终一言不发。 直到西义显不顾被监听的危险, 说起他此行的目的、他和吴震修的约定时,对方才冷冷地表示, 他愿意把这些话转告吴震修。而 1 月 9 日,在几天难熬的等待后, 一个中国银行的职员终于来到他下榻的汇中饭店, 并把他带到法租界愚园路的一栋花园别墅里。
  几乎刚刚走进空寂无人的大厅, 西义显就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紧接着, 吴震修出现了。 这个与他相识两年多、 彼此知心的银行家让西义显大吃一惊。 “本来他精力充沛,虽然受的是西洋教育,但有着东方的精神风貌,面色红润,待人和颜悦色。 从他那朝气蓬勃的举止上, 怎么也看不出已是年近六旬的人。 可是那天的吴震修,却变成了一个毫无生气、面色灰白的老人,而且神情中明显地带有凄惨痛苦的痕迹。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一时之间,西义显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这时候,吴震修开口说:“西先生,已经不行了。 中日关系已经完了。 ”
  他说:“日本只有自己处理自己所做的事, 别无其它办法。 ”
  他并且谈道, 做出这等行径的日本民族, “不久也将落到十分悲惨的下场”……而在他断断续续的讲述中,西义显渐渐明白了一切。
  几乎是淞沪会战刚刚爆发, 被视为 “亲日派”的吴震修,就受到蓝衣社的袭击。 虽然幸免于难并逃到了上海的租界区, 但他依旧没能躲过命运的诅咒:1937 年 9 月, 他唯一的儿子因为身患伤寒死去了;又几天后,他的夫人也发疯了。 短短两个月之内,吴震修家破人亡。 而在他看来,倘若不是因为亲日态度,这一切本来都是可以避免的。
  与家庭灾难相比,对他有着更重大打击的, 则是“南京大屠杀”。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军开进南京。 从这一天起,几万日军就开始了长达六周的劫掠、强奸、放火和杀戮。 12 月 15 日,他们押解两千余名已放下武器的中国军警,来到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并毁尸灭迹;几个小时后,又有九千余名士兵、市民被集体屠杀了,仅仅活下来九个人。
  这一切不过是个开始。12 月 16 日,5000 余名战俘、 难民在中山码头被集体杀害;12 月 17 日,3000 余名工人被勒令在长江边一字排开, 日军以寻欢作乐的心态,泼上了煤油,点燃了柴火。到 12 月 18 日,屠杀达到了顶峰。这一天,五万余名中国战俘、普通难民被驱赶到下关草鞋峡,先是机枪扫射,继而刺刀屠戮,最后,又被纵火焚烧,残骸投进了长江。 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哪一次集体屠杀有着这么多的花样,有着这种近乎狂欢的情绪……又何止于此?在从无锡到南京的行军途中, 日军少尉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就开始了“百人斩” 比赛。 他们相约,谁先杀掉 100 个中国人,谁就算作胜者。 如果说,这个约定已是人类丑行与暴行的登峰造极之作的话,更加丑陋、更为卑劣的,则是那些接受过现代教育、被视为知识分子的日本人。 几乎是“百人斩” 比赛刚刚开始,日本最大的报纸之一《东京日日新闻》就开始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并引发了日本媒体的集体狂欢。 在向井敏明杀死了 106 个人、而野田毅也杀死了 105 人后,《东京日日新闻》 报道说:“不知不觉, 双方都超过了 100 人, 这是很让人愉快的事…… 是谁先砍了 100 人都不去问了,‘算作平手游戏吧, 再重新砍 150 人怎么样’? 两人的意见一致了,150 人斩的竞争就要开始了……”(《东京日日新闻》,1937 年 12 月 13 日)
  紧接着,四名《东京日日新闻》的随军特派员又开始追踪南京城内的屠戮,他们的姓氏分别是浅海、光本、安田、铃木。而 70 余年后,这份挑战了人类良知底线的报纸依旧存在着,只不过更名为《每日新闻》。 它依然是亚洲最大的报纸之一,日均发行量高达四百万份。
  直到西义显见到吴震修时, 屠杀还在进行着。 在这场持续六周的空前浩劫中,共有 30 余万中国居民被杀害,大约两万名妇女被强奸、轮奸,大约 3 万所房屋被付之一炬。这些被焚毁的房屋不仅占到南京建筑总量的三分之一,并且大多位于最繁华的街区。 倘若不是费区、拉贝、魏特林等西方友人慷慨庇护的话,躲进“国际安全区”的 25 万中国居民,很可能也无法幸免于难……南京成为一座死城了。 南京之死, 让吴震修为之发狂号泣。 他毕生的亲日信念, 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彻底坍塌了;经历了这样的大悲大伤、自我拷问之后,他变成了一具行尸走肉。 西义显后来描述说:“已经没有了愤怒、 憎恶以及过去所做的无尽的梦。 他虽然活着, 却变成了信仰寂光净土的人。 ”
  南京之死,也让西义显感到无地自容。 他没有脸面再逗留在这所房子里, 更没有脸面谈什么中日和平了。 他后来写道:“ 对于吴震修……(我)找不出适当的词语表达自己的感激。 作为如此可耻的日本民族的一员, 对他的这种警告, 我不知如何感谢才好。 我只是深深地祈愿他身体健康,而后便与他告辞了。 ”
  但在走出那所花园洋房后,那种行尸走肉、世界荒谬的感觉, 依旧久久地萦绕着他。 几十年后, 他回顾了这种感觉:“我怀着若有所失的空虚心情, 挤进上海南京路的拥挤人群中。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感到大都市的寂寥。 作为国际都市的上海,它的膨胀、混沌、喧闹以及无意义的轮廓, 像重压一样使我喘不过气来。 我如同失魂落魄,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汇中饭店。 ”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此后几天,在汇中饭店的房间里,西义显足不出户。 几乎一闭上眼睛, 那个已经死去了的城市、 那无尽的尸骨和血泊, 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渐渐地,他变得消瘦、憔悴。
  但是,在几天的挣扎后,他还是下定决心, 继续推进他所设想的那个“和平运动”。“日本民族所犯下的残暴罪行, 虽然切断了我与吴震修的联系, 但已确定了命运的目标……为了向中国民族和吴震修赎罪…… 应该以男子汉的精诚,向着为完成这一困难任务的方向前进。”(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那么,这个“和平运动”该怎么着手呢?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背信弃义, 以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中国人还会信任日本人包括他这样的日本人吗? 日本要以怎样的努力, 才能化解这种仇恨,才能让这两个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的国家重新回到谈判桌边来?
  他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却没有意识到,新的命运已敲响了自己的家门”。
  敲响汇中饭店这一扇房门的,不仅有命运, 还有一双白皙、略显肥胖的手。 “房门刚被敲过便轻轻地推开了, 一个白皙肥胖的绅士悄悄地走了进来”。“(他)大声地向我打招呼,‘呀!好久不见,你好哇’”。“他飞快地跑过来,感情非常激动地伸出有力的手, 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要和我握手”(西义显,《悲剧的证人》)……来者不仅是西义显的老朋友、 可能致力中日和平的同道,更是西义显苦苦寻觅的高宗武的直接下属、时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的董道宁。




《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2】大矶海边

董道宁,浙江宁波人,生卒年不详,时年约40 岁。 作为日本华侨的儿子, 他在横滨长大, “初中是在东京、高中是在名古屋、大学是在京都念的”,标准日语比一般日本人说得还好。 过去几年,西义显时常笑称他为“日华人”,也就是说,他首先是日本人,其次才是中国人。

