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吴中后期的军政舞台上，诸葛恪是一位关键性的人物，他的荣辱成败不仅关系其个人或家族之兴亡，而且影响着孙吴政权的盛衰。不过，对诸葛恪历来评价分歧颇大，誉之者将他与乃叔诸葛亮相提并论，抑之者则贬斥为乱臣贼子。但无论誉之、毁之，有关评论多集中在孙权、孙亮父子更替之际的北伐活动上，而对其一生军政活动的发展过程及其他方面则缺乏足够的关注，从而对他的相关评论难免带有片面性。有鉴于此，本文对诸葛恪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从一个侧面论述孙吴中后期政治的变化及其走向。
一、“少有才名”：诸葛恪辩论戏弄之事及其所显现的门风问题
诸葛恪（203—253年）字元逊，琅邪阳都人，其父诸葛瑾东汉末年避祸至江东，瑾为后来成为蜀汉丞相的诸葛亮之兄。瑾长期充任孙权的长史等军政参谋职务，为人谨慎，从政稳健，深得孙权敬重，是孙吴侨寓之士的杰出代表。《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载瑾与“（孙）权谈说谏喻，未尝切愕，微见风彩，粗陈指归，如有未合，则舍而及他，徐复托事造端，以物类相求，于是权意往往而释。吴郡太守朱治，权举将也，权曾有以望之，而素加敬，难自诘让，忿忿不解。瑾揣知其故，而不敢显陈，乃乞以意私自问，遂于权前为书，泛论物理，因以己心遥往忖度之。毕，以呈权，权喜，笑曰：‘孤意解矣。颜氏之德，使人加亲，岂谓此邪？’”又称“瑾为人有容貌思度，于时服其弘雅。权亦重之，大事咨访。” 陈寿在《三国志》卷五二传末“评曰”中也称赞“诸葛瑾、步骘并以德度规检见器当世”，说明瑾是以德望见重于世的人物。正是由于诸葛瑾的努力，确立和巩固了诸葛氏在江东的地位。从当时情况看，在孙吴侨寓家族中，琅邪诸葛氏之门望仅次于彭城张昭家族[1]。
诸葛恪为瑾之长子，肩负家族承传的重任，但瑾对他极不放心，《三国志·诸葛瑾传》载恪“名盛当时，（孙）权深器异之；然瑾常嫌之，谓非保家之子，每以忧戚。”诸葛瑾如此担忧家族的命运，在于诸葛恪的才学、作风与之大异其趣。《三国志》卷六四《吴书·诸葛恪传》载恪“少知名”，注引《江表传》：“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权见而奇之，谓瑾曰：‘蓝田生玉，真不虚也。’”可见恪自少便以才显名，反应快，善言辞，“辩论应机，莫与为对”。孙权之所以“见而奇之”，“深器异之”，正在于此。孙权出自寒门，在文化上受儒家礼法的约束较小，表现出轻脱佚荡的特征[2]，造成了当时盛行的嘲弄戏笑的风尚。在这方面，诸葛恪是孙吴朝臣中表现最为突出的，很得孙权赏识。关于孙权、诸葛恪之间的嘲弄之事甚多，涉及各个方面，请略述之如下。
其一，关于家庭伦理方面的。《三国志·诸葛恪传》：
恪父瑾面长私驴，孙权大会群臣，使人牵一驴入，长检其面，题曰“诸葛子瑜。”恪跪曰：“乞请笔益两字。”因听与笔。恪续其下曰“之驴。”举座欢笑，乃以驴赐恪。他日复见，权问恪曰：“卿父与叔父孰贤？”对曰：“臣父为优。”权问其故，对曰：“臣父知所事，叔父不知，以是为优。”权又大噱。
又，《太平广记》卷一七三《俊辩一》引刘氏《小说》：
孙权尝问恪：“君何如丞相（诸葛亮）？”恪曰：“臣胜之。”权曰：“丞相受遗辅政，国富刑清，虽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表，无以远过，且为君叔，何宜言胜之邪？”恪对曰：“实如陛下明诏，但至于仕于污君，甘于伪主，暗于天命，则不如从容清泰之朝，赞扬天下之君也。”权复问恪：“君何如步骘？”恪答曰：“臣不如之。”又问“何如朱然？”亦曰“不如之。”又问“何如陆逊？”亦曰“不如之。”权曰：“君不如此三人，而言胜叔者何？”恪曰：“不敢欺陛下，小国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是以胜也。”
