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香如故：三国寻香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

晚唐诗人杜牧用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倒映在江南烟雨中的亭台楼阁。缭绕的香火、江畔的禅灯、僧尼的呢喃与夜半的钟声……似乎存在着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印证着佛教昔日的繁华。时至今日，入寺烧香早已成为一项传统；但鲜为人知的是，烧香最初并非是用于礼佛，在南朝佛教大兴前，用香便已是上层社会中的常见一景。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即便在兵荒马乱的汉末三国，香料也曾是这个时代的一道重要点缀。

西汉错金博山炉 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

香自远方来

早在先秦时期，香料就被广泛使用。《诗经·王风·采葛》中有“彼采葛兮”“彼采艾兮”的描述。人们将风干后的香草装入囊中，或随身佩戴，或置于屋室或衣物被褥之间，以起到洁身、祛湿及驱疫之用。上层人士亦佩戴香草来彰显身份，屈原在《离骚》中提到了二十余种香草，以“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等句构建出“香草美人”的意象，并赋予其忠君爱国的内涵。此后，士大夫常佩戴香囊，以示其翩翩君子之风。但由于气候与地域所限，这时的香料基本都是艾（艾草）、萧（香蒿）、蕙（蕙兰）、兰（泽兰）、桂（桂树）、芷（白芷）、茅（香茅）等本土草香。

西汉武帝时，张骞凿空，打通丝绸之路；南越归附，开辟海上交通，“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后汉书·西域传》），一些香料陆续从西域诸国与海外传入中原。与中原本土的草香相比，进口香料燃烧时烟雾小，留香时间长，且因为其稀缺属性，从而被视为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深受皇亲贵戚欢迎。东汉时，有关进口香料的记载逐渐增多。外戚窦宪曾委托班超与大月氏人交易良马与苏合香。汉明帝妻马皇后为开节俭之风，以身作则，不使用香薰；汉桓帝时，侍中刁存因口臭被赐下鸡舌香，但他却因不识此物而误以为皇帝要赐死自己，便哭哭啼啼地与家人朋友道别。

自桓、灵始，社会上层好胡风，进口香料愈发流行。王嘉《拾遗记》云，汉灵帝初平三年（193）游西园时，命人将西域进贡的茵墀香煮成汤，用来沐浴；待洗浴完毕后，将剩下的洗澡水倒入沟渠中，仍能散发阵阵奇香，故称“流香渠”。魏文帝曹丕也曾有过类似的奢侈之举：为了迎接美人薛灵芸，他曾命人在路边烧香。

宋代李嵩绘《听阮图》中，侍女正焚香

熏衣留香

古时，人们常用香料熏衣，从而使香气长存。

被曹操视为“吾之子房”的荀彧，就自带芳香。习凿齿《襄阳耆旧记》记载：“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荀彧坐过的地方，三日可闻其香。这或许跟他的职业有关。荀彧在长期担任尚书令，世称“荀令君”。《后汉书·药崧传》注引蔡质《汉官仪》曰：“尚书郎伯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者。”女侍负责执香炉烧香，为尚书郎熏衣。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文物中，可见香炉内置于提笼之内。据此，汉代熏衣法应在香炉之外另置一提笼，然后将衣物铺在上面，使香浸入，以达到留香的目的。既然有专人长期为其熏衣，“荀令留香”也就不难理解了。

魏文帝曹丕也酷爱熏衣，因为衣服太香，还刺激到马儿，导致他被掀翻在地，还被咬伤了膝盖。即便如此，曹丕仍不改其意。魏晋以降，熏衣已是一种风度，但凡名士清流，“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履”（《颜氏家训·勉学篇》），仿若神仙中人。香料还可以混合使用。宫廷秘传香方“汉建宁宫中香”，集藿香、丁香、檀香、黄熟香、沉香、零陵香、苏合油等十余种香料，用料十分考究。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中还有“六味熏衣香方”，不仅香气怡人，还兼有洁身、养生之功效。

明代陈洪绶绘《斜倚薰笼图》中的熏衣场景

锦囊含香

用来盛放香料的主要有香炉与香囊。香炉造型精美，构思精巧，可通过焚烧的方式激发出浓香；但在日常使用中，它却不如小巧的香囊方便。

香囊可以悬挂。名医华佗曾在香囊中加入丁香、百部等药物，将其悬于室内，以预防肺部疾病。古时人们还会在床帐四周挂香囊，《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曰：“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玉台新咏》卷1）而奢侈的后赵国主石虎，床帐四面亦有十二香囊。

香囊亦可以手持。西晋土豪石崇家财万贯，厕所中都有两名美婢手持香囊立于一旁。名士刘寔在他家上厕所时，还以为误入内室，闹了不少笑话。以石崇之财力，连麝香、甲香等名贵香料都能置于厕所中焚烧，更别提令侍女手持香囊服侍了。同样在石崇家做客，驸马王敦（尚襄城公主）就不为所动，似乎见过大世面。但事实却是，王敦也有过类似的尴尬遭遇。《世说新语·纰漏篇》云：“（敦）既还，婢擎金澡盘盛水，琉璃碗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饮之，谓是干饭。群婢莫不掩口而笑之。”王敦不识洗手的香澡豆，将其倒入水中吃了下去；得知真相后，他方知宫廷生活之奢侈。尽管澡豆的主要成分之一就是香料，但襄城公主还是比不上石崇，后者洗手时，会直接使用更加高级且难得的“甲煎粉”与“沉香汁”。