  他们是在南京的满铁公馆俱乐部认识的。当时,董道宁刚刚从戴季陶担任院长的考试院调任外交部, 正值反日潮流席卷全国之际,他的日本做派、日式风格,无不令人侧目。 西义显后来谈道:“在亚洲司中,(董道宁) 处境是孤立的。 由于这样的原因,他的知心好友,不是在外交部, 而是在南京满铁公馆俱乐部。 特别是和我的关系,更是无所不谈。 ”
  这一天,与往常没有什么两样,几乎一坐下来,董道宁就毫不掩饰地谈起了他的来意。
  原来,他是为“陶德曼调停”而来。1937 年 9 月 23 日,在走投无路之际,石原莞尔提出他愿意辞职,条件是以“石射方案”为基础与中国直接谈判。 对这个交易,杉山元一口答应了。 几天后,10 月 1 日,日本内阁就顺利通过了《中国事变处理纲要》, 它明确规定,“以不咎既往的、划时代的调整邦交条件进行外交谈判”。 而 10 月21 日,外务大臣广田弘毅约见了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 希望德国劝说中国求和,“假如有一个与中国友善的国家…… 劝说南京政府觅取解决办法,日本是欢迎的”。 对此,作为中国最大的援助国、日本的反苏盟友, 狄克逊一口答应了。
  但蒋介石不肯给日本这个面子。 他告诉前来传话的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要和谈,就让日本人自己开口吧; 至于他自己, 既不会主动求和,“也不认为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已成为胜利者”。 这么一来,东京着急了。11 月 2 日,广田弘毅再次约见狄克逊,希望德国能出面充当调停人, 以打破两国都不愿意主动求和的僵局。 这一天,他开出的七项条件,让狄克逊大吃一惊。
  在中日亲善、“共同防共”的陈腔滥调之后,广田弘毅代表日本,提出了三个核心要求:内蒙自治;华北的“非武装区”扩大到永定河以西;上海作为不设防城市,“由国际警察管制, 其他不变更” ……而作为回报,“华北的全部行政将交给南京政府,只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换言之,比起“石射方案”,它虽然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 但依然以不染指关内为大致框架。
  对这些条件,狄克逊又惊又喜。当时,淞沪、太原两大会战均已进入尾声,在这两个战场,日军均已胜券在握。 狄克逊认为, 蒋介石没有理由拒绝这样的条件, 在请示了外交部长牛赖特后, 他和驻节南京的陶德曼共同成为中日战争的调停人了。
  但他们没有想到,蒋介石似乎无动于衷。11 月 4 日,在会见陶德曼时,蒋介石表示和谈的前提是日军全线停火,“在敌对行动继续进行的时候,是不可能进行任何谈判的”。对这个要求,陶德曼左右为难:在日军行将合围上海、太原也岌岌可危之际, 让他们放下武器, 不啻于与虎谋皮。 他为此劝说起了蒋介石,“ 就是尽再大的努力, 也不可能把日本的军事优势扭转过来了…… 推迟议和的时间越久,国家解体的危险性也就越大”。 但蒋介石的回答,后来被久久流传:倘若不停火而议和,革命将爆发,“南京政府将被公众的舆论冲垮”;既然如此,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它还不如垮在日本人的刺刀和炮火中。就这样,第一次“陶德曼调停”无疾而终。
  而11 月 25 日,在国联布鲁塞尔会议闭幕、西方各国仅仅在道义上谴责日本的次日, 广田弘毅又一次约见狄克逊,让他开始第二次调停。
  这一次,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松动了。一如广田弘毅所预料的,西方世界不肯制裁日本,让蒋介石极为失望。 11 月 28 日,他告诉陶德曼,和谈可以,但中国有两个先决条件:其一,日本不是战胜国,中国也不是战败国,双方平等谈判; 其二,华北的主权、领土不容侵犯,也就是“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而 12 月 2 日,在召集各大政要会议、透露了日方条件并获得授权后,他又一次约见陶德曼, 表示正式接受调停。 不过和谈又多了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的协议”。换言之,作为抗战的产物,日本人休想对《中苏互不侵犯条约》指手画脚,更别指望把中国纳入对苏战争的轨道。
  对此, 即使视苏俄为最大敌人的陶德曼也表示理解。 但是, 当狄克逊兴冲冲地将消息告诉广田弘毅时,日本人却变卦了。
  12 月 7 日,在和狄克逊会谈时,广田弘毅面露难色地表示,进军南京的诏书,已传达到了前线; 在日本行将取得巨大胜利的前夕,“怀疑能否在一个月前拟定的基础上进行谈判”。 对这个变故,狄克逊深感不满。 他提醒广田弘毅, 所谓“陶德曼调停”自始至终都是日本人采取主动,倘若言而无信的话,德国将很难向中国交代。 这时候,广田弘毅表现出他的无赖本色了, 他诡辩说,既然中国不肯撕毁与俄国的协议,那它就是德日反苏同盟的敌人,德国又何必为它效劳呢? ……消息传到南京后,陶德曼气急败坏地谈道: “日方实在是玩弄我方。 在中国政府面前,我们已丢尽颜面。 ”(《德国外交政策文件》)
  让他们丢尽颜面的事情,还多着呢! 12 月11 日,当狄克逊又一次上门时,广田弘毅一口咬定,所谓七项要求“只是本大臣在 11 月 2 日谈话的一部分”; 日本还要求中国承认伪满洲国,是狄克逊自己遗漏了,这才造成了误会。 对这个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手笔,狄克逊气得七窍冒烟。
  12 月 22 日,在十几天的闭门造车、层层加码之后,一份共分四项、九款的新议和条件,到达了狄克逊的手上。 对此, 已经很后悔卷入这桩倒霉差使的狄克逊冷冷地表示,这些条件比德国战败后的《凡尔赛和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认为中国政府是完全不可能接受这些条件的”。 但在广田弘毅的软磨硬缠下,他到底答应再次扮演“传话人”的角色了。 据说,在收到这份文件后,蒋介石不怒反笑。 12 月 26 日,他的日记记载:“余见此为之心安。 其条件与方式之苛刻至此,则我国无从考虑,可置之不理。 而我内部亦不致纠纷矣! ”(《蒋介石日记》)
  至此,第二次“陶德曼调停”也濒临绝境了。对这个近乎绝密、只有少数最高级官员才了解详情的调停, 董道宁也不清楚它的来龙去脉。他只是喋喋不休地抱怨说: 高宗武又生病了, “每有麻烦事, 他总是生病”; 作为一个 “日华人”,要和他自幼长大、如同第二故乡的国家折冲樽俎,“精神上是很不愉快的, 但又无法摆脱”;倘若这个调停失败的话,他就放弃自己的外交官生涯,“回老家宁波隐居, 去过与政治无关的生活”……听到这里时,西义显心念一动。他问:“除了陶德曼调停, 你还有别的什么想法吗? ”
  始终滔滔不绝的董道宁, 一下子哑口无言了。 “突然好像有什么顾虑似的,说话变得吞吞吐吐、不再明了”。而在几分钟的沉默后,西义显再次试探地问:“有和日本方面直接谈判的想法吗? ”
  董道宁终于开口了。 董道宁说,自从“陶德曼调停”陷入僵局,他曾几次秘密拜访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 一开始,他希望川越茂说服东京、放宽条件,但川越茂置之不理;此后,他又几次暗示川越茂,希望能推动中日的直接和谈,但川越茂依旧装聋作哑。在他看来,倘若不绕过川越茂、日本驻华使馆与东京直接交涉,中日和平将遥遥无期……这时候,一个大胆的设想,出现在西义显的心中。他后来回忆说:“我猛地站起身来,走到窗户边,向黄浦江对岸的浦东眺望。只见长江三角洲无边无垠地伸向远方……大地的尽头, 水天一色,虽然遥远,却也雄伟壮观。此情此景,使我感情激动。”而在略略出神后,他回过头来,提出了一个异常惊人的建议:“董先生,您已经到上海来了,莫如再渡海去东京,怎么样? ”
  董道宁惊呆了。 作为“陶德曼调停”的参与者,无论蒋介石、汪精卫还是孔祥熙、王宠惠都过问此事,他不必承担任何责任;至于和川越茂的秘密接触,也大有搪塞推托的余地。但身为交战国外交官,倘若自作主张、私赴敌国,一旦被人发觉,他就注定了死路一条。 更不必说,自从南京大屠杀以来,“凡言和者皆汉奸”、“人人得以诛之”的舆论声潮,已经铺天盖地了……西义显明白他的顾虑。 为此,这一天,他作出了几个保证。
  第一个保证,是“绝对保守秘密”。 西义显说, 眼下中日航路已经断绝,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领事馆也都已空无一人,比起鱼龙混杂、出没着各色人物的自由港上海,“前往日本更易于保守秘密”。与其在上海如同无头苍蝇般瞎碰乱撞,不如前往东京,和日本的主和派势力直接接触。
  其次,秘密访日,绝不会一无所获。 西义显告诉董道宁, 在日本的主和派势力中, 最为坚决、最具实力的,莫过于陆军“不扩大派”。 他将安排董道宁和陆军“不扩大派” 的中坚人物会谈。 众所周知,涉及战和问题,与陆军打交道要比和外务省、东京内阁交涉管用多了。
  又一个保证, 则是董道宁此行只以私人名义活动,而不以外交官身份作出任何许诺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他说:“虽然是个人的名义,但你是现任亚洲司日本科科长, 仅仅这一点,东京就要感激你。 这与办交涉不同, 不是进行外交的讨价还价,而是以中国民族的诚意, 打破日本民族的顽固丑陋…… 即使你只是飞往东京,什么都不干,这个行动本身就有很大的价值。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在作出这几个保证后, 西义显又说起了他在大矶海边的所思所想,那种清新、璀璨、文明、康健的东亚前景。 最后,他以这样的话语,结束了自己激情澎湃的游说:“董先生, 您的命运不允许您把活动停止于上海! ……”
  或许是上海之行的一筹莫展, 或许是西义显的几个保证太过诱人,又或许是作为“ 日华人”,董道宁对中日和平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望……西义显后来谈到,“当我说完这句话时, 他的固执态度突然有了转变”。 他站起身来,握住西义显的手, 诚挚地说:“我的活动停止于上海的话,中日和平必定不能实现,我的两个祖国将陷于无法化解的深仇大恨。 我这个‘日华人’ 的一生,也将成为一场悲剧。 ”
  他说:“谢谢! 西先生,我听从你的劝告,决定去东京……”
  西义显热泪盈眶。 当天下午, 他就开始着手安排董道宁的行程。 但, 还不等他理出头绪来,一个来自东京的消息,就如同晴天霹雳,让他呆若木鸡:1 月 16 日, 近卫文麿代表日本发表了一份《对华声明》;在这份声明里,近卫公开宣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也就是说, 东京已单方面地断绝了与蒋介石、与国民政府的和谈渠道,并决意扶植一系列傀儡政权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董道宁甘冒杀身之祸、密访日本,也已经没有回天之力了!
  近卫内阁的《对华声明》,后来被认为是中日战争持续八年、 日本彻底战败的关键因素之一。作为“陶德曼调停”的产物,它的渐行渐远、不断变奏,不仅折射了近卫文麿及其内阁贪婪、短视、毫无信义的嘴脸,它也反映了大多数日本人对和平的真实态度。 从这份声明开始,所谓“中国事变”演进为一场持久的全面战争了。
  12 月 14 日,也就是南京沦陷次日,内阁会议上, 近卫文麿大肆指摘蒋介石的三项议和先决条件,“作为战败国, 如此提议实属无礼”;紧接着, 他又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对于一个不断取胜的国家来说……有意显示我们的宽宏大量是不妥当的”。(约翰·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那么,要怎样才妥当呢?
  毫无疑问,满洲是必不可少的。新条款的第一项,就列为“中国承认满洲国”吧!
  满洲之外,内蒙、华北和上海,也是不能不要的。 内蒙必须自治,“其国际地位与现在的外蒙相同”,只不过一者处在苏俄的控制下、一者是日本人的地盘罢了。 华北几省要彻底地分离出去, 并设立“ 适当的机构”、赋予“ 广泛的权限”, 以便为日本人源源不断地提供煤和铁、原料与市场。 至于上海,租界当然维持现状,但在华界,“日华合作,负责维持治安和发展经济”。
  又何止是吞并满洲、控制内蒙、分离华北? 包括南京、无锡、杭州在内,长江下游的大片平原,都是日本士兵用鲜血换来的,当然要统统划为“非武装区”。在中国的其余部分,无论资源开发、关税、贸易还是航空、通讯等方面,“应签订必要的协定”,好让日本人的特权延伸进这个广袤国家的每一个角落。 在此之下, 国民政府参加“日满华”集团、一致对苏,那是理所当然的; 七千万国民的感情也是不能不考虑的,“中国应向帝国赔款”。至于赔款的数额是《马关条约》的二万万三千万两,还是《辛丑条约》的九万万八千万两,那就到谈判桌上再说吧……这就是 1937 年冬天日本帝国向中国提出的和平条件。 这就是被德国驻日大使狄克逊称为“比《凡尔赛和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日方要求。 对这些条件,十余名阁员一致喝彩。 他们兴高采烈,等待着自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来的又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
  近卫文麿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在决定派兵华北之初,他不是还打算“师俾斯麦之故智”吗? 在蒋介石发表《中国最后关头》后,他不是还派出几名特使,进行无疾而终的和平试探了吗?
  原来,占领南京后,“日本朝野弥漫着一种氛围,那就是战争已经结束”。 在近卫文麿看来,从古至今,哪有首都已经沦陷而战败方不肯求和的事例呢? 以 1812 年的法俄战争为例,倘若拿破仑攻陷了莫斯科, 亚历山大一世会不投降吗? 以1870 年的普法战争为例, 普鲁士军队刚刚包围了巴黎,法国人不就签订了城下之盟吗? 与他们相比,日本人的胜利更为彻底,所谓“迁都重庆”、抗战到底,不过是蒋介石虚声恫吓罢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狮子大张口一回呢?反正中国已经是砧板上的鱼肉了。如果能订立一份比《辛丑条约》还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和约,他不是既取悦了军方又能赢得千万国民的欢呼, 同时还将以超越伊藤博文、藤原镰足的功勋,从此永载史册吗? 这么一来,阴差阳错,让他摇摆不定的中日战争, 不又变成一桩刀切豆腐八面光的买卖了吗?
  这样的图景,让近卫文麿心驰神往。他清楚地知道,只要蒋介石答应了他的条件,他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举成为最伟大的日本人。 不是吗? 伊藤博文只赢得了台湾、朝鲜,而他却为日本赢得了满洲、内蒙和华北。 不是吗? 伊藤博文只是使日本跻身大国行列, 而他却征服了东亚大陆,使日本成为不折不扣的亚洲霸主。即使千年以后,一代代的日本青年,也将反复传诵他的言行、风采和功业,而这,不就是他成年以来最瑰丽的梦想吗? ……但他没有想到, 在他通往最伟大日本人的道路上,还有那么多碍手碍脚的家伙。
  首先是德国人。 如前所述,12 月 22 日,广田弘毅又一次约见了狄克逊, 让他转达新的议和条款。 他趾高气扬地宣称,这些条件是“日本最低限度的要求”,中国必须在年底之前也就是九天之内作出答复, 并且谈判期间日本不会停止军事行动。对此,狄克逊冷冷地表示,所谓“限期答复”有最后通牒的嫌疑,作为中国的友好国家,德国无法照办。 这么一来,广田弘毅只好拿出他招牌式的笑容了,他答应把期限放宽五天, 也就是放宽到 1938 年 1 月 5 日……在近卫文麿通往最伟大日本人的道路上, 德国人只是耽搁了五天,蒋介石的所作所为,却使他的不世功勋蒙受了些许玷污。
  收到这份条款后,蒋介石大喜过望。 原来, 自从淞沪战败、南京沦陷,国民党内的“主和派” 势力急剧抬头。 包括孔祥熙这样的新贵, 于右任、居正这样的元老,都纷纷主张对日媾和。 在几次会议上,他们甚至指责蒋介石“太过优柔”、不够果断。 为此,蒋介石曾在日记里愤然写下: “呜呼!此种糊涂讥评固不足计较,但一经失势, 则昔日趋炎附势之辈,今皆变为下井投石矣。元老糊涂至此,此革命所以失败至此乎? ”(《蒋介石日记》)
  对蒋介石来说, 这份条款不啻于党内纷争的最好灭火器。 又何止于此? 此后十几天,他把这份条款利用到淋漓尽致。 他先是让日本人一次次地澄清条款的具体含义, 以此消磨他们残余的耐心; 接着, 他将条款电告中国各驻外使节,“命其转告驻在国政府, 听取他们的意见”。如同他所预料的, 这份条款引发了全世界的普遍愤慨。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谈道,“这些条件是残酷的,甚至是残暴的,完全赞成中国的拒绝”。法国外交部秘书长莱热认为,“如果目前向日本乞和,等于是投降”。至于在中国出生、拥有重大影响力的《时代》周刊创办人卢斯,更不必说了, 他掀起了北美大陆上第一轮同情中国的舆论浪潮……这么一来,近卫文麿坐不住了。 1 月 5 日, 他让广田弘毅转告狄克逊,“日本无法忍受和平谈判演变为国际性之探讨”;次日,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发表公开谈话,敦促中方尽快答复。但蒋介石似乎置若罔闻, 继续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要求日方澄清。在他恶作剧般的心态中,近卫文麿的声誉急转直下:《时代》周刊称之为“讹诈犯”、“战争贩子”;《真理报》 认为,“他无疑是对这场战争负有最大责任的人”……一时之间,近卫灰头土脸。他有些拿不定主意:是该继续和蒋介石扯皮呢?还是干脆听从杉山元、末次信正的建议,给蒋介石一点颜色瞧瞧,给已经西迁到重庆的国民政府以“最后一击”?
  促使他下定决心的是陆军内部残余的 “不扩大派”势力。
  这股势力, 包括石原莞尔的几名追随者,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战争指导课课长河边虎四郎以及课员堀场一雄等,更包括几个月前替代病重的今井清出任参谋次长的多田骏, 以及新任参谋本部情报部部长本间雅晴等。 他们四处活动,“坚决取消阁议决定”。他们的理由是,“本措施……不仅破坏国家的信义, 且只能被解释为日本制造口实、继续进行侵略战争。 而这是违背道义的”(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开战以来, 这是第一次有日本人谈及战争的道义问题。在议和新条款被送达蒋介石以后,参谋次长多田骏决定以“帷幄上奏”之权奏请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日本何去何从。
  所谓“帷幄上奏”,是统帅权的组成部分。在内阁、参谋本部出现重大分歧时,参谋本部有权奏请天皇作出裁决。 1938 年 1 月 11 日,在皇宫东厅, 阔别三十余年的御前会议召开了。 按照内大臣汤浅仓平的安排,广田弘毅首先发言,接着是杉山元、贺屋兴宣、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等人。 无一例外,这些人都赞成内阁新决议。 轮到多田骏发言时,一则大势已去,再则御前会议的尊严也不容许他发出激烈的言论,他只是草草地表达了自己的“保留意见”。 结果,“五十五分钟的会议,天皇一句话没说就退席了”(约翰· 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经过御前会议的讨论,那份决议更显庄严、更加难以撼动。 御前会议结束后, 为避免夜长梦多,近卫手脚异常麻利地抛出了那份《对华声明》。
  这份《对华声明》,为的是彻底断绝与蒋介石的和谈之路。在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之后, 近卫对蒋介石恨之入骨。 而在他看来,“蒋政权已陷入了真正的困境…… 只要我们再推它一把,它就会垮台”。 既然如此,他又何必费尽心机地与蒋介石谈判呢?
  这份《对华声明》,更为了避免“不扩大派” 的卷土重来。 对近卫文麿来说, 蒋介石固然可恶,那些危言耸听、一再阻挠他成为最伟大日本人的“不扩大派”更值得防范。 既然如此,那就挟御前会议之余威,让他们彻底地死了和蒋介石谈判的心思吧! ……无论如何,1938 年 1 月 16 日,在日本首相官邸,在密密麻麻的麦克风前,那个年仅 47 岁、出生在“五摄政”之家、几年后始终自诩为“不扩大方针”提出者之一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开始以翩翩风度、抑扬顿挫的声调,宣读那份《对华声明》了。 在这份声明里,他首先回顾了日本人的宽容、耐心与和平诚意:“在攻陷南京后,帝国政府仍然给了中国国民政府以最后反省的机会, 一直等到现在。 然而,国民政府不了解帝国的真意, 竟敢策动抗战,内则不察人民涂炭之苦,外则不顾整个东亚的和平……”
  也就是说, 蒋介石不仅是中日战争的罪魁祸首,几十万人的被杀戮、上百万青年的伤亡、几千万人的流离失所, 也都是他造成的。 既然如此,对这个战争贩子,又有什么好客气的呢?
  在几百名记者的注视、 无数镁光灯的此起彼伏中,近卫的声音显得那样清亮、那样理直气壮:“因此, 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 (谈判)对手,而期望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 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
  那么,这些将“与帝国合作”的新政权,包括哪些呢? 远在 1937 年 11 月 27 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内蒙贵族德王就宣布成立“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了;紧接着,12 月 14 日,以华北方面军为后台,王克敏的“北平临时政府”也粉墨登场了。 与此同时,华中方面军不甘落后,他们一手炮制的梁鸿志“维新政府”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开张, 而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清川也物色了一个叫苏锡文的汉奸,拼凑了“上海大道政府”……短短几个月之内,四个傀儡政权就先后出现了。 近卫文麿为四万万中国人设计了这样的命运:北平“临时政府”将是未来中国的中央政府,在它之下,则是几个高度自治、“分治合作”的地方性政权,内蒙、“维新”以及尚未征服的国民政府,均在其中。这种四分五裂的格局连同“日满华”的紧密合作,将有助于中国人永久地匍匐在大日本帝国脚下。倘若有一天东京提议日华合并的话, 这些傀儡政权想必是不会拒绝的, 一如1910 年他们曾经在朝鲜做过的那样。
  当然, 蒋介石手上还有一些残兵败卒,那些尚未征服的省份尽管大多地处偏僻、 但也算得上广袤, 这场战争还没有最终结束。 为此, 这一天, 近卫以这样的号召, 结束了这份声明:“现在, 帝国对东亚和平的责任日益加重, 政府希望国民为了完成这一重大任务而更加发奋……”
  广播讲话就这样结束了。这一天,没有几个日本人知道,在这份声明里,近卫又做了一个重大手脚:御前会议通过的《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是这样表述的,“如果蒋政权拒绝和谈,帝国今后将不仅仅依靠它作为解决事变的伙伴”; 而在近卫移花接木之后,它变成了“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谈到,“这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动, 无论在语调和内容上都更加好战”。
  还不仅如此。在彻底羞辱了蒋介石、四万万中国人以后,近卫依旧意犹未尽。 1 月 18 日,风见章代表近卫,发表了一个更具侮辱性的《补充声明》:“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 更不需要发布宣战布告。 ”也就是说,南京政府从来没有真正代表过中国,蒋介石只不过是诸多军阀中最大的一个,在迁都重庆后,它更沦为了地方性政权, 当然不配东京下达“宣战令”……就这样,战争初期的谋和努力,彻底地寿终正寝了。 而这一天,当这个声明通过 NHK(日本广播公司)的无线电波,传扬到大海对岸、传扬进上海汇中饭店时,摆在西义显、董道宁面前的问题是:和平究竟还有没有希望? 董道宁甘冒杀身之祸、密访日本,究竟还有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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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3】大矶海边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董道宁决定按原计划行事,西义显后来谈道,“近卫声明发表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董道宁)再次来拜访我,说他决心已定,一定要去东京, 设法开辟中日交涉的路线”。 而这时候,西义显多少有些犹豫不决,为此征求了松本重治的意见。 “1 月 17 日,将近中午的时候,满铁南京事务所的西义显先生给我打来电话:‘ 现在我在汇中饭店与董道宁先生交谈,董先生考虑现在去日本, 是我建议他去的, 你认为怎么样? ’”(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接到电话, 松本重治又惊又喜。 他立即赶往汇中饭店,与西义显、董道宁面谈。 在短暂的寒暄后, 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我认为这次访日旅行,对两国有重大的意义。 像现在这样不相往来,对两国都不好…… 你的访日, 说不定能成为挽救日本的第一步……”
这些话让西义显也下定了决心。 然后,是访日行程的安排。
首先是让董道宁顺利入境。 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海关出入境盘查严密, 虽说董道宁日语流利, 言行举止和一般日本人毫无两样,但他拿不出合适的证件。 为此,西义显、松本重治决定,让他们的朋友伊藤芳男也参加“ 和平工作”,并护送董道宁前往日本。
伊藤芳男,1902 年生,时年 36 岁。 作为昭和时代的青年之一, 他身上却有着明治时期、乃至古典阶段的浪人色彩。 从长崎高等商业学校毕业后,他没有成为日渐庞大的中产阶级的一员,而选择了一种别样的生活: 他先是混迹在马赛、汉堡、那不勒斯的码头,与搬运工人为伍,在赚到一张船票后就前往下一站;继而,他又前往非洲、东南亚,深入一个个土著部落和边陲村寨……直到 1934 年,他才以伪“满洲国” 嘱托(顾问)的身份,拥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西义显认为,“伊藤有着澎湃的激情, 是那时为数不多、已经式微的‘ 泛亚洲主义者’ 之一”; 松本重治后来也谈道,“ 他当时担任中外兴信所(实际上是‘满洲国外交部’的上海事务所) 所长…… 是一个浪漫主义者,总是抱有远大的梦想”。
当时,伊藤并不在上海,他已经回国休假。但西义显相信,他是一定会参加“和平工作”的, 而他所持的伪“满洲国”外交护照,也能帮助董道宁顺利入境。在入境问题之外,更重要的是安排合适的会谈对象,以便董道宁的访日成为“破冰之旅”。
松本重治认为,“现在这个时候, 外务省看来用处不大”。 他为此建议,应该让董道宁和日本陆军特别是参谋本部的“不扩大派”接触,以寻求中日和平的新契机。而在他看来,原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 时任参谋本部谋略课课长的影佐祯昭,就是一个很合适的桥梁式人物。
对此,西义显也深有同感。 过去几年,他和影佐祯昭有过许多接触, 彼此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影佐是我从未碰到过的,有一定气量又能进行交往的少数政治军人之一, 他很少表现出军人的那种骄横气息”;“影佐祯昭,是日本军阀中的俊杰, 是超群的人物……他具有一种超过一般军阀的天资和良心”。 (西义显,《悲剧的证人》)而以影佐为突破口,董道宁或许能见到石原莞尔之后的那些“不扩大派”首脑。
作为这一切的前提, 当然就是西义显先行回国、 找到伊藤芳男并游说影佐祯昭了。 这一天,他们相互约定,倘若一切顺利的话,西义显将拍发暗语电报给松本重治, 并让伊藤芳男赶回上海陪送董道宁入境。 这封电报将只有一句话的内容,“东方放晴,速买舟而归”。
而在作出这些决定后,1 月 19 日, 西义显坐上了从上海前往长崎的轮船, 踏上那无比叵测的彼岸。
