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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良啸:行走于三国遗迹间的学者

2014-11-23 11:18|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1616| 评论: 0|来自: 成都日报

摘要: 在谭良啸看来,无论是三国遗迹还是围绕三国文化出现的小说或戏剧,只能一再佐证永具魅力的三国文化精神。三国文化精神是三国政治策略、人才选用、经济制度、文化以至哲学思想、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科学技术的集中表 ...

在谭良啸看来,无论是三国遗迹还是围绕三国文化出现的小说或戏剧,只能一再佐证永具魅力的三国文化精神。三国文化精神是三国政治策略、人才选用、经济制度、文化以至哲学思想、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科学技术的集中表现,同时它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奋斗中形成的理想、道德、意识、行为准则和审美情趣。三国文化形成了一种持续深入的精神力量,经受了历时永久性和认同普遍性的检验。具体地说,忠于信仰的忠诚情怀、信于承诺的坚韧情怀、恪于职守的担当情怀,敏于人事的人才情怀,精于韬略的智慧情怀,无一不是民族精神的高度体现。

谭良啸,40年来潜心研究诸葛亮与三国文化的著名历史学家。现为成都市诸葛亮研究会副会长、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1944年生于重庆,196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受业于冉光荣、刘琳、周九香、胡昭曦等老师。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省嘉阳煤矿子弟校教书;1974年调成都武侯祠博物馆,1992年担任武侯祠博物馆副馆长;2001年调任永陵博物馆馆长。年满退休,仍笔耕不已,先后撰著了《诸葛亮治蜀》《八阵图与木牛流马》(论文集)《天下英雄刘备》《三国文化古今谈》《三国时期的科学技术探秘》《三国演义大词典》(与沈伯俊合著)等十余部专著出版,另发表有数十篇学术论文;著作、文章有的被译为韩文、日文等流布海外。

从三国文化遗迹看蜀汉本是中心

记者(以下简称记):沈伯俊《“三国文化”概念初探》对三国遗迹分了四类:一是少数由三国时期遗存至今的古迹,比如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的惠陵等。二是虽出自三国历史或与三国史实大致相符,但多少渗入演义传说的内容。三,虽有些历史因子而与史实相左,比如成都的点将台。四,出自对史实附会,或纯系《三国演义》和民间传说的产物。您心中三国遗迹是否如此?

谭良啸(以下简称谭):大体如此。但那些流传了千百年的传说及其遗迹,其实已是三国遗址的有力补充,说明了三国文化在大众心目中的地位,这已构成了三国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记:请介绍大三国遗址分布情况。

谭:我在《三国演义大词典》中,将全国的三国遗迹和纪念地编写成355个条目,其中与蜀汉人物、故事相关的有两百余条——刘备刘禅等35条、诸葛亮75条、关羽46条、张飞18条、徐庶等人7条、赵云6条、马超2条、黄忠2条、庞统7条、姜维6条,另有王平、蒋琬等人18条;而东吴有39条,魏国有47条,此外为其他人的如华佗、汉献帝等。从分布情况看,三国遗迹和纪念地遍及全国14个省:河北、河南、山西、安徽、江苏、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台湾。在14个省中,四川的三国遗迹和纪念地无论从史籍记载,还是从文物保护单位的数目看,又当名列各省之首。我曾撰写《三国遗迹四川多》一文作介绍。由此可见,三国文化遗址和纪念地的中心在蜀汉区域内。毫无疑问,大三国遗址文化以蜀为最。

记:四川的具体分布情况如何?