孙权以诸葛瑾、诸葛亮之相貌、才能、德行等作为谈笑话题，而恪非但不生气，反而别为之解，目的是让孙权“大噱”、“举座欢笑”。诸葛恪本人也常以别人父讳开玩笑。《太平御览》卷八三○引《诸葛恪别传》：“昔元逊对南阳韩文晃误呼其父字，晃难之曰：‘何人子前呼人父字，是礼乎？’诸葛笑答曰：‘向天穿针而不见天，何者？不轻天，意有所在耳。’即罚晃酒一杯。”恪花言巧语如此。儒家礼法对父祖家讳等有严格规定，诸葛恪在这方面与孙权唱和，可见他们的礼法观念比较淡薄。
其二，对孙吴儒学士人代表张昭的嘲弄。张昭是孙吴时期最重要的儒学士大夫，对孙吴早期立国和发展有重大影响，为人严正，不苟言笑，是一位典型的礼法之士，他常对孙权的轻脱之举如酗酒、射猎等提出尖锐的批评，于是孙权、诸葛恪一再设计嘲弄他。《三国志·诸葛恪传》载：“（孙权）命恪行酒，至张昭前，昭先有酒色，不肯饮，曰：‘此非养老之礼也。’权曰：‘卿其能令张公辞屈，乃当饮之耳。’恪难昭曰：‘昔师尚父九十，秉麾仗钺，犹未告老也。今军旅之事，将军在后，酒食之事，将军在先，何谓不养老也？’昭卒无辞，遂为尽爵。”注引《江表传》又载：“尝有白头鸟集于殿前，权曰：‘此何鸟也？’恪曰：‘白头翁也。’张昭自以坐中最老，疑恪以鸟戏之，因曰：‘恪欺陛下，未尝闻鸟名白头翁者，试使恪复求白头母。’恪曰：‘鸟名鹦母，未必有对，试使辅吴复求鹦父。’昭不能答，坐中皆欢笑。”诸葛恪之所以一再戏弄张昭，主要目的是为了冲击礼法，嘲弄神圣[3]。
其三，在外交活动中与蜀国使节以言辞相竞。吴、蜀联盟，不断有使节往来。在接待蜀使过程中，诸葛恪常受命嘲难对方。《三国志·诸葛恪传》注引《恪别传》：“权尝飨蜀使费祎，先逆群臣曰：‘使至，伏食勿起。’祎至，权为辍食，而群下不起，祎啁之曰：‘凤凰来翔，骐驎吐哺，驴骡无知，伏食如故。’恪答曰：‘爰植梧桐，以待凤凰，有何燕雀，自称来翔？何不弹射，使还故乡！’ 祎停食饼，索笔作麦赋，恪亦请笔作磨赋，咸称善焉。”《三国志》卷五三《吴书·薛综传》注引《江表传》：“费祎聘于吴，陛见，公卿侍臣皆在坐。酒酣，祎与诸葛恪相对嘲难，言及吴、蜀。祎问曰：‘蜀字云何？’恪曰：‘有水者浊，无水者蜀，横目苟身，虫入其腹。’祎复问：‘吴字云何？’恪曰：‘无口者天，有口者吴，下临沧海，天子帝都。’”[4]又，《三国志》恪本传，“后蜀使至，群臣并会，权谓使曰：‘此诸葛恪雅好骑乘，还告丞相，为致好马。’恪因下谢，权曰：‘马未至而谢何也？’恪对曰：‘夫蜀者陛下之外厩，今有恩诏，马必至也，安敢不谢？’恪之才捷，皆此类也。”恪以此开释孙权对自己家族的疑虑，同时羞辱蜀使。
其四，插浑打科、恶作剧式的戏笑。《三国志》恪本传注引《恪别传》载：“恪尝献权马，先媰其耳。范慎时在座，嘲恪曰：‘马虽大畜，禀气于天，今残其耳，岂不伤仁？’恪答曰：‘母之于女，恩爱至矣，穿耳附珠，何伤于仁？’太子尝嘲恪：‘诸葛元逊可食马矢。’恪曰：‘愿太子食鸡卵。’权曰：‘人令卿食马矢，卿使人食鸡卵，何也？’恪曰：‘所出同耳。’权大笑。”《世说新语·排调》：“诸葛瑾为豫州，遣别驾到台，语云：‘小儿知谈，卿可与语。’连往诣恪，恪不与相见。后于张辅吴坐中相遇，别驾唤恪：‘咄咄郎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乱矣，何咄咄之有？’答曰：‘君明臣贤，未闻其乱。’恪曰：‘昔唐尧在上，四凶在下。’答曰：‘非惟四凶，亦有丹朱。’于是一座大笑。”