与影佐祯昭的接触,进行得非常顺利。 1 月22 日凌晨,西义显赶到横滨,见到了当时回家探亲的影佐。他不顾礼节,在天色未明之际就敲响了影佐的房门。 西义显在《悲剧的证人》中记述了影佐被吵醒后,两人进行的对话:
西义显说:“影佐君, 你知道董道宁这个人吧? ”
影佐说:“不知道呀! 这是个什么人? ”
西义显多少有些夸张地说:“作为参谋本部的核心人物之一, 你也太迟钝了! ……现在汉口政府内部产生了和平势力,董道宁是那些少壮派的代表人物。 他现在已经在上海了, 还准备到东京来。 ”
影佐又惊又疑:“真有这个人吗? 你不是在说梦话吧? ”
时光凝聚在这个熹微的黎明, 凝聚在这个后来被众说纷纭、令人一言难尽的少壮军人的脸上。 此后几十年, 对千万中国人来说,“影佐祯昭”始终是一个诡异、阴森、臭名昭著的名字, 尽管他没有被列为战犯,但他依然是种种阴谋诡计的制造者,是引诱一个大人物堕入地狱的魔鬼, 如同土肥原贤二之于爱新觉罗·溥仪那样。 而在大海对岸, 众多日本人却留下了关于他“诚实”、“正直”、“坦率”的回忆文字,以至于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也认为,他有着无可挑剔的军人品质。
至少这个凌晨,影佐祯昭并没有预谋,更没有什么恶意。 他也丝毫不能意识到, 从这一刻起,他将被命运之手悄然推入到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中去。
影佐祯昭,1893 年生,时年 45 岁。 作为第三代“中国通”的后起之秀,远在 1928 年他就被派驻上海, 开始了长达九年的中国生活。 一开始,和武藤章、梅津美治郎等没有什么两样,他也认为中国永远不可能获得新生,“分治合作”、匍匐日本才是它最适合的道路; 但在“ 西安事变”爆发后,他成为石原莞尔的坚定追随者了。西义显后来谈道:“影佐的主张, 不像日莲宗信奉者石原那样彻底、 强烈。 从实际家的立场出发,他认为华北问题不那么容易解决, 但就其目标、真意而言,是与石原完全相同的。 ”
而在观点、立场之外,还有两个貌似偶然的小因素,让西义显、松本重治不约而同想到了他,从而让他成为这场悲剧的主角之一。
1937 年 8 月上旬,也就是淞沪会战一触即发之际, 影佐调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 回国前夕, 他告诉和他有点亲戚关系的松本重治, “日华战争必须尽快停止”。 更凑巧的是, 在他回国途中,他曾与当时匆忙赶往大连、游说松冈洋右的西义显乘坐一船。 西义显后来回忆说, “ 途中影佐曾真切地向我表白了他的真实心意”。 而在过去的几个月,他们也影影绰绰地听说, 为结束这场战争,“不扩大派” 曾先后抛出
《处理中国事变纲要》,反对进军南京,并发动了“帷幄上奏”。 在这些努力中, 影佐已渐渐成为“不扩大派”的重要人物之一。
这个凌晨, 在西义显介绍过董道宁的访日计划后,影佐一再追问:“真有这个人吗?他真的来吗? ”
西义显反问:“如果他来的话, 你能下决心干吗? ”
影佐祯昭斩钉截铁地回答:“如果真来,我当然干! ”
而在得到影佐的承诺后, 西义显又急急赶赴热海, 找到了在这里度假的伊藤芳男。 一如他所预料的,在三言两语的交谈后,伊藤也加入“和平工作”的行列了。他迅速前往上海,准备和松本重治、董道宁会合。
在伊藤芳男动身后, 西义显向上海发出了
“东方放晴”的暗语电报。
董道宁、伊藤芳男抵达日本,是 1938 年 2 月 15 日的事情。 几十年以后,西义显依旧记得当时的情景:“当设法摆脱了最后的难关——上海、长崎的海上警察的讯问后,董道宁在我的迎接下住进了上野屋旅馆。 他和伊藤芳男充满了突破惊险之后的欢欣, 特别是董道宁……高兴得又蹦又跳……”
次日,他们乘坐快车前往东京。又一天后,2月 17 日,董道宁在下榻的旅馆里见到了影佐祯昭。
关于董道宁、影佐祯昭会谈的情形,史料记载得非常简略。 西义显后来谈道:“ 初次见面时,董道宁以磊落大方、若无其事的姿态,表现出一种平易近人的风度, 这不能不让影佐吃惊。 ”而影佐也以这样的开场白表达了自己的和平愿望:“事到如今,日本需要反省,中国也需要反省…… 再追究谁该对这场事变负责,就如同给死去的孩子计算年龄一样毫无意义。 ” (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
所谓“中国也需要反省”,指的是不是蒋介石发动“淞沪会战”呢?在小半个中国沦亡、几十万人被屠杀、上百万青年伤亡后,这样的论调, 未免抹煞了千万人的鲜血。 但对习惯用刺刀说话的日本人来说,这也算是一个难得的姿态了。这一天,董道宁流利的日语,连同影佐的诚恳态度,让他们相谈甚欢。
此后几天,在影佐的安排下,董道宁又先后会见了几个“不扩大派”的重要人物。
首先是今井武夫。 1937 年年底,这个原北平使馆副武官、曾与秦德纯签订《卢沟桥事件现地协议》的少壮军官,奉调回国出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 在日本统帅部的四级机构中, “班”位于本部、“部”和“课”之下,是最低一级的官阶。不过,由于身处中枢,直接负责中国事务, 这个微不足道的中佐也有不可小觑的能量。
在今井武夫之后,是两个远为显赫的人物, 陆军参谋次长多田骏和新任情报部部长本间雅晴。
这一天,几乎刚刚坐下来,本间雅晴就开宗明义地说,“统帅部的实际想法, 是迅速地实现对华和平”。 如果说,这个表态已经让董道宁看到了和平的希望,那么,多田骏的一席谈话,更让董道宁感到不虚此行。
多田骏首先介绍了参谋本部的情况。他说, 尽管石原莞尔已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但闲院宫载仁亲王依旧倾向中日和平;在此之下,接替石原担任作战部部长的,是曾支持今井武夫与中方谈判的原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 包括他本人、桥本群、本间雅晴以及河边虎四郎、影佐祯昭等在内的“不扩大派”,依旧是参谋本部的主导势力。倘若不是“扩大派”一意孤行的话, 中日两国随时可以坐下来谈判。
而在谈过“不扩大派”的阵容后,多田骏又透露了近期日本政局的些许变化。
在《对华声明》发表后,“不扩大派”大势已去,但却酝酿着反击。 2 月 11 日,新任作战部部长桥本群首先给了杉山元一个下马威,他在内阁、 参谋本部的大本营联席会议上提出,“鉴于中国事变的长期化、持久化”,陆军省必须在两年之内完成 49 个师团的整编。 对此,杉山元不屑一顾,他说要解决中国事变,哪里用得着这么多部队? 但桥本群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指出 49 个师团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开战以来, 中国战场已先后投入了 14 个师团,但结束战争还遥遥无期;要发动下一场会战,至少还需要投入 6 个师团;更要命的是,在三十余万苏俄边防军的威慑下,仅有八万余人的关东军已抽调近一半兵力入关,“只靠虚张声势与俄国人对峙了”(秦郁彦,《日中战争史》)。
所有这些, 让杉山元哑口无言, 也让主持大本营会议的近卫文麿脸色骤变。 两天后,参谋本部又单方面宣布从此不再参加联席会议, 设立仅三个月的“大本营”无形中解体了。 这么一来,包括杉山元在内的内阁就无法染指作战计划了。
更重大的变化,发生在 2 月 16 日也就是董道宁抵达日本前夕。 这一天,大本营纷争剧烈、无形中解体的消息惊动了天皇, 他召见了几名陆军将领询问战和问题。 他问杉山元:“听说陆军在加紧对苏联的战备工作, 海军也提出了扩军方案。 在这种情况下, 能在中国进行一场持久战吗?”杉山元支支吾吾,他搪塞说,怎么结束中国事变, 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方案。 没想到这句话激怒了从不轻易表态的天皇, 他尖刻地质问说:“你不是跟朕说过, 至多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吗? ”(原田熊雄,《西园寺公爵与政局》)
杉山元如遭重创。九年前,因为关东军炸死张作霖, 天皇训斥了不肯追查密谋人员的田中义一首相, 田中内阁不得不总辞职了。 有此先例,人人心知肚明,距离杉山元辞去陆军大臣职务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凡此种种, 都让董道宁大喜过望。 在这个“日华人”看来,中日和谈的主要障碍,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是吗? 既然参谋本部决心议和,杉山元又行将下台, 还有什么人能阻止中日和平呢? 不是吗? 既然天皇已经发话了,又有谁会忤逆他的意思呢? 剩下的唯一障碍,是内阁的《对华声明》,但只要近卫文麿下定决心,它也不过是个面子问题!
董道宁为此兴高采烈、笑语晏晏。而让他更加感动的, 则是在他离开日本前夕影佐祯昭的一个冒死手笔。
1938 年 3 月 5 日,董道宁结束了大约半个月的日本之行。 这一天,在西义显、伊藤芳男的陪同下,他从横滨坐火车去神户,打算乘坐前往大连的“乌苏里丸”回国。火车即将开动之际,影佐祯昭匆匆赶来了。 他不仅一再向董道宁表示谢意,还带来了一封书信,委托董道宁转交给他士官学校的校友张群、 何应钦。 之所以没有给蒋介石直接写信,“那是因为在近卫声明发表后不久, 直接写信给蒋介石是不恰当的。 并且还想,以一个课长的地位致信中国最高领袖,也是不妥当的”(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
作为一封秘密信件, 这封信后来并没有保存下来。 但通过西义显、影佐祯昭的回忆文字, 后人还是能瞥见它的大致面貌。 在这封信的开头,影佐首先表达了对中日战争的痛心,对董道宁密访日本的敬意。 他说:“日中两民族不幸发生战争, 并导致 1 月 16 日帝国政府声明之发表,东亚的命运,不能不说已到了穷途末路的关头。 在此之际, 首先是贵国出现了一个伟大的王伦……”
所谓“王伦”, 指的是一千年前在“ 靖康之耻” 后冒死前往金国求和的一个宋朝使臣。 拿这个古人来比拟董道宁,倒也符合饱受屈辱的中国。 而在这个开场白之后, 影佐谈到了自己对打破中日僵局的设想:“(董道宁)以身传达贵国的诚意,使我当局大为感动,这是摆脱东亚困境的第一步。 解决中日困局,决不能依靠‘有条件的交易’,而只能彼此赤诚相见,使种种条件渐渐成熟……”也就是说,在近卫内阁发表《对华声明》后,两国直接和谈已经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只能依靠一个个秘密渠道、派出一个个秘密使者,去间接推动中日和谈的可能。
而在这封信的末尾, 影佐祯昭发出了这样的召唤:
“但愿继他之后,有人再次东渡、启蒙我等, 以使彼此之真意得以交流…… 深信日本作为武士道国家,有赤诚握手的气概……”
不知道影佐祯昭有没有想过, 此举将使董道宁陷入极为尴尬的两难境地:倘若他转交这封书信的话,他的自作主张、私访日本自然也就毫无秘密可言,他将面临着被罢职、监禁乃至枪毙的危险。 尽管如此, 这个傍晚都让董道宁深为感动。 西义显后来谈道, 影佐的这封书信, “表示出决一死战的决心和赤诚”。 因为, 倘若中国方面无意和谈,只要公布这个信件,身为军人却“私通敌国”的影佐就只有死路一条。
美国学者约翰·博伊尔则认为,此举表现了影佐的个人风格。 他说:“对于日本军人通常采用正式的、官僚主义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的作风, 影佐是很蔑视的。 这与他非常重视个人荣誉和忠诚的品质很相称。”(约翰·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无论如何, 这一天, 董道宁就带着这封书信,和西义显、伊藤芳男一同踏上前往大连的路途了。 一路上,他们谈笑风生,深信此行满载而归;他们兴奋不已,认为中日和平已出现了重大转机。 而在轮船渐渐开出港口、 开进迷人的明石海峡后,一个值得一提的小花絮出现了。
或许是一时兴起, 或许是为了今后联络、“保密”的方便,这一天,在乌苏里丸上,三个“和平工作”的参与者一边欣赏着海峡风光,一边相互约定, 今后以代号称呼对方。 其中西义显是“ 太郎”、董道宁是“ 次郎”, 而伊藤芳男是“ 三郎”。“这既是偶然的年龄顺序,也是按和平工作的出场次序决定的”(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而在轮船抵达大连后, 又一个让西义显激动不已的消息,也从上海传来了:几个月前已西迁武汉、久久没有音讯的高宗武,再次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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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三章 4】大矶海边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高宗武的再次出现,与周佛海密切相关。如前所述,南京政府西迁后,“低调俱乐部”
  星散流离,只剩下了五个人。在顾祝同、熊式辉、徐永昌等人或调任新职,或改变态度之后,称得上政府要员的,只有周佛海一个人;至于高宗武、梅思平、陶希圣和罗君强,不过是一些次要人物。但即使“陶德曼调停”失败后,周佛海依旧制造着和平舆论,并寻求着和谈机会。
  首先是“艺文研究会”的成立。1938年1月14日,在汉口英租界天津街4号,周佛海发起了这个包括众多社会名流、知名学者的言论机构,并自任事务总干事,而以陶希圣为设计总干事。这个貌似民间团体的组织,“隶属中央宣传部,但对外不公开”。它在成都、长沙、西安、广州、香港等地都设立了分支机构,“尤以香港分会的活动力最强”。更重要的是,它的主要宗旨是“树立独立的舆论”、“反对共产党的笼罩”,以造成一种氛围,“使政府可战可和”……
  在周佛海、陶希圣以及负责香港分会的梅思平的努力下,此后几个月,艺文研究会先后控制了几十家报刊、出版了近百种图书和小册子,在举国言战、“抗战到底”的声潮中独树一帜。但与舆论造势相比,周佛海更关心的,却是日本的战和动态。
  近卫内阁《对华声明》发表后,由于和谈渠道彻底断绝,高宗武成了一个闲人。这时候,周佛海极力怂恿他到香港去,以探听日本人的真实意图。在高宗武提交了赴港计划书后,他又游说起了蒋介石。“我便把此书提交给蒋介石看,等其看完才说出下面的话,‘……把高宗武留在汉口是没有用处的。此人是一个相当有用的人才,故把他派往香港,俾以搜集关于日本的情报才好呢’”(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蒋介石同意了,“决定每月拨出八千元的经费”。但在高宗武赴港前夕,他又似乎有些放心不下。他让外交部长王宠惠转告高宗武,“你不可上香港去,在汉口办理就好,千万不要上香港去”。对此,周佛海心知肚明:蒋介石担心高宗武到香港后,“将要被和平派所乘,还是把他留在汉口安妥”。
  周佛海依旧力劝高宗武私自赴港。“责任我愿负担,你还是放心去吧。”他说,“每月八千元的经费,我可代为争取。”高宗武答应后,他又一语双关地暗示说:“你到了香港之后,立即转赴上海去吧。在香港是仍得不到情报的,还是去上海吧。”(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就这样,在周佛海的一再推动下,高宗武抵达上海。下船伊始,他就打电话给他的好友、被视为近卫文麿私人驻华代表的松本重治,以探听和平的可能。松本重治在《上海时代》中回忆说,接到高宗武的电话后,“我急忙驱车前去,按照他告诉我的地址,来到了法租界国富门路的一户人家,按响了门铃……互相庆贺健康后,也来不及寒暄,立刻就进入了谈话主题”。
  这一天,1938年3月5日,以高宗武为代表的“低调俱乐部”开始了私自的谋和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影佐祯昭将那封书信交给行将回国的董道宁,也发生在这一天。与其说这个巧合反映了历史的惊人戏剧性,毋宁说,它仿佛是上苍在冥冥之中的一种命运暗示:此后二十多天,因为和董道宁的会合,也因为影佐书信,高宗武一错再错、步步歧途,并间接导致了那场中国抗战史的最大悲剧。
  第一个错误,与近卫文麿有关。这一天,在法租界国富门路,几乎是松本重治刚刚进门,高宗武就迫不及待地发问:近卫文麿的《对华声明》,“究竟是否出自他的本意?”
  对高宗武来说,这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远在1937年7月31日,在求见蒋介石、汪精卫并“请求承担对日交涉的最后重任”时,他不就说过将“借助近卫公爵的政治力量”吗?从那时起到这一天,他不是始终以为,近卫文麿是“不扩大方针”的提出者,只是由于陆军的阻挠才导致战争爆发吗?毕竟,对统帅权独立、“陆海军大臣现役制”,他都知之甚深;毕竟,在他留学日本的八年间,近卫文麿给他以及千万日本人都留下了太过美好的印象。
  但,松本重治的回答异常含糊。他说,这个愚蠢至极的声明与日军攻占南京有关,与“陶德曼调停”的失败有关,它还涉及到陆军“扩大派”或有形或无形的压力;但无论如何,作为正式的政府声明,“你要问是否本意,日本政府只能回答,‘是本意’”。
  高宗武缓缓颔首,没有继续追问下去。他又问道:“但是,日本政府的这种姿态,究竟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在松本重治看来,这是个更难以回答的问题。在绕了一个大圈子后,他终于模棱两可地谈道:“1月16日的声明,是错误地采纳了北平方面的请求而作出的……所以,或者半年,或者一年,聪明的近卫先生也许会反省自己的错误想法吧?”(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所谓“北平方面”,指的是以寺内寿一为司令官的华北方面军。几乎南京刚刚沦陷,他们就迫不及待地抛出了北平“临时政府”,并希望东京与它建立外交关系,承认它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就松本重治的立场而言,他既无法直斥近卫文麿之非,也不愿断绝高宗武的谋和希望,所以处处闪烁其词。但这么一来,一种根深蒂固、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错误印象,就在高宗武的脑海里彻底形成了:作为“不扩大”方针的提出者,近卫文麿只是迫于陆军的压力,才驱策着日本的战车并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
  此后一年多,这个南辕北辙的判断始终左右着高宗武、“低调俱乐部”,让他们在歧路上渐行渐远。又何止于此?三天以后,1938年3月8日,同样在法租界国富门路的这所房子里,一次对话,让高宗武在歧路上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那就是松本重治的谈及董道宁日本之行。这一天,松本重治试探道,中国政府有没有可能进行改组,以便给近卫内阁一个台阶下?他说,中日和平的主要障碍,是内阁的《对华声明》;但无论它如何蛮横、愚蠢,作为政府的正式声明,它都很难被放弃;而如果蒋介石愿意改组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吸收合并临时、维新等傀儡政权”,近卫对日本朝野、千万国民就能有个交代,两国和谈也将水到渠成。
  与《对华声明》相比,这个建议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对此,高宗武一口拒绝了。他说:“从彻底抗战转向和平的话,事实上就是改组。”
  会谈陷入僵局了。这时候,或许是为了表明国民政府并非一致主战,或许是为了强调中日和平的可能,高宗武谈道:“目前,在武汉政府内部出现了一股主和的势力,我现在不能讲出他们的名字。他们无法公开对抗‘一致抗战’的国策,但的确,他们在暗暗地摸索和平的途径……”
  对这个消息,松本重治饶有兴趣。他问:“宗武,恐怕你也是其中之一吧?”
  高宗武避而不答。他只是告诉松本重治,不久前董道宁抵达上海,与川越茂密谈,出自他的指派,“但是,从那以后就没有董君的消息,这次到上海,一方面也是想与董君取得联系”(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听到这里,松本重治犹豫起来了。他后来写道:“董先生去日本访问的事,是否要在这里告诉他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但在片刻的犹豫后,他到底开口了。
  他说:“宗武,如果你真的考虑和平的话,有件事我要告诉你,请不要生气。”
  他说:“我老实对你说,董先生到东京去了……”
  一开始,对董道宁的私自访日,高宗武异常警惕。松本重治后来谈道:“高君的脸色顿时紧张起来。”
  紧接着,3月16日,在上海华懋饭店,面对访日归来的董道宁、伊藤芳男,高宗武也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快。松本重治后来回忆说:董道宁汇报过访日情形后,“高君一言不发,默默地思考着”;而当伊藤芳男谈及影佐祯昭是“谋略课课长”时,“高君的脸色突然阴沉起来”。
  无论时任第14师团长的土肥原贤二,还是关东军的田中隆吉、华北军的喜多诚一、华中军的原田熊吉,他们的特务机构,不都被称为“谋略机关”吗?过去几年,那些最臭名昭彰的汉奸,从爱新觉罗·溥仪到王克敏、梁鸿志,不都是由这些机关拉拢、劝诱并最终粉墨登场的吗?对千万中国人来说,所谓“谋略机关”充满了阴森诡异的色彩,更不必说与日本人打过多年交道、对日本“政治军官”深恶痛绝的高宗武了。
  为此,这一天,围绕着“影佐书信”,他和董道宁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当董道宁决定前往武汉送信时,高宗武说,这件事必须慎重处理,“搞不好,你和我都要挨整”;而当董道宁再次坚持时,他摆出了上司的姿态,勒令董道宁把信交给他。他的态度如此强硬,以至于松本重治不得不打圆场说:“日中和平运动刚刚走出第一步时,同志中间发生争吵,是绝对不像话的……西君说月底直接去香港,还是五个人在香港见面后,再商量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吧。”(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在松本重治的劝说下,争议暂时搁置。谁也没有想到,仅仅几天以后,高宗武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3月26日,经过五天五夜的艰苦航行、“冒着东北季风的不断侵袭”,西义显乘坐的从大连到香港的“热田丸”邮轮,终于缓缓抵达终点码头了。次日,在他下榻的浅水湾饭店10号房间,五名“和平运动”的发起者聚集在一起,商讨着下一步的行动。西义显后来谈道:“我和高的这次会见,是去年7月31日以来的第一次。”
  这一天,会谈在松弛、充满笑声的氛围中进行着。他们首先谈到了彼此的代号,在西义显是“太郎”、董道宁是“次郎”、伊藤芳男是“三郎”之后,高宗武被称为“四郎”,而松本重治也成为了“五郎”。紧接着,他们又谈起了两国各自存在的和平势力,并一致认为,“如果日中两国的和平意向能够相互沟通,两国和平派交互作用……和平运动是大有希望的”。
  但,在谈及影佐书信时,高宗武、董道宁又一次发生了争论。
  董道宁再次提出,要前往武汉,将信送给张群、何应钦;高宗武却说,这封信应该直接交到蒋介石手里,“为了和平运动,如何有效地利用这个信件更为重要”。董道宁认为,只要把信交给张群、何应钦,就已经不辱使命,“(他们)必定会把信送给蒋介石看”;高宗武却说,中国官场的习气,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何况是这种关乎名誉、仕途乃至身家性命的大事?如果把信交给张群、何应钦的话,“很可能到不了蒋介石手里”。(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松本重治、伊藤芳男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十余天前,对“影佐渠道”,高宗武态度之冷淡、神情之戒备,依旧历历在目;但这一天,情形却恰恰相反,高宗武对“影佐书信”的重视和急切,比董道宁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时之间,两人惊讶不已、面面相觑。
  原来,过去几天,高宗武又产生了一个重大判断。在此之前,他以为日本内阁主和、日本陆军主战,这才有了一边是“不扩大”方针、一边派兵华北的荒谬决定。但在目睹了影佐书信、听闻了陆军“不扩大派”的存在后,他接受了这样的说法:“所谓不扩大派,并不仅是近卫首相以下的文官,甚至在军内也是存在的……这些和平派最终被扩大派打败,其原因是未能具体而清楚地掌握中国方面的和平意向。”(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这么一来,种种光怪陆离、近乎自相矛盾的战和手笔,似乎一下子豁然开朗了:在卢沟桥事变之初,近卫就决定“不扩大”,只是由于抗日风潮的席卷华北、南京政府的派兵北上,“扩大派”才最终占据了上风;在平津沦陷后,近卫又和陆军“不扩大派”联手,抛出了“石射方案”并派遣密使前来中国,但又受到“扩大派”的阻挠而没有实现目的;及至战火蔓延到上海后,他们又一次合作,开始了“陶德曼调停”,但这时候一切都晚了……高宗武由此认为,对这场战争,蒋介石至少该负一半的责任。倘若不是他一意孤行,先是发动淞沪会战,继而又迟迟不肯理会“陶德曼调停”,那么,无论“扩大派”的声势大张、“陶德曼调停”后期的漫天要价还是近卫内阁《对华声明》的发表,都是不会发生的。如同周佛海所判断的,“这场战争是阴差阳错地打起来,又糊里糊涂地打下去”。
  尽管如此,“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只要中国方面拿出足够的和平诚意,两国依旧能够回到谈判桌边。因为,近卫文麿与陆军“不扩大派”既有和平的意愿,也有主和的实力。在那个遥远的岛国,这两大势力的联手,是一股无人堪与匹敌的力量……
  问题在于,这个判断基于一个错误的前提,那就是把近卫文麿视为“不扩大”方针的中流砥柱。这么一来,高宗武不免大大地高估了日本“和平派”的实力。
  问题更在于,即使近卫文麿此时决心和“不扩大派”合作,他就能挽回大势吗?唯唯,否否。如果说,在1937年7月“派兵华北”、在“陶德曼调停”初期甚至攻占南京之前,这一切还是有可能的话,那么,伴随着近卫内阁《对华声明》的发表、“彻底膺惩暴戾支那”呼声的地动山摇,中国只面对着两种选择,要么光荣地战胜,要么永久地沦亡。因为,到1938年初春,无论日本政党、财阀还是几十万普通士兵、几千万底层平民,都一个比一个贪得无厌,一个比一个歇斯底里,他们要求承认满洲、割让内蒙、控制华北、垄断长江利权,他们希望中国给予巨额赔款、以仆从国身份参与对苏战争,并实现“分治合作”的中国图景,以免有一天这个广土众民、气象泱泱的国家再次对他们形成挑战……近卫文麿释放出的那股洪水猛兽,此时已演进为席卷日本的滔天巨浪了。与这股力量相比,区区几十名“不扩大派”将校,不过是汪洋中的几座孤独的、随时可能被吞噬的小岛礁而已。
  对这种微妙而浩荡的人心变迁、时局变化,高宗武抱以一种静态的、近乎刻舟求剑的态度,这就不可避免地铸成了大错。更不必说,所谓近卫文麿与陆军“不扩大派”的合作关系,从来也没有存在过。这是一个错上加错的判断。
  高宗武的错误,又何止这些!1938年4月3日,在说服董道宁、携带影佐书信回到武汉后,他这么告诉周佛海:“日本为解决事变,抱着从未有过的道义方针,风格很高。因为按日本的国力来说,完全有余力干下去。”(日本防卫厅,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也就是说,日本“和平派”不仅有诚意、有实力,还有着远超伊藤博文、桂太郎的胸襟和视野。他们可以灭亡中国却不求灭亡,可以订立城下之盟却决心公正大度。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所谓“道义方针”,不啻于天方夜谭。无论石原莞尔、石射猪太郎还是多田骏、影佐祯昭,从来也没有过什么道义观念。他们决心以相对温和的条款结束战争,不过是因为苏俄的威胁、日本的内忧外患,以及中国的不可轻侮。至于那些没有认识到中国的力量、没有觉察日本巨大危险的人,更是恨不得连皮带骨地吞噬下所有的战利品。3月27日,也就是高宗武、西义显等人在浅水湾饭店聚会这一天,华北方面军宣布,占领区内的所有煤铁、电力和交通资源都归属日本人所有;同一天,中国联合银行开始废止法币、发行伪钞,试图垄断华北五省的利权。紧接着,次日也就是3月28日,华中方面军也如法炮制,他们不仅宣布以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成立,还为“华中开发公司”举行挂牌仪式,以控制长江下游的经济资源……所有这些都被大肆渲染、见诸报章,高宗武却视如不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切都恰恰发生在他认为日本“抱着从未有过的道义方针”的同时。
  “道义”如此,高宗武所说的“有余力”也同样靠不住。也是1938年3月,原棉和棉布已经在日本市场上脱销了,“铁稀少得跟黄金一样”。一个《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报道说,“现在已经很难买到一个炒菜的铁锅,恐怕一个月后就不可能买到了”。与此同时,农林省的几个化学家,“开始研究用老鼠皮制革”。这个月份,内务省假惺惺地宣布,最高劳动时限还是12个小时,“如果确有需要,也可以再加班两个小时”。消息传出后,即使最驯服的媒体也加入了冷嘲热讽的行列。因为,对日本劳工来说,每天劳作14个小时早已是家常便饭了。
