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中貂禅和孙夫人的形象看罗贯中进步的妇女观

2016-12-15 15:30|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3391| 评论: 1|原作者: 秦川

摘要: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英雄史诗，其积极的思想意义，不仅在于作品大量的描写了驰骋疆场、置身于刀光剑影的男性英雄，而且还塑造了貂禅和孙夫人这样一文一武、舍身全义、忠主报国的女性英雄。小说对这样两位女性英雄进 ...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英雄史诗，其积极的思想意义，不仅在于作品大量的描写了驰骋疆场、置身于刀光剑影的男性英雄，而且还塑造了貂禅和孙夫人这样一文一武、舍身全义、忠主报国的女性英雄。小说对这样两位女性英雄进行了精心的刻画和热情的歌颂，充分体现了作者罗贯中进步的妇女观，并蕴涵着中华民族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
　　首先，从取材来看罗贯中妇女观的进步性。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他是以三国的历史材料为依据，与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着明显的区别。所谓“七实三虚”说，即《三国演义》在处理文学和史学的关系时，既尊重历史的真实，又从文学的需要出发，对史料（包括各种传说）作了各种不同的处理。如貂禅这个人物，在《三国志·吕布传》中只有“布与卓侍婢私通”七个字。这个“侍婢”究竟是不是貂禅，史无记载，不得而知。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却编造了“连环记”、“凤仪亭”等情节，貂禅万死不辞、忍辱失身事董卓，完成她锄奸除害，报主报国的誓言，这是任何大将某臣所无法完成的历史使命。孙夫人是孙权之妹，据《三国志》记载，赤壁之战后，刘琦曾任荆州刺史，“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权稍畏之，进妹固好。”（《先主传》）很显然，历史上的孙夫人、事实上是孙权安放在刘备身边的一名间谍，她对刘备是不怀好意的。这在《汉晋春秋》中亦有记载：“先主入益州，吴谴使迎孙夫人，夫人欲将太子归吴，诸葛亮使赵云勒兵断江留太子，乃得止。”太子刘禅并非孙夫人所生，她把甘夫人的儿子带走，显然是为了让孙权在政治上有个人质，以便要挟刘备。而罗贯中笔下的孙夫人，与历史上的孙夫人恰恰相反，她已是个“出嫁从夫”忠于丈夫，拥护刘备扶助汉室，完成统一大业的“贤内助”了。后来是由于孙权耍诡计，说母亲病重，思念女儿，才把她骗回了东吴。后来误传刘备战败丧身，孙夫人信以为真，悲痛绝望，遂投江而死。孙夫人之于刘备，其忠诚可鉴于日月。
　　对此，人们很容易发现：作者塑造这两个形象时，出现了一对明显的矛盾，即貂禅的“失节“与孙夫人的”“嫁夫随夫”的“保节”的矛盾。因为封建统治与宋明理学相结合之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节”观，成为严重束缚女性的精神枷锁，所以古代社会的妇女是什么都可以“失”，但宁死不能失身。因为“失身”就是“失节”，耻莫大焉！如果说罗贯中是为了让貂禅去“失节”来突出作品的反传统的进步意识，那么孙夫人的“嫁夫随夫”的“保节”，表现的则是维护传统意识的落后思想。这就形成了反传统观念与维护传统观念的矛盾，主张进步和坚持落后的矛盾。其实不然。读者如果稍作分析就能明白《三国演义》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爱国”。作者塑造这两个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女性形象，就是本着“爱国”这个主题的。她们或史无其人，纯属虚构；或不符史实，有意篡改，其目的是要服从作品的“爱国”这个主题需要的。作品是怎样把这一对似乎矛盾的内容统一在“爱国”内容之中的呢？这实际上涉及到如何理解“贞节”和“爱国”这两个名词的含义。
　　“贞节”和“爱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具体的社会环境里，是有其特定的含义的。如“节”就有“大节”、“小节”之分。貂禅舍身锄奸报国，完全了大节，可与花木兰媲美，是西施、王嫱之化身！
　　“爱国”一词的内涵也与现代有所不同。在封建社会，国王、君主是国家的象征，因而爱其主，爱其君，就是爱其国。如关羽的追随刘备，被视为忠君爱国的典范，这差不多是学术界公认了的。所以孙夫人的爱刘备，忠于刘备的“嫁夫随夫”的观念，就包含着“爱国”的因素，孙夫人当然就是古代的一位爱国英雄了。
　　从罗贯中对孙夫人的忠主爱夫的描写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到她那崇高的精神品质之可爱，而且还能想见她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因为没有孙夫人的忠爱和保护，刘备早被周瑜的“美人计”所暗算，三国鼎立就无法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孙夫人，就没有刘备，更没有三国的存在。孙夫人是一位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有功之臣”。由此可见，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塑造这两位女性形象，看似矛盾，实则统一，她们是统一在“爱国”这一思想内容之中的。