不仅诸葛恪如此，其弟诸葛融在日常生活中也有类似的表现。《三国志·诸葛瑾传附子融传》载融袭瑾之爵位，并领兵驻公安，他与将士十分融洽：“疆外无事，秋冬则射猎讲武，春夏则延宾高会，休吏假卒，或不远千里而造焉。每会辄历问宾客，各言其能，乃合榻促席，量敌选对，或博弈，或有樗蒱，投壶弓弹，部别类分，于是甘果继进，清酒徐行，融周流观览，终日不倦。融父兄质素，虽在军旅，身无采饰，而融锦罽文绣，独为奢绮。”由此可见融之日常生活相当自由、少节制。关于融之文化倾向，本传注引《吴书》又载：“融字叔长，生于宠贵，少而骄乐，学为章句，博而不精，性宽容，多技艺，数以巾褐奉朝请，后拜骑都尉。”融之轻脱与其兄不同，他虽不长于口辩才捷，但他表现在“多技艺”（各种游戏）和“骄乐”、“奢绮”上。
正史和小说等材料对诸葛恪、诸葛融兄弟的这方面记载如此集中，说明他们为人处世的态度和行为确实有这方面的表现。不过，以往人们对这些材料并未引起重视，即便说起，也仅以趣闻轶事视之，少有人予以学术上的关注和剖析。特别在偏狭的礼法之士看来，他们更以不经之论加以鄙视、斥责。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四《诸葛恪传》引“或曰”论此云：“凡此诸事，皆口给御人，或抵辱大臣，或启衅邻好，甚至君臣相嘲、父子为笑，人道无复可论矣，何足以辱简牍哉！史家无识可笑。”这代表了绝多数正统儒士的看法。卢弼于此下案云：“史家美恶兼书，以昭劝惩，‘或说’失之。”卢弼虽以为史家可以记载这类事情，但对事情本身也并不赞赏，目的在于“劝惩”。这都是站在卫道的立场上说话的。
其实，从文化史或社会史的视角看待这些材料，不仅可以获得新的认识，而且有助于分析琅邪诸葛氏家族的阶级出身及其门第。关于琅邪诸葛氏家族的门第，人们一般多以高门世族视之，《三国志》卷五二《吴书·诸葛瑾传》注引《吴书》：“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太平御览》卷四七○引《晋中兴书》曰：“诸葛氏之先，出自葛国，……三国之兴，蜀有丞相亮，吴有大将军瑾，魏有司空诞，名并盖海内，为天下盛族。”这是魏晋以降的看法。琅邪诸葛氏最早可追溯到西汉诸葛丰，《三国志》卷三五《蜀书·诸葛亮传》载亮“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郡丞。亮早孤，以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 查《汉书》卷七七《诸葛丰传》，丰字少季，琅邪人，“以明经为郡文学，名特立刚直”，为贡禹所荐，任侍御史，元帝擢为司隶校尉，“刺史无所避”，是一位忠直施法的人物，终因此导致“在位者多言其短”，被免为庶人。汉代政治文化是“王霸杂用”，儒学之士也重视吏能，诸葛丰以“明经为郡文学”，说明他具有儒学修养，但在政治实践中，他则表现出重法术的特征。因此，陈寅恪先生将诸葛氏家族文化的传统归之法家：“诸葛亮为诸葛丰的后代，是世家相传的法家”，而非儒学世家[5]。方诗铭先生《三国人物散论》“诸葛亮家世”条指出，根据琅邪诸葛氏的谱系，自西汉诸葛丰之后，直到诸葛亮、诸葛瑾兄弟，其间已经过两百余年，“应该说，他们的关系极为疏远，而且是否可信也正是一个疑问。至于其父诸葛珪所任不过是太山郡丞，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仅是一名六百石的小官，从父诸葛玄得为豫章太守，更是在战乱年代为袁术或刘表这类割据者所任命，他们都不是当时的显赫人物。”因此，他以为琅邪诸葛氏并非世代仕宦的“世族”、“大族”一类，而应该属于“单家”，诸葛瑾、诸葛亮兄弟“并有盛名”，主要是由于他们有才能，并正逢汉末三国社会急剧变化的时代机缘。