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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壁战后刘备立营油江口的地理因素

2016-8-7 19:37| 发布者: 三国艺苑| 查看: 1973| 评论: 0|原作者: 历山学士

摘要: 关于建安十三年赤壁战后刘备南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又立营油江口,改名公安为治所。那么,公安与南四郡在地理方面的联系如何?刘备选择公安为治所的目的又是什么?根据《后汉纪 献帝纪 卷第三十》的记载, ...
关于建安十三年赤壁战后刘备南取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又立营油江口,改名公安为治所。那么,公安与南四郡在地理方面的联系如何?刘备选择公安为治所的目的又是什么?

根据《后汉纪 献帝纪 卷第三十》的记载,赤壁之战发生在建安十三年十二月。而按照《武帝纪》及《资治通鉴》都将赤壁战后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及取四郡事系于建安十三年。则除去赤壁之战以及攻围江陵的时间,刘备南取四郡的时间最多也就一个多月而已(此年闰十二月)。而武陵、长沙、零陵、桂阳四郡幅员广大,与江陵的距离是都是相当远的。刘备当时的进军,必然需要仰仗水路。当时的水道与现在差别是巨大的,我们需要从荆江河道与洞庭湖的形成及江湖关系的演化角度做出分析。(按,今长江湖北枝城至岳阳城陵矶间江段称为荆江,枝城至藕池口为上荆江,藕池口至城陵矶为下荆江)

一、历史时期荆江—洞庭湖湖的演变

(一)史前地质时期

据龚树毅、陈国金、王道经、黄怀勇、张晓阳、蔡述明、孙顺才等的研究(参《长江中游地区第四纪河湖演变及其对环境的影响》,龚树毅、陈国金,《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1997年22卷2期,简称“龚文”;《洞庭湖现代构造与湖盆演变》,王道经、黄怀勇,《湖南地质》,2000年 01期,简称“王文”),大致在晚更新世晚期第五冰期(即末次冰期)时,“雏形长江”在穿过太湖断隆后,进一步分化为三支较大的主泓:南支在今长江以南,沿南漳—荆门断裂及新厂—石首断裂(王文称为七里湖—贺家山断裂、赤山—藕池口断裂)间的断裂带流入洞庭湖;北支大致经太湖—荆州城北—草市一带进入江汉平原;中支经大埠街—涴市—雷洲一带流入江汉平原,比南北两支弱。据景存义研究(参《洞庭湖的形成与演变》,景存义,《南京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1982年 02期,简称“景文”),当时的洞庭湖区域处于侵蚀、搬运、堆积的过程,晚更新时的碎屑物质逐渐填塞了中更新世末期的积水盆地,水面逐渐缩小。

据龚文及景文全新世早期末,由于处于冰期后的气候温湿期,洞庭拗陷可能再次下沉,第三次积水成湖,形成今洞庭湖的早期阶段。

据张晓阳、蔡述明、孙顺才等对于这一地区的沉积研究(《全新世以来洞庭湖的演变》,张晓阳、蔡述明、孙顺才,《湖泊科学》,1994年 01期,简称“张文”),这一时期自今沅江口至东洞庭湖存在一片近东北方向展布、宽17—33公里的长条状蓝绿色粘土带,多含有数量不等的贝壳,厚1—3厘米,安乡县北部也有小片分布区。说明此时发育了一个浩瀚的浅水湖泊。西洞庭湖区分布若干粉砂质淤泥和淤泥质粉砂沉积区。周围是灰绿或灰褐色的粉砂质粘土和粘土质粉砂,属河流泛滥相与湖滨相沉积物。浅水湖周围的河间相分布有大溪文化遗址。到全新世晚期,粘土范围明显缩小,只呈现为零星分割分布,西洞庭区粉砂质淤泥和淤泥质粉砂沉积区扩展到汉寿以北、安乡西南,呈连片分布,安乡、南县周围为零星分布。周围的粉砂质粘土和粘土质粉砂的分布较全新世早中期大为扩展。表明此时湘、资、沅、澧四水复合三角洲已经占据洞庭湖盆的广大地区。这一时期的龙山文化在湖区四周及腹心均较繁荣,证明水面缩小,人类生活范围有所扩展。