香囊还是一种佩饰，可以随身携带。《北堂书钞》卷136引繁钦《定情诗》曰：“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将物品系在肘后，是汉晋时期人们携带物品的常见形式。袁绍在得到一枚玉印后，曾“于太祖坐中举向其肘”（《三国志·武帝纪》），以示炫耀。

西汉绮地“信期绣”香囊 马王堆汉墓出土

曹公分香

曹操也好用香囊。尽管他曾禁止用香，但未能严格执行下去。临终前，曹操还不忘“分香卖履”，想把没用完的香囊分予众人。河南安阳曹操墓中出土的石牌文字“香囊卅双”可印证此事，“常所用”即指这些香囊是曹操生前常用之物。无独有偶，洛阳西朱村曹魏大墓出土的石牌也有“白珠落（络）香囊 具玦厕自副”等文字，可知这种香囊用白珠络傅装饰，并以玉玦为附缀。

当用香成为贵族生活的常见一景，它就会产生出相应的附加价值，成为贵重的礼物。《太平御览》卷359引司马彪《战略》曰：“诸葛亮从成都到汉中，达又欲应亮。遗亮玉玦、织成、障汗、苏合香。”织成一般指名贵的丝织品，可制成囊，再加上苏合香与玉玦，恰好凑成一套。可惜孟达虽心思机巧，行事却不密，还未等诸葛亮支援，他便为司马懿斩杀。

邺下文学的主导者曹丕，曾在宫中种植过一批迷迭香，并邀请各路文人聚于此处，一同欣赏这种“超万里而来征”的奇香。除曹丕外，当时一流的文学家曹植、王粲、应玚、陈琳也都作《迷迭香赋》或《迷迭赋》传于后世。

东吴：香料贸易中心

三国时期，香料是相当受欢迎的礼物。交趾太守士燮也时不时向孙权供奉香料与各种奇珍异宝，动辄数以千计。香料名贵，士燮为何出手如此大方？盖因士燮及其兄弟掌控下的交州，正是香料进口的主要地区。

据《梁书·诸夷传》记载：“其国人行贾，往往至扶南、日南、交趾。”汉魏时，大秦国的使者、商人与中原的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曹魏官修史书《魏略·西戎传》中，就记载了来自大秦国的十二种香料：“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兜纳、白附子、薰陆、郁金、芸、胶、薰草、木。”需要指出的是，其中一些香料只是被大秦商人运输到中原，其原产地却另有他处。如郁金香（藏红花）原产自波斯等地，木香即青木香，与狄提香、薰草香都产自天竺国（印度）。

狄提香即香附子，又名雀头香。这是一种十分名贵的香料，曹丕甚至在父丧期间专门向孙权索要。黄初三年（222），他又命人向东吴索要豆蔻。面对曹丕的索取，孙权每次都很大方。在他眼中，这些珍品实在算不上多稀罕。因为一些香料虽可经丝绸之路由西域直接传入中原；但就产地而言，南方的东吴政权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明代周嘉胄《香乘》云：“香最多品类，出交、广、崖州及海南诸国。”那么，东吴是如何把控住香料市场的呢？

一方面，海外商人的主要聚集与贸易地——交趾郡，为东吴所掌控。吴黄武五年（226），孙权接见了一位不知其名只知其字为“秦论”的大秦国商人，并获得了海外的一些信息。同年，士燮去世，孙权任命的交州刺史吕岱彻底掌控岭南地区，“又遣从事南宣国化，暨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诸王，各遣使奉贡”，扩大了东吴政权在海外（今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地）的影响力，交趾郡也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贸易中心。来自海外的各种香料与奇珍，从这里流入中国。

另一方面，东吴通过多次航海运动，与南海诸国达成了友好的贸易往来。孙权称帝后，多次派遣船队远航海外；以扶南为代表的南海诸国，也屡屡向东吴遣使供奉。东吴大臣万震、康泰分别撰有《南州异物志》与《吴时外国传》，记载了诸多名贵香料及其产地，如沉香、鸡舌香、藿香、豆蔻、甲香、流黄香等，多出自扶南、顿逊、都昆、真蜡等南海诸国（今马来半岛、爪哇等地）。

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友好贸易的前提。吴地以长江为天堑，大力发展水师，其造船业也十分发达。吴人所造之船，不仅船体平稳，素有“舟楫为舆马，巨海为夷庚”之称（《太平御览》）；且造船规模庞大，除秣陵、京口、武昌、温州、南昌等地的造船厂外；另有建安侯官（今福建福州）与广州番禺（今广东广州）两地，主要生产大型船只，用以远航。有此为前提，东吴在进行大航海运动的同时，才能牢牢把控住民间贸易。即便是名贵的香料，对东吴皇室而言也不算什么。

吴少帝孙亮在位时，还别出心裁地给四位宠妃制作了著名的“百濯香”，“凡经践蹑宴息之处，香气沾衣，历年弥盛，百浣不歇”（《太平御览》卷710引王嘉《拾遗记》）。有这种顶级享受，也难怪东吴后期的统治者总是安于现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