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 秦汉时,尚书本是少府属官,职务是给皇帝掌管文书(尚字作主、掌解)。汉武帝以宦者执掌文书,称中书谒者令。司马迁受腐刑之后,即曾为中书令,史称迁“尊崇任职”。宣帝时,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中书仆射,二人皆宦官。元帝时,弘恭死,石显为中书令。《汉书》卷93《佞幸·石显传》言: 元帝……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初元中,前将军萧望之及光录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皆给事中。望之领尚书事,知显专权邪僻,建白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元帝不听,由是大与显忤,后皆害焉,望之自杀,堪、更生废锢。 由上可知,尚书与中书本为一官,因宦官被称为中人,故当他们主管文书时,称之为中书官。由土人主其事,则称尚书,故萧望之称“尚书为百官之本”。至于尚书与中书各自为独立的机构,则在曹魏时。汉成帝时,虽罢中书宦者,但后权归外戚,卒成王莽代汉之局。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鉴于王莽窃权,“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台阁即指尚书台。尚书台与后世的尚书省,名异而实同。东汉最后一个掌权的外戚何进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董卓专政时,委政于守尚书令的王允,允因得与大臣谋杀卓。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献帝于洛阳,首先“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献帝都许后,操以其亲信要员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操“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或筹焉”。史称荀彧在台阁,持心平正,不任用自己的不肖群从兄弟。荀彧日后所以为操所忌,乃因他引进智谋之士甚多,社会政治影响广泛,有举足轻重之势。且又有不赞成操代汉的意向。建安十七年(212年),操杀或,次年,操即建立魏国,以荀攸为第一任尚书令,再下一年,荀攸死于从操征讨孙权途中。我怀疑荀攸亦非善终。无论我这个揣测是否符合实际,尚书令职任的重要是无可置疑的。从荀攸死后,操任用之尚书令皆不复有功能甚高者,盖操为代汉与子孙计,不愿把大权分给容易养成权势之人故也。 曹操晚年所猜防能危及其政权者在异姓世族。曹丕时则转而排斥同生手足,虽仍继承其父之重用亲族曹氏、夏侯氏政策,但亦逐渐起用异姓世族陈群、司马懿等人。丕晚年更将操提防异姓的措施抛之脑后,使陈群、司马懿与同姓大员曹真等共录尚书事。曹叡不仅对司马懿特加倚重,对懿之长弟司马孚亦甚青睐,他曾赞叹说:“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于是转孚为度支尚书,“后除尚书仆射,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曹叡临死,令曹爽、司马懿辅少帝。少帝即位,“加曹爽、司马懿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资治通鉴》卷74景初三年(239年)胡注:“爽、懿既督中外诸军,又录尚书事,则文武太权尽归之矣。” 东汉时,尚书台不仅是天子政令所自出,而且也是总揽政务的机构,其长官尚书令总揽纲纪,无所不统。每会同,尚书今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皆专席而坐。当时京师号称“三独坐”。实际后二官的权势远远不能同尚书今相提并论。尚书令的副手为尚书仆射。曹魏置尚书仆射一或二人,二人并置时称左右仆射。若尚书令缺,由左仆射代行令事。蜀、吴均只置一仆射。据《晋书》卷24《职官志》的记述,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共五曹尚书。吏部亦称选部,主选用官吏。左民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客曹主少数民族及外国事务。五兵主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度支主军国支计。其中以吏部尚书为最重要,授此职者直称吏部尚书。其他往往只称尚书,而不提其曹名。魏时以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曹叡时,陈矫为尚书令,曹叡尝猝至尚书门,矫跪问叡:“陛下欲何之?”叡答:“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于是叡惭而返。史颇称述陈矫的亮直。同时也表明了尚书令职权的受尊重。又贾诩劝李傕等攻长安成功,傕等感诩,欲以诩为尚书仆射。