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地理学著作的特点是撰述各地州、郡以及山、川的“地记”大量出现。地记的内容包括各地的历史和地理情况。如谯周的《三巴记》，顾启期的《娄地问》，庚仲雍的《湘州记》等。关于记山的著作，有释慧道的《庐山记》和葛洪的《幕阜山记》等。
专访水道的有时人的《水经》和郦道元的水经注。此外还出现了几部全国性的杂志。如《畿服经》170卷，《地理书》149卷和《地记》252卷等。篇幅浩大，内容丰富。但可惜这些著作几已散失殆尽，所存无几。
三国时期，出于军事政治需要，魏、蜀、吴三国都在想方设法绘制更准确、更方便的军用地图。据《拾遗记》记载，孙权在军旅之隙，常常想要找到一个善画的高手，画出一幅好的地图来，丞相赵达便将自己的妹妹推荐给他并成为其夫人。这位赵夫人对孙权说：“丹青之色，甚易曷，欠灭，不可久宝；妾能刺绣，作列国方帛之上，写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阵之形。”这幅刺绣地图完工之后，时人称赵夫人的技艺为“针绝”。
《三国志·魏书·孙礼传》提到一种可判断郡界纠纷的疆域地图。冀州牧孙礼上任时，太傅司马宣王谓礼曰：“今清河、平原争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决之。”礼曰：“若欲史必也无讼，当以列祖初封平原时图决之。”“今图藏在天府，便可于坐上断也，岂待到州乎？”
公元三世纪，西晋京相璠(生卒年代不详)和裴秀(公元223-271年)著《禹贡九州地域图记》十八篇并绘制：“一寸为百里。”的全国地图《方丈图》。裴秀总结了我国古代的制图经验，提出绘制地图的原则：“制图六体”，其中包括比例、距离、方位等制图的科学原则，对地图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公元399-412年，东晋法显(姓龚，名字不详，法显是法号，约公元337-422年)曾到印度、斯里兰卡等许多地方，归国后于公元416年写成《佛国记》，这是研究中亚和印度等的古代地理的重要文献。
南朝刘宋时，谢庄(生卒年代不详)制成了可以表示地形的木图，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立体地图。
裴秀和他的“制图六体”
西晋时，中国出现了一位著名的地理学家、制图理论家裴秀(公元223-271)李约瑟称他为“中国科学制图学之父”，与欧洲古希腊著名地图学家托勒密(Ptolemaeus Claudius，约公元90-168)齐名，是世界古代地图学史上东西辉映的两颗灿烂明星。
裴秀(223-271年)字季彦，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县)人。自幼好学，知识渊博。出身官僚世家，官至司空。接触到不少的地理和地图资料。由于才华出众，所以青少年时代就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赞赏。
春秋战国时期地图已广泛用于战争和国家管理，秦汉以后损失严重。出于政治和军事需要，裴秀立意制作新图。他领导和组织编制成《禹贡地域图》18篇，这是中国和全世界见于文字记载的最早历史地图集。为了便于应用，他还将一幅篇幅过大(用娟八十匹绘制)的《天下大图》缩制成以寸为百里(比例尺1：1 800 000)的《地形方丈图》，图上载有名山都邑，为军政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裴秀在地图学上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明确建立了中国古代地图的绘制理论。他总结我国古代地图绘制的经验，在《禹贡地域图》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制图理论——“制图六体”。
所谓“制图六体”就是绘制地图时必须遵守的六项原则，即：即分率(比例尺)、准望(方位)、道里(距离)、高下(地势起伏)、方邪(倾斜角度)、迂直(河流、道路的曲直)，前三条讲的是比例尺、方位和路程距离，是最主要的普遍的绘图原则；后三条是因地形起伏变化而须考虑的问题。这六项原则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它把制图学中的主要问题都接触到了。
这是他对中国地图学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中国古代唯一的系统制图理论。直至今天地图绘制考虑的主要问题除经纬线和投影外，裴秀几乎都扼要地提到了。
裴秀提出的这些制图原则，是绘制平面地图的基本科学理论，为编制地图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它一直影响着清代以前中国传统的制图学，在中国地图学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世界地图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