谭:清嘉庆修《四川通志·舆地志》记载,全四川有三国遗迹200余处,分布在77个市、县,其中祠庙54座,祀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马超、赵云、庞统、姜维、马忠、严颜、谯周、陈寿、关索等人,墓葬36座,为刘备、关羽、张飞、蒋琬、费祎、庞统、许靖、赵云、董允、姜维、马岱、马超、甘宁、邓芝、邓艾、甘夫人、鲍三娘、王平、诸葛瞻、诸葛尚、谯周、陈寿等人的墓冢或衣冠墓。此外的遗迹,或因三国人物的事迹得名,或与这些人物的故事有关。如:牧马山、学射山、武侯城、武侯山、武侯坡、武侯桥、武侯池、武侯塔、诸葛洞、诸葛寨、卧龙山、七擒桥、孟获沟、姜维屯、关索城、怀葛楼等。如检阅全省各县方志,那将会得出一个更为庞大的三国遗迹纪念地的数字。我曾查阅地方志资料,撰写过《我国有多少武侯祠》一文,指出:四川历史上有过30多座武侯祠,成都历史上就先后有过8座武侯祠。这是其他地区不可企及的。

从三国遗迹看价值取向

记:我去过汶川的姜维城和新都的“八阵图”旧址,但标示并不清楚……

谭:明代著名学者杨慎在《新都县八阵图记》里说:“诸葛武侯八阵图,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宫;一在新都之弥牟镇。在夔者盖侯从先主伐吴,防守江路,行营布伍之遗制;新都为成都近郊,则其恒所讲武之场也。”永安宫故址在今重庆奉节县境,刘备伐吴兵败,还驻鱼腹,改称永安。现这一遗迹已淹没在江水之中。还有一八阵图遗址是在陕西勉县定军山下,但很早就无任何遗迹可寻了。据《明一统志》载,新都的八阵图遗迹位于弥牟镇西南,这是全国唯一仅存的一处了,有6个土垒整齐列在不到100平方米的范围之内,每个土垒高不到两米,大小相近,高矮相当,呈圆锥状,均散落在竹林中。其中的3个土垒基座完好,另3个已成半垒状。已列为成都市文物保护单位。“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八阵图”是诸葛亮军事思想的体现,也是三国文化的代表之一。应该保护好。汶川的姜维城基本谈不上什么保护,很遗憾。这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

三国文化遗迹中的多数,承载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其中有的得到了保护,有的没有。得到保护的,如何挖掘其文化内涵,提升景点的品质;没得到保护的,是否应在遗迹原地勒石立碑,略作介绍;还可以附上图,让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得以传承,尤其那些未列入县级文保单位没得到保护的遗迹,可采取此法,使其不在剧烈的城市变革中被忽略而迅速湮灭。

记:蜀汉遗址如此丰富,但曹魏、孙吴的三国文化遗址不多,为什么呢?

谭:原因是多方面的。道德伦理成为世人评判历史人物的最高标准,是曹魏、孙吴遗迹没得到保护和流传的重要原因。人们喜爱忠贞、仁义、诚信、智慧、勇猛、孝悌,厌恶奸诈、阴暗、凶残、忘恩负义等恶人劣行。由此,祭庙、遗址能否得到保护和香火续接,就取决于人心、民意。

记:三国遗迹和纪念地承载着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可以具体讲讲吗?

谭:在二十多年前,著名学者何满子先生就指出:《三国演义》“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它凝聚着晋唐以来社会广大群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观。”何先生说的“一种社会精神现象”,就是三国文化的内涵,也是三国遗迹的文化内涵。三国遗迹和纪念地所承载的也是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历史观、伦理观和价值取向。如历史上曾经有过数十上百座武侯祠,是因为诸葛亮宁静淡泊的气质,忠贞不二的情操,廉洁务实的作风,富于进取的精神和为事业献身的激情,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后人到处建起武侯祠,不管诸葛亮去没去过,其实是表达对我们民族传统美德的赞赏,对真善美的期盼。湖北赤壁那里,原本是一座纪念周瑜的庙宇,后来也变为纪念诸葛亮的武侯宫了。又如白帝城,作为三国文化遗迹,其“托孤”的深层价值让人深思,它承载的是古代君臣和谐,肝胆相照的典范。这在封建社会是十分稀缺和难能可贵的。此外,托孤不但是刘备对诸葛亮才能的充分肯定,是对他的无限信任,也是给了诸葛亮施展才华的广阔平台,由此奠定了他执掌一国、成为一代良相的绝世之机。当诸葛亮听到刘备的托付之语,泪流满面地作了掷地有声的回答:“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因此,白帝城托孤还承载着士为知己者死的气节和怀义感恩的情操。关羽身首异地,湖北当阳和河南洛阳各有关林;张飞身首异地,四川阆中和重庆云阳各有张飞庙,这都传递出深刻的教训。关羽违背诸葛亮《隆中对》“外结孙权”的方针,对东吴态度傲慢无礼,说出了“虎女焉能嫁犬子”的恶语,且与鲁肃不断产生摩擦,激化了双方矛盾,给自己也带来杀身之祸。而张飞“爱敬君子不恤小人”,对手下粗暴,无故鞭打,终至被帐下将领杀害。顾全大局,善待下属,这是关羽、张飞给后世的启示。