诩辞曰:“尚书仆射,官之师长,天下所望,诩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纵诩昧于荣利,奈国朝何!”于是以诩为尚书,“典选举,多所匡济,傕等亲而惮之”。当荀彧为尚书令时,曹操以或功大,上表献帝赠彧官爵,“彧固辞,不通太祖表”。说明尚书今有决定是否将臣下表疏呈给皇帝省览的权限。《全后汉文》卷34引应劭《汉官仪》说: 凡三公、列卿、将、大夫、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令、仆射、左右丞,皆回车豫避,卫士不得迕台官,台官过,乃得去。 由上可知,所有尚书令仆及左右丞都受到朝中大小官员的尊礼,这是与尚书台官职任的重要分不开的。 曹魏尚书台置左右丞各一人,秩位在尚书下,应劭《汉官仪》说:“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仆射、右丞掌廪假钱谷。”看来,尚书左右丞是协助令仆掌管台内所有工作与纠举违法事件的。 三国时,皇帝身边的近臣,还有侍中、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宫。 侍中 职掌主要是:备顾问,拾遗补缺。另外,也有赞导、陪乘、出而负玺以至照料 皇帝日常生活等事。至少在西汉已有侍中之职,随着君权的加强,侍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东汉末年,为侍中者已多世家硕儒,如杨彪、黄琬、荀悦、荀爽、卢植等。魏国既建,首设“尚书、侍中、六卿”,从亲近皇帝言,侍中尚胜过尚书。最早为魏侍中的有王粲、杜袭、卫觊、和洽四人。王粲出身于“名公之胄”,又饶有才学,为操所信任,先为丞相掾,继迁军谋祭酒。《三国志》卷21《王粲传》言粲“拜侍中,博学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说明侍中的职务尚有兴造制度。据《三国志》卷23《杜袭传》言: 杜袭……魏国既建,为侍中,与王粲、和洽并用。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及洽、袭。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 从杜袭与曹操谈话时间之长看,也可窥知侍中职掌范围的广阔,并非用文字所能概括。《三国志》卷25《辛毗传》载: 辛毗……文帝践昨,迁侍中,赐爵关内侯……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徒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宫,安得不与臣议邪!” 案侍中职在皇帝左右,说明其亲近;“厕之谋议之官”,说明其“谋议”的范围是不受限制的。《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书》言曹叡幼时,为操所爱,“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明帝纪》注又引《世语》言:曹叡与朝臣素不接,即位之后,“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说明侍中为大臣中比较接近皇帝者,故时人每以侍中近臣为荣,而朝廷为了宠异大臣,亦多加之以侍中官号。如魏少帝曹芳即位后,对辅政大臣曹爽、司马懿皆加“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当刘备败于夷陵后,督江北军以防魏师的黄权,因归蜀路绝,被迫投魏,曹丕“拜黄极为侍中、镇南将军,封列侯,即日召使骖乘”。封蜀将以军职是顺理成章的,拜侍中则是以殊礼宠异黄权。曹丕代汉前,群臣劝进达十四次之多,其中以魏王侍中刘廙、辛毗领衔者五次,以魏尚书令桓阶领衔者三次。以其他官员领衔者,均不过一、二次。凡此都说明侍中为魏腹心之宫。诸葛亮《出师表》特别举出侍中郭攸之、费祎及黄门侍郎董允三位宫中要员。要刘禅“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充分说明侍中内臣的重要性。侍中与尚书同为枢要之职,侍中掌机密、尚书统政事。吴国担任侍中的是仪、徐详、胡综三人,被陈寿称为“皆孙权之时干兴事业者”。 散骑常侍和散骑侍郎 据《晋书》卷24《职官》言:秦代已有散骑和中常侍。东汉初,省散骑,中常侍用宦者。魏黄初初,将散骑与中常侍合为一官,因不用宦者而用士人,故省去“中”字,称散骑常侍。其职掌是规谏皇帝,无专管职务。侍中与散骑常侍同在皇帝左右扶侍,侍中居左,常侍居右,皆备皇帝顾问、拾遗补缺。据《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髦传》言: 诏曰:“今车驾驻项,大将军(指司马昭)恭行天罚,前临淮浦。昔相国大司马征讨,皆与尚书俱行,今宜如旧。”乃令散骑常侍裴秀、给事黄门侍郎钟会咸与大将军俱行。 由上可知,当两军交战、决定胜负的紧要时刻,权臣司马昭仍旧不能离开尚书及散骑、黄门等机要官吏,一方面是让他们参与谋划,另一方面也是怕他们发动变乱。散骑侍郎官秩低,但系皇帝培养州郡长吏的对象之一。如《三国志》卷24《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载曹丕诏曰: 昔萧何荐韩信,邓禹进吴汉,惟贤知贤也。