杜耘通过对洞庭湖盆地新石器文化遗址的分析,也得出了与张文相似的结论。他认为,7200~7900 a B.P.的皂市下层文化分布表明,此时洞庭湖范围不大,基本上位于现在湖区的范围内,呈现出大水时湖面扩展,水退时河湖交错的自然景观。6000 a B.P.左右的大溪文化遗址分布表明,此时人类活动已经深入到洞庭盆地中心地带。4500~5300 a B.P.的屈家岭文化时期,人类推出湖区,主要集中在湖区西部的丘陵和高台地上活动。表明气候转暖,湖区水面再次扩张。4000 a B.P.左右的龙山文化时期,人类活动遍布洞庭盆地的大部分地区,表明湖区水面迅速萎缩,三角洲迅速发展,分流间洼地广布,河湖交错平原成为当时主要景观。(《洞庭湖新石器文化遗址与古环境》,杜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年04期)

(二)先秦时期

前引张文指出,商周秦汉时期,从东到西分布有数个东北方向或近于东北方向的粘土沉积区,分布面积有所扩展,但仍较全新世中早期规模小得多。西洞庭湖区、安乡北部和东洞庭湖西侧分布有粉砂质淤泥和淤泥质粉砂沉积区。周围及相间地区仍为粉砂质粘土和粘土质粉砂,但其分布面积较全新世晚期已经减小。据此,此区域呈现出泛滥平原地貌,河流沉积物为颗粒较粗粘土质砂,而河间洼地则发育为浅水湖或沼泽,沉积物表现为颗粒更小的粘土或砂质淤泥。再根据商周至秦汉时期文化遗址的分布,可以大致推断当时湘、资、沅、澧四水的位置。但是张文附图中推断的商周秦汉时期澧水位置可能是不确切的,原因是忽略了前引龚文中提到的“雏形长江”南支的存在。前述龚文认为“雏形长江”的三支格局到6000a.B.P.左右结束,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因为至少到历史时期的战国至刘宋年间,南支水道仍然要较中支强盛,更适于行船。

有记载可考的战国先秦时期,“雏形长江”南支当较其北支和中支更为强盛,而中支尤其更弱,当时人们所称的江当是指的经过洞庭湖的南支。我们可以找到以下证据。

第一, “鄂君启节”舟节铭文表明,战国时期时湘、资、沅、澧四水流入长江,则此时长江只可能位于华容隆起以南。

1957年安徽寿县出土的楚怀王六年所制“鄂君启节”舟节铭文记载有“上江,内湘,……..内资、沅、澧、油。上江,庚木关,庚郢”的舟行路线。这个路线清晰的表明,从江水自南向北可以分别进入湘、资、沅、澧以及油水,然后继续沿江上行,可以到达郢都。如果此时江水主泓在华容隆起以北,受其阻隔,湘、资、沅、澧四水是不可能分别汇入江水的。也就是说此时江水所指是在华容隆起以南的主泓水道。(可参《鄂君启节铭文释地》、《再论鄂君启节地理问题——答黄盛璋同志》,谭其骧,《长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鄂君启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理问题》,黄盛璋,《楚史研究专辑》,湖北省楚史研究会 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合编,1983;《鄂君启节新探》,罗长铭,《罗长铭集》,黄山书社,1994;《鄂君启节考释(八篇)》,朱德熙、李家浩,《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中国古史研究中心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当时的洞庭湖面积是不大的。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山海经 中山经》(据蒙文通研究,《山海经》有十三篇成书于战国时期,而另外五篇是刘秀校书时所增,尤其是《海内东经》所附水道。参《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中华文史论丛,1962,(1))说“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沅澧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山海經》于此不言有湖,之说是“江渊”。《说文解字》:“渊,回水也。从水,象形,左右岸也,中象水貌。渊,或省水。”也就是说,“渊”为河流中的回水,写的时候经常省去“氵”旁,引申为潭水。而《庄子》则直接记载为“洞庭之野”,《天运》篇有“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至乐》篇有“咸池九韶之乐,张之洞庭之野”。