根据陈、方二先生所论，琅邪诸葛氏家族出身于非儒家之寒门，从而纠正了《晋中兴书》所谓诸葛丰“子孙代居二千石”的记载，是很有见地[6]。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世族与寒门的分别主要不在于事功勋业和财富，而决定于文化传统。陈寅恪先生曾指出汉末士大夫社会，“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7]这在理论上明确了世族与寒门的文化标准。但就具体家族而言，情况则比较复杂，在世族与寒门（侧重于文化分别）、大族与单家（侧重于社会势力的强弱）比较典型的状况之外，大多具有一定的相对性，在两极之间还有一些处于过渡状态的家族。就诸葛氏而言，恐怕正是处于世族与寒门之间的家族，因而具有某些双重特点：诸葛氏早有习儒的传统，虽发展的不够充分，但始终延续下来。据《三国志·诸葛瑾传》，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这表现出受儒学文化影响的气质，但从瑾弟亮的政治实践与文化倾向看，则偏重于法术，显得“驳杂”不纯[8]。又，诸葛瑾虽习儒，但他并非经师，且其诸子皆不专儒，融“学为章句，博而不精”，其家族确实没有实现“儒家化”，故恪、融皆放达不羈，显得轻脱，不守礼法，颇多寒门的特征，与儒家礼法世家明显不同。至于诸葛氏仕宦地位，诸葛丰之后确实没有出现载入史册的高级官僚和名士，其家族没有实现“中央化”，当属于有一定势力的地方性家族。一般情况下，在汉代正常的社会标准下，像诸葛氏这样的家族要出现一流的名士，提升其家族门第，要经历较长的一段时间。因此，我们通过对诸葛恪通脱简易之事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地说，诸葛氏家族的门风具有世家和寒门阶层的双重特征，这与其家族正处于由单家向世族转变的过程是一致的。
二、黄武至赤乌年间孙权对诸葛恪的培植及其政治活动
由上所述，诸葛恪是一个才艺之士，论说辩难，“口给御人”，这与乃父诸葛瑾“笃慎”、“恭敬”的作风大相径庭，颇似汉代宫廷中的“俳优倡技”之属。不过，孙权轻视礼法，对恪之言行大加赞赏，在政治上也予以提携，将他作为孙吴侨寓人士新生代的代表加以重点培养，从而使他在黄武以后逐步成为孙吴政坛的一个重要人物，并亲历了一些重大的军政事件。概而言之，孙权对恪之培养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诸葛恪培养成太子孙登东宫辅政集团后进之士的领袖人物。黄武元年（222年）孙权称吴王，以长子孙登为王太子，黄龙元年（229年），权称帝，又以登为皇太子。孙权对太子的教育及其政治力量的扶持和培育是非常重视的，除了精心挑选太师、太傅外，重点是选择东宫属吏。《三国志》恪本传载其“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从中庶子转为左辅都尉。”同书卷五九《孙登传》记载更详：“（孙权）立登为太子，选置师傅，铨简秀士，以为宾友，于是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以选入，侍讲诗书，出从骑射。……登待接僚属，略用布衣之礼，与恪、休、谭等或同舆而载，或共帐而寤。……黄龙元年，权称尊号，立为皇太子，以恪为左辅，休为右弼，谭为辅正，表为翼正都尉，是为四友，而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皆为宾客，于是东宫号为多士。”一般地说，东宫僚属将来都有可能成为太子执政的主要辅助班底。由于孙权的安排，诸葛恪不仅成为太子核心的宾客，即所谓其“四友”之一，而且深得登之依重，视为其中的领袖。孙登曾命侍中胡综作《宾友目》，评恪“英才卓越，超逾伦匹”[9]，后登病重，死前力荐东宫人士，以为恪“才略博达，器任佐时”[10]。尽管后来孙登早逝，未及登位，其诸宾友也都各奔前程，但由此可见孙权父子对诸葛恪的重视。这对恪之政治地位的提高是大有助益的[11]。