雄(王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 正因为散骑为培育人才之所在,所以不仅要求其人善于骑马,而且也要善于著述,比如刘劭为散骑侍郎时,曾受诏集五经群书,作《皇览》。后劭迁散骑常侍,又受诏作《都官考课》。《三国志》卷3《明帝纪》青龙三年(235年)注引《魏略》载曹叡曾将太子舍人谏书付散骑保存,可知散骑侍郎除规谏献纳外,还掌管书奏文件。 由于散骑常侍时常接近皇帝,故常作为加官,用以尊崇文武大员。比如有权势的中书监、令刘放、孙资仍然都加散骑常侍。据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的统计,加散骑常侍职者有七十人左右。 孙吴亦有散骑常侍的官号。如《三国志》卷64《王蕃传》言王蕃“与贺邵、薛莹、虞汜俱为散骑中常侍,皆加附马都尉,时论清之。”说明其职亦由士人担任,并系正员,而非加官。 给事中与给事黄门侍郎 曹魏时,同侍中、散骑常侍一样既是内朝官又属加官的还有给事中及给事黄门侍郎。它们都参与共平尚书事。给事中因供职殿中,在皇帝身边备顾问,故称给事中,给事中多以加官出现。如黄初中,司马懿以抚军大将军加;曹真以中军大将军加;董昭以光录大夫加;苏林以博士加。太和中,刘放、孙资以中书监令加等。 秦汉时,宫禁门皆黄色,故号黄门。给事黄门侍郎因在黄门内供职而得名。亦简称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除侍从皇帝、关通内外之外,还与侍中俱省尚书事,俱管门下众事,故亦称门下侍郎。后世所以称侍中为门下省亦因于此。魏钟会于正始中为秘书郎,迁中书郎。毌丘俭反于淮南,钟会随司马师东征,典知密事。司马昭辅政,会谋谟帷幄,迁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说明黄门侍郎亦为亲密之任。 蜀汉亦设有黄门侍郎。据《三国志》卷39《董允传》载: 董允……后主袭位,迁黄门侍郎。丞相亮将北征……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 当时董允的职务即为黄门侍郎,可见黄门侍郎的职掌主要是参谋议、拾遗补缺,与侍中相同,只是秩位稍次而已。 中书监令 曹魏时尚书台固为总揽行政的机构,唯中枢实权仍逐渐向更加靠近皇帝的中书监、令转移。曹操为魏王时,设置秘书令,以处理尚书章奏。曹丕于黄初初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又特置中书监,使之排在中书令前。监、令皆挑选文学通达的士人担任。若有密诏下达州郡或边将时,往往不经尚书,径自中书发出。因之逐渐形成中书监、令“实握事要”情况。遇有不测事变,中书监、令即可就近操纵其间,所谓“断割朝命”。本书前在述说曹叡临死挑选辅政大臣时,已详细论及中书监刘放及中书令孙资从中排挤燕王曹字而推教曹爽、司马懿,以致酿成司马氏专魏政的重大变局,足以说明中书监、令权势的炙热。此处自无庸再行赘述。 中书监、令下,设有中书侍郎,简称中书郎。曹叡时,诏举中书郎,时吏部尚书为卢毓。曹叡因言:“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说明皇帝对挑选中书郎相当重视。司马昭当权对,张华“迁长史,兼中书郎。朝议表奏,多见施用,遂即真”。司马炎在位时,荀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后守尚书令,甚罔罔怅怅。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皇池,诸君何贺我邪!”从荀勖这种因离开中书而怅惘的情况看,可知尚书台的重要权力已被中书省所夺。 下面再谈谈与尚书令、司隶校尉号称“三独坐”的御史中丞。西汉初,御史大夫有两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也叫御史中执法),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即在殿中察举非法,中丞之名亦由此来)。西汉末,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御史台率(实即执行旧御史大夫职权)。东汉及曹魏均如此,魏黄初中,一度将御史中丞改称“宫正”。旋复称中丞。史言魏以鲍勋为宫正,“百僚严惮,罔不肃然”。说明认真执行举动任务的宫正或中丞,还是为众臣畏惧的。陈群、崔林等均曾任御史中丞。中丞与司隶校尉都是纠察官。 御史中丞和尚书一样,虽出自少府,权力大于少府,盖因专制皇帝为了控制群臣,常以小臣监视和举劾大臣,如州刺史秩位虽低于二千石,但领导二千石,而为一州之长,即其明例。 次于中丞的有治书侍御史,掌律令。卫凯、陈群等曾为之。又有治书执法,掌奏劾。高柔、鲍勋等曾为之。鲍勋早时固执法忠直,得罪了曹丕,丕衔恨在心,终置之于死地,专制皇帝之制法不遵,类多如此。 曹魏时,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监察官的作用日益衰退。一次当大会,殿中御史(侍御史)簪白笔侧陛而坐,明帝问此何官主何事?辛毗曰:“此谓御史,旧时簪笔以奏不法,何当如今者,直备位,但联笔耳!”,说明监察官是趋于没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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