  这一年初春,在第73届日本议会上,近卫文麿一口气抛出了多达八十余项、被称为“打破历来纪录”的议案,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年度预算案”、《电力管理法》和《国家总动员法》。3月8日,高达80亿日元的年度预算案通过了,其中48亿是“临时军费”也就是对华战争支出。加上几个月前获批的30亿日元“临时军费”,日本人的赋税负担达到了正常年景的四倍。3月29日,《电力管理法》也毫无争议地出台了,从这一天起,东京最繁华的街区银座,霓虹灯长久地熄灭了,直到十余年后才重放光明。及至4月1日,当《国家总动员法》问世后,物质的匮缺甚至蔓延进了皇宫:这一天,内大臣汤浅仓平期期艾艾地告诉天皇,从此以后,他无法再品尝来自法国的洋酒了,不过日本清酒倒是应有尽有;为给千万国民做个表率,国产香烟和雪茄也将替代以往的舶来品,尽管日本烟草的质量绝谈不上有多好。而在这份缩减宫内开支的清单上,还有一项让天皇大失颜面的措施:他的名片和赐礼将改为银制品,“而不是以往的黄金制品”(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钢铁、煤炭、机械、石油、粮食、棉布、油盐酱醋、针头线脑……统统被纳入了国家统制的轨道。八十余项新法令,就如同八十余条大绳索,将七千万日本人捆绑在忍饥受饿、挥汗劳作、流血流泪、朝不保夕的天罗地网中。即使如此,捉襟见肘依旧处处可见,其中最成问题的是兵力。过去几个月,陆军省好不容易装备了6个师团的新兵,准备投入中国战场;但关东军抗议说,苏俄边防军又一次增兵了,满洲的敌人已达到40万之多,无论如何也要划拨一两个师团给他们。无可奈何之下,近卫不等《国家总动员法》生效,宣布从4月份开始就实行各级学校的全面军训;但陆军省又传来了令人沮丧的消息:在大萧条中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征兵合格率不足七成……
  石原莞尔预言过的投入15个师团、耗费50亿日元军费以及几万人的伤亡,已经不再是危言耸听,而沦为一个天大的笑话了。在中国战场,仅有36个师团的日本陆军,已经投入了21个师团,并付出了十余万人的伤亡,但中日战争依旧遥遥无期。几个月后,影佐祯昭的一席谈话,或许可以折射出陆军统帅部的黯然心情:“我们参谋本部的军人,已经从全局上清楚地看出日本的兵力和攻守能力达到了极限……在中国本土上发动战争,背离了预定方针,是一个重大失误。”(犬养健,《扬子江依旧在奔流》)也就是说,表面上,日军节节取胜,但这种
  战术性的进展,丝毫不能弥补它战略性的挫败。更不必说,在国际舞台上,它失道寡助、四面楚歌,随时可能陷入灭顶之灾。高宗武自诩精明,但他所说的“道义方针”、“完全有余力”,与他所判断的近卫文麿立场、日本“和平派”的实力一样,是完全错误乃至南辕北辙的。作为“低调俱乐部”探听战和动态的使者,这些错误无疑会深重地影响周佛海等人的选择,乃至影响未来的历史。
  不幸的是,对高宗武的种种说法,周佛海深信不疑。史料只是简单地记载:“高把董在东京得到的印象告诉周佛海……周听后受到极大影响,坚定了对日进行和平工作的决心。”(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更不幸的是,此后几个月,“低调俱乐部”就依据这些判断,开始了一意孤行、不惜代价的谋和活动。正如千万后人所看到的,它导致了众多“低调俱乐部”成员的身败名裂,以及那场中国抗战史的最大悲剧。
  无论如何,1938年4月5日,在和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细细商议之后,高宗武就携带着影佐书信,面谒蒋介石。
 楼主| 发表于 2020-6-21 23:29:50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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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1】厥土斯民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几十年后,围绕着蒋介石对“影佐书信”的反应,以及十几天后高宗武、西义显在香港浅水湾饭店再次会谈的情形,几个当事人出现了各执一词、截然相反的说法。1971年,在接受美国学者格兰德·邦克访问时,高宗武谈道,看过影佐书信后,蒋介石一言不发,只是叮嘱了他一句,“这件事不必让张群、何应钦知道”。(格兰德·邦克,《和平阴谋》)
  也就是说,蒋介石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但,西义显的说法与此大相径庭。
  在回忆录《悲剧的证人》中,西义显详尽回顾了1938年4月16日他和高宗武、董道宁再次会谈的情形,并写到了蒋介石对影佐书信的答复。他说,3月28日,在高宗武、董道宁前往武汉后,松本重治也回到上海,伊藤芳男则带着高宗武出现、“低调俱乐部”决心谋和的消息赶赴东京知会影佐祯昭,“浅水湾饭店只剩下我自己了”;他说,在大约三个星期的等待后,“4月16日早晨,我最挂念的董道宁出现在我所下榻的浅水湾饭店10号房间凉台上,他的神色显得特别愉快。正当我们放心地举杯庆祝时,高宗武也来了”……
  之所以最挂念董道宁,是担心他的私自访日可能导致被囚禁、判刑乃至枪决。但这一天,董道宁不仅安然无恙,他和高宗武还都带来了激动人心的好消息。
  第一个消息,是蒋介石免去了他们的外交部职务。众所周知,身为外交官却私访敌国,哪怕不是死罪也必将引发舆论的哗然;但在被免职后,他们只是一介平民,无论往返上海还是私赴东京都不过是区区小事。换而言之,蒋介石不仅默认了董道宁的访日,他还为他们的进一步活动大开方便之门,其默许、鼓励的意味极为明显。
  蒋介石之后,周佛海也作出了新决定。在和高宗武连日会谈后,周佛海已决心扩大接触、对日谋和。为此,他在香港设立了艺文研究会下属的“日本问题研究所”,并任命高宗武为所长,董道宁为研究员;他们将和梅思平、艺文研究会香港分会的其余成员一起,组成中日和平活动的前哨站。
  更重大、更为激动人心的消息,则是以一种近乎绝密的方式传达的。这一天,在介绍过武汉之行、他们的新职务后,高宗武以异常郑重的语气谈道:“有机密事,须和西义显单独相商,请董道宁回避。”对此,董道宁很不乐意,但在高
  宗武的一再催促下,他到底走出这个房间了。房间里只剩下两个人,高宗武开口了。他
  说:“蒋介石读了影佐大佐的书信,非常感动,特别要我通过你向日本当局作如下传达。这是他向我口授的……由于太重要了,请好好听一下。”
  他说,蒋介石告诉他,“向敌将致信,等于以武士的生命交予敌将。影佐敢这么做,足见其对两国和平所抱有的诚意……我方亦以武士之心情与礼仪,除对此事表示感激外,当绝对不发表,请予放心”。
  在作出这个保证后,蒋介石谈起了他对中日战争的理解,并表达了他的和谈愿望。
  蒋介石认为,日本之所以发动战争,一是为了全力对苏、避免两线作战;再是为了保证中国的原料和市场。而中国之所以应战,“是由于不战就不可能亲日,至于胜败如何,则是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只有应战才能促使日本反省,才能让日本以平等之心对待中国。在这个意义上,这场战争并不是必要的。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愿以现实的态度、足够的诚意,在三个前提下与日方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先行停战”、“满洲与蒙古留待日后再谈”,以及“日方绝对尊重长城以南中国之领土主权的完整”。如果日方认同这三个先决条件的话,那么,以孔祥熙为首的行政院,随时可以与日方开始具体谈判。
  高宗武最后说:“以上,是蒋介石先生亲口对我说的,请你原原本本地把它传达给影佐大佐吧。”
  西义显的以上回忆,内容丰富、细节翔实。但对此,高宗武只有一句话的回应,“这些都是他虚构的”。而在他们之外,松本重治也提供了第三种说法。
  在1974年出版的回忆录《上海时代》里,松本重治言语确凿地谈道:1938年6月,也就是高宗武、西义显在浅水湾饭店再次会面两个多月后,高宗武亲口告诉他,对影佐书信,蒋介石确实没有表态;但在和周佛海商量后,“高君于4月中旬来到香港,与正在那里等待的西君会谈。高君按照自己的理解对西君说:蒋介石的想法是,在他以往坚持的条件下,可以和平谈判”。
  也就是说,西义显所说的浅水湾饭店传达口谕,并不是虚构的;但所谓“蒋介石口谕”只是高宗武编造的产物。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呢?
  毫无疑问,高宗武的“虚构说”,几乎不可能成立。1938年4月19日,也就是与高宗武再次会面三天后,西义显就乘坐日本轮船“靖国丸”急急前往东京,向众多“不扩大派”将校转达了这个口谕。对此,无论多田骏、本间雅晴还是影佐祯昭、今井武夫,后来都谈及了此事。以西义显的立场,他在几十年后或许会编造这个口谕,但在当时,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他都不会这么做。
  高宗武的矢口否认,很可能是出于“为尊者讳”的心态。毕竟,在他的一生中,蒋介石对他有过太多的恩惠。而到1971年,对日谋和无论如何也不是光彩之举,哪怕蒋介石依旧严守着“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之前”的底线。与此相对比,松本重治的“编造说”不仅符合高宗武的温州人性格,也符合“低调俱乐部”一意谋和的心态……
  但,更大的可能却是,这个口谕真实地存在过。
  “先行停战”、搁置满蒙问题、“尊重长城以南中国之领土主权的完整”……这些不就是蒋介石始终的底线吗?不就是他在《中国最后关头》演讲中的立场、在“陶德曼调停”中的要求,以及他的一贯态度吗?更重要的是,在台儿庄大捷的背景下,它也符合抗战初期蒋介石以战促和、“以胜促和”的心思。
  作为鲁南会战的一部分,台儿庄战役从1938年3月24日开始。这一天,在濑谷启少将的指挥下,万余名日军向这个毗邻大运河的集镇发动了猛烈进攻。中国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后来谈道,此后十余天,这个仅有三千多户人家的小市镇,“每日落炮弹至六七千发之多”。当时在战地采访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则以“炸裂了的土地”描述日本炮火的凌厉。但即使如此,日军的战报依旧充斥着沮丧、不安和挫败感:3月24日,“黄昏以一部突入台儿庄城墙东北角,但受到反击未能成功”;次日,“击退逐次增强的敌军围攻”;又一天后,“仍处于敌重兵包围之中”……(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直到3月29日,日军依旧毫无进展。无奈,坂本顺少将率领的第5师团一部增援台儿庄,
  台儿庄战役进入了白热化阶段。此后九天,在一间间石屋、一条条街道的反复易手中,这个古老的市镇已经看不到几栋没有坍塌的房屋了。
  《朝日新闻》随军记者写道:“我越走近这座小镇,看到的尸体就越多……流经附近的大运河,已经被鲜血染红了”。而日本战报这样描述着中国士兵的形貌:“敌于此狭窄的散兵壕内,尸体相枕、力战而死的情景,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须为之感叹。曾令翻译劝其投降,绝无应者,尸山血海,并非我军所独有。”及至4月7日清晨,在十余万中国生力军行将合围台儿庄之际,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终于下达了全线撤退令,台儿庄战役以中国的完胜结束了。
  台儿庄战役给日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仅仅在这弹丸之地,就有2369人战死、9615人负伤,相当于淞沪会战的四分之一。更不必说,日军投入战场的,是最精锐的第5师团、第10师团,而中国方面使用的是西北军、川军、奉军等杂牌部队。战役结束后,坂本顺被迫转入预备役,而他的顶头上司、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则考虑过剖腹自杀。作为中国战场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的以弱击强、“以筷子挑翻战车”,极大地鼓舞了四万万人的抗战决心。在各个城市张灯结彩、无数人上街游行之际,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桥本群却心情黯然地谈道:“现在,中国人已经开始大言不惭地宣称歼灭日本军队了……”
  凡此种种,都让蒋介石认为媾和时机已经成熟。不是吗?在苏俄的威胁下,日本最明智的做法就是迅速结束这场战争,而淞沪会战、台儿庄战役已经让曾经喧嚣一时的“速胜论”彻底破产了。不是吗?自从淞沪战败、南京沦亡,在无处不在的悲观论调中,“胜可言和、败则再战”,就成为他对战和大计的基本方略。他要以中国的胜利,换取光荣的和平,从而在“攘外”与“安内”之间重新作出选择。
  1938年4月7日,也就是台儿庄战役大获全胜这一天,他亲手拟定了一份宣传大纲。这份大纲第五条写道,“对敌加以笔诛之际,止对于日本军阀,绝不可报道对于日本皇室及民族之诽谤”。很可能,这是为即将到来的和谈留下余地的一个手笔。
  4月9日,也就是高宗武转交影佐书信四天后,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此时可战可和,应重视和谈与准备。”考虑到时间如此吻合,几乎可以断言,西义显所说是真实的。
  又几天后,4月13日,也就是高宗武再次赴港前夕,周佛海的日记也留下了这样的文字:“应陈济棠之宴,未终席,赴宗武处,商今后对日办法。因宗武明日飞港,负有秘密使命也。”与蒋介石的日记、宣传大纲相印证,这个“秘密使命”,应该就是向西义显传达蒋介石的和谈口谕……
  无论如何,1938年4月19日,西义显就带着这个口谕,匆忙地赶往东京,以寻求中日和平的新契机了。但他没有想到,在一路奔波、抵达日本后,他又一次听到了令人沮丧的消息。他后来回忆说,4月27日,在参谋次长多田骏的办公室,“我拼尽全力热情地演讲,但是,本应为‘不扩大派’总帅的多田中将,还有以军阀内部的自由主义者而闻名的本间雅晴少将,都像大佛一样沉默,三缄其口而不发一言。这反常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原来,几天前,在近卫文麿的推波助澜下,参谋本部已批准了“徐州会战”计划。如果说,从派兵华北到发表《对华声明》,中日和平已走进了死胡同的话,那么,这个决定也让董道宁访日、影佐书信带来的一线转机,再次搁浅了。西义显后来谈道:“我回到东京时,徐州会战已到决定阶段,日本朝野更加盲目乐观,竟不愿听取与之相反的政见……即使与此有特殊关系的影佐,面对这一情况也无能为力,只好白白地让时间过去。”(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之所以发动“徐州会战”,与近卫文麿的辞职想法有关。
  至迟在3月17日,近卫就产生了辞职的念头。这一天,他告诉西园寺公望的秘书原田熊雄,中日战争的遥遥无期,已让天皇深感不安;过去几个星期,无论汤浅仓平、木户幸一还是宫廷侍从长藤田文德,都在悄悄地告诉他,天皇日渐“消瘦”、“憔悴”、“垂头丧气”。对大臣们的种种宽慰之辞,比如战争将很快结束、近卫能够控制局势,他都表示了深刻的怀疑。
  这让近卫产生了极大的压力。作为“五摄家”之首、日本历史上最受器重的首相之一,倘若无法为天皇分忧,他无法想象未来的历史会怎么评价他。但在几次如意算盘落空后,对逼迫蒋介石签订城下之盟、体面地结束战争,他
  已经毫无信心了。
  天皇之外,让他如鲠在喉、敢怒不敢言的,还有陆军大臣杉山元。
  几乎从组阁的第一天起,风华正茂、被称为“聪明绝顶”的近卫,就被这个貌似愚钝、绰号“傻瓜元”的老军阀牵着鼻子走。对“统帅权”的应用,杉山是如此得心应手、不留余地,以至于近卫无计可施。近卫记得,战争爆发之初,他曾授意拓务大臣大谷尊由在内阁会议上装作若无其事地问起,“军事行动将至何地为止”?但杉山装聋作哑、一言不发。海军大臣米内光政有些过意不去,他回答说:“大致预定到保定、永定河一线吧。”这时候,被称为“老朽昏庸”、“脾气很好”的杉山对米内怒目而视。他训斥道:“此等场所,何以竟发是言?”(近卫文麿,《日本政界二十年》)
  对杉山来说,内阁会议不过是“此等场所”。而在“统帅权”之外,还有“陆海军大臣现役制”。为制衡杉山、参与战争决策,1937年11月20日,近卫奏明天皇,设立了“大本营联席会议”。作为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之后的第三个大本营,近卫试图步伊藤博文、桂太郎之后尘,以文官身份裁决军事问题。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次他发表了不同于杉山的观点,杉山就暗示他,他很可能辞去陆军大臣职务,并且不再派出新任大臣。这么一来,原本为了对付杉山的大本营制度,反而成为他挟持内阁、对抗“不扩大派”的筹码。三个月后,参谋本部就单方面中断了联席会议。
  又何止于此!说起与杉山共事的大半年,近卫有一肚子苦水要倒。他告诉原田熊雄,2月16日,天皇训斥了杉山,据说杉山诚惶诚恐、狼狈万分,但当天傍晚,他就坐飞机前往了华北;没有人知道他在华北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但次日华北方面军就渡过黄河,在没有得到参谋本部许可的情况下发动了鲁南会战。近卫悲愤地说,“陆军所有的行动,都是这样干的”。他虽贵为首相,却只不过是个摆设,“我感到我简直像个橱窗里的服装模特儿”。(原田熊雄,《西园寺公爵和政局》)
  凡此种种,让近卫度日如年,苦不堪言。他想起了过去四十多年优雅、闲适的生活,想到了那些只要发表无关痛痒的议论、就能引发阵阵喝彩的日子。他开始厌恶清晨起床,开始愤恨准时赴会。他最头疼的,就是在他谈论文艺、“忧伤”和王尔德的剧本时,内阁又打来电话,让他立即处置种种政务。在他的坚持下,每周的内阁例会从早晨拖到了中午、又从中午改成了下午,即使如此,他也往往要迟到一两个小时。渐渐地,他开始发现,这个号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职务,其实是个最倒霉的差使。
  他的辞职念头渐渐坚定。3月29日,他终于走进皇宫,向与他有着君臣名分、实则情同手足的天皇提出辞职。但他没有想到,此举却促成了“徐州会战”的发动,并阴差阳错地导致他与中日和谈的最后一次机会擦肩而过。
  对近卫的辞职要求,37岁的裕仁天皇既感惊讶,又有些不满。过去几个月,近卫的日子不好过,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为躲避战争带来的烦恼,他屡次提出去叶山皇家别墅住些日子,但那些近侍重臣总是提醒他,作为全国臣民的典范,战争期间他应该呆在皇宫里。他退而求其次,希望能去宫内的“海洋生物御研究所”打发时间,但这些人依旧不依不饶。他们说,哪怕无所事事,也不能有任何闲情雅致……
  一开始,天皇好言相劝。他语气平和地告诫近卫,在这个困难关头,“近卫家的子孙怎能不与朕同舟共济”?但近卫恃宠而骄,他喋喋不休地说起了自己的种种难处:上任以来,他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长此以往,必将患上严重的神经衰弱症;陆军压根不听他的,任凭他三令五申,他们依旧自行其是。他甚至自怨自艾地谈道:“要我这样有名望而无实权的理想主义者负责这个局面,是极端困难的……”(原田雄熊,《西园寺公爵与政局》)
  天皇又宽慰了他几句,并且保证说,无论他要采取什么措施,宫廷都将支持他。但近卫依旧不肯罢休,这么一来,天皇被激怒了。
  天皇尖刻地质问说:“卿是要朕自己组织内阁吗?……”
  到了这个地步,近卫到底不敢说下去了。紧接着,汤浅仓平、铃木贯太郎乃至西园寺公望,众多元老重臣也纷纷劝告他收回成命,以免引发天皇的新烦恼。近卫进退维谷,干脆躲到东京郊外的荻洼别墅找清净去了。
  这时候,是他的一群亲信,为他指出了一条新路子。
  这些亲信,包括松本重治、西园寺公一以及前首相犬养毅之子犬养健这样的名门之后,包括岩永裕吉、岩渊辰雄这些“昭和研究会”成员,也包括著名记者、几年后被判处死刑的左翼人士尾崎秀实等人。远在近卫担任首相之初,这些人就以“早餐会”的形式讨论着内阁的种种决策;尽管爱睡懒觉的首相很少参加聚会,但对他们的意见,他向来很重视。美国学者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谈道:“这些人代表着不同的观点,提出过各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但他们的共同点是,认为武力不是结束战争的有效手段。他们对于中国形形色色的、显然无力的傀儡政权,也差不多都同样表示厌恶。”(约翰·亨特·博伊尔,《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这一天,“早餐会”成员,近卫的秘书牛场友彦,为首相带回了这些人的新建议:既然日军依旧节节取胜,与其挂冠而走,让世人发现他留下的其实是一个烂摊子,不如改组内阁,而后以“宽大姿态”结束战争。他们认为,这么做的话,尽管近卫无法跻身伟大日本人的行列,但至少可以全身而退。
  与九个月前的“俾斯麦之故智”一样,这个建议让近卫眼前一亮。不是吗?他的主要烦恼是由杉山元引发的,只要将杉山赶出内阁,不就万事大吉了?不是吗?既然天皇已经许诺支持他,放逐杉山又有什么为难的呢?更重要的是,直到此时,外界还以为他是“不扩大方针”的提出者之一,只要中日媾和成功,他或许能以力挽狂澜、自始至终谋求和平的形象载入史册……
  他为此回到了首相官邸,并且一改先前的萎靡、悲观、唉声叹气,又一次变得兴致勃勃了。在和那些亲信、智囊细细商议后,他不仅决心放逐杉山元,他还打算勾掉内阁名单上的另外几个名字,以确保中日和谈的顺利进行。
  首先是广田弘毅。作为“牵线木偶人”,广田弘毅不仅对陆军俯首帖耳,对他也言听计从。但在近卫看来,无论“对华三原则”还是“陶德曼调停”,广田给千万中国人的印象都太过恶劣,撤换他本身就是一个积极的和谈信号。在此之外,对广田弘毅,他也有着一种隐隐的恨意:尽管派兵华北、改变“陶德曼调停”乃至发表《对华声明》,都以他的意见为主,但身为外相,广田却从不阻止,任凭他一错再错,岂不是大大的失职?
  广田之后,则是大藏大臣贺屋兴宣、文部大臣安井英二。
  作为日本战时经济的奠基人,贺屋兴宣被称为“理财圣手”。他独创的“财经三原则”、他惊人的聚敛天才,几乎可以和纳粹德国的雅尔玛·沙赫特博士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安井英二操纵舆论的才能也颇为可观,他曾在一夜之间制造了“举国一致”、“膺惩暴戾支那”的狂热氛围。这些事例曾让近卫津津乐道,但如今时过境迁,他们已成为近卫下一步行动的绊脚石了。特别是贺屋兴宣,近卫认为,只要撤换了他,陆军就不敢恣意扩大战争……
  但,撤换他们容易,驱逐杉山元以及陆军省次官梅津美治郎,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远在2月16日御前会议后,内大臣汤浅仓平就不断暗示杉山元,天皇已经不再信任他了,还是早早辞职为妙;但杉山装聋作哑,甚至表情憨厚地谈道,引发天皇烦恼是臣子的罪过,“只有加倍努力解决事变”。对此,约翰·亨特·博伊尔后来评论说:“杉山不肯给近卫一点便宜,悄悄地辞职了事。相反,他对近卫能够给他施加的全部压力,包括宫廷要他下台的暗示在内,抵抗了几个星期……”
  决心改组内阁后,近卫召见了杉山。这一次,他有恃无恐地说,倘若杉山还不肯辞职的话,天皇将亲自下诏罢免他。在日本政坛,人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真闹到那一步的话,除了剖腹自杀,杉山没有别的路好走。至于继任陆军大臣人选,也由不得杉山做主。近卫告诉杉山,倘若他加以阻挠的话,天皇将直接任命陆军大臣。
  直到这时候,杉山元依旧不慌不忙。他告诉近卫,辞职可以,但他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改组内阁必须拖延一些时日。杉山说,倘若暴露内阁分歧的话,中国的态度将更为强硬。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先放出一些风声,做好一些铺垫,以便让这次改组显得自然而然。他提醒近卫:无论决心和谈还是继续战争,这么做都有好处。
  或许是杉山言之成理的缘故,对此,近卫大度地答应了。
  紧接着,是继任陆军大臣人选。杉山以进为退,表示将推荐梅津美治郎出任陆相;近卫忙不迭地谢绝了。在他看来,杉山依旧是“傻瓜元”,梅津才是那个煽风点火、幕后操纵的人物。他希望杉山能提名石原莞尔。
  但杉山的反对,理由十足,无可厚非:石原军阶太低、资历太浅,在陆军历史上,还没有过
  少将出任陆相的先例。近卫退而求其次,希望杉山能推荐石原的密友、时任第5师团长的板垣征四郎中将。这一次,杉山同意了,但他的交换条件,是关东军参谋长、时年54岁的东条英机出任陆军省次官。
  对东条英机,近卫很感陌生。对他来说,只要杉山、梅津能够离任,他就别无所求了。他并不知道,这是杉山、梅津深思熟虑的结果:东条与梅津情同手足,并且生性莽撞、好勇斗狠,只要他在任,“扩大派”就还能操纵局势。而且,东条也与石原水火不容。对头脑简单、有勇无谋的东条,石原经常蔑称他为“东条上等兵”,甚至认为他最合适的职务就是带领几十个士兵打打杀杀的陆军小队长。这么一来,凡是石原的主张,东条一概不分青红皂白地予以否定。不久后,近卫就对自己的这个许诺深感后悔了。“我本来对板垣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杉山和梅津却要求让东条担任次官,这给我埋下了祸根……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实东条和梅津就像是一个人似的。”(重光葵,《外交回忆录》)
  众多历史学家更认为,此举伏笔了两年后东条的出任陆相、三年后的受命组阁,并伏笔了日本的加入“轴心国”、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以及日本的彻底战败。
  而在推迟改组、起用东条之后,就是“徐州会战”的发动。
  这一天,一向口齿不清、言语笨拙的杉山元极尽巧舌如簧之能事,怂恿近卫去游说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以发动“徐州会战”。他说,在大海对岸,千万中国人正彻夜狂欢,认为台儿庄战役意味着战争的转机;他说,该役伤亡虽大、实则无伤大局,但该死的蒋介石却利用它大做文章,说它是近百年来中国对外战争的第一场胜利,它让四万万人改变了对战争前景的估计……
  改变这种估计的,又何止是四万万人?4月9日,也就是台儿庄战役结束两天后,路透社电讯说,“英军事当局对于中国津浦线之战局极为关注。最初中国军队获胜的消息传来,各方尚不十分相信,但现在证明日军确实溃败了”。《泰晤士报》则概括道,“英人心理,渐渐转变,咸认为最后胜利当属中国”。而在一次各国驻华武官的聚餐席上,当几名武官谈到中国有可能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时,美国武官、后来的中印缅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大声喊道:“对,我也是这样认为的!”(芭芭拉·塔奇曼,《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凡此种种,都让鲁南会战、台儿庄战役的始作俑者之一杉山元恼羞成怒。他说,只有占领徐州,才能改变西方各国对中日战争的观感;他说,徐州一带,现在聚集了几十万中国大军,“只要达到歼灭这股敌军的战略意图,就能……决定性地促使蒋政权屈服,亦可挽回我军在台儿庄的不良影响”。他最后谈道,这么做的话,不仅他可以体面地辞职,近卫也能获得对华和谈的主动权,顺利地结束战争。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应该发动这场会战。
  经不住他三言两语蛊惑,近卫答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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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2】厥土斯民
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希望以战促和、“以胜促和”的话,那么,从这一天起,“苦撑待变”、持久抗战就成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基本信念。不久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少壮派军人之侵略思想……其政府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方有和平之道也”。(《蒋介石日记》)