第二,《楚辞 九章 哀郢》中说“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发郢都而去闾兮,怊荒忽其焉极?……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远。”开篇指出,从郢都向东逃亡,可以顺江水和夏水,屈原所走的是江水。

对于“过夏首而西浮兮,顾龙门而不见”一句因理解不同,至今争论不决(参《鄂君启舟节与屈原〈哀郢〉研究》,陈蔚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 S1期及《〈哀郢〉“夏首”、“西浮”考辩》,陈虹,《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 04期)。“夏首”即夏水出江之口,据《水经》,“夏水出江津,于江陵县东南。”《水经注 卷三十二 夏水注》说:“江津豫章口东有中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屈原所谓过夏首而西浮,顾龙门而不见也。龙门,即郢城之东门也。”将夏首当作今武汉附近夏水(今汉江,夏水入汉江后至入江一段也称夏水)入江的夏口,自然是不对的。《水经 江水注》说:“江水又东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冈,盖因冈而得名矣。江水左迤为中夏水,右则中郎浦出焉。江浦右迤,南派屈西,极水曲之势,世谓之江曲者也。”战国时期,郢都以南的上荆江河曲可能还没有发育到北魏“南派屈西,极水曲之势”的弯曲程度,但在《江水注》记载豫章冈以下即为平原,根据林承坤、陈钦峦的研究(《荆江河曲的成因与演变》,林承坤、陈钦峦,《南京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65年 01期)适合发展不受限制的S形扩展弯道,因此河曲必然已经有所发展。清林云铭在《楚辞灯》中说:“西浮,舟行之曲处路有西向者。”清蒋骥在《山带阁注楚辞》中也说:“夏首,夏水发源于江之处。西浮,舟行之曲处,路有西向者……夏首去郢都绝近,然郢城已不可见,故其心伤怀而不已也。”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是最符合地理实际的。

对于“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则更是其解纷出、莫衷一是。“上”“下”的本意,就是指的高低。《说文解字》:“上,高也。下,底也。”《诗•陈风•宛丘》有“宛丘之上兮”,《易•需》有“云上于天干”。《荀子•劝学》有“上食埃土,下饮黄泉”。《诗•召南•殷其靁》有“在南山之下”,《周礼•典同》有“下声肆”,注曰:“谓钟形下大。”《礼记•曲礼》说:“君臣上下。”引申为动词,“上”即为由下到上,由低到高;“下”即为由上到下,由高到低。也就是说上、下都是就地势而言的。此句说“下浮”,含义是明确的,就是由上而下,由高到低,顺流而下之意。“运舟”,王逸注:“运,回也。”有人又进一步引申为掉转船头。既然是顺流而下,就不会掉转船头。“运”解为“转”尚可,解为“回”就不确切了。前已提及,过“夏首”后,即进入上荆江河曲,所谓“运舟”就是言河曲调整船行进的方向而已。“洞庭”一词见于《楚辞》的还有《九歌 湘夫人》篇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说明当时的洞庭已是湖陂,但面积不会很大。因为前述“鄂君启节”已经提到,当时湘、资、沅、澧、油五水还是分别入江的,洞庭此时尚不是诸水汇集之湖。而五水入江的走向说明,当时的洞庭水也因地势关系是注入江水的。所以从江水到洞庭是由低到高,是为“上”;而由洞庭再入江,自然是由高到低,是为“下”,去前述“下浮”之“下”同义。《哀郢》的这句话正说明了当时的长江水道是通过洞庭湖的,故而先上而后下,即先入而后出之意。以往的解释,多出于附会,往往顾“上”而不能及“下”或“上”、“下”各自为解,均不得要领。(参《鄂君启舟节与屈原〈哀郢〉研究》,陈蔚松,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2年 S1期《〈哀郢〉释疑并探屈原的一段行踪》,赵逵夫,《荆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 04期;《屈赋〈九章 哀郢〉地理考》,袁潮、宋顺,《唐都学刊》,1992年 02期)