　　罗贯中不仅充分肯定了这两位女性对国家的安定，对历史的发展所起到的巨大作用，而且对她们进行了热情的歌颂。在肯定和歌颂的同时，还丰富了她们的性格。貂禅艳冠群芳，“无义不良”，她在给董卓歌舞时，唇枪舌剑，唱出了“丁香舌吐冲刚剑，要斩奸邪乱国臣”的歌词，透露了内心对董卓的愤怒。此后，她为履行自己的诺言，借吕布之手杀死董卓，不但巧妙地安排董卓、吕布之间不可愈合的裂口，而且离间了董卓、李儒之间的关系，使得董卓不接受李儒“舍貂禅”以“买吕布”的奸计，最后出色地完成了王允定下的“连环记”，突出地表现了貂禅的聪明、智慧和勇敢。
　　作者笔下的孙夫人是和貂禅交相辉映的人物，她在新婚之夜出场，洞房中刀剑森严，令人胆颤。婚后，得知刘备想回荆州，立即表示“妾已事君，任君所之，妾当相随”。后来，她在和刘备一起逃走时，先后喝退了周瑜派来的拦截和孙权派出的追兵，终于使刘备安全地回到了荆州，表现出她那武勇、刚毅、果断的性格，是一位“女中丈夫”。
　　罗贯中集中笔墨，精心塑造这两位女性的形象，是对传统的“女人祸水”谬论的一次彻底的否定和平反。例如清代流行的《关公月下斩貂》的戏剧，是把貂禅作为造成人伦混乱，朝政败坏，害人误国的“女妖”来写的，所以义贯千古的关羽要将她杀掉。《斩貂》戏是取材于《三国志·关羽传》裴松之注《蜀记》和《魏氏春秋》等史料的。据这些史料记载：关羽在与曹操一起攻打吕布占据的下邳时，攻城前向曹操要求得到吕布手下秦宜禄的老婆杜氏。在破城之后，曹操看见那个女人很美就变卦了。《斩貂》的作者为了维护关羽的尊严，想把那件风流韵事抹掉，于是在戏中把那个“杜氏”换上貂禅，关羽要求得到杜氏，便变成杀掉貂禅。其实这个戏所表现的仍然是封建统治阶级所宣扬的那一套女人是丧权误国“祸水”的腐朽思想。而罗贯中一扫传统的腐朽观念，慧眼独具，匠心巧运，把貂禅和孙夫人从众多的女性中凸现出来，浓墨重笔，突出她们的文韬武略、爱国品质和历史作用。这是自唐传奇直到清代的《红楼梦》等一大批以男女私情、婚姻恋爱为题材的小说所无法比拟的。貂禅和孙夫人的形象是古今爱情小说中所有女性，诸如李娃、黛玉、宝钗等所不能企及的。把男女私情的作用提高到救民于水火，定国之将倾，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高度来描写，罗贯中乃古今一人。罗氏身为男性作家，在理学猖獗的明代，能倾注着自己的一腔热血，塑造这两位无与伦比的女性形象，这不仅在当时的社会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就是在妇女有权参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与男性一起共同建设祖国的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现实意义。貂禅和孙夫人的忠肝义胆和爱国精神，将永远激励着中华女杰去不断自强奋发，为国争光。貂禅和孙夫人之英名将永垂不朽！罗贯中之伟大构想永垂不朽！
　　其次，从影响来看罗贯中妇女观的进步性。
　　明中叶以后，社会政治日趋黑暗，朝政更加腐败，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加剧，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统治阶级为了加强其思想统治，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化，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市民意识在不断觉醒，出现了与程朱理学相对抗的反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解放，要求男女平等的“异端”思想，并形成一种社会思潮。其中以李贽为最突出。李贽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对理学家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说：“穿衣吃饭是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并针对“头毛长见识短”的封建世俗偏见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说：“谓人有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子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卷二《答以女儿学道为短见书》）这是对重男轻女思想的有力批判。
