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正 建安十六年·心术熟到烂透的谋主

　　《三国演义》中最为后人讨论的一个场景是刘备伐吴的时候，诸葛亮在劝谏无果之后感慨了一句——如果法正还活着，必定有办法阻挡主公伐吴。在刘备集团中，法正似乎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三国演义》中讲述法正事迹的只有两件事情，一个是刘备入蜀时倒戈投靠，另一个是与黄忠配合攻占定军山。那么，历史上的法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谋士呢，他在哪些方面上的特质能够让自己在刘备那里获得看似比诸葛亮还要高的信任感呢？

　　法正为何帮助刘备入蜀

　　建安十六年（211年），三十八岁的法正，来到了人生命运的转折点。这位来自长安三辅之地（右扶风）的世家子弟，已在成都安稳居住了十余年。现任益州牧刘璋是一位举世公认的闇弱之人，只求偏安一隅，几乎没有对外扩张的野心。流亡至此的法正，便在新都令与军议校尉这类闲职上蹉跎岁月，碌碌无为。

　　《后汉书·法雄传》里记载有关中法氏的辉煌历史。他们是战国田齐王族的后代。秦国灭齐后，田氏子孙不敢再用旧姓，其中一支遂以齐襄王田法章姓名中的“法”字为姓。西汉宣帝时，法氏被皇权强制迁往三辅，自此“世为二千石”，成了当地有名的高门望族。中平五年（188年），法正已是十二三岁的少年。那是东汉帝国维持表面平静的最后时光。次年，外戚何进谋诛十常侍失败，袁绍等引董卓西凉军进入洛阳，天下随之陷入前所未有的动荡。再次年，董卓为避关东联军锋芒，摧毁了洛阳城，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建安初年，年约二十的法正离开关中前往川蜀避难。

　　法正来到成都时，益州也刚刚经历了一场战乱。益州牧刘焉在兴平元年（194年）去世，其子刘璋继位。西凉武人控制下的长安朝廷不愿承认刘璋，另派了一位扈瑁为益州刺史。扈瑁自长安入汉中，得到了荆州牧刘表和部分益州将领的支持。战争由此引爆。按王粲《英雄记》的说法，益州的豪族大姓们在这场战争中集体站在刘璋的对立面，原因是其父刘焉当年空降益州，重用自南阳、三辅流入的数万户外来的“东州人”，以东州兵对益州长期实施高强度汲取，益州百姓怨声载道。巴郡豪族甘宁抛弃蜀郡丞的职务，起来响应扈瑁反攻刘璋，便有这方面的原因。

　　甘宁们被击败后逃往荆州。但汹涌的暗流并未止息，东州兵支持刘璋站稳脚跟有功，愈加猖狂地“侵暴旧民”，终于在建安五年（200年）再次激发战乱。这两场动乱，让法正在益州的处境变得很微妙。他来自三辅，自然会被益州人视为东州集团的一分子，但他晚来多年，与东州旧人缺乏共同的经历与利益纽带，实已很难融入其中。《蜀书·法正传》里说他“为其州邑俱侨客者所谤无行”，很不受同乡欢迎。同时，受了连番冲击的刘璋也在改变统治策略，致力于政权本土化，也就是收缩东州集团势力，多起用益州本地人士。法正在东州集团内没地位，在刘璋的新政版图里也没机会，“志意不得”，只能与好友张松私下吐槽刘璋“不足与有为”，是个没有效忠价值的人。既然没有效忠价值，自然就只肯领受俸禄，不愿为之分忧。建安十三年，张松建议刘璋结好刘备以抗曹操，推荐由法正担任亲善使者。法正便极不情愿去跑这一趟。

　　但那趟不情不愿的出使，却激活了法正内心蛰伏已久的魔鬼。他不喜欢避难者的身份，不喜欢微末的闲职，也不喜欢三辅同乡与益州士人不拿自己当回事的态度。于是，出使归来后，他告诉好友张松：刘备是一个“有雄略”之人，你我应该找机会“密谋协规，原共戴奉”，施展阴谋将其弄成益州之主。

　　得势后的睚眦必报

　　三年后，施展阴谋的机会终于到来。建安十六年三月，曹操命钟繇讨伐割据汉中的张鲁，成都顿有唇亡齿寒之感。张松趁机劝说刘璋将刘备请入益州，并再次推荐法正前往荆州联络。法正甫抵荆州，便力劝刘备取刘璋而代之。另据韦曜《吴书》记载，在此之前，法正与张松二人已将益州的“兵器府库人马众寡，及诸要害道里远近”全盘泄露。