《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2】厥土斯民
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希望以战促和、“以胜促和”的话,那么,从这一天起,“苦撑待变”、持久抗战就成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基本信念。不久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少壮派军人之侵略思想……其政府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方有和平之道也”。(《蒋介石日记》)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徐州会战的发动,让西义显陷入了极为尴尬的境地。他不知道该怎么给高宗武以及他背后的蒋介石以交代。无奈之下,他在东京逗留了十几天,直到会战行将结束时才再次前往香港。“5月17日,我幸运地乘上大阪商船布宜诺斯艾利斯丸,由神户启程,经神户往香港,再次驶向可爱的大海。”(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抵达香港后,他住进了九龙车站附近的半岛饭店。又一两天后,通过电话预约,他再次见到了高宗武。
  几乎一坐下来,西义显就为日本之行的徒劳无功表示了歉意。他说:“非常遗憾,关于蒋介石先生的重大提案,未能从日本带回任何答复……这一次,又没能打动日本当局,怎么说也只是尽了一点微力,应当受到谴责。”
  紧接着,他又谈起了对中日和平工作的新估计。他说,尽管徐州会战耽搁了两国和谈,但它也不全然是坏事。几天后,日本内阁将全面改组,板垣征四郎出任陆军大臣,池田成彬出任大藏大臣,而深受中国方面信任的宇垣一成也将出任外务大臣……所有这些人,都赞成以和谈方式结束战争,这是一个焕然一新的内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它本身就是为了中日媾和而改组的。
  内阁之外,还有陆军。板垣征四郎替代杉山元后,影佐祯昭将从参谋本部调任陆军省,并出任军务课课长。更重要的是,他的顶头上司、新任军务局局长是身患疾病的中村明人少将,此后几个月,影佐将代行中村的职权。凡是了解日本政局的人,都知道这个职位意味着什么。几十年后,日本学者丸山真男概括说,“职务是管理政务,所以他能插手政治;由于他的职务只是管理政务,他又不负政治责任”。约翰·亨特·博伊尔更谈道:“影佐新职务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陆军省组织系统表上所载明的……实际上,他代行了他的顶头上司、健康状况不佳的军务局局长中村明人少将的职务。在军事系统里,军务局局长一职非常重要,他的一项职责是与其它政府部门进行联系。”(约翰·亨特·博伊尔,
  《中日战争期间的通敌内幕》)
  也就是说,作为陆军的政治代言人,影佐将是板垣的左膀右臂,并在最大程度上影响着内阁决策。在西义显看来,参谋本部原本就是“不扩大派”的大本营,现在板垣征四郎、影佐祯昭又即将执掌陆军省,中日和谈已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大趋势。
  而在作出这些分析后,西义显又提出了两个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高宗武迅速返回武汉,向蒋介石汇报日本政局的新变化。他说,尽管徐州会战使两国和谈山重水复,但近卫的谋和决心、日本内阁的改组以及影佐的新职务,都将使中日和平柳暗花明,“这一点,请(蒋介石)充分地加以注意”。
  这个建议之后,西义显更希望高宗武步董道宁之后尘,尽快访问日本。他说:“如果你能飞往东京,把上次对我说的条件亲口向东京当局建议的话……这一事件本身就可以使影佐一派为结束战争而在军阀内部获得优势,这是确定无疑的。”他并且说:“我们这次来香港,就是欢迎你到日本去的。”(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但对这个建议,高宗武却沉默良久,一言不
  发。
  5月30日,高宗武飞抵武汉,以便向蒋介石汇报日方的回音。在此之前,5月27日,通过NHK(日本广播公司)的广播节目,他已经确认了西义显所说的日本内阁改组;又两天后,新任外务大臣宇垣一成更公开宣称,“1月16日所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之意义,不过不与往来,并非不承认国民政府之意”……直到这时候,他才认为谒见蒋介石的时机已经成熟。
  那么,高宗武能够想到吗?这次武汉之行,却堪称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这一次,他不仅没能见到蒋介石,并且终其一生也没有再见过他;更重要的是,此次在武汉逗留的六天,是他在自己土地上、在青天白日旗下栖息的最后日子。从此以后,他开始了大半生的漂泊零落,直到56年后埋骨异国。
  抵达武汉当日,高宗武就求见蒋介石。《周佛海日记》记载,“宗武自港来。一时半偕宗武到部,谈中日关系前途二小时。三时半送宗武至布兄处”,而所谓“布兄”就是蒋介石侍从室的第二处主任陈布雷。但出乎高宗武的意料,这一天,蒋介石却拒绝接见他。
  次日也是如此。直到6月1日,在高宗武第三次求见、并呈递上一份简单的报告书后,蒋介石才通过陈布雷向他传达了一个口谕。语气之森严、态度之决绝,让高宗武如遭重创,呆若木鸡。
  首先,所谓“和平工作”到此为止。什么日本内阁改组、什么陆军“不扩大派”,蒋介石既不想听,也不愿加以理会。倘若高宗武一意孤行、继续谋和的话,“以谋逆罪名处置”。
  其次,高宗武已不再是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战和大计已不在他的置喙范围之内。对他的新职务,艺文研究会所属的“日本问题研究所”所长,蒋介石不愿越级干涉,他也可以继续前往香港。但除了搜集对日作战情报外,“严格禁止其它活动”。
  最后,从即日起,停止发放每月八千元的活动经费……
  这道口谕,标志着“高宗武—影佐渠道”已走进了死胡同。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对他一向青眼有加、极为赏识的高宗武,他又为什么下达这么一个几乎不留余地的口谕呢?
  毫无疑问,这和蒋介石倔强而自尊的性格有关。他以中国最高领袖之尊,回应一个区区大佐的来信,姿态之低、诚意之足,都堪称空前绝后。但他等来了什么?他等来了日本人不知死活的轻蔑,等来了“徐州会战”的爆发。此举不仅让他觉得所谓“影佐渠道”毫无价值,也彻底地激怒了他。
  性格之外,它更和蒋介石对战和大计的新判断有关。在此之前,他认为日本人虽然狡诈、蛮横,但作为东亚先进国家,必定秉持着明治时代以来的理智选择和清醒判断;但从《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陶德曼调停”到影佐书信,日本人一次次的翻云覆雨、背信弃义,让他瞥见了日本政局的真相。它混乱、动荡,有着种种先天不足,以至于陆军挟持了内阁;它盲目、短视,如同坐井观天的井底之蛙,以至于为了平衡各个派系,不惜一次次地破坏对它来说性命攸关的战和大计。无论中国作出多少让步、达成怎样协议,只要有一个大佐反对,这些协议就很可能沦为一张废纸。更不必说,自从战争爆发,蒋介石从来就没想过要作出什么让步。
  如果说,在此之前,蒋介石希望以战促和、“以胜促和”的话,那么,从这一天起,“苦撑待变”、持久抗战就成为他对中日战争的基本信念。不久后,他在日记里写道:“倭少壮派军人之侵略思想……其政府不能控制,不能守信”;“倭寇军阀不倒,决无和平可言。惟有中国持久抗战、不与言和……方有和平之道也”。(《蒋介石日记》)
  也就是说,蒋介石已决定不再对日谋和。此后几年,尽管中国一次次地面对着山穷水尽的局面,尽管日本人一次次地伸出和谈的橄榄枝,但他要么抱以姑妄听之的态度,要么将之视为“政治战”的手段,并屡屡勒令日本人“限期答复”。他的这个决心如此重大、如此影响深远,以至于这一天也就是1938年6月1日,可以视作中日战争的又一个分水岭。西义显后来评价说:“这件事使他感到日本军阀政治是根深蒂固的……即使近卫内阁的改组,也不能改变既定政策。只要是军阀统治下的日本,蒋介石就不再信任。”
  而这个决心,或许也和花园口的滔天洪水、千万人的流亡与死难有关。
  5月20日,徐州会战结束了。日本人出动了7个师团20余万大军,仅仅占领了一座空城。日本战史后来评论说:“总计约50个师的中国军于5月中旬向西南方从我包围间隙冲出。在直径达百数十公里的辽阔大平原上,以区区几个师团准备围歼敌军,但因网孔过大,到处有空隙,战果之微出乎意料。”(日本防卫厅,《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即使如此,徐州的沦陷也使中国抗战进入了极为悲观的境地:几百年来,“徐州的得失是衡量每个王朝是否稳定的标准,徐州一旦陷落,王朝也就维持不了很久了”;作为津浦、陇海两大交通动脉的枢纽,占领徐州后,日军可以沿陇海线大举西进,并和沿平汉线南下的华北方面军夹击郑州;更要命的是,从徐州撤出的几十万中国大军还在向武汉缓缓行进,一旦郑州失守,武汉将旦夕沦亡。在众多政府机构、大量物质和各地新兵聚集武汉之际,倘若无法组织起“武汉保卫战”,中国将面临精华尽失、无兵可战的灭顶之灾。
  在这个关头,蒋介石决定掘开黄河大堤、“以水代兵”,以阻止日军的迅速南下。
  远在1935年8月20日,德国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冯·法肯豪森将军就提出,一旦中日开战,“黄河则为最后的战线……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民国档案》,1991年第2期)。但当时,哪怕是对这么一个纸上谈兵的计划,蒋介石也犹豫不决。他先是在这份建议书的中译本上作了“最后抵抗线”的五字眉批,随即又划掉了。
  台儿庄战役结束后,1938年4月13日,陈果夫又上书说,一旦日军逼近河南,“只须将沁河口附近北岸决开,全部黄水即可北趋漳、卫,则我之大厄可解,而敌反居危地”。紧接着,伴随着徐州的日渐危亡,程潜、陈诚、白崇禧乃至冯玉祥……众多高级将领也纷纷提出了“以水代兵”的建议,但蒋介石始终无法下定决心。5月15日,他下令发动兰封会战,试图将日军阻挡在黄河北岸。
  但兰封会战很快失败了。5月24日,兰封沦陷;又五天后,商丘失守。6月1日,在日军行将打通津浦、陇海两线并随时可以进逼武汉之际,蒋介石终于下达了决堤命令。
  负责决堤的,是第20集团军总司令商震。他先是选择了中牟县的赵口河堤,但在四天四夜的挖掘后,“仅流丈余……水道堵塞不通”;紧接着,千余名士兵又挖开了第二道决口,但决堤仍告失败。无奈之下,商震派出了新八师上尉参谋熊先煜,以及工兵营长黄映清、工兵连长马应援和水利专家张国宏四人,沿着黄河大堤寻觅新址。
  6月7日凌晨,他们来到了花园口河堤上。这时候,开封也已经沦陷了,日军正逼近铁路枢纽郑州。几十年后,熊先煜谈起了那个中国抗战史的最悲怆时刻:“河堤上,有一个冷清的关帝庙。庙中无人,门大开,我们全都进去了……我跪在地上默默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打不过他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
  决定在花园口决堤后,“众人神色庄严,泪光蒙眬皆不能言”。熊先煜一再逼问张国宏:“你是我们请的专家,你要表态,定在这里,行,还是不行?”张国宏却目光呆滞、答非所问地说:“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这时候,工兵营长黄映清扑通一声,跪在了河堤上,“举眼向天,热泪长淌”。紧接着,其余三个人也都跪了下去。熊先煜后来谈道:“(我们)四个人跪成整齐的一排,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直到工兵连和2团9连的官兵来到堤上,我们才住声。”(熊先煜口述,《花园口决堤真相揭秘》)
  在几百名中国士兵、两千余名沿岸民工的努力下,6月9日,滚滚黄水终于漫出了大堤。这一天,苍天也为之哭泣,干旱已久的豫东平原迎来了接连几天的瓢泼大雨。水借雨势,雨助水威,黄河两岸的十余万日军顿时陷入了灭顶之灾。日本战史后来记载,华北方面军下属的第2军,“死于洪水人数便达到7452名之多”;众多中国人更亲眼目睹,驻防开封的土肥原师团为此元气大伤,“全师团之机械化军器……计大炮七八十尊、坦克二百余辆、卡车数百辆。迨撤退时,仅轻型坦克一辆、卡车数辆而已”。更重要的是,大水为武汉会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剑桥中华民国史》后来评论说:“这个策略取得了辉煌的成功。入侵者暂时被阻滞,进攻武汉的战役,可能被推迟了三个月。”
  但,在无边大水中死去的,不仅有万余名日军,还有大约89万中国居民。大水漫过河南、漫过安徽,并漫向了苏北,所过之处,鸡犬之声不闻。一个特定的地理名词“黄泛区”出现了,它至少包括44个县份,涉及一千万人口。历史学家弗兰克·多恩后来写道:“大约四五千个村庄和11个大城镇尽成泽国,据说有二百多万人无家可归,一贫如洗。甚至七年以后,在一些村庄里所能看到的,还是从几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的庙宇的弧形屋顶,和光秃秃树木顶端的枝桠。”(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
  花园口决堤让蒋介石终生为之不安。近十年后,在内战又起、南京政府处处捉襟见肘之际,他依旧投入巨资,试图让黄河回归故道;直到晚年,他依旧绝口不提此事。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奇耻大辱的话,那么,对蒋介石来说,花园口大水却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病。他把这笔账算到了日本人的头上,为此恨之入骨。
  何况,5月30日,高宗武初次求见时,他正在为是否决堤徘徊不已。6月1日,也就是高宗武第三次求见时,他刚刚下达了决堤黄河、“以水代兵”的密令。
  无论如何,蒋介石的这个口谕,意味着高宗武、西义显领衔,以周佛海、影佐祯昭等为幕后人物的“和平工作”,彻底地寿终正寝了。西义显接近一年的游走奔波、董道宁甘冒杀身之祸的访日决心,以及影佐祯昭的冒死投书,都在花园口的滔天大水中化作泡影了。从此以后,中国只面临着一种命运选择,而日本,也是如此。
  但,在此之际,却有一个人决心改变“和平工作”的走向,并将这个注定要夭折的努力维系下去。他为此抛出了“和平第二方案”,决定在蒋介石、近卫文麿之外,组成斡旋中日和平的“第三势力”,以制造和平舆论、聚集和平人士,并在时机成熟时作为“蒋介石与日本之间媾和的媒介”。
  这个人就是周佛海。
  自从授意高宗武私自赴港,三个多月来,周佛海的心情大起大落,纷繁而复杂。3月5日,也就是高宗武在上海与松本重治会谈、影佐祯昭也将书信交给董道宁那一天,他在给寓居香港的妻子杨淑慧的家书中写道,“最好是我能(亲自)赴港”;几天后,3月13日,在另一封家书里,他又叮嘱说,“宗武若回,你可留他们夫妇暂住我家,俟找得房子再搬”,随信并附“致宗武夫妇一函”。及至3月21日,也就是高宗武目睹了影佐书信、听闻了陆军“不扩大派”的存在后,“高宗武……便回到香港,从香港以长途电话打来汉口”(周佛海,《我的斗争记》)。这一天,周佛海大喜过望,他告诉他的妻子:“我已买定下月14日的飞机票,大约临时没有重大事故发生,我一定可以到港一行。”
  但他却最终没能成行。3月27日,也就是高宗武、西义显等人在浅水湾饭店聚会时,陈布雷给他打来了电话,“谓余下月中旬赴港小住之意须打消,因有种种关系,不便前往。否则,恐起物议”。这一天,《周佛海日记》记载:“闻之不胜懊丧。”
  在这样的“懊丧”后,他却迎来了中日和平的最大转机。4月5日,在蒋介石下达准备和谈的口谕后,他送走了高宗武,并以一种望眼欲穿的急切等待着日本的回音。但在四十多天的翘首期盼后,5月20日,他却等来了西义显之行徒劳无功的结果。这一天,他在日记里写道:“接宗兄缄,所事渺茫。此本为余意料之结果,惟闻之,不无焦灼失望耳。”
  而在蒋介石下达不再谋和的严令后,他与高宗武连日商量对策。6月1日,《周佛海日记》记载,“过江返寓,饭后小睡……即至德明访宗武,六时回寓”;次日,“八时半起,宗武、孝炎来谈”;6月3日,“十时散会,赴宗武处略谈”;6月4日,“十时散会,仍到宗武处略谈……午约笔江、宗武便饭”……
  也是在这样的交谈中,他私自谋和、实行“和平第二方案”的决心渐渐坚定。他并且为这个方案物色了一个主角,这个人不是蒋介石,也不是同样有意谋和的孔祥熙、张群或何应钦,而是一个有着辉煌早年、曾是孙中山接班人和中国国民党的头号领袖、被称为“望之可亲、即之也温”的大人物。
  这个人有着高洁的品行、绝代的风华、无可挑剔的资历和地位。更重要的是,他对中日和平有着无人堪与比拟的热切和期盼。周佛海认为,无论在哪一个意义上,他都是“和平第二方案”主角的不二人选。
  这个人就是中华民国的第二号人物,时任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最高国防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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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3】厥土斯民
1903 年,在刑部大堂,面对慈禧太后的“杖毙”手谕,31 岁的沈荩谈笑自若,从容受刑。 在连挨二百余杖、“骨已如粉”时,他依旧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而当刑部堂官以为他已经毙命时, 他抬头笑道:“何以还不死? 速用绳绞我……”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号“精卫”。 1883 年 5 月 4 日, 他出生在广东省三水县的一个中产家庭, 父亲是一名县衙里的师爷。 作为十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 他自幼深受父母的宠爱。但他 13 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次年,他 75 岁的父亲也撒手西去。 从此以后,他孤苦伶仃,依从他的长兄汪兆镛度日。

