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成都的三国文化

在唐人心中，蜀地是偏远的，如“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行走蜀道的惊险，如骆宾王《送费六还蜀》诗云：“万行流别泪，九折切惊魂”。巴蜀与中原道路艰险，往来不易，但正是因这样的特殊环境使得巴蜀文化自成系统，且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汇通相对较少，致使前朝历史文化面貌的变迁，在蜀地十分迟缓。

三国蜀汉政权建立于蜀地成都，这里自然保留了许多三国史迹。而巴蜀特殊的地理位置，相比魏、吴二国，魏、吴地势开阔，在历次改朝换代的淘洗中历史旧迹遗存，容易时异事移，改变面貌。虽然距离上，长安到蜀中，没有长安到吴越远，但交通不便，所以王朝更迭对吴地的历史文化面貌影响更大。刘希夷诗《蜀城怀古》说三国以来，四川风貌变化少，“蜀土绕水竹”“气色何苍苍”，“旧国有年代，青楼思艳妆”，“古人无岁月”，当年的“阵图一一在，柏树双双行”，“汉庙”“秦仓”还在蜀地保存完好。

蜀中留存的三国遗址，蜀人口碑中的三国人事，为唐人歌咏提供了充沛的素材。形成一个特异的现象，许多出川入川的诗人，如陈子昂、张说、李白、杜甫、白居易、杨炯、岑参、刘禹锡、窦常、薛逢、李商隐、薛能、罗隐都吟咏过三国本事。除了诗歌，文章也有反映，如“一代名相”裴度在蜀时，有感于蜀地民间祭祀孔明的风气，而作《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并序》。那么多诗客文士歌吟三国，原因大约有三：一是蜀地民间保留了较好的三国遗风，诸葛亮甚至已深入到巴蜀民间风习中去了；二是刘备君臣在蜀汉建立了清明的政治，这正好切合唐代士子的政治理想；三是诗人们在蜀地时时感染着这种文化遗存，据《三国志》载：“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这一民间口口相传的方式一直在巴蜀延续。

唐人在巴蜀咏三国，主要集中在成都、广元、夔州等地。杜甫生活在成都的感受是：“诸葛蜀人爱，文翁儒化成。”（《八哀诗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这是他成都时见到的蜀人热爱诸葛亮的印象。巴蜀多处祀有诸葛亮祠庙，尤以武侯祠最盛。唐人经常入祠凭吊，如大历二年岑参在成都西川节度使杜鸿渐幕中，曾游历武侯祠和刘备庙，作《先主武侯庙》；大中五年李商隐在东川节度使柳仲郢幕中，冬天从梓州到成都推狱，游武侯祠，作《武侯庙古柏》；武少仪在蜀时也作有《诸葛丞相庙》。

庙中古柏成片，成为诗人描写的对象。如杜甫的名诗《蜀相》云：“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大中末年雍陶刺简州，作诗状写古柏：“密叶四时同一色，高枝千岁对孤峰”（《武侯庙古柏》）。

杜甫咏赞诸葛亮，在现存的杜集里，有二十多首诗吟咏或提到，仰慕之心，在唐代诗人中找不出第二个。这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特殊经历分不开。在陷唐于极大动乱的“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于乾元二年（759）举家逃难到成都，这里是前蜀汉政权的大本营，之后又流徙梓州、阆州、夔州等地，在川约八年。杜甫在巴蜀，无一日不思念安史叛军占领下的中原父老乡亲，希望能尽快恢复李唐王朝的繁荣，“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凤凰台》）在蜀地的他特别怀念三国时以西蜀为基地，五伐中原，匡扶汉室的诸葛亮，因此他“愁来《梁甫吟》”（《初冬》）。“复汉留长策，中原仗老臣。杂耕心未已，呕血事酸辛。”（《谒先主庙》）诸葛亮北伐屯田渭南，却在五丈原去世，遗下未竟之业成千古恨事。诸葛亮是悲剧英雄，杜甫是崇敬这样的经国重臣的，他以名诗《蜀相》为之恸哭：“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唐人的三国文化视野，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所谓历史的，是包含对三国历史题材的重视，因为离开那段历史只有四百多年，三国留下的历史财富还在，历史古迹尚存。所谓现实的，是指大唐盛世激发的精神追求与三国英雄史事契合，唐人需要利用三国题材来激励自己，因此三国题材现实地反映了唐人的时代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