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宗室重将浮沉录

延康元年，曹操病逝于洛阳，临死号令：“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曹丕做了魏王，新朝伊始，万象更新，他当机立断搞了一次“不伦不类”的南征（注一）。

曹丕为何在登上王位的当年就迫不及待的南征？当时孙权称臣，他为什么还要征讨孙权？

事情的发展本应该是连贯的，但有的事情却因为另外的事情“打岔”而容易令人看不清它的本质。曹丕南征一个月后，孙权再次遣使奉献，孟达投降，接着，曹丕称帝，夷陵之战爆发。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在两年之间，两年之后，魏黄初三年夷陵之战结束，曹丕再次南征！

黄初三年这次南征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曹丕首次南征。

前后间隔两年的南征，因为废汉和夷陵之战而停滞了。所以我认为，黄初三年的南征其实就是延康元年南征的继续。其目的异曲同工。黄初三年曹丕的南征真的就是想灭吴吗？不是的。曹丕自己就了我们答案，他别有图谋。

战前无数谋臣进言不宜出兵，曹丕一意孤行（注二）；曹休希望尽快渡江作战，曹丕根本就不希望这样（注三）。他本人在宛城就止步不前，没有再向南方迈一步，三年之后的黄初六年，曹丕再次南征孙权，那次才真的是兴师动众，御驾亲征。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很值得玩味，曹丕到宛城收拾了宛城太守杨俊，这在当时是一件没人敢上诉的冤案，因为这个冤案的制造者就是魏文帝本人。这个问题后面论述。

那么曹丕在延康元年或者说黄初三年南征的目的是什么？我认为，他是以南征孙权为名义，来完成军队权力交接！

放眼望去，那次南征最大的获益者就是诸曹诸夏侯。尤其是曹休、曹真和夏侯尚。曹操时期，诸曹诸夏侯身为功勋重臣，出将入相，执掌兵符，战功赫赫。曹操去世，新王曹丕上台，军队将帅立刻就有了新的变动，而在将将帅变动中，掌握重兵的诸曹诸夏侯宗室将军自然首当其冲。

曹休在南征之前是中领军。延康元年南征他就是镇南将军了，而到了黄初三年的南征他更是官拜征东将军，假黄钺，督二十余军。

曹真在曹操时代官封“征蜀护军”，曹丕刚一上台就封他镇西将军，三年南征，他官拜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钺。战后，升为中军大将军。

夏侯尚在曹丕上台之前是中领军，曹丕上台，官封征南将军，三年南征，迁征南大将军，战后，假钺。

由于大司马曹仁死于黄初四年，这里不再论述。

黄初三年的南征，曹丕是兵分三路。荆州一路的主帅是曹真、夏侯尚；中路主帅曹仁；东路主帅曹休。

曹真、夏侯尚、曹休从此正式登上曹魏军事统帅的塔尖，在以后十几年的征战中，他们就成了曹军的最高统帅。曹丕选择他们绝对不是偶然的。

看看他们的履历表就会明白他们平步青云的原因：他们自幼与曹丕交好，曹真和曹休与曹丕“同止”，夏侯尚做过曹丕的下属。

对比在黄初三年南征中真正披坚执锐，浴血疆场的外姓将军，诸曹诸夏侯的升迁速度是惊人的。而功劳却大都归了宗室将军。比如荆州一路打得最艰苦的“中洲之战”，其实是张合的杰作，但却未见有什么升迁，倒是他的上级领导曹真、夏侯尚借助他的战功官运亨通。

夏侯尚后来因为妻室问题被曹丕逼死。只有曹真、曹休成了曹丕留给曹睿的宗室重将。

魏明帝太和二年，曹休被吴国周舫诱骗，大败于石亭，十万兵马死伤大半。不久，曹休抑郁而亡。曹真就成了硕果仅存的宗师贵胄重将。其实要说起来，曹休被周舫欺诈倒未必是曹休智力问题。他是憋了一口气。因为在那一年的三月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曹魏，曹真出战蜀军，大破蜀军于街亭，同时，明帝朝的新任军事重臣司马懿击破孟达。一朝天子一朝臣，新皇帝登基，旧臣心中无不惴惴，如今同为托孤重臣的曹真风光无限，就连外姓的司马懿都战功赫赫，他堂堂大司马曹休怎么坐得住？