  他聪明绝顶, 少年清发,17 岁就连中县试府试,并且都名列第一。 他被称为“文气磅礴纵横”,天才之名传于邑中。不久后,广东水师提督李准聘请他为家庭教师,由此开始了自谋生路、抚养寡嫂弱侄的艰难生活。 他后来回忆说:“父亲殁后,并无遗产,我衣食住之费,都仰给于长兄。至 17 岁便出去做‘子曰先生’……每月平均得膏火银 20 元左右。18 岁三兄病殁,19 岁二兄病殁,和两寡嫂一孤侄,持此度日。”(《汪精卫自述》)
  
  在几年困苦、低沉的日子后,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生命的转机。 1904 年,他考取了留学日本的官费生资格,付梓东渡,并由此开始了将自己的名字镌刻进这个古老国家皇皇史册的壮丽早年。
  
  这个镌刻, 与他的生逢其时、 风云际会有关。 这一年,在聚集日本的 2395 名中国留学生中,包括了这样一些名字: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陶成章、秋瑾、徐锡麟、鲁迅、胡汉民、戴季陶……与汪精卫一样,他们大多来自偏远的县城或集镇, 从小读四书五经长大。 抵达日本之初,他们还大多蓄着辫子,怀抱着报效朝廷、安邦治世的传统之心。 但不过几个月后, 这种古老的、仿若历代儒生的志向,就如同出土的木乃伊那样,迅速地风化瓦解了。
  
  格致、算术、地理、体操…… 这些来自西洋的科目, 让他们重新打量自己身处的世界。 在声光电化、法政实业之后,纷至沓来的,是一些前所未闻的词汇:自由、民权、宪政、革命、竞争、进化、华盛顿、西乡隆盛…… 他们为此创办刊物、寻求新知;他们为此集会结社,并一再发出 “中国向何处去”的追问。 在不经意间,他们站在千年历史的转折点上,并渐渐成为一股堪与紫禁城分庭抗礼的力量。 在人类历史上, 这样的极少数青年就可以改变大多数人命运的事例,也不过是区区几个。
  
  这个镌刻,更与他出色的文笔、恣意汪洋的口才以及有口皆碑的人品有关。 1905 年,几千名青年怀抱着埋葬传统政治、缔造现代中国的梦想,与孙中山结合了起来。 这一年,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出任执行部庶务、宋教仁出任司法部检事长,而汪精卫也成为评议部评议长。 一时之间,这个年仅 22 岁的青年,成为中国革命党的主要领袖了。
  
  而次年《民报》与《新民丛报》的大论战,更使他名噪一时,成为全国性的知名人物。
  
  1905 年年底,围绕着“革命”还是“立宪”的问题,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和《新民丛报》开始了长达年余、 影响深远的大论战。 一开始,《民报》以章太炎、陈天华为主要撰稿人,但他们面对的,却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被誉为“支笔横扫千军”的天才报人梁启超。论战之初, 梁启超一口气发表了《开明专制论》、《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驳某报之土地国有论》等文章,大占上风。
  
  这时候,汪精卫写出了《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一文,认为梁启超的中国民众“程度太低”、“不具共和国公民资格”等言论,不过是为独裁专制张目。紧接着,《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再驳“新民丛报”之政治革命论》 ……一系列条分缕析、 富有煽动性的文章,使他替代了章太炎、陈天华,成为大论战的
  
  《民报》主角。 几年后,在谈到汪精卫的决定性影响时,孙中山依旧感慨不已:“自精卫先生《民报》第六号《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论出,言中外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拜读精卫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论,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孙中山全集》) 他由此奠定自己作为历史人物的地位了。
  
  而 1910 年的谋刺摄政王载沣,更使他成为那个时代众口相传、万众景仰的象征性人物之一。
  
  1909 年 12 月, 汪精卫携带喻培伦、 黄复生、但懋辛、陈璧君等几名青年北上,以“守真照相馆”为掩护,试图刺杀摄政王载沣。如果说,他的加入同盟会、 与梁启超论战, 无处不在的是“青年意气”的话,那么,这个惊天手笔,不仅与同盟会的四分五裂有关,也和晚清以来在知识青年中激扬鼓荡的“烈士之气”有关。
  
  这种“烈士之气”,以谭嗣同为先驱。 1898 年,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慷慨赴死,并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壮烈诗篇。从那时起,这种“烈士之气”就成为一代青年的普遍风骨, 让他们以头颅作笔、 鲜血为墨, 去书写一个国家的绝望和希望、 新生与转机。
  
  1903 年,在刑部大堂,面对慈禧太后的“杖毙”手谕,31 岁的沈荩谈笑自若,从容受刑。 在连挨二百余杖、“骨已如粉”时,他依旧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而当刑部堂官以为他已经毙命时, 他抬头笑道:“何以还不死? 速用绳绞我……”
  
  1905 年,在写出《暗杀时代》后,27 岁的吴樾在北京安徽会馆设宴与友人诀别。三杯过后, “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歌声渐渐响起,曲音渐成徵声、举座为之饮泣。这时候,吴樾纵声放歌,旁若无人。 次日, 他在谋刺出洋五大臣的炸弹中化作齑粉。
  
  又几个月后,为平息同盟会的内部纷争,31 岁的陈天华在写下《绝命书》后,纵身跳进了日本大森海域的冰冷海水。 此后几个月, 他的灵柩被送出东京,经过上海,送往长沙,所到之处, 万人空巷, 眼泪漫天。 及至在长沙岳麓山下葬时,数万名送行者皆着白衣,长沙满城似雪…… 然后,是秋瑾、徐锡麟、熊成基……而 1910
  
  年春天,又一个照耀历史、启迪来者的名字出现了。 27 岁的汪精卫决心以自己的血,换取同盟会的再次统一,并浇灌出一个衰亡民族新的生机。
  
  谋刺载沣的过程,拖泥带水,无可称道。 但在“守真照相馆”被查获,汪精卫、黄复生等人锒铛入狱后,历时 13 天的审讯以及长达几个月的媒体报道, 却展示了一个 27 岁青年炽烈的心、纯粹的志、高洁的品行和近乎完美的形象。
  
  入狱之初,汪精卫、黄复生都声称自己是该案主谋, 极力为对方开脱。 汪精卫说:“黄君等皆不知精卫目的所在,相处月余后, 见精卫行止可疑, 颇疑心……” 而黄复生则说:“此次之事,纯余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余处……”两份供状,不仅让警察署长路廷秋、巡警厅丞章宗祥为之感叹,它更让民政部尚书善耆唏嘘不已。 几天后, 善耆告诉他的一个友人:“其同党相惜、笃守友道, 大有古仁人之风…… 不意如此人物,竟入革命党。 ”
  
  紧接着,在囚禁期间,两人自忖必死。为此, 在写出洋洋四千余言《自白书》、力辩革命之必要后,汪精卫要酒要菜,“饱醉酣睡,形若无事”; 而黄复生则借来了一卷残书, 挑灯夜读。 如此景象, 让清廷为之气夺。 善耆吩咐他的手下, “一切皆照国事犯文明之法相待”。 从此以后, 汪精卫、黄复生不必下跪,在狱中照常读书看报,更没有遭遇刑讯逼供。 在后来的历史里,它被视为中国优待政治犯的最初案例。
  
  而在酒与书籍、必死之心和烈士之志外,还有诗歌。 在等待判决的 13 天里,汪精卫逸兴横飞,写下了众多诗词。 其中四首《口占绝句》经狱卒传出后,迅速被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刊载, 成为传诵一时、脍炙人口的名篇。
  
  在这四首绝句里, 他首先说起了自己 “精卫”名号的由来,以及凭借一己心力、埋葬那无边无际专制大海的情怀:
  
  衔石成痴绝 沧波万里愁
  
  孤飞经不倦 羞逐海鸥浮
  
  他轻视那随波逐流、和光同尘的卑琐人生, 宁愿孤独地飞行, 也不愿自己的高洁品行沾染尘世之埃。 在此之下,他深信自己年轻的血,将化作自由的花,并催生一个文明、雄健、光华、灿烂的新中国,一如文天祥、谭嗣同、陈天华、秋瑾那样:
  
  姹紫嫣红色 从来渲染难
  
  他时好花发 忍取血痕斑
  
  他还将目光投向了行将到来的那一天。 自古以来,活着难,但选择死更不易,所谓“千古艰难惟一死”。但到头这一生,谁逃那一日?人生在世,当然要自由、欢畅、光彩夺目,但只有死得其所,才能无愧少年的心、自由的血。事实上,死正是生的一部分, 并且将完整地诠释生。 是死的力量、高度,才使生显得苍茫、厚重起来。他为此激昂写道:
  
  慷慨歌燕市 从容做楚囚
  
  引刀成一快 不负少年头
  
  那么, 在生的彼岸, 会有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是冰冷、黑暗、无知无觉,还是远比人间灿烂美好的净土?抑或是尘归尘、土归土,“永入苍茫无炎凉”? 但即使是天堂,他拳拳的心、殷殷的志,依旧眷念着这个苦难的人间,眷念着自己的家园、民族、孩子和苍生。 那个死后的灵魂将不会稍离注视, 如同每天都将在天际边出现的那些星辰那样:
  
  留得心魂在 残躯付劫灰
  
  青磷光不灭 夜夜照燕台
  
  如此豪迈、辛酸而执着,无怪乎,在这四首绝句发表后,千万人含泪相传,无数青年准备了香烛与纸钱、松柏和丧服,打算为他送行。 在那13 天里,一个古老国家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个年轻的后生, 那些远为显赫的人物, 无论摄政王、袁世凯还是梁启超、孙中山,似乎一下子都黯淡无光了。
  
  又何止于此?在这期间,同盟会的报刊又发表了他的众多信件、文章和血书,从而奏出了这一曲慷慨悲歌的最强音。
  
  在给吴玉章的书信里,汪精卫谈道,革命譬如煮饭,“煮饭之要具有二:一曰釜,一曰薪”。釜在于“恒”,水不能蚀,火不能熔,“水火交煎,皆能忍受”;而薪在于“烈”,炬火熊熊、光焰万丈, 尽管体质焚毁,“借其余热, 可以煮饭”。 他说, “弟素鲜恒德,故不愿为釜而愿为薪”。
  
  在给孙中山的书信里, 汪精卫表达了自己效仿陈天华、以杀身成仁换取同盟会再次团结的决心:“盖此时团体,渍裂已甚,维持之法,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可以挽回, 要在吾辈努力为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 怀疑者复归于信。 此非臆测之言,前事可征也……”
  
  所谓“前事”,指的正是陈天华蹈海。而在入京前夕,他还咬破手指、给他的好友胡汉民留下了八字血书:
  
  “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
  
  凡此种种,都使他和他的事迹,成为绝唱, 成为一个时代的传奇。 而在幸免于死、 仅仅被判处终身监禁后,1911 年 11 月 6 日,因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因为清廷的大赦政治犯,他昂首步出了牢门。 从此以后,他挟天下之厚望、万众之瞩目,开始了他新的人生。 此后十余年,他以自己高洁的品行、无可挑剔的风范,渐渐被视为堪与张謇、蔡元培并列的三大“民国完人”之一。
  
  出狱之初,汪精卫异常忙碌。 1911 年 11 月25 日,他奔赴上海,迎接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 并为他起草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紧接着, 他又往返南京与北京,为“南北议和”、鼎定共和奔走游说。 次年初春,清帝宣布逊位,共和国诞生了,而袁世凯也替代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任大总统。 此后大半年, 大批同盟会元老纷纷出任要职,孙中山也接受了“全国铁路督办” 的职务……
  
  但,谁也没有想到,在此之际,年仅 29 岁、被各方看好的汪精卫,却宣布“功成身退”,决定去法国留学。
  
  1912 年 9 月, 汪精卫携带新婚妻子陈璧君,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路途。 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他的知交密友、“黄花岗 72 烈士”之一方声洞的几个家人,妹妹方君瑛、方君璧和寡嫂曾醒, 以及曾醒的弟弟曾仲鸣、陈璧君的弟弟陈昌祖等。 这种近乎古代仁人的选择, 让各大报刊为之感叹, 并永久定格了那个在刑堂上慷慨陈词的青年形象。
  
  此后八年,他始终定居在法国,其间只短暂地回国三次。 但他的种种事迹, 依旧在国内流传着:
  
  他风度翩翩、风华绝代,被誉为“民国第一美男子”;他的妻子陈璧君却相貌粗鄙、异常任性。 但他对妻子却不离不弃,始终一往情深。
  
  他和先后抵达法国的蔡元培、 李石曾等人发起了“进德会”,实行“六不主义”。那就是不当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他以此宣言着自己与那个传统、专制、腐朽世界的彻底决裂,并且影响深远。 几年后,蔡元培回国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也发起了“进德会”。大约三分之一的北大师生加入了这个旨在修身进德、砥砺品行的社团, 从而奠定了一所伟大大学的伦理基础。
  
  他又参与创办了“中法里昂大学”,并发起了赴法勤工俭学运动。 到 1920 年,已经有六千名中国青年先后抵达法国。 翻开他们的名单, 后人可以发现众多震撼人心的名字:周恩来、蔡和森、赵世炎、王若飞、陈毅、聂荣臻、李富春、邓小平……
  
  凡此种种,都让千万青年耳目一新,并使他成为众口赞誉的 “民国完人”。 在那个腐朽、荒诞、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年代,一个个昔日的大人物,都沦为被轻视、被鄙夷的对象了。 即使伟大的报人、 曾深刻地影响了一代青年的梁启超也不例外。 在宋教仁遇刺、黄兴病逝、蔡锷病逝后,似乎只有汪精卫、张謇和蔡元培,才能象征一个古老国家仅存的元气和希望。
  
  而 1920 年,当他应孙中山的召唤,回到广州、步入政坛时,他作为道德楷模、社会表率的形象不仅没有过去,反而更加深入人心。
  
  他拒绝出任更有权势的职务, 而以广东教育会会长的身份,开始了改良社会、改善民生的努力。他说,在这个惨淡的末世,“与其去混入政治舞台,不如本其所学,干一些切实改良社会风气的工作来得有益”;他说,“这时洁身自好的先生,对于政治当更不欲问鼎,而惟社会改良事业是从”(雷鸣,《汪精卫先生传》) …… 而任职期间,他禁绝赌博,增加教育经费,大力培养现代医师,推行公共卫生政策,成为现代化广东的领导者之一。 后来,他异常谦逊地谈道:“民国十年至十一年 6 月以前, 广东有一些市政的进行,有些教育计划的设施,也有些县知事民选的试办, 表面看去, 似乎是有革新的倾向了。然而按之实际, 平民政治的基础, 全未奠定; 和平民政治最不相容的如募兵制等问题, 全未解决……”
  
  改良广东的努力,因为 1922 年夏天陈炯明与孙中山的彻底决裂而告终。 但这个事件,不仅没有使他淡出公众的视野,恰恰相反,它伏笔了汪精卫最璀璨、最耀眼、近乎辉煌的人生顶峰。 那就是成为孙中山接班人、 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
  
  这一年, 在陈炯明的炮声中,56 岁的孙中山踏上了“永丰”舰,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天的水上漂移。 此后一年多,汪精卫随侍左右,始终不离不弃。 他的披肝沥胆、患难与共,深刻地感动了晚年孙中山。 后来,他当众谈道:“二十多年来……追随我的(人)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 真正跟我来革命的, 如汪先生一样的不出二十个。 ”(《政治周报》,1924 年 1 月)
  
  他的接班人地位,是不是此时被确定的呢? 这或许是一个无从证实的历史猜测。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年多,也有一个 36 岁的青年军官始终随侍孙中山,并伏笔了他令人目眩、后来居上的发迹。 这个人就是蒋介石。
  
  无论如何,从这里开始,汪精卫的接班人地位渐渐巩固。 1923 年 10 月,在击败陈炯明、再次入主广东后,孙中山指定汪精卫、廖仲恺、李大钊、张继、戴季陶五人负责改组国民党,以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其中汪精卫是首席改组委员。
  
  1924 年 1 月, 作为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 汪精卫主持了国民党“一大”的召开。与此同时, 陈璧君也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 她从美洲筹集来的 30 余万元捐款,成为创办黄埔军校的最初经费。
  
  又几个月后,1924 年 11 月 13 日, 孙中山应邀北上,与奉系、冯玉祥等人“共商国是”。 在他的随行人员中,汪精卫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去,巨星陨落、大树飘零,孙中山再也没有回来。 此后几个月, 汪精卫不仅成为孙中山遗嘱的起草者,他还被推选为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并以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载入史册……
  
  至此,那个年轻的广东才子、在大论战中激扬文字的风云人物, 那个在北京监狱里倾诉着生平志向、并成为一个时代传奇的年轻志士,那个品行高洁、被誉为“ 民国完人” 的 42 岁政治家,已经肩负起一个苦难国家从沉沦到转折、从贫弱到新生的重任了。 他完美的履历、 他绝代的风华、他无可挑剔的品质,都让千万人无不深信, 他必将引领着这个国家走出长达百年的沼泽地。
  
  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这个中华民国最显赫的职位上,他仅仅停留了九个月。
  
  1926 年 3 月 23 日,因为扑朔迷离的“中山舰事件”, 中国国民党领袖汪精卫挂冠而去,再赴法国。 之所以如此,与蒋介石的目中无人、拥兵自重有关,也与他的以一己退让、避免国民党分裂的决心有关。
  
  3 月 20 日,在蒋介石下令广州戒严、扣押了大批共产党代表后, 众多高级将领纷纷请求弹压。 当时,国民政府下辖八个军,蒋介石只拥有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第一军;而无论李济深、程潜还是朱培德、 谭延闿, 都听从汪精卫的号令。在此之际,汪精卫却悄然离去,不知下落。他后来谈道:“3 月 20 日之事,事前中央政治委员会没有知道,我那时是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3 月 20 日,广州戒严,军事委员会并没有知道,我是军事委员会主席,我的责任应该怎样? ……我只责己而不责人, 我以为皆我不能尽责所致,所以引咎辞职。”(汪精卫,《复林柏生书》)
  
  他已经觉察到了党内暗流汹涌的“反共”倾向, 却不愿背弃晚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他已经意识到国民党的分裂近在眼前, 却不愿以领袖的权威导致流血事变。 更重要的是, 在骨子里,他是一个文人式的侠客,或侠客式的文人。他不愿让自己的清白之躯, 蒙受任何权术、阴谋、 勾心斗角和利益斗争的玷污。 他进退不萦于心,如同古代的隐者,即使面对着中华民国的最高权力,也是如此。
  
  那么, 他能够想象吗? 这个异常洒脱的手笔,不仅伏笔了蒋介石的崛起,还伏笔了国民党的纷争四起、血流成河。 古谚有云,“秦失其鹿, 天下共逐之”,何况是他自己放弃了那只鹿?
  