　　法正自此以刘璋使者的身份留在刘备阵营，充当着最核心的谋主。《蜀书·法正传》里说，益州人郑度劝刘璋高沟深垒坚壁清野，刘备听闻后甚感忧虑，法正却让他宽心，称以刘璋的为人断不会采纳郑度的建议。其实，这种对错五五开的“料事如神”，并不是法正最重要的作用。刘备真正倚重的，是他对益州内部兵力部署、关隘交通与派系冲突等情况的深切洞察。这种洞察，是细致谋划多年的结果，最后见于刘备进围雒城时，法正写给刘璋的那封劝降信。信中的法正，犹如摊开了益州地图，面对面站在刘璋跟前，向他一一指出哪些郡县已经沦陷，哪些郡县正遭受威胁，哪些关隘已经洞开，哪些势力正蠢蠢欲动。

　　建安十九年，刘璋开城投降。重回成都的法正，被任命为蜀郡太守兼扬武将军（蜀郡便是益州的京畿）。从前不得志的闲人，摇身一变成了最炙手可热者。《蜀书·法正传》里说，翻过身来的法正，“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由此不难推想，这个来自三辅的避难者，对于给自己提供过庇护的刘璋时代，怀有多么深邃的怨念。有人将情况捅给诸葛亮。诸葛亮的回复却是：主公当年困处公安，狼狈不堪，全靠法正“为之辅翼”，才“翻然翱翔”有了今天，“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这些话，是在明确认证法正乃取蜀之役的最大功臣。

　　毫无社会理想的权谋之士

　　建安十六年的选择，改变了法正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所有益州人的命运。当战事尘埃落定，益州百姓们立刻怀念起了那被时人嘲讽为“闇弱”的刘璋。因为他们发现，新的益州之主入主成都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建立一套远比刘璋时代更为凶狠的汲取体系来搜刮民财。刘备采纳了刘巴的献策，开始铸造一种名为“直百钱”的新货币。新钱重量仅相当于旧蜀五铢的3-4倍，法定面值却是旧钱的100倍。为保证汲取的顺利实施，新政权还接管了成都的市场，控制了物价。

　　“直百钱”是临时举措，益州新主希望高强度汲取能够常态化。于是，法正与诸葛亮、刘巴、李严、伊籍五人，又于同年共造“蜀科”，以汉律为基础，制定了一款专门用于管控益州百姓的法律。陈寿说，这款法律造成的结果是“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蜀科”的严酷基调，是诸葛亮定下的。法正最初不太理解，他觉得“初有其国”之际应该先博取百姓的欢心，何况新政权还是一群外来者，用宽松政策来笼络本土势力以获取支持也很重要。但诸葛亮饱读“申韩管子”，另有一套逻辑。他告诉法正：刘璋统治益州的手段是与本土大族合作，与之共享权力与利益。有刘璋的先例在前，新政权拿官职、爵位与财富去笼络，力度再大也显不出区别，不会让本土大族真正感激。所以严刑峻法才是当下最需要的，“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严刑峻法是一种威吓，益州民众被法条狠狠修理过以后，便会知道什么叫君王的恩典；社会地位是一种诱惑，益州民众被阶层无法维持和提升折磨过之后，便会懂得什么叫爵位的荣耀。

　　这番对话凸显了法正在政治上仍有“不成熟”的地方。但这种不成熟只在制度建构的技术层面，心术层面的法正早已熟得烂透，诸葛亮“每奇正智术”，便是指此。刘备不待见赶在成都破城前跑出来投降的名士许靖，法正却劝他务必礼遇，理由是这类人虚名流播四海，“宜加敬重，以眩远近”。刘备欲娶吴氏为妻，又怕遭人指摘（吴氏前夫乃刘焉之子刘瑁），也是法正公开站出来解围，说主公与刘瑁的关系，哪里比得上晋文公和晋怀公，晋文公可以娶侄子的老婆，主公当然更可以娶同宗的妻子。在法正这里，原则是不存在的。许靖的真实品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名声可以拿来利用。刘备与刘瑁的同宗关系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益州谶纬界流传着吴氏面相必然“大贵”的传说。

　　法正是一个智术超群而毫无社会理想的人。同为谋主的庞统，会关心“雅道陵迟”，会在宴席上直怼大呼爽哉的刘备，说“伐人之国而以为欢，非仁者之兵也”。这些东西在法正的身上完全见不到。而这大约也正是法正最受“有雄略”之主喜欢的缘故所在。他于建安二十五年去世，刘备“为之流涕者累日”，亲赐谥号“翼侯”。至于那被从酒席上赶下去、稍后亲冒矢石死在雒城战场的庞统，则早已被忘却，只能等待后主刘禅的追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