于是，曹休调集东路各军，不顾高昂的反对声，一意伐吴，周舫正是抓住了曹休这个立功心切的心理才用区区七条诈言，大破十万强敌。

魏文帝时代的宗室大将，得以善终的只有曹真。他死时官拜大司马。

魏文帝曹丕做皇帝虽然仅仅七年，但他的时代却充斥着许多令人猜测的迷雾，而这些迷雾大多是他与他弟弟曹植之间的事情。纵观文帝一朝宗室重将浮沉，我们不禁会有一些别样的体会，不禁令人唏嘘。

曹丕与曹植早年的夺嫡之争其实影响了整个文帝时代，甚至明帝、少帝时代。

前文叙述了曹丕在黄初三年杀宛城太守杨俊的事情，其实这件事情就是曹氏夺嗣事件的延续。杨俊此人就是铁杆的“拥植”派，早年在邺郡时候曹丕就不待见他，如今曹丕执政，杨峻的下场可想而知。

实际上，曹丕清算的“拥植派”不仅仅是杨俊一个。

鄢陵侯曹彰在曹操末年冲锋陷阵、纵横漠北，但是曹丕南征却根本没有用他的亲弟弟带兵，最后甚至逼死了他。原因正是因为他就是“拥植派”。

曹彰在曹操死后很有分量，他手握兵权，贵为王子，他的态度很可能决定王位的归属。《魏略》记载:“时太子在邺,鄢陵侯未到,士民颇苦劳役,又有疾疠,於是军中骚动。群寮恐天下有变,欲不发丧”。

曹彰一到洛阳就索要印玺（注四），他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曹植（注五），只不过曹植无心与大哥争夺，这才避免了一场曹氏内讧。曹丕从此对他二弟的态度就可想而知了,文帝时代的军事活动中，再也看不到任城王的身影。

曹子建一党以杨修、丁氏兄弟为首，早年曹操中意于曹植，所以丁氏兄弟见宠，他们害死了“拥丕派”的毛玠。后来曹植无意宫廷争斗，曹丕被立为太子，曹植势力开始失势，不过，曹操对曹植还抱有一丝幻想。直到曹植醉酒，违反军规，曹操才对曹植彻底失望。因此在他死前百天，杀了铁杆“拥植派”杨修，为曹丕扫清了道路。

曹植，包括曹植一党，对于汉朝的情谊是深重的。曹丕废汉后，曹植与其一党苏则痛哭汉朝(注六)，拥汉派的荀彧、杨修也都对曹植情有独钟，这应该不是偶然。或许也正是如此，曹植才有意无意的避开与曹丕的争斗，因为他们明白，登上魏王宝座的人，必须完成废汉大业，他下不了手。

曹丕登上了王位，他开始铲除异己，肃清植党，只是因为废汉仓促，百废待举，所以有些人暂时腾不出手来收拾（注七），但是，跑了初一跑不了十五，这些人后来一个都没跑了。

丁氏兄弟被杀了，曹彰被逼死了，孔柱被杀了，杨俊被杀了。

黄初三年，大举伐吴，此后，曹丕势力曹真、曹休、夏侯尚尽掌兵符。曹植一派于文帝朝再难抬头。

只不过牵扯到这么多的人，曹丕总是不能一次杀干净的。

曹植直到哥哥曹丕死后才战战兢兢得上书自己的侄子魏明帝曹睿，希望沙场立功（注八），但没有遂意。

建安时代的大才子曹子建目睹曹氏大权逐渐旁落，但无能为力，最后抑郁而终.

在文帝朝郁闷冤枉的功勋旧将不少，而提到他的人却少。

此人就是文帝朝的骠骑将军曹洪。

《三国志》解释曹洪不受重用的原因很令人怀疑，甚至令人感到幼稚：曹洪家中巨富但很吝啬，曹丕早年向他借东西，他拒绝了曹丕，于是曹丕怀恨在心，就报复曹洪，并差点杀死他，后来是太后求情才保住一条命。

这个理由真的很难的令人信服。曹洪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在曹操一朝，地位如此显赫，战功如此卓著的一位将军，又是曹丕的“族叔”（注九），曹丕为何对他如此痛恨？要说他有这样和那样缺点和不足，大可闲置不用，何必要下杀手？

话说建安年间曹植文章著名、才华横溢，无数名士与其为友。曹丕虽然也是文章称于世，但比起来他那个占了“天下八斗才”的弟弟就相形见拙了。但是，曹丕很有办法，他利用自己五官将督邺的身份地位，招揽了一大批文士聚集在自己周围。后来又搞了个政府广告性质的《皇览》，读来令人头风顿愈，拍案叫绝，呕吐不止。