第三,从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址看,楚文化具有从湖南西北澧水下游一带向东南资水、湘水下游逐渐发展的趋势。

根据钟炜的研究(参《战国秦朝洞庭平原中心城邑的产生及演变》,钟炜,《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 02期),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到夏商时期,洞庭湖平原外来移民聚居的核心地区是澧水下游,尤其是澧县地区。大约两周之际楚文化的势力最先由西路到达湘西北地区,湘西北地区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楚城遗址尤其多。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势力不断通过湘西北向沅湘其他地区推进。李海勇通过对湖南早期楚文化遗址的考察分析也认为春秋早期楚文化的渗透和影响仅局限于长江南岸的澧水流域地区(《湖南早期楚文化的历史地理分析》,李海勇,《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1年 02期)。

这些研究说明,春秋战国时期利用江水自上而下的交通是不需要经过洞庭而可以先到达澧水流域的。即江水是先汇合澧水再经过洞庭。

(三)两汉时代

两汉时代,湘、资、沅、澧以及油水分别汇入华容隆起南的江水之格局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通过以下记载可以说明。

第一,《汉书 地理志》记载:“湘水……北至酃入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资水……东北至益阳入沅,过郡二,行千八百里。

沅水……东南至益阳入江,过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

澧水,……东至下隽入沅,过郡二,行一千二百里。

繇水南至华容入江,过郡二,行五百里。


第二,《说文解字》记载“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

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入江。

油,水。出武陵孱陵西,東南入江。

第三,《山海经 海内东经》记载:“湘水……合洞庭下,一曰东西南泽。

沅水……入下隽西,合洞庭中。

前已述及,为东汉刘秀校书所增,所涉地名也多为汉代设置。《汉书》作者班固生活在公元32年至公元92年。《说文解字》作者许慎大约生活在公元58年至公元147年。《汉志》与《说文》对比可知,沅水当为东北入江。而湘水若至“酃”不可能入江,更不可能行二千五百三十里,“酃”当做“下隽”,当是因直书形似而至讹误。诸种记载中,《汉志》与《说文》只说四水分别入江,不言入湖。《海内东经》说合于洞庭,但称其为东南西泽,也不言湖。《释名 释地》说:“下而有水曰泽。”《风俗通 山泽》说:“水草交厝,名之为泽。”可见,当时的洞庭是类似于泛滥平原的景象,尚还不能称为湖。据《海内东经》,洞庭既然又被称为东南西泽,那么当时的水面可能分成三片比较独立的区域,故湖面形状并不规则,而是近似于零星分布。东、南、西泽当即洞庭、青草、赤沙三湖的前身。

第三,东汉高诱注《吕氏春秋》,在“洞庭之鲋”一句下说:“洞庭,江水所经之泽名。”一方面说明当时的江水主泓是通过洞庭的;另一方面说明,洞庭当时还是以泽为主的泛滥平原景观。

(四)魏晋时期

魏晋时期,江湖关系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但是江水主泓依然是在华容隆起南。

第一,《水经》今所认为是汉末三国时成书,其对水道的记载有:

湘水……又北过下隽县西,……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

资水……又东北过益阳县北,又东与沅水合于湖中,东北入于江也。

沅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

澧水……又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东入于江。

油水出武陵孱陵县西界,又东北入于江。

(江水)又东南,油水从西南来注之。又东至长沙下隽县北,澧水、沅水、资水合东流注之。湘水从南来注之。

可见,资、沅、澧水所汇成的湖应该比较靠南且面积不会很大,且合为湖后,又以河道形式汇入江水。三国时期的油水不再如《汉志》、《说文》所载东南至华容入江,而是“东北入于江”,这是江湖关系转变的重要表现,说明油水下游的地势地貌发生变化。