  他更不能想象的是, 此举意味着国民党对兵权的旁落、 对形形色色新军阀的无能为力。而自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一大”召开以来,建立“党军”、实行党的领袖对兵权的全面控制,就是孙中山一以贯之的目标。 在不经意间, 他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并伏笔了新一轮的军阀混战。 此后几年,面对军人的跋扈、一个个新军阀的挟兵权以自重,任凭他怎样声讨、调停,都已经无力回天了。
  
  他只能一次次地回国, 又一次次地黯然离去。 他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伴食地位、 国民党的沦为军队附庸,但一旦涉及权力纷争, 他依旧不愿卷入其中。 1928 年 6 月,他在一封书信里这样表白自己的心迹:“弟亦文人, 所自觉比较其他文人干净些者,则弟始终保留‘合则留、不合则去’之精神。 当其与武人共事时,尽心合作;及觉其不能共事,则决然舍去,决不受其羁縻。 ”但对此,即使他的毕生知交、深刻理解他的品行和内心世界的陈公博, 也深感无奈,异常不满。 “我最不喜欢汪先生遇事便出亡。 ”(陈公博,《苦笑录》)
  
  而到 1932 年 1 月, 他终于不再出亡了。 因为,日本已经吞并了满洲,他所深爱的这个国家, 正面临着鲸吞与蚕食、沦亡和苦难。 他决定留下来,并且捐弃前嫌,与蒋介石携手合作;他决定留下来,与自己的国家共度危难,如同莘莘赤子反哺贫病母亲、天地万物回报皇天后土那样。
  
  他没有想到,他由此开始了自己誉满天下、同时也谤满天下的苦痛历程。 他更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三年多,他不仅故旧星散,形影孤单,甚至几近身败名裂。 所有这一切, 形成了他对中日战争的特定观感,一种拼将残躯、换取和平的非凡决心。
  
  而这个观感、这种决心,正是周佛海试图以他为主角、实行“和平第二方案”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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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四章 4】厥土斯民
1933年5月3日,在黄郛前往华北谈判《塘沽协定》时,汪精卫慨然谈道:“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弟绝不听兄独任其难,必挺身负责。”几天后,他再次致电黄郛、何应钦:“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二兄为难。”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2年1月28日,在“满洲事变”的深痛巨创中,国民党三大派系捐弃前嫌携手合作。林森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负责军事,而汪精卫成为行政院院长。仿佛是一种命运的暗示,上任当夜,“淞沪战争”就爆发了。
  一开始,汪精卫立场鲜明、言语铿锵。“(中国)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流血的亡国,还有复兴的机会,不流血的亡国,永无复兴之日”。但不过几天,他的态度就发生了悄然的变化。
  “淞沪战争”是汪精卫目睹的第一场现代战争。他看到日本飞机呼啸而过,他看到日军炮弹遍地开花,短短几天之内,从本土出发的日本增援部队就抵达黄浦江口岸了。与此相对比,中国士兵躲在战壕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有在日军发动集体冲锋时才能予以零星反击。惨烈的现实,让他认识到了中日国力的巨大差距。“以我国现有军备与日本较,等于弓箭与机枪,若贸然与之宣战,将必演成义和团之第二”;“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下着着后人,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申报》,1932年2月14日)
  而在国力对比之后,则是西方的唯利是图、不可信赖。
  1933年1月22日,在日内瓦国联大会上,汪精卫阐述了他“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主张。“日本的举动,正如强盗明火打劫一般……遇着强盗入室,唯一的办法,便是一面向他迎头痛击,一面鸣笛报警、协同捉拿”;“中国现实无力对日宣战,但将倾注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对日本的南侵,将取陈述国联与抵抗侵略同时进行的政策”……
  这些话语,字字沉痛,被视为“民意与实力的最大公约数”。但,几乎同时,所谓“交涉”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汪精卫发表这个讲话八天后,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纳粹德国迅猛崛起;在英法无力东顾之际,“九国公约”沦为了一张废纸。又两个月后,日本退出国联,南京甚至丧失了它唯一的控诉舞台。此后几年,众多外交官的悲凉话语,折射了这个国家一空傍依、孤立无援的处境:驻英公使郭泰祺说:“中国对英国和美国寄予厚望……遗憾的是,我们不能不认为,西方实际上没有为中国做什么事。它习惯用好话和决议安抚中国,一旦自己有需要,又习惯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外交部次长唐有壬更是酸楚而愤懑地谈道:“吾人深知各友邦,无一愿对中日纠纷插手相助。则向我友邦透露交涉内容,徒足激怒日本,增加交涉困难……”
  也就是说,无论“抵抗”还是“交涉”,都已经走投无路了。在战和两难的尴尬处境中,汪精卫形成了他对中国前途的一个重大判断。在后来的年月里,他的这个判断从来没有动摇、从来没有改变过。
  那就是“攘外必先安内”。1933年3月27日,在热河沦陷、日军进犯长城的硝烟中,汪精卫与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命运性的会谈。他们一致认为,在剿灭共产党、实现国家统一之前,中国无力对日本作战;他们作出了重大分工,由蒋介石负责围剿,而汪精卫负责对日妥协。次日,蒋介石告诉他的几个心腹:“于寇患与匪祸二者,对前一项,应取守势;对后一项,应准备速剿。”(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如果说,所谓“守势”、“速剿”还多少语焉不详的话,那么,汪精卫的表态却毫不含糊、异常清晰。5月1日,在中央党部纪念周上,他公开宣称,“日本单独侵略中国,为祸固烈,然若共匪得意、蔓延长江,势必至于各国共管,为祸尤烈”;他并且举起了明朝亡国的例子,“若以不祥之例言之,恰如明末之李自成张献忠。当满洲在辽东与熊廷弼、袁崇焕战斗正烈的时候,李自成张献忠……反而趁这个机会,在中原各省肆意纵横,弄得赤地数千里、流血成河,卒之北京沦陷,中国云亡”。(《汪精卫先生最近言论集》)紧接着,7月28日,汪精卫、蒋介石又联名发出了《时局通电》,宣示中国内外政策的新走向。在这份汪精卫起草的电文里,他们开宗明义地谈道:“今日救国方策,治本莫要于充实国力,治标莫急于清除共匪……匪氛肆虐,患在腹心;赤焰充塞,人沦禽兽。若不剿除,不特人民无安居乐业可言,即一切计划均受牵掣……”
  那么,日本呢?对业已沦亡的满洲,以及岌岌可危的华北,他们打算怎么办呢?
  这份通电并没有谈及中国的对日政策。但,几天后,汪精卫就兼任外交部部长;紧接着,唐有壬、高宗武、董道宁……众多留日毕业生进入了外交部。顾维钧、施肇基、王宠惠等亲英美派外交官的大权旁落,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巨大变化。1934年4月,以唐有壬、高宗武为主角,中日开始了关内与满洲的通车、通邮、通航谈判。舆论界普遍认为,此举意味着南京事实上默认了伪“满洲国”。
  对此,汪精卫曾在私底下告诉他的毕生知交陈公博,所有这些,不过是“曲线救国”。只要不公开承认伪“满洲国”,以中国的广土众民、万众一心,一旦实现现代化,满洲是随时可以收复的。换而言之,他的所作所为,不过是为了羁縻日本,争取时间,以换取未来中国的光大昌盛。
  但,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开始了谤满天下的苦痛心路。
  1933年5月3日,在黄郛前往华北谈判《塘沽协定》时,汪精卫慨然谈道:“除签字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弟绝不听兄独任其难,必挺身负责。”几天后,他再次致电黄郛、何应钦:“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二兄为难。”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不久后,他就发表了书面谈话,为《塘沽协定》延揽了全部责任。“抵抗之不能得到胜利,自始而知之。”他说,“知之而犹抵抗……以行其心所安耳。”换言之,抵抗不过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中国能够选择的,只有流血的妥协。此言一出,千万青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狂风暴雨般的咒骂声响起来了。
  又几个月后,他的一个重大选择,更使自己沦为了千夫所指的对象。
  那就是兼任外交部部长、将自己推向前台。1933年8月,在外交部长罗文干执意辞职,而郭泰祺、陈友仁、王宠惠等人都不愿意出任的情况下,汪精卫决定兼掌该职。消息传出后,他的早年朋友、时任立法院副院长的覃振规劝他,不过是个“打短工”的,又何必去背无穷无尽的黑锅呢?他喟然长叹:“我既已跳下茅坑,就臭到底吧。”而当陈璧君、陈公博等人群起反对时,他凄然谈道:“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国难当头,总得有人跳火坑,那就让我来跳吧。”话未落音,一家老小痛哭起来。
  果然是“跳火坑”。此后几个月,伴随着中日关系的逐步和解,众多诋毁、攻击汪精卫的报刊杂志出现了。以《社会新闻》为例,“每次都有系统的登载共产党的秘史,和制造改组派的谣言……似乎我们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非尽量丑诋不足以平其愤”。而改组派正是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派系。以《扫荡报》为例,它公开宣称汪精卫是“当代秦桧”,是阻止中国对日宣战的卖国贼。更有甚者,一份月刊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幅漫画,“绘着一家妓院,将汪先生绘成一个大茶壶,在门口拉人,门边挂着许多妓女的招牌,写着陈璧君和方君璧等等”(陈公博,《苦笑录》)。
  又何止于此?1935年5月17日,在汪精卫的努力下,中日两国不仅恢复了正常邦交,并且率先将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从这一天起,“当代秦桧”就成为汪精卫终生难以摆脱的评价了。又一个月后,因为两名日本军官酒井隆、高桥坦的冒名讹诈,汪精卫不仅批准了《何梅协定》,将南京势力撤出华北,他还颁布了《友邦敦睦令》,禁绝一切反日言论。这一天,北京大学的学生公开焚毁了汪精卫的画像,而在杭州岳王庙附近,有人效仿秦桧、王氏夫妇的下跪铁像,摆出了一对汪精卫、陈璧君的悔罪泥塑……
  渐渐地,那个同盟会元老、孙中山遗嘱起草者、中国国民党的头号领袖,那个有着近乎完美的履历、无可非议的私德、被称为“民国完人”的绝代人物,彻底地面目全非了。而在这个过程中,让陈璧君、陈公博等人最为愤慨的,却是蒋介石的落井下石、居心叵测。
  “攘外必先安内”、对日妥协、“曲线救国”……所有这些,是谁的主意?毫无疑问,它是蒋介石的主张。因为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因为“安内”与“攘外”的无法兼顾,汪精卫接受了这些主张,并慨然担负起对日妥协的重任。但此后几年,蒋介石却大耍两面手法,在公开谈话、媒体报道中,他处处表明自己不妥协的立场。陈公博后来谈道,这么一来,“汪先生之妥协,本是蒋先生授意的,但主和之罪完全推在汪先生身上”。
  如果说,这个说法只是陈公博的一家之言、未必足信的话,那么,在《塘沽协定》谈判期间,黄郛的一封电报则可以说明蒋介石的用心。作为蒋介石的把兄、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对蒋介石的深藏幕后、以人为俑大感不满,以至于发电报质问说:“毋使天下后世,以弟为爱国者,而以兄为卖国者也。”对与他情同手足的黄郛,他尚且如此,又何况是毫无渊源、乃至积怨颇深的汪精卫?又何止于此?此后几年,蒋介石还有意制造着自己主战、汪精卫却一再阻挠的舆论氛围。在他的授意下,任何诋毁、丑化汪精卫的文章,都能顺利问世、大行其道。陈公博为此尖刻而悲愤地嘲讽说:“谁说中国出版不自由?他们也是经过检查的,居然出版,居然行销。中国真变成民主国家了。”
  在一次金融界会议上,蒋介石的连襟、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公开宣称:“蒋先生主战,汪先生主和,中国之不战,坐于汪先生从中作梗。”消息传出后,舆论为之哗然。对这个谈话的致命性后果,陈公博后来概括说:“至于一般受盲目宣传的人,以为中国应该立刻和日本宣战,中国的力量不但可以取回东四省,还可以直捣日本的东京。南京对于这件便宜而顺利的事不肯干,就因为有一个汪精卫在那里做秦桧。大家差不多以为汪先生一去位,中国便立刻可以宣战,日本便崩溃了。”
  在长达三年多的合作中,除了万世的骂名,蒋介石什么也不肯留给汪精卫。
  几乎是汪精卫刚刚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的内兄宋子文就上门拜访,劝告汪精卫不要插手军事。陈公博谈道,“他说蒋先生最怕汪先生过问军事,如果汪先生要合作到底,最好是不要过问军事”。这么一来,“汪先生自是对于军事毫不过问……即对他以为是属于自己的第四军,也时刻避嫌,不愿接近”。
  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汪精卫的嫡系“第四军”,就是北伐路上的那支无敌“铁军”,其前锋是赫赫有名的叶挺独立团;就是南昌起义骨干部队的来源;就是“淞沪战争”的主力、不久前名扬天下的第十九路军的前身。近十年前,它是中国的头号劲旅,其实力远胜蒋介石的黄埔第一军。但在经历了这么多沧桑巨变后,它只剩下一副残余的躯体了。仅仅在悲怆的“淞沪战争”中,它就有四千名将士死在日军的炮火下。
  军事之后,则是财政、外交。1934年年底,蒋介石决定“废两改元”、发行法币,但对这个划时代的举措,直到次年法币问世前夕,汪精卫也只影影绰绰地听闻了一些风声。至于他独担骂名、一开始就由他负责的外交部,“汪先生也是难于作主的……汪先生兼了外交部,蒋先生的外交情报还是到不了行政院之门”(陈公博,《苦笑录》)。
  陈公博后来谈道,“一个行政院,也就是一个内阁,它的大作用跳不出军事财政和外交三者……三件重大事情到不了行政院,每次行政院开会都讨论琐碎而又琐碎的问题”。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以剿匪的名义,兼管了七省地方行政,这么一来,“行政院更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了”。陈公博异常心酸地回忆说:“蒋先生忽而在牯岭召集全国财政会议,忽而召集全国建设会议。牯岭是一个很悠闲的避暑地,那时已变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而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不,秘书处也够不上,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
  更让人忍无可忍的是,在以汪精卫为傀儡、让他独担万世骂名之后,蒋介石还上下其手,试图摧毁汪精卫的党内影响、残余的“改组派”势力。
  作为资历极浅的同盟会会员,直到1932年,蒋介石的党内影响,还无法与胡汉民、戴季陶相提并论,更不必说汪精卫了。但此后几年,他的两个心腹亲信陈果夫、陈立夫却把持了中央党部组织部,并挟持了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怆、宣传部部长邵元冲。这么一来,作为国民党头号领袖、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对中央党部,汪先生也难得过问”。
  在蒋、汪合作之初,汪精卫就下令停止“改组派”的活动,以示精诚团结。令众多改组派高干大失所望且深表不满,并纷纷投靠了蒋介石。对这些人物:甘乃光、谷正鼎、谷正纲……蒋介石来者不拒,一一笑纳,“无不置之高位”。而对地方党部负责人,他还需要一个投名状,那就是“骂汪先生和改组派”。以那份将汪精卫描画为妓院大茶壶,将陈璧君、方君璧描画为妓女的月刊为例,它的创办人,就是陈璧君曾以为最亲信的广东同乡李恩炤。陈公博充满嘲讽地说:“李恩炤先生不知为着什么,也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了。”
  对依旧不肯离开汪精卫的改组派人物,蒋介石则选择了流氓手段。1935年国民党“五大”选举期间,“浙江省党部可以把改组派的人绑票,等到选举完竣才放出来;山东省党部更不客气,关了许多改组派,选举完竣,还囚在牢里,老不释放”。陈公博认为,这未必出自蒋介石的授意,“但底下的从龙人物,揣摩风气者多……一直等到二十五年改组派的朋友都变了羔羊,这些奇怪的现象才慢慢减少”。
  短短几年之内,被视为国民党正统、汪精卫的唯一依靠力量“改组派”,彻底地灰飞烟灭了。除了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等几个至交,汪精卫形影孤单、踟蹰独行。所有这一切,让昔日最不喜欢汪精卫“遇事便出亡”的陈公博,力劝汪精卫挂冠而去,再赴法国。但这时候,汪精卫却绝耳不听了。陈公博后来谈道:“我力劝汪先生不干,一而再、再而三,汪先生也讨厌我起来。”而在几年无所事事、尸位素餐的生涯后,1935年8月5日,陈公博终于决定单独辞职了。但几天后,汪精卫却和他进行了一席长谈。记录在陈公博《苦笑录》中的这番谈话,让陈公博终生感念、无时或忘。
  一开始,对陈公博的辞职要求,正在青岛治疗糖尿病的汪精卫同意了。他并邀请陈公博去青岛小住一些日子,“谈了一阵继任的人选问题”。陈公博为此兴高采烈,接连几天,他呼朋唤友,天天喝得酩酊大醉。
  但这一天,1935年8月11日,与他有着通家之好、不避男女嫌疑的陈璧君,却叫醒了在沉醉中酣睡的他。陈璧君说:“汪先生有事找你去。”
  紧接着,在汪精卫下榻的韩复榘别墅里,汪精卫告诉他:“我决定了,我是不走的,我劝你也不要走。”
  汪精卫说:“我们要中国复兴,起码也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今年已五十多了,我没有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再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是我毕生的工作。”
  而当陈公博觉得这种牺牲“不值得”时,汪精卫却说:“说到牺牲,都是无计划的,有计划便不能算牺牲。我决意作这牺牲品,我已五十多了。”
  “我已五十多了”,这是这一天汪精卫反复提及、令人心酸无限的一句话。而在这一番谈话后,陈公博终于决定收回辞呈,陪他继续“跳火坑”。他告诉陈璧君,“我从来没听过汪先生那样决心的说话,十几年来今天还是第一次”;他说,“既然汪先生决定要跳水,难道我好站在旁边看吗?我不走就是了”。
  但无论陈公博还是陈璧君,都没有想到,仅仅两个多月后,汪精卫就遭遇暗杀、险些命丧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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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复成桥中央党部大礼堂,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开幕了。作为“五大”的预备会议,它冠盖云集,济济一堂。这一天,在拜谒中山陵后,国民党领袖、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发表了开幕词。他说:“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责任。我们决心以无限之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
  开幕仪式结束后,9时30分,全体中委聚集在会议厅门前,合影留念。但不等镁光灯闪起,一个外披大衣、内穿西装的青年却闪身而出,朝汪精卫连开三枪。汪精卫顿时躺在了血泊里。
  
  在乱纷纷的现场,陈璧君赶来了。她左腿跪地、用手臂托起了汪精卫。在几百人的围观中,他们的对话令人无不动容:汪精卫忍着剧痛说:“我为革命党,结果如此,毫无遗憾!”陈璧君则哭喊道:“四哥,你放心吧,你死后由我照顾儿女!”
  
  紧接着,蒋介石也匆匆出现了。汪精卫对他说:“蒋先生,我死以后,大概要由你一个人负责了……”
  
  作为民国时期最重大的刺杀案之一,几十年来,围绕着“刺汪案”的来龙去脉,学界始终众说纷纭。关于它的幕后主使,关于它的动机与真相,恐怕是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但毫无疑问,它给了汪精卫以重大打击,并在九年后夺去了他的性命。
  
  在德国医生诺尔、中国医生牛惠霖的两次手术后,汪精卫大难不死。但射进他脊椎骨附近的一个弹头,从此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身体里,并伴随着他下葬。不久后,几乎刚刚从昏迷中醒来,他就以他近乎天性的温厚,为案犯求情说:“凶手的动机也并不坏……要从轻发落,不要判处死刑。”
  
  这个表态,究竟是一个昔日名噪天下的刺客、对后来者的惺惺相惜呢,还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对日妥协,也感到有苦难言?无论如何,从刺客到被刺者,这当中包含了太多令人唏嘘感叹的历史话题。而在不经意间,他也扮演了昔日不愿承担的“釜”的角色。过去三年多,他不是“水火交煎、皆能忍受”吗?在水蚀火熔之后,这只釜不是锈迹斑斑,只剩下一个残余的躯壳了吗?
  
  接下去的审讯,更让他心如死灰、悲怆无已。无论刺客孙凤鸣还是他的幕后主使人之一余立奎,都是他视为腹心的原第四军、后来第十九路军的退役军官。他们的谋刺动机,不仅与汪精卫的对日妥协有关,也和他在“蒋汪合作”之初、力主蒋介石出任军委会委员长有关。
  
  1932年3月,在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上,围绕着军委会委员长的人选,众多高级将领发生了激烈的争议。李济深、李宗仁、阎锡山……都成为该职的热门人选。其中李济深是原第四军军长、汪精卫的旧日亲信,而李宗仁、阎锡山也是他的多年盟友。在此之际,汪精卫却力排众议,提名蒋介石。在他的一再坚持下,蒋介石如愿以偿了。
  
  汪精卫认为,在国家四分五裂之际,只有实力最强的蒋介石出马,才可能统一事权,攘外安内。他似乎不知道,李济深之所以孤注一掷,让十九路军拼死抵抗日本的侵略,不仅为了抗日,也为了反蒋;他似乎不知道,多年以来,他之所以能在政坛上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与李宗仁、阎锡山等人的支持密不可分。这么一来,他不仅给李济深、李宗仁、阎锡山留下了反复无常的印象,也注定了他形影孤单、任人宰割的地位。陈公博后来谈道:“汪先生于洛阳的二中全会提出蒋先生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是,也失了胡展堂先生的期望,和李、白对汪的热诚。”
  
  又何止是李济深、胡汉民、李宗仁、白崇禧。在蒋介石出任军委会委员长后,他赞助秘密团体复兴社,实行特务统治;他厉行独裁教育,鼓吹“一个国家、一种主义、一个领袖”;他甚至指使复兴社特务处处长戴笠,刺杀了“中国民权保障大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凡此种种,都让汪精卫的密友蔡元培、李石曾深感不满,并迁怒于汪精卫。也是1935年,在一次面谈中,这两个同盟会元老、在学界有着重大影响力的社会领袖指责汪精卫对蒋介石太过迁就,“纵然不是养成独裁,也是掩护独裁”。
  
  而在汪精卫遇刺次日,当蒋介石替代他在六中全会上作外交报告时,他的早年朋友、同盟会元老张继不顾多年交情,更不顾他的昏迷未醒、奄奄一息,大声喊道:“我们不信任外交当局,我们只拥护蒋先生。打倒外交当局,打倒外交当局!”陈公博后来描述了当时的场景:“一时拍掌附和之声,震动屋瓦。”而这一天,去医院看望、陪护汪精卫的,已经只剩下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等寥寥几个友人了……
  
  在蒋汪合作、“安内攘外”三年多以后,他已经一无所有、空余骂名了。在此之前,他誉满天下,而这时候,他谤满天下;在此之前,他交友遍天下,而这时候,昔日的友人或疏远,或反目成仇了;在此之前,尽管他一再出洋,但他仍然是孙中山接班人、中国国民党的第二代领袖,而这时候,他故旧星散,即使“改组派”也已不复存在了……不知道在他昏迷的梦魇中,一缕残存的神志会不会让他无声饮泣?那一头,是国民党“五大”召开的璀璨焰火、弹冠相庆,这一头,却只有他妻子、孩子的默默垂泪,只有几个友人的相对无语。
  
  即使如此,在他渐渐康复、再次出洋后,对过去的三年多,他依旧抱着一种虽九死而犹未悔、“岂余心之可惩”的态度。他坚信“攘外必先安内”是这个苦难国家的唯一选择,他坚信自己的遭逢大难、身败名裂,是一个孝诚儿子对贫病母亲的最大反哺。尽管举世滔滔,他仍然相信清者自清,历史会记载他的苦难与牺牲、悲伤和付出。几个月后,在给陈璧君的一封电报里,他这么写道:“数年以来,因剿匪军事关系,南京等于空城。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间,最大责任,在使后方不致沦陷,前方军事不致因而扰动,其余皆放在第二着。此是数年以来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我鞠躬尽瘁之最大贡献。”
  
  (蔡德金主编,《西安事变前后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来往电函》)
  