　　这种进步的社会思潮，不仅强烈的震撼了支撑明代政权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直接地影响到明代的文学创作，其中受到这种思潮影响的最明显、反映最强烈的是戏剧。可以说，明代的戏剧创作普遍地出现了反封建礼教，要求个性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思想内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汤显祖的《牡丹亭》、周朝俊的《红梅记》、高濂的《玉簪记》、孟称舜的《娇红记》等等，都是这种思潮下的产物。杜丽娘、李慧娘、陈妙常、王娇娘等女性形象都成为反抗封建礼法家规、追求个性解放的不朽的艺术典型。然而，她们与貂禅和孙夫人比起来便显得逊色。这是因为：妇女的真正解放，是以与男子在家庭、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平等为标准的，而杜丽娘等女性仅从恋爱婚姻的角度去冲破封建礼教家规，这还只是女性要求解放自己所迈出的第一步，明代的戏剧作品绝大多数是停留在第一步上。而能超出这个范围的，从更高的层次、更为广阔的意义上去反映妇女要求解放自己的作品，倒要首推徐渭的《雌木兰》和《女状元》这两个剧本。《雌木兰》和《女状元》从文武两个方面表彰了妇女的才能，表现了对封建礼教的无端的蔑视和男女平等的思想，这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见解，体现了徐渭反对传统世俗偏见的叛逆精神，与李贽的思想见解不谋而合。另一位作家梁辰鱼在他的《浣纱记》中塑造的西施的形象，也表现了作者的民主思想。梁辰鱼把西施与范蠡之间的爱情同国家兴亡紧紧联系起来，一面刻画他们忠贞不渝的爱情，一面歌颂他们深明大义、为国牺牲的爱国品质。剧本抛弃了世俗的贞操观，让西施从吴宫回来后又同范蠡结合。梁辰鱼笔下的西施与罗贯中塑造的貂禅交相辉映，异曲同工。
　　由此可见，到李贽、徐渭、梁辰鱼等人积极活动和大量创作时期，妇女要求解放的程度已比汤显祖等人所表现的有了较大的突破和提高，明末清初的思想解放运动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李贽、徐渭、梁辰鱼等人乃是明末清初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必须指出：木兰也好，西施也好，她们毕竟都是史有其人，实有其事；而罗贯中笔下的貂禅和孙夫人的形象是作者根据作品内容的需要而改造的，罗氏其用心良苦是可以想见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罗氏对明清思想解放运动所起到的作用比之上述诸人来，显得更突出，更巨大，影响也更深远。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是因为：从时间的先后顺序上来看，罗贯中（1310——1380）比明清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李贽（1527——1602）、剧作家梁辰鱼（1521——1594）、徐渭（1521——1593）等人，无可争议的处于领先的位置上。我们这样说，并非是企图挑动罗贯中去同李贽等人争夺“先驱者”的桂冠，而是想要说明作为文学巨匠的罗贯中塑造貂禅和孙夫人这两位女性形象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和产生的深远影响，而这种影响对生活在他以后的思想家、剧作家李贽、徐渭、梁辰鱼等人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认为：即使给罗贯中冠以“先驱者”之称号，恐怕亦不为过吧！
　　罗贯中进步妇女观的形成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它是有着深厚的历史的积淀，蕴涵着中华民族丰富而深厚的文化内涵。概括起来说，罗氏对貂禅“失节”的认可，对貂禅和孙夫人为国家、为民族所做出的历史贡献的褒奖，显示出母系氏族文化的积淀和闪光，它预示着女性人格的回归和再度辉煌时期的即将到来。
　　首先从文化史上来看，女性不仅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有过辉煌的时期，即女性居于主导、支配地位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而且在宗教信仰，神话传说以及历史发展过程中，都能看到女性确实优于男性，居于不可或缺的地位。请从“姓”字来看，从女、从生，女生为“姓”，这说明远古时代，子孙后代著姓是从母不从父的。再从古代已有的“姓”中看，“姚”、“姒”、“姬”、“姜”、“嬴”……诸字，旁皆从女。不仅如此，远古时代的女子，在人们的心目中（包括男性在内）确实美好（包括外貌、智能、品德、才干等），所以“好”字也以“女”为边旁，这可看作是古代女性辉煌的历史见证。
　　在文学作品里，也不乏聪明、能干、敢做敢为的女性形象。在貂禅和孙夫人之前，有话本小说《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关汉卿杂剧中的赵盼儿、谭记儿等为先声；之后，又有《镜花缘》中的众才女，《红楼梦》中的黛、钗、凤姐、探春等人见其影响。李翠莲无所不通，口若悬河，令人惊叹；赵盼儿、谭记儿扶弱锄强，智勇可嘉；黑齿国的二少女，竟把博雅多文的多九公问得瞠目结舌，“汗如雨下”；黛玉、宝钗的诗才；凤姐、探春治家理财的本领，无不令人叹服。这些女性所表现出的非凡的智慧和才能，并不是作者从愿望、理想中幻化出来的空中楼阁，而是有其深厚的现实土壤。