总之,几十年来我东南西北踏访三国遗迹,深刻地体会到,它们是文物,是文化,更是我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值得我们去爱护,去研究。

记:近年有新发现的遗迹和文物吗?

谭:新发现的不多。不久前,重庆忠县发掘出蜀汉墓,出土陶俑和“直百五铢”钱;大邑县也曾发掘过一座蜀汉墓,出土一批精美的画像砖,也发现了“直百五铢”钱。为什么断定这都是典型的蜀汉墓?因为刘备初入蜀时,财政困难,就采用发行大面值虚币的办法来维持,铸造一批“直百五铢”。此外,1983年在云南保山(西汉时叫不韦县)郊外,发现一座蜀汉古墓,出土刻有蜀汉纪年铭文的汉砖。我考察时用自行车驮了一块回城,一块就重三四十斤。好容易带回成都,交给了博物馆收藏。另外,今南京,孙权时代的建邺,三国墓葬多,出土的文物也比较多,瓷器很精美。

从三国文化精神

看海内外的传承

记:三国文化对海内外有哪些影响?

谭:三国文化对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区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力。1993年,日本大阪的电视台来我国拍摄电视片《三国万里行》,系统介绍大三国遗址。可惜的是,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考量三国文化精神对民众的影响。1997年1月,我到台湾参加海峡两岸关公文化研讨会。台湾妈祖庙、关羽庙最多。1959年时就有192座,现在信徒达数百万。会后进行环岛游,我大体考察了一下台湾的三国文化研究状况。他们研究三国文化既重历史研究,更重运用研究,出版的著作也是应用的为多,比如《三国谋略成功术》《曹操争霸经营史》《孔明神算》等;当然也有关于三国文化本体研究的,什么《三国人物论论集》《史传所见三国人物曹操刘备孙权之研究》等相关著作。我一口气买了几十种。

记:那次台湾之行,有无难忘的事?

谭:有!我去了位于南投县的孔明庙,与庙里的老朋友见了面。1989年5月,南投县孔明庙的诸葛亮信徒36人,专程来到成都武侯祠,我接待了他们。一负责人把庙里的孔明像背在胸前,孔明像不大,据说要单独供在汽车副驾驶座位上,任何人不得在孔明前面。然后,他们将孔明像放置诸葛亮大殿过了一夜,说是“开光”,要得到孔明的真正灵气,再小心翼翼带回台湾。我在台北时,还拜访了刘备的后裔刘天註先生,并在他祭祀刘备的殿堂上香。他的祖上在明朝时迁到台湾,他也曾到成都武侯祠刘备墓来祭拜祖先,算是“回家”。总之,三国文化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恰是中华民族的真善美。这不只在中国,在日本、韩国、朝鲜、泰国、新加坡、东南亚以及全球华人中,经久不衰。更为可贵的是,在三国文化里,无论魏、蜀、吴,无论曹、刘、孙,都体现出了儒家“济世图强”的思想,这对于当下的中国有着重大意义。