  但他没有想到,几乎与他发出这封电报同时,他以如此良苦用心、巨大代价换取的“攘外必先安内”国策,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远在1935年6月,也就是汪精卫批准《何梅协定》、南京势力撤出华北后,蒋介石就决定改弦易辙、联俄抗日了。他清醒地认识到,日本下一步的侵略目标,必定是华北;无论日本内阁还是陆军持重派,都无法阻止“华北自治”的演进。他决心不再退让。为此,这个月份,他派遣他的侍从秘书邓文仪出任驻俄使馆武官,并与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密商国共合作事宜。一个多月后,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希望和国民党再次合作,建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
  
  紧接着,10月18日,蒋介石秘密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商讨建立中苏同盟、一致对日的问题。在一份给莫斯科的报告里,鲍格莫洛夫写道:“会谈是绝密进行的,只有委员长和我两人,由孔祥熙担任翻译……在交谈过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后,委员长认为,这些只具有形式意义,他希望两国能签订一个实质性的条约。他强调他不是以政府首脑,而是以军事指挥官的身份提出这个问题的。毫无疑问,他要的是一个秘密的军事协定。”(《苏联外交文件》,第18卷)
  
  由于双方条件差距太大,这个协定没有达成。但,一年多以后,“西安事变”爆发了。
  
  1936年12月14日,也就是西安事变爆发两天后,何应钦代表国民党中央,电请汪精卫立即回国“主持中枢大计”。次日,汪精卫赶往意大利港口热那亚,并在那里坐上了前往香港的轮船。由于船运缓慢、路途遥远,1937年1月12日,在他抵达香港时,西安事变早已和平解决了。这一天在香港码头上迎接他的几名特使中,包括了周佛海。在此之前,他们从未有过任何接触,彼此的恶感远大于好感。
  
  抵达上海后,汪精卫前往溪口看望蒋介石。但这一天,蒋介石对他极为冷淡,绝口不谈和平解决的来龙去脉。
  
  紧接着,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了。在汪精卫的坚持下,这次大会通过了“根绝赤祸”的决议,但大会的《宣言》却对日本空前强硬。又几天后,以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人领衔的中共代表团,开始与宋子文、顾祝同、康泽等人进行国共合作的具体谈判。这时候,汪精卫恍然大悟:蒋介石之所以接受“根绝赤祸”的决议,是因为共产党早已接受了改组苏区政府、改编中国红军的决议……
  
  凡此种种,让汪精卫深刻地怀疑,“蒋从西安回来时,是带了秘密协定的”(周佛海,《回忆与前瞻》)。凡此种种,更让他悲怆不已,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为了“攘外必先安内”,他失去了那么多,忍受了那么多,从誉满天下到半人半鬼,从万众景仰到仅存残躯,但到头来,所有这一切都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
  
  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以他温厚的心、忍辱的志,没有发出不协调的声音,而加入了持久抗战的大合唱:1937年7月16日,他在庐山谈话会上表示,“国难如此严重,救亡图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9月6日,他又发表广播讲话说,“我们誓必继续的将所有血汗都榨出来……合成一起成为江河,扑灭尽了侵略者的凶焰,洗涤尽了历史上被侵略的耻辱”;直到1938年4月,他还在大声疾呼,“‘中途妥协,只有灭亡’,这八个字不是恐吓的话,更不是鼓励的话,而是有深刻的意义存在。中途妥协,除了屈服以外,还能得到什么?绝对得不到和平!”……但在私底下,他不时地流露着对中日战争的不以为然,对“安内攘外”、联日抗俄的悄悄期盼。
  
  在淞沪会战渐渐悲观之际,汪精卫经常在家里长吁短叹,“流泪叹息”。与他交情极深的唐生智后来谈到,汪精卫几次告诉他:“这个战不能再打下去了……能和就和吧。”至于陈璧君,“对抗战却时常采取讥嘲讽刺的态度”。
  
  1937年10月,汪精卫告诉他的旧识杨玉清:“以我的主张,现在还不应该发动抗战。候我们有了飞机,可以答复敌人的飞机,我们有了大炮,可以答复敌人的大炮,到那时候我们再打……中国的问题,在抗日就不能剿共,剿共就不能抗日,政府没有力量双管齐下。”(杨玉清,《我所知道的汪精卫》)
  
  而在上海沦亡、南京危急时,汪精卫更是心急如焚。那些日子,汪家愁云惨雾、举座不欢,但除了一再致信蒋介石,他没有别的办法。周佛海后来谈道:“在南京陷落以前,汪先生为此事写给蒋先生的信,在十封以上,当面也谈过多次……”
  
  所有这一切,也让周佛海下定决心,以汪精卫为主角,实行“和平第二方案”。
  
  精卫的和谈热望。周佛海认为,再也没有比这个方案更惠而不费的和平计划了。
  
  问题在于,《对华声明》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那么,日本人欢不欢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出面解决问题呢?在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出现的情况下,它愿不愿意舍弃王克敏、梁鸿志呢?如果它一意要扶持这两个傀儡政权的话,那就只好再打下去。
  
  问题更在于,倘若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许诺,“和平实现后不干涉蒋重新上台”,这个方案是不可能行得通的。蒋介石不会答应下野,而以汪精卫的谦让风格、他的尴尬身份,他也不会提出替代蒋介石的要求。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想法,并得到日本方面的保证。
  
  在周佛海的构想里,所谓“和平第二方案”的大致面貌是:以汪精卫为领袖,结合“低调俱乐部”、众多主和人士组成“第三势力”,以劝说蒋介石暂时下野,让汪精卫代表中国与日本和谈;而在中日和平实现后,汪精卫再把权力还给蒋介石,从而功成身退。周佛海认为,以汪精卫对中日和平的热望,他无疑会再次“跳火坑”;而他高洁的品行、他温和敦厚的性格,以及他所剩无几的政治实力,都决定了这个方案不会引发国民政府的权力倾轧,不会演进为一场“反蒋运动”。
  
  那么,蒋介石会答应暂时下野吗?
  
  在周佛海看来,这一切并不是不可能的。自从卢沟桥事变爆发,蒋介石始终有着媾和的心思,但他不愿背负媾和的骂名,更担心再次妥协会成为众矢之的。正因此,这场战争“阴差阳错地打起来了”;也因此,他骑虎难下、欲罢不能,这场战争又“糊里糊涂地打下去”了。而近卫内阁《对华声明》的发表、徐州会战的发动,更断绝了他以战促和、“以胜促和”的图谋。在这种情况下,与几年前的“蒋汪合作”一样,让汪精卫独担媾和的骂名,而他依旧保持着主战的声誉,谁敢说蒋介石会一口拒绝呢?
  
  又何止于此?中日和谈的主要障碍,不是近卫内阁的《对华声明》吗?倘若以汪代蒋,这个障碍不就消弭于无形了吗?这么一来,“和平第二方案”几全其美,它既给了日本内阁一个台阶下,又回避了蒋介石的心病,同时还满足了汪精卫的和谈热望。周佛海认为,再也没有比这个方案更惠而不费的和平计划了。
  
  问题在于,《对华声明》宣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那么,日本人欢不欢迎身为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出面解决问题呢?在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出现的情况下,它愿不愿意舍弃王克敏、梁鸿志呢?如果它一意要扶持这两个傀儡政权的话,那就只好再打下去。
  
  问题更在于,倘若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许诺,“和平实现后不干涉蒋重新上台”,这个方案是不可能行得通的。蒋介石不会答应下野,而以汪精卫的谦让风格、他的尴尬身份,他也不会提出替代蒋介石的要求。无论哪一种情况,都必须了解日本人的想法,并得到日本方面的保证。
  
  出于这些考虑,周佛海极力怂恿高宗武接受西义显的邀请,“赴日探路”。他后来写道:“我在高宗武再次上香港之前后,对他说过,‘你还是上日本去吧,上日本去和他们直接联络吧’……再三地对他鼓舞的结果,高宗武遂就下了大决心,决定上日本去了。”(周佛海,《我的斗争记》)
  
  就这样,1938年6月6日,高宗武结束了为期七天的武汉之行,踏上从武汉飞往香港的飞机。那么,在飞机起飞的那一刻,他又会作何感想呢?毫无疑问,他的心中一定充满了不安、忐忑和前途茫茫之感,一天前的《周佛海日记》记载:“晚,武兄来,云明日奉命飞港。谈半小时,握手而别。将来再会何处,实难预测。”但即使如此,他也断然无法想到,这是他最后一眼看到武汉,最后一次接触青天白日旗覆盖下的土地。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几个小时后,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徐徐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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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卫填海》丁三 【第五章 1】“和平第二方案”
换而言之,“第三势力”的和平底线,是“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事变之前”;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的第一步就是让日本当局接受这个条件。在此之下,为保证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和平运动不至于演变为一场反蒋运动,西义显写下了这份《备忘录》的最后一条:“第三势力在达到斡旋和平的目的时,即行解散,不使之成为实现中国统一的障碍。”(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 精卫填海》
丁三
摘自:《当代》二零一三年第五期
  或许是实行“和平第二方案”的干系太大,或许是预感到了前路的叵测,直到6月14日,高宗武才出现在西义显下榻的香港半岛饭店。这一天,西义显注意到,高宗武的脸色异常苍白,“这主要是他患有肺病,也表现出他为了和平的大义,而不得不暂时地违背蒋介石命令的悲壮决心”(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在高宗武说明来意后,西义显对他的访日计划极为欢迎。十余天前,他就邀请高宗武前往日本,与板垣征四郎、影佐祯昭等人面谈。但,对“和平第二方案”,他却颇为踌躇。
  毫无疑问,以汪精卫替代蒋介石进行和谈,有着种种显而易见的好处。在回避了《对华声明》的障碍之外,它也能让七千万日本国民更容易接受和平。毕竟,过去几年,在汪精卫主持行政院期间,他给千万日本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毕竟,他的遭遇刺杀、濒临于死,更引发了日本朝野的普遍同情。但,他既担心这个方案会演变为反蒋运动,更害怕日本方面狮子大张口,以至于一意谋和的汪精卫不惜签下一纸新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为此,这一天,西义显起草了一份《第三势力备忘录》,并和高宗武共同签名,“以为互相之戒”。
  这份《备忘录》共分四条。它首先谈到了“第三势力”的成因,“鉴于日中两国的内部情况,拟集结居中斡旋和平的第三势力”。也就是说,无论蒋介石还是近卫文麿都有谋和的意愿,但由于两国主战势力的广泛存在,由于西安事变、近卫内阁《对华声明》等因素,中日和平需要“第三势力”出面斡旋。这个势力,在中国方面以汪精卫为首,并以周佛海、高宗武等人为骨干;在日本方面,则以影佐祯昭为首,以西义显、松本重治、伊藤芳男等为骨干。
  那么,“第三势力”寻求的是一种怎样的和平呢?它又将怎么进行斡旋呢?
  西义显写道,“第三势力对于交战的日中两国,应能保持公正的立场”。而这个“公正”,主要针对日本方面的和平条件。它为此强调:“实现和平的绝对条件,是日本放弃帝国主义政策,两国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尊重。这一条件是和平的前提,也是第三势力能够从中斡旋和平的条件。因此,首先希望在日本方面确立能够接受此条件的进步的指导势力,并使之实现上述条件……”
  换而言之,“第三势力”的和平底线,是“一切退回到卢沟桥事变之前”;而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的第一步就是让日本当局接受这个条件。在此之下,为保证以汪精卫为首的中国和平运动不至于演变为一场反蒋运动,西义显写下了这份《备忘录》的最后一条:“第三势力在达到斡旋和平的目的时,即行解散,不使之成为实现中国统一的障碍。”(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这份《备忘录》真诚、坦荡,充满了一种近乎青年人的理想色彩。但在诡异而又深不可测的人心、历史与命运面前,它太渺小、太一厢情愿、太微不足道了。它后来导致了一场巨大的历史悲剧,并让汪精卫身败名裂、万劫不复。几十年后,西义显充满悔恨地谈起几个月前他和董道宁的会面,以及他这一天的接受“和平第二方案”。他说:“谁知道我和董道宁的这个协商,出乎意料地竟成了后来的所谓‘汪兆铭工作’的开端”;“事实上,对于中日和平,只有第一方案,没有第二方案”……
  在签署了这份《备忘录》后,西义显立即赶往日本,为高宗武的访日进行着种种准备。但此后十余天,高宗武依旧心神不宁、瞻前顾后。
  6月14日,也就是签署《第三势力备忘录》这一天,高宗武提出要和松本重治见一面,以决定自己何去何从。为此,西义显给松本拍发了一份急电:“四郎希望你立刻来香港。”三天后,松本重治乘坐的轮船抵达香港,前去迎接的伊藤芳男告诉他:“高君最终准备去日本,但他还要听‘五郎’的意见。如果赞成,他才下最后的决心。”(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之所以要征询松本重治的意见,为的是确定日本方面的谋和决心。毕竟,无论近卫文麿的立场、“不扩大派”的实力还是日本的“道义方针”,都不过是他猜测的产物;毕竟,蒋介石已严令禁绝他继续谋和,倘若日本人毫无诚意的话,他岂不是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正因此,这一天也就是1938年6月17日,在自己下榻的香港格罗斯特旅馆,他不仅一再追问近卫文麿的战和态度,他还倾诉了自己的担忧与顾虑、矛盾和挣扎。
  他说,战争初期的对日交涉,得到蒋介石、汪精卫的许可;三个月前他来到香港、前往上海,也可以看作是蒋介石默许。但这一次,他却是自作主张,稍有不慎就可能闯下大祸。更不必说,此行的目的地是敌国日本,而所谓“和平第二方案”又涉及到异常微妙、无比复杂的蒋汪关系。
  他说,在私人情感上,他更亲近汪精卫,“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在战和大计上,更是如此,“从我的信念出发,我只能站在汪先生一边”。但蒋介石毕竟大权在握,一旦触怒了他,生杀予夺都由不得自己。
  他甚至谈到了那个真假难辨、令后人聚讼纷纭的说法:两个月前,他向西义显传达的蒋介石口谕,是他“按照自己的理解”编造的……
  对此,松本重治只能一再保证说,从近期日本内阁的改组看,近卫文麿既有谋和的决心,也有控制局势的实力。而为了让高宗武下定决心,他还许诺在高宗武访日期间全程陪同,以便他作出判断。但这些说辞都不能打消高宗武的恐惧,在内心深处,他似乎隐隐约约地知道此行将意味着什么。
  然而,次日也就是6月18日,松本重治的一席谈话,却让高宗武最终下定了访日决心。
  这一天,也是在格罗斯特旅馆,松本重治主动谈起了日本的撤兵问题。“宗武,近半年来,我一直在考虑和平运动的关键是日本方面的撤兵。”他谈道,“以徐州作战来说,日本已经是相当勉强了,如果要进行汉口作战,就更加勉强了,要筹集足够的兵力都有困难,再加上还有苏联问题。”他最后表示,“我的想法是,事实上军队早晚会面临撤兵问题,或者先发表一个《撤兵声明》,这样中国方面的和平派不就可以振作起来了吗?……”几十年后,他记忆犹新地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提到撤兵的事,高先生的眼中闪烁着光辉。”(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几乎是松本重治话音刚落,高宗武就激动地说:“问题正是这样。日本方面如果声明在一定期间内撤兵,只要有这个声明,和平运动必定会成功。”
  高宗武说,这个声明发表后,哪怕蒋介石不愿意下野,以汪精卫为首的主和派势力也将占据上风,“一旦出现那种情况,也许蒋先生就不能长期抗战了。到那个时候,蒋先生就不得不引咎下野”。
  高宗武还展望了此后“和平运动”的面貌:蒋介石下野后,汪精卫以行政院院长的身份主持和谈;中日媾和成功后,“根据蒋、汪两人之间的心照不宣,短时间以后,蒋先生恢复军事委员长,由他们两人一起收拾事态”;这么一来,哪怕共产党、地方军阀发动叛乱,蒋汪政府也有足够的实力镇压他们,而这个国家也将回到“攘外必先安内”的轨道,以中日结盟的方式对抗苏俄的威胁……高宗武说,尽管还没有向汪精卫透露这个方案,但只要日本人愿意发表《撤兵声明》,他是一定会再次“跳火坑”、再次承担起万众的声讨和天下的骂名的……
  就这样,高宗武访问日本、实行“和平第二方案”的决心,渐渐坚定了。此后几天,围绕着撤兵期限、驻兵范围的问题,他和松本重治又进行了一次交谈。
  关于撤兵期限,松本重治表示,“因为是大军撤退,需要一年半或者两年”。对此,高宗武并没有什么异议,他只是追问说:“撤兵是否可以解释为恢复卢沟桥之前的状态?”松本重治回答道:“这事要去东京与影佐等人会谈后才能了解,但有可能在防共驻兵的名义之下,在一定时期内,在华北部分地区、在接近蒙疆的地方继续驻兵。”听到这句话后,高宗武长出了一口气。他说:“如果以那样的名义,而且有一定的期限,大概不反对吧。”(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所有这些,发表《撤兵声明》、规定撤兵期限、明确驻兵范围……究竟是出自近卫文麿的授意、板垣征四郎的表态还是影佐祯昭的一己安排呢?松本重治并没有谈及。但在日本内阁改组、“主和派”声势大张之际,毫无疑问,它反映了某些裁决日本命运的大人物的意图。松本重治认为,这些条件与“和平第二方案”相结合,将保证中日和平的水到渠成。到那个时候,日本不仅能从中国这个泥潭里及时脱身,它还将得到中国这个强援,以共同对抗苏俄。十余万将士的伤亡、延续近一年的尸山血海,将换取东亚的新格局、日本的长治久安。
  而在这几次会谈后,松本重治回到上海,高宗武也订下了从香港经由上海、最终抵达横滨的“日本皇后号”船票。负责将他护送入境的,依旧是伊藤芳男。但,7月2日,也就是“日本皇后号”停靠上海、行将再次起航的夜晚,一种不时出现、挥之不去的不祥预感,却再次笼罩了高宗武的内心。
  这个晚上,在上海公共租界的汉密尔顿大厦,松本重治没有出门。他后来写道:“这艘轮船在7月3日凌晨两三点起航,因此,乘客都必须在半夜12点钟以前上船。我想高君在上船之前可能找我联系,所以我从8点钟左右起,就独自一人在汉密尔顿大厦的寓所中吸着烟斗等待他。”(松本重治,《上海时代》)
  一如他所预料的,大约10点钟的时候,门铃声响起了。松本重治后来谈道,“(高宗武)戴着墨镜,好像换了个人似的”。而在进门后,他始终心神不宁,“好像在沉思什么,没有往常那样的精神”。
  在几分钟的吞吞吐吐、欲言又止之后,高宗武终于开口了。他说:“阿重,其实我是来商量的……我考虑了各个方面的事情,还是想不去日本了。”听到这句话后,松本重治有些惊讶,他问:“这是为了什么原因?在香港下了那么大的决心。”高宗武没有正面回答,他说:“我怕你责备,踌躇不定。总之我是想再听听你的意见,才到这里来的……”
  对他的种种顾虑,松本重治似乎一清二楚。他首先劝慰道,私访日本并不会让他沦为汉奸,“我和日本方面保证,绝对不会使你们成为汉奸,如果有这样的事,我们、你们都可以中途停止”。
  紧接着,针对“和平第二方案”涉及蒋汪关系、干系实在太大的问题,松本重治说:“你与蒋先生之间的问题,周佛海不是说由他负责吗?你到东京去,绝不是背叛蒋先生和中国呀。你到东京去,是为了中国永久和平与幸福。”
  松本重治最后谈道,自从他决定访问日本,十几天来,东京已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伊藤君已经等在船上,西君与影佐先生也在东京等着你”。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到这个时候,怎么还能打退堂鼓呢?
  这些话语让高宗武的心神渐渐安宁。但那种近乎直觉的恐惧,依旧无处不在。这时候,时间已经是深夜11点了,距离“日本皇后号”登船封仓的时刻,只剩下一个小时了,高宗武却依旧不肯起身。在松本重治的委婉催促下,他居然冒出来这么一句话:“要乘船就非得经过外白渡桥不可,我担心如果遭到那里的陆战队哨兵盘问,事情就麻烦了。听说夜里的警戒更加严密……”
  松本重治哑然失笑。他后来谈道,“高君与以往不同,显得很胆怯”。此后几分钟,在他的安排下,一部同盟社上海分社的汽车停在了楼下,它的车头插着日本国旗;松本重治让高宗武佩戴上随军记者徽章,并在他的衣袋里放上自己的名片;为防止万一,他还让高宗武戴着自己的日式礼帽……而在做完这一切后,他甚至倒上了两杯酒。他说:“还有半小时,时间足够,让我们举起酒杯,为你壮行。”
  一如松本重治所担保的,在日本哨兵的一再敬礼、处处放行中,这部汽车顺利地抵达了黄浦江码头。而这时候,轮船的汽笛已经再三鸣起,在甲板上等待的伊藤芳男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了。几分钟后,这艘悬挂着英国国旗、排水量高达26000吨的庞然大物,就缓缓关闭了舱门;又两个小时后,它就驶离了上海码头,驶出了黄浦江,并驶向波光粼粼、浩渺莫测的日本海。
  两天后,“日本皇后号”抵达横滨码头。此后几十年,西义显都无法忘记那恍若命运的一幕:“7月5日下午,在夏日的强烈阳光照射下,东京湾海面反射着闪闪金光。突然,海面上出现一个异样的小黑点,随即迅速地变大,最后呈现在眼前的,是那白色船体上耸立着三根黄烟囱的轮船。”(西义显,《悲剧的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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