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可传世的沈本《三国演义》

沈伯俊曾自我评价道：“在我的《三国演义》成果中，最具特色、最富创新意义、最有生命力的，我自己认为是以《校理本三国演义》为代表的几种《三国整理本》。”东方出版中心的沈本《三国演义》，是沈伯俊最后的绝笔，代表研究《三国演义》的最高成就，是足可传世的善本。

《三国演义》有过多种版本，但从创造角度看，庞大的演义系列固系明人构建，但唯有经过清人的修订、新编、评点，方最终形成四大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东西汉演义》）的传世定本，形成了后来居上的局面。其成功的奥秘，实源于历史资源的共享性。罗贯中不写《三国演义》，人人都知道诸葛亮；曹雪芹不写《红楼梦》，读者就不知道贾宝玉。贾宝玉是曹雪芹的创造，《红楼梦》是曹雪芹心血结晶。唯此之故，《红楼梦》的每一个字，都不允许篡改。而毛本《三国演义》之所以能“定”，关键恰在于对版本的修订，沈伯俊概括为修订文辞、修改情节、整顿回目、削除论赞、改换诗文、重作批评等六个方面，可以说是极其到位的。

毛本的成功，依恃于史学的阐释之力。它以“既包括南宋朱熹以来的以‘论理’为特征的封建正统观，也包括民间传统的以善恶仁暴为取舍标准的蜀汉正统观，还可能包含某种程度的反清悼明情绪”（沈伯俊：《论毛本〈三国演义〉》），堂堂正正地大做文章，声势自是不凡。毛氏殚精竭虑，探幽发微，全书二十几万字的批评，反映了自己的历史观、伦理观和文学观。如刘备的出场，嘉靖本作：“那人平生不甚乐读书，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少言语，礼下于人，喜怒不形于色。”毛本删去“喜犬马，爱音乐，美衣服”九字，是因为对刘备的形象有损；又将玄德幼时戏言“我为天子，当乘此羽葆车盖”之后，叔父责言“汝勿妄言，灭吾门也”删去，且加夹批曰：“汉高微时，见始皇车从，曰：‘丈夫不当如是耶？’正与此合。”而在曹操出场，将嘉靖本称曹操为“好英雄”、“胆量过人，机谋出众，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策，用兵仿佛孙吴，胸内熟谙韬略”等，一概删去；表彰“乃汉相曹参二十四代孙”，其曾祖曹节的“仁慈宽厚”、其父曹嵩的“忠孝纯雅”，更是一字不留，且加批语曰：“曹操世系如此，岂得与靖王后裔、景帝玄孙同日而语也！”《沈伯俊评点<三国演义>》的问世，距毛评已三百多年，其政治标准、伦理观念、审美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沈伯俊对《三国演义》重作评点，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

首先是有时代气息，不像有些新评，“自我作古”，充溢着陈腐的霉味。如第一回总评：

这是一个天翻地覆、风云变幻的时代。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灿若繁星的时代。这是一个饱含痛苦又饱含希望的时代。这是一个充满了变革创新、洋溢着阳刚之气的时代。这又是一个永远令人激动、令人缅怀的时代。杰出的作家罗贯中，以自己的艺术方式成功地再现了这个时代，更使它大放光彩，彪炳千秋！（第1页）

高屋建瓴，纵揽全局，从当代视角回望历史，以家国情怀释读经典，写得非常漂亮。沈本力图突破毛本“尊刘贬曹”的倾向，强调《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个高度个性化的、有血有肉的“奸雄”曹操，并未随意“贬低”，更未故意“丑化”。

沈本强调《三国演义》追求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这种尝试是有鲜明时代特色的。

在小说中，当天下大乱以后，那个时代的英雄们想的是什么？怎么做？我认为就是以曹、刘、孙三方为代表的英雄们，顺应时代的潮流和民众的愿望，力图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去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三方争天下，争的是什么？争的是重新统一的主导权……。（前言第7页）

