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 作为一部作品思想内涵的核心,《三国演义》的主题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而由于其内涵极其丰富,人们对主题的概括又往往呈现出多义性。 “文革”以前,学术界对《三国》的主题的见解,可以归纳为四种主要观点:第一,“正统”说;第二,“‘拥刘反曹’反映人民愿望”说;第三,“忠义”说;第四,“反映三国兴亡”说(详见沈伯俊:《建国以来〈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四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12月出版)。 “文革”结束以后,《三国》研究逐渐开始复苏。1979年,杨毓龙发表《谈〈三国演义〉的主题思想》一文(载《江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四期),提出“歌颂理想英雄”说(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页,巴蜀书社1989年6月第一版)。 到了八十年代,随着《三国演义》研究日趋活跃,主题问题成为争论最为热烈的问题之一。有关主题的讨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⒈关于《三国》主题的多种概括 自1980年起,学者们对《三国》的主题从不同角度进行探讨,先后提出了十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⑴“赞美智慧”说。(朱世滋:《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丹东师专学报》1980年第二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3—694页) ⑵“天下归一”说。(王志武:《试论〈三国演义〉的主要思想意义》,载《西北大学学报》1980年第三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与“天下归一”说相近的是“分合”说。阐述此说者主要有李厚基、林骅的《三国演义简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月第一版),胡邦炜的《从“合久必分”到“分久必合”》(载《三国演义研究集》)等。
⑶“讴歌封建贤才”说。(赵庆元:《封建贤才的热情颂歌》,载《安徽师大学报》1981年第三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4页) ⑷“悲剧”说。(黄钧:《我们民族的雄伟的历史悲剧》,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四期,并收入《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⑸“总结争夺政权经验”说。(鲁德才:《论〈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对人物刻画的意义》,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四期;孙一珍:《试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主题》,载《文学遗产》1985年第一期。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57页) ⑹“追慕圣君贤相鱼水相谐”说。(曹学伟:《试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5页) ⑺“宣扬用兵之道”说。(任昭坤:《〈三国演义〉的主题应从军事角度认识》,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⑻“人才学教科书”说。(于朝贵:《一部形象生动的人才学教科书》,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6页) ⑼“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说。(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载《天府新论》1985年第六期;并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⑽“总结历史经验”说。(胡世厚:《论〈三国演义〉的主题》,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7页) ⑾“乱世英雄颂歌”说。(齐裕焜:《乱世英雄的颂歌》,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参见《三国演义辞典》第698页) ⒉关于主题研究的必要性与合理性。由于对主题的概括一时众说纷纭,有学者对此表示了怀疑和否定,认为主题根本就不存在,对主题的研究毫无意义。对这类观点,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驳,肯定了主题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详见沈伯俊:《向往国家统一,歌颂“忠义”英雄——论〈三国演义〉的主题》,出处同上;《〈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一版) ⒊关于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为了正确认识主题研究中诸说并存的现象,推进主题研究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建立合理的主题观念,寻求恰当的研究方法。沈伯俊认为:“主题乃是作者通过作品内容所表达的看法和主张。因此,我们对主题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阶级、不同经历、不同性格的读者心中所唤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径庭的。人们可以阐发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却不应该把这些感受都称为‘主题’。”(参见沈伯俊同上二文)欧阳健则认为:“主题这个概念也应该看作是一个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诉人们什么,也可以指作品实际上提供了什么,还可以指读者从中领悟到了什么,以及这三者的统一。”“主题探究的模糊性就相应地造成了主题研究成果的相对性。”“从这个意义说,对于《三国演义》主题的说法的五花八门,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完结。”(《有关〈三国演义〉研究的两个问题的思考》,载《明清小说研究》第2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出版)杨凌芬认为主题概念“有两个分支:创作理论中的主题和鉴赏理论中的主题。”因此,她主张“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所谓“鉴赏论中的主题”,“就是研究者通过作品的形象体系和故事情节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建立鉴赏论中的主题概念》,载《明清小说研究》第五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6月出版)这些观点,对研究者均有一定参考价值。 进入九十年代,对《三国演义》思想内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对主题问题的探讨却不够活跃,专题论文较少。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对主题的观念和研究主题的方法还有分歧;其二,八十年代已经提出多种观点,要想超越它们,提出新的有说服力的观点,并非易事。 尽管如此,仍有一些学者发表了自己对《三国》主题的见解。例如潘承玉的《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载《晋阳学刊》1994年第一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环:〈三国演义〉的思想核心》(载《攀枝花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不过,由于他们对以往的《三国》研究,特别是主题研究的了解不够全面,其见解也有片面之处。看来,要想在主题研究上取得新的较大的进展,尚需作出进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 二十年来,对这一问题讨论热烈,成果甚丰。主要表现在: ⒈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学者们提出了五种观点: ⑴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基本上是现实主义的。这是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相当一部分学者的看法。 ⑵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义的。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刘知渐的《〈三国演义〉新论》(载其所著《〈三国演义〉新论》一书,重庆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 ⑶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⑷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是古典主义的。这种观点出现于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黄钧的《〈三国演义〉和中国的古典主义》(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巴蜀书社),张锦池的《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原则和人物描写》(载《明清小说研究》1993年第一期)等。 ⑸认为《演义》的创作方法既不属于今天所说的现实主义,也不属于今天所说的浪漫主义,而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情调、传奇色彩的结合。代表性论述有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 ⒉关于《三国演义》的虚实关系。