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众多的如同男性一样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文学家以及自然科学家等等，她们对国家、对民族曾做出过巨大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请看：在政治上，有威振四海、名扬天下的一代女皇武则天；有辅佐君王治国的“能臣”吕雉、马皇后、长孙皇后和称作中国“第一夫人”的宋庆龄。军事上，有解宛城之围的荀灌娘，抵抗分裂的洗夫人，佐父助兄起兵反隋的平阳公主，更有威名远扬的抗金女将梁红玉。在外交方面，有王昭君、文成公主、金成公主等人对促进各兄弟民族的团结曾起过巨大的作用。在自然科学方面，有鲍潜光、黄道婆、王贞仪、江惠等人对古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有一大批有才气的女作家、女诗人，如汉代的卓文君、蔡文姬；唐代的李冶、薛涛、鱼玄机；五代的花蕾夫人；宋代的李清照、朱淑贞；明代的沈修宜、叶小鸾、刘清韵；清代的贺双卿、顾太清、秋瑾等。她们各个出类超群，压倒须眉，留下了许多佳话，像晋代的谢道韫“步障解围”的千古美谈，宋代李清照“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惊人诗句以及清末剑湖女侠秋瑾“只身东海挟风雷”、“须把乾坤力挽回”的豪气和抱负，曾使得多少男子自惭形秽，自愧不如。在中国是如此，在世界上又何尚不是如此呢？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居里夫人，像称之为当今世界“十大风云人物”之一的萨切尔夫人，地球上又有几个须眉男子能与之相比呢？这些雄辩的史实不仅对女子弱智低能的错误论断以及“女人祸水”的传统观念是直接而有力的回击，而且充分证明了在聪明才智、远见卓识、办事能力、成就贡献诸方面，女性均同男性一样，根本不存在性别的差异。记得小时候常听老人讲罗云先生的故事，大意是说远古时的女子都比男子聪明，罗云先生曾故意提出一系列难题刁难她们，却未难住。罗云先生见那些女子聪敏过人，气度不凡，便送给她们每人一条黑色抹胸（女子胸前的装饰物），那些女子系了黑色抹胸后，智力都下降了。此后，天下的女子便不如男子了。这个故事仍然是“女性劣等性别”论者、“女性排斥主义”者为维护男权而制造的女性弱智低能的谬论，目的是给女性心理上造成一种自卑感，以便女性心悦诚服地服从男性的役使。其实这个故事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女性在生理意上原不是劣等性别，相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优于男性。
　　然而，在古代社会的女性普遍受到被贬低、被奴役的不平等待遇，“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四第五十二页），到了宋明时代，男性压抑女性的严重性、残酷性更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这种压抑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禁锢女性、窒息人性的“贞操观”；二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论；三是“女人祸水”的“性别排斥论”。“贞操观”将女性禁锢在闺房、家庭中，女性无法接触到家庭以外的广阔世界和广大的人们，就像杜丽娘那样，连自己家的后花园尚未到过，这就意味着女性的反抗和斗争是孤立无援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论，剥夺了女性受教育的权力，女性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对自己被奴役的地位缺乏深刻的认识，所以她们的反抗和斗争是肤浅的，没有力量的。“女人祸水”的“性别排斥论”更直接地使女性陷于极度艰难困苦的境地。罗贯中对貂禅和孙夫人的肯定和歌颂，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上述三个限制女性的“重围”，并使他以后的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例如清代李汝珍对封建统治阶级宣扬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性别排斥论”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并作了无情的批判，所以李氏在他的《镜花缘》中描写了一百个才女，并让她们去投考女科，参与国家政事，将男女的地位颠倒过来，让男子亲身体验一下穿耳、缠足的痛苦，表现出对女性深切的同情和对女性强烈要求男女平等的积极支持。到了近代维新派对男女平等的宣传和兴办女学；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妇女教育的发展及知识妇女群的出现；辛亥革命时期的妇女参政运动；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这一系列的维护女性人格尊严和权益的社会运动，标志着女性人格的回归和女性再度辉煌时刻的来临。这当中，罗贯中进步的妇女观无疑起了一种开创性和导向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