名士招揽来了，但是不是与他曹丕一条心就很难说了，曹植杨修等人的才华实在太过炫目，这些文人对曹丕有能多少感觉呢？

曹丕虽然费尽心思的招揽文士，效果却不见得理想，所以直到建安二十四年，魏讽谋反的时候，曹丕借机发难，一大批的文士和后代遭到残酷迫害。

而曹洪恰恰就是个喜欢附庸风雅的人。他早年曾招募阮瑀做自己的书记（注十）。又曾令陈琳为自己代笔给曹丕写回信（注十一），只不过被曹丕一眼看穿了。（注十二）

那么后来曹洪遭到曹丕迫害与他的附庸风雅有关系么？我认为是有的。

在建安年间，王粲与曹植号称“曹王”。曹丕也曾极力拉拢王粲，王粲死后，他还在王粲墓前学驴叫，但是，我认为王粲与曹丕的关系未必比得上曹植，曹植曾将王粲与自己的密友丁仪并列而立(注十三)。曹丕其实应该是知道王粲的立场的，它的学驴叫不过是作秀，收买人心，因为王粲家的绝后就是曹丕所为（注十四），连曹操都认为对王粲后代斩尽杀绝有点过分了。

何止王粲，魏讽谋反案被杀和被贬的人多为曹丕仇敌和政敌。比如张绣之子张泉，曹丕恨他父亲害死了曹昂；比如曹植一党的杨俊被贬。那么如此看来，王粲断子绝孙应该不是偶然的。

曹洪的女婿荀粲也是个清高的主文人，最后死的时候就那么十几个人去参加葬礼，除了个性之外，与当时的政治立场恐怕不无关系。

曹洪与曹植之间不清不楚的关系曹真或许有所察觉（注十五）。曹洪本人吝啬而没有才能，在立场问题上恰恰又不清不楚，自然难有善果，只是这位仁兄福泽绵绵，他嫂子令他躲过了杀身之祸。

曹植一派的影响直到明帝朝以后都存在。王凌造反拥立的天子就是曹植一派的楚王曹彪（注十六），而王凌本人就曾是曹植一党（注十七）。

实际上，称曹植一派为“党”是有误的，曹子建在夺嫡斗争中的消极导致他周围的人根本没有可能形成有目标的集团。

（注一）《三国志·文帝纪》：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
（注二）《三国志·刘晔传》：备军败退，吴礼敬转废，帝欲兴众伐之，晔以为“彼新得志，上下齐心，而阻带江湖，必难仓卒。”帝不听。
（注三）《三国志·董昭传》：三年，征东大将军曹休临江在洞浦口，自表：“原将锐卒虎步江南，因敌取资，事必克捷；若其无臣，不须为念。”帝恐休便渡江，驿马诏止。时昭侍侧，因曰：“窃见陛下有忧色，独以休济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难，就休有此志，势不独行，当须诸将。臧霸等既富且贵，无复他望，但欲终其天年，保守禄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进，休意自沮。臣恐陛下虽有敕渡之诏，犹必沉吟，未便从命也。”
（注四）《三国志·贾逵》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鄴，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遂奉梓宫还鄴。
（注五）《魏略》：彰至，谓临菑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见袁氏兄弟乎！”
（注六）《三国志·苏则传》：初，则及临菑侯植闻魏氏代汉，皆发服悲哭。
（注七）《魏略》：太祖既爱（孔）桂，五官将及诸侯亦皆亲之。其后桂见太祖久不立太子，而有意於临菑侯，因更亲附临菑侯而简於五官将，将甚衔之。及太祖薨，文帝即王位，未及致其罪。黄初元年，随例转拜驸马都尉。而桂私受西域货赂，许为人事。事发，有诏收问，遂杀之。
（注八）《三国志·任城陈萧王传》载曹植上明帝书：“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
（注九）《太平御览》上平定汉中,族父都护还书与余。
（注十）《三国志·王卫二刘傅传》建安中都护曹洪欲使掌书记。
（注十一）见《文选》记载《为曹洪与魏太子书》。
（注十二）《太平御览》上平定汉中,族父都护还书与余,盛称彼方土地形势,观其词,知陈琳所叙为也。
（注十三）见《曹植文集》记载《赠丁仪王粲诗》。
（注十四）《魏氏春秋》：文帝既诛粲二子，以业嗣粲。
（注十五）《魏略》：文帝收洪，时曹真在左右，请之曰：“今诛洪，洪必以真为谮也。”
（注十六）《魏略》：植及白马王彪还国，欲同路东归，以叙隔阔之思，而监国使者不听。
（注十七）《典略》：修与贾逵、王凌并为主簿，而为植所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