这与上一问题密切相关,一直是讨论的热点之一。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何满子的《历史小说在事实与虚构之间的摆动》(载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报》;收入其所著《汲古说林》一书,重庆出版社1987年11月第一版),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基本符合史实”吗?》(载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报》),曲沐的《〈三国演义〉“虚”“实”之我见》(载1984年5月15日《光明日报》),刘绍智的《〈三国演义〉的反历史主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宁希元的《从宋元讲史说到〈三国演义〉中的虚实关系》(载《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熊笃的《〈三国演义〉并非“七实三虚”》(载《三国演义学刊》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8月出版)。 九十年代较好的论文有钟扬的《“七实三虚”,还是“三实七虚”》(载《安庆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1年第三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成书过程意象整合的虚实关系》(载《海南大学学报》1992年第二期)。 ⒊关于《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和成就 ⑴《三国演义》的总体艺术风格。八十年代有代表性的论文,可见丘振声的《〈三国演义〉的阳刚美》(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吴志达的《刚柔兼济之美——〈三国演义〉中所体现的最高美学境界》(载《〈三国演义〉与荆州》一书)、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一节等。 ⑵《三国演义》的情节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鲁德才的《〈三国演义〉的情节提炼》(载《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吴小林的《《试论〈三国演义〉的艺术特色》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傅隆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叙事艺术浅探》(载《〈三国演义〉与中国文化》论文集)、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二节等。 ⑶《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陈辽的《论“全景军事文学”〈三国演义〉》(载《三国演义研究集》)、冒炘、叶胥的《〈三国演义〉的战争描写》(《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二期,亦见其所著《三国演义创作论》第二章第八节)、郑云波的《论〈三国演义〉中的战争个性及其美学意义》(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常林炎的《向〈三国演义〉借鉴写战争的艺术经验》(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二辑)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六章(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2年7月第一版)、沈伯俊的《罗贯中和〈三国演义〉》第六部分第三节等。 ⑷《三国演义》的性格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剑锋(霍雨佳)的《塑造典型美的辩证法》(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四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杜景华的《论〈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强化的特点》(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一辑)、宋常立的《〈三国演义〉人物心理表现特征及其构成原因》(载《三国演义学刊》第二辑)、艾斐的《论〈三国演义〉在典型塑造上的开拓与局限》(载《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三期)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黄钧的《论〈三国演义〉的人物塑造》(载《文学遗产》1991年第一期)、关四平的《论〈三国演义〉的“多层展现”人物性格表现法》(载《求是学刊》1991年第四期)、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五章等。 ⑸《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论文有冒炘、叶胥的《〈三国演义〉的结构艺术》(载《柳泉》1982年第三期)、吴小林的《试论〈三国志演义〉的艺术特色》、夏炜的《略论〈三国演义〉的整体结构特色》(载《中州学刊》1984年第四期,亦收入《三国演义论文集》)等。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论述有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郑铁生的《三国演义艺术欣赏》第四章等。 (六)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 二十年来,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和突破。主要有: ⒈关于毛氏父子的生平。黄霖的《有关毛本〈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三国演义研究集》)、陈翔华的《诸葛亮形象史研究》(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年12月第一版),分别考察了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生平。特别是陈翔华,考证出毛宗岗生年当在崇祯五年(1632),卒年当在康熙四十八年(1709)春后或次年(1710)之后。 ⒉关于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八十年代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认为改得成功。如剑锋(霍雨佳)的《评毛纶、毛宗岗修订的〈三国演义〉》(载《海南师专学报》1981年第二期);(2)认为改得不好。如傅隆基的《毛本〈三国演义〉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比较研究》(载《华中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一期)、宁希元的《毛本〈三国演义〉指谬》(载《社会科学研究》1983年第四期)。(3)认为功过相兼,得失参半。如刘敬圻的《〈三国演义〉嘉靖本和毛本校读札记》(载《求是学刊》1981年第1—2期)、陈周昌的《毛宗岗评改〈三国演义〉的得失》(载《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四期,亦收入《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九十年代,学术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毛氏父子评改《三国演义》,成绩是主要的,但也存在缺陷和不足。代表性的论文是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载《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三期;亦见沈伯俊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前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霍雨佳在其专著《〈三国演义〉美学价值》中,则进一步对毛评作了全面的肯定。 ⒊关于毛宗岗的小说理论。 ⑴毛宗岗小说理论的特点和成就。八十年代的主要观点,可参见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六月第一版)、《三国演义学刊》第二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⑵毛宗岗在中国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八十年代这方面成果甚多,可参看拙作《近五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三国演义〉研究综述》(载《明清小说研究年鉴》),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5年6月第一版)、《三国演义学刊》第二辑。九十年代的研究,仍可参见沈伯俊的《论毛本〈三国演义〉》一文和霍雨佳的《〈三国演义〉美学价值》。 除了上述几个问题,还有一些问题,如署名罗贯中的另外几部作品(《三遂平妖传》、《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的真伪、《三国》人物是否“类型化典型”等,也有值得重视的争论。限于篇幅,姑且从略。
总的说来,新时期有关《三国演义》的论争,涉及到《三国》研究的各个方面,并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不过,各个问题论争的深度不一,取得共识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如何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里开创研究的新局面,可参看拙作《面向新世纪的〈三国演义〉研究》(载《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四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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