(2014年11月18日)

18日下午,寒风四起,落叶飘飘,武侯祠内仍人头攒动。记者赶到浓阴深处的和畅园,谭先生已在茶园安然静坐。他精神矍铄,一头银发与金黄色的银杏树叶形成富有深意的通感。他递给我一杯花茶,蒸腾的氤氲送来阵阵花香,我为之一振……

谭老师注视着围墙外几棵高大苍劲的柏树感慨道:“我1974年调到武侯祠,迄今刚好40年。弹指一挥间,真是行走于三国遗迹间的40年。想当年,武侯祠的老馆长何赐秉大力支持我们研究、考察大三国文化,不断建议甚至催促我们去走访、考察全国的三国遗址和人物踪迹。40年来,我去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遗址,可能是实地走访、调查三国遗迹最多的研究人员。”

谭老师本就是“三国通”,他随口就讲了一个亲身经历:1984年5月,他与同事来到山东探寻诸葛亮故里。诸葛亮远祖诸葛丰,西汉元帝时做过司隶校尉,父亲诸葛圭曾任泰山郡丞。他祖籍琅琊诸县(今诸城)葛陂,后徙阳都,东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在阳都。关于阳都,各种典籍有今沂南、沂水、临沂三说,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他们逐一去了诸城、沂水、沂南、临沂,最后与临沂地区的同行在沂南县找到了阳都古城遗址。

当时交通、生活条件非常差。谭老师他们一行找到当地文化、文物部门,借了一辆喇叭不响周身响的吉普车,在田间泥泞道上穿行。当他向当地人打听诸葛亮家族的情况时,很多当地人大感惊讶,“哎呀,诸葛亮与我们这地方有关系吗?”谭良啸本是来做考察、调研的,现在只好做起了历史知识普及工作,告诉他们:诸葛亮是山东人,幼年时父母相继亡故。汉献帝兴平元年(194年),叔父诸葛玄被袁术任为豫章太守,为了躲避战乱,14岁的诸葛亮和弟弟诸葛均离开阳都,随叔父去了豫章(今江西南昌)。由于诸葛玄与荆州牧刘表有关系,诸葛亮姐弟被送去荆州投奔了刘表。建安二年(197年),诸葛玄被乱兵所杀,诸葛亮便到隆中(今湖北襄阳城西),开始了耕读自食的生活,后来才有了三顾茅庐、卧龙出山所开创的惊世伟业。

“临沂市现有诸葛亮研究会,沂南县举办过诸葛亮文化节,修建了诸葛亮公园、大道等,这不能说功劳归于我们的踏访,只能说人们对三国文化的重视与时代的进步和精神需求出现了某种合拍。”诸葛亮为了实现统一的伟大抱负所展现的顽强、执着精神,值得开拓进取中的当代社会深思借鉴。

谭老师话锋一转:“文物、遗迹是静态的,对业内专家的作用自不待言,但对大众而言,如果看不到它们透露出来的文化特质尤其是传统精神的积极层面,那不过是走马观花看风景。因此,我们更该注重弘扬文物、遗迹的动态精神层面意义。”

在他看来,无论是三国遗迹还是围绕三国文化出现的小说或戏剧,只能一再佐证永具魅力的三国文化精神,它是三国政治策略、人才选拔、经济制度、文化以至哲学、道德伦理、价值取向、科学技术思想的集中表现,同时又体现了中华民族在几千年奋斗中形成的理想、道德、意识、行为准则和审美情趣。三国文化形成了一种持续深入的精神力量,经受了历时永久性和认同普遍性的检验。具体说,忠于信仰的忠诚情怀、信于承诺的坚韧情怀、恪于职守的担当情怀,敏于人事的人才情怀,精于韬略的智慧情怀,无一不是民族精神的高度体现。

谭良啸坦言:“所以啊,我反对一些学者片面放大三国文化中的计谋,让人以为这就是三国文化精华,这容易误导大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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