二是孙权任命诸葛恪负责具体军政事务，意在考察和锻炼他的实际才干。《三国志》恪本传载孙权欣赏诸葛恪的才思敏捷，“权甚异之，欲试以事，令守节度。节度掌军粮谷，文书繁猥，非其好也。”所谓“欲试以事”，既是考验，也是培养，孙权的用意是将来以恪为孙吴核心辅政大臣。不过，恪性格轻佻、粗疏，有华而不实的缺陷。前引其父瑾“常嫌之，谓其非保家子，每以忧戚”，所谓知子莫若父，此之谓也。恪叔父亮为蜀丞相，对此也很担心。恪本传注引《江表传》：“权为吴王，初置节度官，使典掌军粮，非汉制也。初用侍中偏将军徐详。详死，将用恪。诸葛亮闻恪代详，书与陆逊曰：‘家兄年老，而恪性疏，今使典主粮谷，粮谷军之要最，仆虽在远，窃用不安。足下特为启至尊转之。’逊以白权，即转恪领兵。”当时东宫同僚中也有人评论恪“才而疏”[12]，看来并非个人恩怨，而是有事实依据的[13]。孙权对诸葛恪的这一安排，其本意是为了锻炼他处理实际事务的能力。
三是支持诸葛恪领兵平定丹杨郡等地的山越。孙权有心培养诸葛恪，希望他能够建功立业，树立威望。采用什么途径或方式达到这一目的呢？对此，诸葛恪本人也有所思考。据《三国志》本传，“恪以丹杨山险，民多果劲，虽前发兵，徒得外县平民而已，其余深远，莫能禽尽，屡自求乞为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万。”当时江南丘陵山区生活着数量众多的越人后裔和汉族逃亡人口，人们统称之为“山越”，形成了势力强大的“宗部”。特别是丹杨郡，为孙吴京师所在，又与江淮地区曹魏统治区毗邻，相互交通，对孙吴构成严重的潜在威胁。恪传载丹杨“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咸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羈也。” 孙吴立国江东，一直致力剿除山越，几乎所有的将领都参与过对山越的战争[14]。嘉禾三年（234年），孙权任命诸葛恪为丹杨太守、抚越将军，“拜毕，命恪备威仪，作鼓吹，导引归家，时年三十二”。孙权以如此特殊的形式对待出征山越的诸葛恪，这是其他将领从未得到过的。恪主持剿越任务，汲取过去的成功经验，明令各地军政官员“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把守险要；自己的军队则控制关口要塞，“但缮藩篱，不与交锋”，等待粮食作物成熟，抢先收割，“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对出降者，“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仅从根本上清除山区的隐患，而且为孙吴增加了大量的军队和劳力。嘉禾六年，诸葛恪征讨丹杨山越之事基本结束，“权嘉其功，遣尚书仆射薛综劳军”，拜恪为威北将军、封都乡侯。以讨山越受封，事例不少，但享此殊荣，则恪为少见。此后，他成为孙吴主要的军事将领之一，先后出镇皖口、柴桑等地。赤乌八年，陆逊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