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说 历史学家眼中的不同三国

　　三国之所以迷人，正因为它从历史成为传奇，传奇则提供了一种简单明了的正邪是非观念，就像《三国演义》的开场白一样“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从历史经验来说，秦失其政，天下大乱，便有楚汉相争；汉失其位，又有三国鼎立；西晋覆灭，有五胡十六国乃至南北朝对立；唐代覆亡，则有五代十国的分裂。宋朝则先后与辽金对峙。但每一次的分与合的成立的原因和造成的结果，却又并不全然相同。20世纪的史学家钱穆曾从中西历史发展对比的角度，对《三国演义》中所谓天下大势分合治乱提出了另一种不同的观点：“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这是中国历史走错了路，才造成这种情况的。而欧洲诸国却不是这样，而是合了就不再分，治了就不再乱，我们应该学习他们。”这一观点是否成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史学研究的进步，当然有进行更深讨论的必要。但传说并不等同于史实，历史也与演义之间并非一马平川的坦途，而是沟壑纵横。演义固然可以像苏东坡笔下的涂巷小儿，被父母用几文钱诓到说书先生那里，随着里面起伏跌宕的情节或哭或笑，发泄自己的感情。但就像史学家吕思勉所说的那样：“文学固然有文学的趣味，历史也有历史的趣味。”真实的历史，往往比充满离奇变幻情节的传奇演义，更能带给心灵深刻的冲击——因为它们是真实的、曾经存在并塑造了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过去。就像众口相传的三国谚语和传说一样，它们无不脱胎于真实的历史，而接受了它们的我们，每个人仍活在它的长长的影子里。

　　“我在学校中教授历史多年。当学校招考新生以及近年来会考时看过的历史试卷不少。有些成绩低劣的，真‘不知汉祖唐宗，是哪一朝皇帝’。然而问及三国史事，却很少荒谬绝伦的。这无疑是受《三国演义》的影响。”当史学家吕思勉为《三国史话》写下这段楔子时，正值1939年，抗战相持持戈待时，战事前景未明。身处日寇沦陷下的上海孤岛之中，吕思勉一面继续教授历史的事业，一面应自己的学生杨宽之邀，写下了这本关于三国历史的通俗小册子。

　　吕思勉的这本小册子中，最发人深省，也是最引起争议的一篇，就是《替魏武帝辨诬》一章。在这一章中，吕思勉将长期以来被万众唾骂的奸雄曹操称为“一位绝代的英雄”，称赞他早年隐居时“还注意于文武兼修，又可见得他是个有志之士”，又立论称“立君本来是为民的。如其本来的君主昏庸，因种种原因不能保护国家和人民，而另有一个能够如此，则废掉他而自立，原不算错，而且是合理的，因为这正是合于大多数人的幸福呀！”而曹操的功业之大，战绩的辉煌，是足以废汉自立的，“然而魏武帝当日，还始终不肯废汉自立，这又可见得他濡染于封建时代的道德很深，他对于汉朝，已经是过当的了。”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吕思勉提出的观点，虽然震撼了大众对曹操的固有印象，但却未溢出史实本身而强作解人。他为曹操的辩诬，一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政治“因为政治本来是社会上有了矛盾然后才有的，所以政治家所对付的，全是些贪婪、强横、狡诈的人，毫无手段是不行的。一个大政治家往往是一时代大局安危之所系。因为政治斗争总是用这一种势力去压服那一种势力的，这虽然不必是战争，其性质实和战争无异”。在三国乱世之下，种种手段乃至阴谋诈力在所难免，重要的是能找到大局危殆的症结所在，旋乾转坤，转危为安，而不是纠缠于细节的行事。所谓“时势造英雄”，在很大程度上，是英雄可以从时势中寻找借力，趁此种势力扶摇而上。汉末乱世之中，汉室皇权的跌落，使这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散落各处，英雄便可借这种势力而起。有的人以这种势力成就事业，有的人则以此助力自己的野心。而其用心，则系于道德一端。“封建时代的道德，是公忠，是正直，是勇敢，是牺牲一己以利天下”，一旦诈力胜过道术，深刻的心计和暴虐的手段取代了宽厚和仁爱，道德就澌灭以尽了。专凭斗力的时代，是运用阴谋的人易于得胜的时代，也是衰落的时代。这也是曹操虽然视为国之枭雄，但他和那一时代的英雄，却充满了昂扬的斗志。司马懿专以诈力心计取胜，事业心本是一种进取的精神，而阴谋诡诈则使人堕落沉沦，这是司马炎虽然建立西晋，却很快陷入八王之乱的原因，也是晋朝衰灭的原因。

　　日本历史学者堀敏一的这本《曹操》，也可以视为是一本为曹操形象的“辩诬”之作，这从此书的原著的副标题“三国志真正的主人公”能够略窥其主要观点。但与吕思勉不同之处在于，吕对曹操的辩诬文章中，最终将曹操视为一个真诚践行封建时代忠君道德的文武全才。而堀敏一则将曹操称为一个事业心极强的机会主义者：