沈本的创新之处，在于用现代文学理论评点人物事件，努力揭示情节单元的来历，启发读者了解其艺术特色，把握处理虚实关系的艺术规律。如第五回“温酒斩华雄”，总评指出，历史上的斩华雄本系孙坚的功劳，《三国演义》却虚构为关羽的故事，并运用侧面描写，步步铺垫，层层烘托，虚实结合，将关羽勇猛无敌的气概写得十分传神（第33页）。夹评评论“其酒尚温”道：

作品完全没有正面描写关羽与华雄交战的过程，只以众诸侯的听觉与表情来反映厮杀之激烈，以铃响、马到、掷头三个动作来表现关羽得胜而归的气势，以“其酒尚温”来印证关羽斩华雄之迅捷。寥寥数十字，写得干净利落，极为传神。（第38页）

做到了在艺术评点上出新，从而把《三国》的艺术鉴赏，提到了新的高度。

“沈本”《三国》的最大亮点，是校正了毛本《三国》中包括人物、地理、官职、历法等方面的九百余处“技术性错误”，且直接改正了原文的错误，而在书末附录《〈三国演义〉技术性错误校正一览表》，逐一说明错误之处和校改依据，便于读者对照查阅。

校勘学向有“校勘四法”之说，即对校、本校、他校、理校是也。一般来说，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理校法。但《三国演义》大量“技术性错误”，纯由作者知识的局限，或一时笔误，或传抄刊刻之误，且存在于《三国演义》多数版本之中，无法通过对校、本校、他校加以改正。面对此种情况，校勘者的选择有二：要么以“尊重原著”为由，听任多达八九百处错误永远保留下去；要么出于有益于读者的动机，不仅指出这些错误，而且直接予以纠正。沈伯俊选择的是后一条。

沈本的理校，有许多成功的范例。如《三国演义》第十五回末，毛本写袁术急聚“长史杨大将，都督张勋、纪灵、桥蕤，上将雷薄、陈兰三十馀人商议”（第121页），杨大将曰：“孙策据长江之险，兵精粮广，未可图也。今当先伐刘备，以报前日无故相攻之恨，然后图取孙策未迟。某献一计，使备即日就擒。”（第122页）毛本中之“杨大将”，似非正常人名，沈伯俊细检《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发现原文作：“后（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将其众欲就（孙）策……”。古书原无标点，《演义》作者漏看一“弘”字，复断句不当，将“杨弘”误为“杨大将”（第1004页）。这一“技术性错误”，从嘉靖元年本、“李卓吾评本”到毛本，竟然错了几百年！发现并校正这一错误，确实是有功于罗贯中，有益于读者的好事。

但对于人名的理校，有时也不能太拘泥。如张飞表字，毛本作“翼德”，沈本据《三国志· 蜀书· 张飞传》（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等均作“益德”），改为字“益德”（第994页），自然有一定理由。但毛氏父子岂能未读过《三国志·张飞传》？未核对过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将张飞改字翼德，是不是考虑到名与字的互相表配？张飞名“飞”，配以那有翅膀的“翼”，不是也很好么？毛氏父子能将孙坚改为关羽，为什么不能将益德改为翼德？看陈玉堂编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一个人有好几个名号，也是很正常的。所以，改成“益德”对的，但不要说“翼德”就是错的。“益德”“翼德”之别，恰好提供了简便区分非毛本与毛本的标志。

不过，这些都是白璧微瑕，大醇小疵，沈本《三国》不失为足可传世的版本。沈伯俊毕生沉潜《三国》，曾不无自信地说：“学术史早就反复证明：整理一个好的版本，特别是整理难度大、方法有创新的版本，其价值绝不亚于写一部专著，甚至可能远远超过某些专著。把《三国》版本整理好，比之在若干问题上发表自己的一家之言，对广大读者、对研究事业的实际作用可能更大，其生命力也可能长久得多。”他是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