据童潜明的研究,长江中游地区地质构造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指全长江流域,其构造格局是中游的洞庭—汉江地区是构造沉降带,为湖泊河网化平原,其东部、西部都是构造隆升带。隆升强度西部大于东部,故西部为中高山系,东部为低山丘陵为主。全长江流域处于西高、中低、东次高的构造地貌背景中。第二层次指由江汉盆地、华容隆起和洞庭盆地构成的洞庭—江汉“中低”地区的次一级构造。此区域构造运动是以华容隆起为支点,南北两个盆地呈“翘翘板”式运动模式。一个上升,另一个就下降,反之亦然。其表现形式就是在各个时期,一个沉降扩大,另一个就上升萎缩。第三个层次是指在江汉平原及洞庭盆地内部,也有不均衡的构造运动。(参《长江中游地区地质构造及其对洪灾治理的影响》, 童潜明,《湖南地质》,2000年19卷1期,简称“童文”)前述龚文认为,洞庭盆地在2000a B.P.相对上升到达顶点。 此后,洞庭湖盆虽处于相对于江汉盆地的下降阶段,但洞庭盆地内部的构造运动呈现自西北向东南的掀斜运动模式,从而使盆地西北缘的原油水下游地区的构造隆升加强。前述王文也认为,洞庭湖地区现代地壳运动态势,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随着周缘地穹隆起的持续上升,湖盆边界向湖区迁移,控制湖盆的边界构造由北东向断裂转变为北北东向断裂。其中湖盆西缘的七里湖—贺家山的北北东向断裂表现为东盘向北错动下降,西盘向南错动上升的左旋平移正断层的变形样式。东盘还伴有第四纪右型雁列状新隆起。这些构造运动叠加的结果,使原来油水下游地区在绝对海拔高度上开始表现为南高北低。加之江水上游开发的加剧,江水含沙量增加造成的淤积,油水遂由两汉时“行五百里”“东南至华容入江”变成三国时期“东北入于江”,且流程大大缩短。另外,此构造运动也使江水的南支主泓逐渐东移,河曲曲率进一步加大。其北段(即上荆江的前身)逐渐东移与中支主泓逼近,其中段向东移动逐渐逼近华容隆起,主泓流量在华容隆起及其北趋向于减弱。

王文还指出,下澧水洪道断裂、津市—团山断裂、黄沙街断裂及建新—新河口断裂所构成的梯形中部构造带是表现出明显的向南掀斜的构造特征。此运动结果是使江水南支的东西流向部分与澧水水道逐渐南移。前面提到江汉盆地此时正处于相对洞庭盆地的上升运动,江北的云梦泽开始走向消亡。而盆地内部也呈现出自北向南的掀斜运动模式,江水中支(与夏水、涌水及其支流呈漫流状态)逐渐南移,向华容隆起逼近,逐渐成为下荆江的前身。而江水中支支流有的向南切穿华容隆起,与江水南支在隆起以南形成浅水湖,即西泽。而津市—团山断裂是湖盆内河流冲刷和沉积作用的大致界限。



第二,东晋郭璞《山海经》卷五注说:

长沙巴陵县西有洞庭陂,潜伏通江。

江、湘、沅水皆共会巴陵头,故号为三江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焉。

《说文解字》:“陂,阪也。一曰沱也。”又说:“阪,坡者曰阪。一曰泽障。一曰山脅也。” 又说:“湖,大陂也。”可见,“陂”应该是近似于“泽”的小水面。郭璞《山海经》注的“洞庭陂”面积不大,更不是三江共会的大湖。

值得注意的是,沅水、湘水汇入江水的水口仍然比较相近,而澧水则不再如《水经》记载的与资水、沅水汇入湖中,而是在更西七八十里处汇入江水。这是前述洞庭盆地自西北向东南的掀斜运动进一步发展造成的。因华容隆起西缘(今华容县北小耳山—石佛山一线)与当时巴陵(今岳阳)直线距离在60公里左右,合144汉里(里制换算参杨生民《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 01期)。澧水在巴陵西七八十里处汇入江水(合33公里),说明江水主泓仍位于华容隆起南,其水口大致当在今华容县禹山-凤山-明山(东北向华容隆起余脉)东南的沅江市北洲子镇西南一线,今为湖水淹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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