　　“对事业永不言弃，执着追求，这是曹操的态度。也有论者认为曹操是机会主义者，所谓机会主义者，大概是对随机应变者的称呼吧。因此曹操的功业难以复制。在逆境中随机而变，曹操正是如此积极地开拓自己的道路的。”

　　作为一个善于随时应变的机会主义者，曹操确实迎难而上成就了巨大的功业。他几乎是在群雄割据的乱世中为自己杀出一片土地。尽管他的经国大业成就的过程充满凶暴和血腥，堀敏一在写到官渡之战时，他并未讳言“据说曹操一方可能斩首了七万余人，或坑杀了八万余人。这是作为战争还是俘虏的处置而进行的就不得而知了。”但他也指出“不过，用黄土与地形将敌兵坑杀活埋，是从战国以来就一直实行的。不只曹操，当时没有人对这样的处置方式产生疑问”。曹操只是顺应了这一残暴的丛林法则而已。堀敏一也引述了赤壁之战后颁布的政令，在这条政令中，曹操似乎对民生疾苦表达了深切的同情和关怀：“自顷以来，军数征行，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已也。”

　　但曹操这番关切民生的仁者自道，却被堀敏一一语洞破：“对民众的体谅，在之前的曹操传记中，总是作为体现曹操个性的行为而被赞颂，但这是错误的。曹操的个性特征更应该是敏锐的政治嗅觉。上面那条政令是在赤壁之战后的危机环境下颁布的，原本中国的专制制度就是基于民众的忧虑而形成的，根据忧虑的不同表现形式，处理方式可以是民主的，也可以是专制的。”因此，曹操的关切民生，其实不过是因为他察觉到了赤壁战败后，“征服南方已不可能，而且华北的秩序还有动摇的危险”，所以这是他为了安定民心稳固统治而进行的随机应变的政治谋略，而不是这个坑杀过八万人的屠夫突然之间天良发现的缘故。

　　事业心极强的机会主义者，政治嗅觉极为敏锐的现实政治家，既暴虐残忍，又求贤若渴，唯有实在的利用价值才能在他的内心中赢得必要的好感，但他也对文学才华有着难以遏制的热情，当他颂诗记志时，是他最富于人性的一刻，而在其他时刻，现实的政治要求他绝对的理性而冷静——这恐怕不仅是曹操作为历史人物的理性，也是一位历史学者在面对他的研究对象时应有的理性，只是不必那么残忍。

　　曹操在《三国演义》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轶事，他与刘备二人煮酒论英雄。在刘备一一点数了当世位高权重之辈，又被曹操一一鄙薄否定之后，曹操终于对刘备吐露出他心中早已设计好的答案，“操以手指玄德，后自指”，说道：

　　“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听闻此言的刘备吃了一惊，手中所执匙箸，不觉落于地下。突如其来的雷声替他遮掩了心中的惶恐，他从容捡起匙箸，说：“一震之威，乃至于此。”这一行为打消了曹操心中的顾虑，刘备得以从这位奸雄手中逃出生天。因为他深知在曹操心中，除他之外的另一个英雄，如果不是完全听命效忠于他的手下，就是他要除掉的对手。而一个真正的英雄是不会甘下于人的。

　　刘勃的这本《天下英雄谁敌手》，就是一本以曹操和刘备为主角的史论随笔。虽然是随笔，但却处处可见作者的尖新机锋。譬如作者提到曹操平定邺城后，特意到袁绍墓前哭祭。然后陈寿笔锋顺势写道：

　　“慰劳绍妻，还其家人宝物。”

　　这句话表面上看没有任何质问，但刘勃却从中发现陈寿蔫损的一面，“怎样才能‘还其家人宝物’呢？自然要先有把人家抢了的行为”。所以陈寿虽然没有明言，但仔细忖思就会知道他的言下之意是曹军打劫了袁绍家。陈寿原是蜀汉臣子，蜀汉亡后入曹魏，之后又入仕晋朝，所以笔下不得不婉约为文。但同样是这段史实，在一百年后范晔撰写《后汉书》时，便没有那么多的顾虑，他直接写曹操“屠邺城”，又说“袁氏妇子多见侵略”。

　　史家记述历史时，或有不得已的苦衷，但为了不违背秉笔直书的基本史德，所以不得不用微言大义来隐约其文，以待后世有心的读者发现其中奥妙，将其点破。对后世来说，比起真实但记述刻板甚至隐约其文到常人难以辨识地步的史书，传奇故事似乎更吸引人一些。这是文学小说激动人心之处，也是文学小说为了激动人心而任意篡改历史的地方。在小说的简化世界中，刘备成为仁义的象征，《三国志》里“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的纨绔子弟形象被一抹而光。小说虽然精彩，但是消解了人们对历史复杂性和真实性的感知。它提供了情感的刺激和宣泄，却没有对历史和现实的深刻思考。但人毕竟不能仅仅是被家长给了几文钱诓去听说书的涂巷小儿，“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人还是要活在这个由历史累积而成直到今天的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